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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城市，凋敝衰败成为当下绝大多数乡村的真实状况。在此背景下，各地都在积极寻找村庄止衰活化的方法，乡村振兴亦成为国家战略。
如何让村庄体面地活下去？目前并无成熟经验，且尝试者失败经验居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刘守英近年来一直调研全国各地村庄，挑选出近20个例案，希望从底层经验中找到未来中国村庄发展的规律，为基层乡村振兴提供镜鉴。
纵观所有村庄活化经验，最根本一点，在当前乡村结构巨变的时代，村庄活化的核心是能否将多种生产要素汇聚到乡村，设计好合适的合作分配制度，激发村庄内生动力。同时，村庄发展须与城市交融发展，以产业来创造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村庄的活化。
衰败是全国村庄的趋势，为什么有些村庄能获得生机，并成为城里人向往之地？
浙江义乌何斯路村的衰败与复兴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答案——作为能人的村书记何允辉的角色功不可没。
何斯路村地处义乌山区，距离义乌市区还有20公里，地理区位较为偏僻，在2008年之前，何斯路还是一个凋敝而贫穷的村庄，村里都是破旧的老屋，年轻人大量外出，村庄看不到希望。
但十年过后，如今的何斯路已经成为“浙江最美乡村”，每年吸引20万人前往观光旅游，增加集体经济收入400多万元，2018年人均纯收入4.35万元。
当地村民坦言，何斯路从衰转兴的关键是有了村书记何允辉。他是这个村十年活化的灵魂人物，他曾经和何斯路其他年轻人一样，离村谋生，在浙江多个城市打拼，并拥有自己的物流企业。但在外打拼时，何允辉始终觉得自己就如“没有根的浮萍在城市游离”，萌生回村念头。
2008年，何斯路村两委换届，何允辉参与竞选，竞争上村主任职位。之后，何允辉决定摒充传统的治村方式，要赚城里人的钱。何允辉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开始是组织村民大规模种植薰衣草，制造看点，后来逐渐通过打造薰衣花园、家酿黄酒节、乡村酒店、文化街、非遗展示区等，根据城里人需求和村庄特色，建造一套完整的乡村旅游项目。
在村庄投资、运营、管理、财富分配过程中，何允辉曾经的企业家身份让何斯路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打造村庄旅游产品，包括前期投资、运营中的成本控制、扩大再融资、开发新项目等等环节，何斯路更类似一家企业。同时，村书记的身份，也让何允辉能动员、组织村民参与村庄治理，令旅游项目保持传统村庄特色，村民还能够参与财富分配。
与何斯路村相似，江苏溧阳市戴南村的仲春明，他将昔日一穷二白的戴南村发展成为今天闻名于外的美岕温泉度假村，每年营业额高达5000万元，周围村民亦收入可观。
仲春明是溧阳市别桥镇后周村人，1993年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后被分配到浦东开发区外高桥保税区工作，先后被派遣到香港、美国负责公司管理业务。2003年仲春明离开了国企高管职位，开始在上海创业，但始终忘不了溧阳南山的他，2008年回到溧阳，流转百亩山地，投资上亿元做观光农业、温泉度假村。
仲春明告诉《财经》记者，过去的戴南村是传统的农业村，没有产业，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外出打工。但自从度假村做起来后，村民每年增收10多万元，一方面是村民与集体的土地流转租金，另一方面是因为村民被度假村雇佣后获得工资性收入，同时因为村民将自家农产品出售给游客获得经营性收入。
仲春明與何允辉都是村庄重焕生机中的能人，二人熟悉企业的投资与管理，对市场敏锐，在各自乡村的基础上创造满足城里人需求的产品，以产业为核心，带动各自村庄的繁荣与发展。
但仲春明与何允辉不同，何允辉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何斯路人，仲春明虽是溧阳人，但对于戴南村来说，仲春明仍然属于外来者，仲春明及其企业，可以称之为外来资本。
这类外来者作为村庄活化的能人价值，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两面井乡玉狗梁村最为突出，在村委书记卢文震运营下，昔日的贫困村玉狗梁村已经成为“中国瑜伽第一村”。
玉狗梁是北方典型的贫困村，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年轻人去了大都市，剩下年迈的老人留守，依靠微薄的农产品收入谋生。在2016年国家扶贫工作开展之时，河北省选派了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卢文震任玉狗梁村精准扶贫工作组第一书记，在谋求扶贫方略时，卢文震无意中发现了村民擅长“盘腿”，便突发奇想组织村民练习瑜伽，结合自己的研究，卢文震开发了一套适合村民的瑜伽。
