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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大年同志接触较早，但通常是在会议的场合。1996年9月，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市教育工委、北京市教委和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中国近代(1840—1949)重大历史是非问题系列讲座”，有幸请到大年同志作一次学术报告，我为他主持了这次报告会。作为晚辈，有此机会，实为荣幸。他讲的题目是《方法论问题》，一口气讲了两个多钟头。已是年逾八旬高龄的老人，仍然是那样认真，那样执著，很令人感动。讲稿全文刊载于《近代史研究》，《人民日报》、《求是》杂志分别发表了其中主要部分。这次报告和文稿的发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