通过这套瑜伽，当地村民获得了健康身体，还引来国内外媒体关注。村子名气传开了，获得了人气，村民便开始开发了藜麦等农产品，通过电商出售，增加了收入。
总结近20个村庄的经验，产业成为乡村活化的基石。
在传统经验中，农民只能种粮食和经济作物，通过将农产品出售给城市企业获得收入，但有农民告诉《财经》记者，一亩地种水稻，最大产量1000斤，按照1.8元/斤计算，一亩地收成约1800元，除掉化肥、农药、种子、人工成本，种田投入与支出相当。
北京延庆区的一家山楂小院民宿内景。图/视觉中国
“种粮不赚钱”，如果仅依靠这种传统的农业产业，村庄活化几无可能。但依靠种植农产品活化村庄的案例却不少，广东蕉岭县广育村通过种植多种市场需求的粮食、经济作物而实现农民增收。
广育村位于广东省东北部边缘，距离福建省5公里，距蕉岭县城24公里，是粤东典型的贫困山区，林地面积27669亩，而耕地面积仅1724亩。
广育村村委书记黄忠铎告诉《财经》记者，广育村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分散生产的特点，组织农民成立多种合作社，如产业合作社、土地合作社、资金合作社、劳务合作社，解决当地发展中遇到的人、财、地问题。 黄忠铎介绍，村级土地合作社是为了解决承包地分散化、碎片化和低效使用问题，农民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入股，村级土地合作社以合适的价格集约土地，并将集约后土地以竞价方式，实现每100亩土地由4户-5户家庭以合适的价格竞价承租，集中发展烤烟、水稻、黑木耳种植等特色产业，每户经营规模为20亩-25亩。而对于土地租金增值部分，合作社进行二次分配，50%用于返还给土地出租农户，50%归为集体，用于关爱老人、公益事业等。
广育村还成立了黑木耳专业合作社，与蕉岭县南山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协议合作，为种植农户提供购买菌包、技术指导、保价收购干湿产品的服务，减少农民种植风险。
农民通过这类产业合作，实际上解决了传统种植模式风险大、竞争力弱问题，为农民提供内有技术、外有销路的生产链。
广育村组织农民合作化经营农产品，抵抗市场风险、延长黑木耳等产品产业链，2018年，广育村集体经济收入35.2万元，人均收入水平约9600元，村庄活化效果明显，现已成为广东省宜居示范村、广东省卫生村、梅州市生态村。
广育村之所以能够在黑木耳产业上获得市场成功，背后离不开一支服务团队——蕉岭县南山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南山寿通过专业团队为广育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服务，弥补农民在市场判断上的不足。
与南山寿公司类似，梅州90后大学生陈伟强的创业团队——梅州市農管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当地柚子小农户提供服务，延长了当地农户产业链。陈伟强称，27位团队成员均为农科大学毕业生，把当地1747户柚子农户连接起来搭建信息平台，对种植柚子小农户进行技能培训，农资团购，减少中间环节，节约农民的购买成本，相比农民自己买农资，团购方式可降低柚子生产成本0.1元/斤。
除此之外，陈伟强团队通过对农户进行担保，帮助小农户从银行获得投资贷款，贷款定向用于购买农资，继续扩大柚子种植面积。柚子进入市场，要想获得好价钱，还需要有品牌，农民无法实现这一点，陈伟强团队通过品牌营销，将当地的孝义事迹结合打造出了“驮娘柚”品牌，在珠三角逐渐打开市场。
农产品只是乡村向市场提供的产品之一，风景、生态、农耕文明同样也是可向城市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因此，在成功的活村案例中，乡村生态旅游成为主导当地发展的重要产业，如上述提及的何斯路村、戴南村，还有陈卫在浙江临安双庙村打造的太阳公社、安徽合肥巢湖经开区打造的三瓜公社等等。
与生产农产品不同，乡村生态旅游更依赖村庄对自身价值的挖掘、对城市消费者需求的把握，以及对品牌的宣传推广，因此，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对人才、资本的要求更高。
北京有2000多万人，周边山区、河北成为北京人假期走进乡村休闲的承接地，隐居乡里正是基于这一巨大市场需求，在北京、河北村庄创办了山楂小院民宿。“不提前三个月很难预订到房间。”山楂小院创办人陈长春告诉《财经》记者。
据陈长春介绍，开发一个农家小院的资金和周期是30万元和30天，每晚的住宿价格为2000多元，一年可有70%以上平均入住率。作为都市人，陈长春能够理解城里人在衣食住用行方面的需求，“城里人要抽水马桶，要冬暖夏凉，要卫生，要安全”，山楂小院把城里人的基本需求解决了，再将生态、自然、环保、农耕、安静这些农村独有的价值提供给消费者，保证了民宿的本色。
未来乡村发展，离不开外来力量的介入，无论是工商业资本投资乡村产业，还是能人回村谋发展，都会面临着如何与村民合作、分配的问题，其中的机制设计成为关键。刘守英指出，只有合作分配机制找到了，村庄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否则“谁都活不成”。
何斯路是典型的“自己人”带领村民谋发展的村庄，合作分配机制相对容易，按照村庄自治制度，将村民的土地等资源入股村集体，待村庄获得发展，“蛋糕做大后”，再按照股份分红，同时，村庄传统的村民监督机制对村书记有约束作用，避免可能的腐败行为。
对于外来资本进村，当下尚没有成熟的合作分配机制方案，是问题最多的矛盾集中点。
刘守英对《财经》记者解释，传统乡村基于宗族、姻亲等非正式合作机制已经崩裂，未来村内主体的合作交易成本怎么降下来，以及新的主体进入以后，如何与老的主体形成契约规则，现行制度下如何处理公私关系，都存在挑战。他认为，在现行制度体系下，村庄与城市的产权制度差异较大，合作分配机制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村庄不同主体权责利关系，这将成为村庄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当前的活村案例，陈长春的隐居山里平台可提供借鉴。
“城市人到乡村做生态旅游，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允许买卖，重资产投入到乡村建设，会面临极高风险。”陈长春说。
隐居山里选择的是轻资产模式，即“村集体合作社+运营商”，让村民、村主任（书记）成立一个合作社，把农民农宅入股合作社，隐居乡里则出设计方案改造民宅，并帮村民找到投资资金。
除了入股，村民也被聘用为小院管家，负责打理民宿的环境卫生。此外，村民也可以将山里的山楂、苹果等加工成有机产品，种种盈利算下来，一户农家每年可获得10余万元收入。
在陈长春团队构建的合作机制里，隐居乡里平台仅仅是一个乡村建设的运营商，只负责民宿小院的设计、人员培训、营销，不参与合作社内部工作，集体资产的管理、利益分配都由合作社处置，从而规避了诸多风险。
四川成都和盛家园的发展模式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和盛家园成立于2003年，在四川成都、资阳、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农用地整理新农村建设项目，后又在成都市一二三圈层的天府新区、青白江区、邛崃市分别实施了以集体建设用地整理为基础的小城镇及田园综合体项目开发。公司创始人胡林告诉《财经》记者，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盛家园已经十分熟悉村庄环境，在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利用、乡村产业运营及农民长效利益机制建立等方面积累了经验。
熟悉村庄环境的和盛家园，“熟晓乡村投资中的坑”，规避风险与提高效率兼顾，成为城市工商业资本投资乡村产业过程中重要合作伙伴。2017年，田园东方入川，欲在成都地区投资田园综合体，由于和盛家园熟悉当地乡村环境，便成为田园东方合作伙伴，双方合资成立新的项目投资公司，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迅速将“观光农业+文创旅游+创智田园”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做起。
胡林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和盛家园在集体土地整理方面积累多年，因此，对这一合作机制来说，和盛家园成为了连通外来工商资本与成都本地农村的桥梁：既让农村土地上长出现代农业、精品民宿、文创旅游等项目，又让企业在村庄投资中规避了风险、提高了效率。
同时，在村集体、村民、企业之间进行股权设计，胡林团队给予村集体25%、个体24%的股权，每年按比例协议分红，充分保证了村民的利益分配权利。
如何让村庄体面地活下去？目前并无成熟经验，且尝试者失败经验居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刘守英近年来一直调研全国各地村庄，挑选出近20个例案，希望从底层经验中找到未来中国村庄发展的规律，为基层乡村振兴提供镜鉴。
纵观所有村庄活化经验，最根本一点，在当前乡村结构巨变的时代，村庄活化的核心是能否将多种生产要素汇聚到乡村，设计好合适的合作分配制度，激发村庄内生动力。同时，村庄发展须与城市交融发展，以产业来创造价值，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村庄的活化。
“能人”的价值
衰败是全国村庄的趋势，为什么有些村庄能获得生机，并成为城里人向往之地？
浙江义乌何斯路村的衰败与复兴可以为这一问题提供答案——作为能人的村书记何允辉的角色功不可没。
何斯路村地处义乌山区，距离义乌市区还有20公里，地理区位较为偏僻，在2008年之前，何斯路还是一个凋敝而贫穷的村庄，村里都是破旧的老屋，年轻人大量外出，村庄看不到希望。
但十年过后，如今的何斯路已经成为“浙江最美乡村”，每年吸引20万人前往观光旅游，增加集体经济收入400多万元，2018年人均纯收入4.35万元。
当地村民坦言，何斯路从衰转兴的关键是有了村书记何允辉。他是这个村十年活化的灵魂人物，他曾经和何斯路其他年轻人一样，离村谋生，在浙江多个城市打拼，并拥有自己的物流企业。但在外打拼时，何允辉始终觉得自己就如“没有根的浮萍在城市游离”，萌生回村念头。
2008年，何斯路村两委换届，何允辉参与竞选，竞争上村主任职位。之后，何允辉决定摒充传统的治村方式，要赚城里人的钱。何允辉对《财经》记者表示，他开始是组织村民大规模种植薰衣草，制造看点，后来逐渐通过打造薰衣花园、家酿黄酒节、乡村酒店、文化街、非遗展示区等，根据城里人需求和村庄特色，建造一套完整的乡村旅游项目。
在村庄投资、运营、管理、财富分配过程中，何允辉曾经的企业家身份让何斯路能够根据市场需求打造村庄旅游产品，包括前期投资、运营中的成本控制、扩大再融资、开发新项目等等环节，何斯路更类似一家企业。同时，村书记的身份，也让何允辉能动员、组织村民参与村庄治理，令旅游项目保持传统村庄特色，村民还能够参与财富分配。
与何斯路村相似，江苏溧阳市戴南村的仲春明，他将昔日一穷二白的戴南村发展成为今天闻名于外的美岕温泉度假村，每年营业额高达5000万元，周围村民亦收入可观。
仲春明是溧阳市别桥镇后周村人，1993年复旦大学博士毕业后被分配到浦东开发区外高桥保税区工作，先后被派遣到香港、美国负责公司管理业务。2003年仲春明离开了国企高管职位，开始在上海创业，但始终忘不了溧阳南山的他，2008年回到溧阳，流转百亩山地，投资上亿元做观光农业、温泉度假村。
仲春明告诉《财经》记者，过去的戴南村是传统的农业村，没有产业，村民主要经济来源是外出打工。但自从度假村做起来后，村民每年增收10多万元，一方面是村民与集体的土地流转租金，另一方面是因为村民被度假村雇佣后获得工资性收入，同时因为村民将自家农产品出售给游客获得经营性收入。
仲春明與何允辉都是村庄重焕生机中的能人，二人熟悉企业的投资与管理，对市场敏锐，在各自乡村的基础上创造满足城里人需求的产品，以产业为核心，带动各自村庄的繁荣与发展。
但仲春明与何允辉不同，何允辉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何斯路人，仲春明虽是溧阳人，但对于戴南村来说，仲春明仍然属于外来者，仲春明及其企业，可以称之为外来资本。
这类外来者作为村庄活化的能人价值，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张北县两面井乡玉狗梁村最为突出，在村委书记卢文震运营下，昔日的贫困村玉狗梁村已经成为“中国瑜伽第一村”。
玉狗梁是北方典型的贫困村，因恶劣的自然环境，年轻人去了大都市，剩下年迈的老人留守，依靠微薄的农产品收入谋生。在2016年国家扶贫工作开展之时，河北省选派了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卢文震任玉狗梁村精准扶贫工作组第一书记，在谋求扶贫方略时，卢文震无意中发现了村民擅长“盘腿”，便突发奇想组织村民练习瑜伽，结合自己的研究，卢文震开发了一套适合村民的瑜伽。
通过这套瑜伽，当地村民获得了健康身体，还引来国内外媒体关注。村子名气传开了，获得了人气，村民便开始开发了藜麦等农产品，通过电商出售，增加了收入。
乡村要有产业
总结近20个村庄的经验，产业成为乡村活化的基石。
在传统经验中，农民只能种粮食和经济作物，通过将农产品出售给城市企业获得收入，但有农民告诉《财经》记者，一亩地种水稻，最大产量1000斤，按照1.8元/斤计算，一亩地收成约1800元，除掉化肥、农药、种子、人工成本，种田投入与支出相当。
“种粮不赚钱”，如果仅依靠这种传统的农业产业，村庄活化几无可能。但依靠种植农产品活化村庄的案例却不少，广东蕉岭县广育村通过种植多种市场需求的粮食、经济作物而实现农民增收。
广育村位于广东省东北部边缘，距离福建省5公里，距蕉岭县城24公里，是粤东典型的贫困山区，林地面积27669亩，而耕地面积仅1724亩。
广育村村委书记黄忠铎告诉《财经》记者，广育村的做法是根据当地分散生产的特点，组织农民成立多种合作社，如产业合作社、土地合作社、资金合作社、劳务合作社，解决当地发展中遇到的人、财、地问题。 黄忠铎介绍，村级土地合作社是为了解决承包地分散化、碎片化和低效使用问题，农民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入股，村级土地合作社以合适的价格集约土地，并将集约后土地以竞价方式，实现每100亩土地由4户-5户家庭以合适的价格竞价承租，集中发展烤烟、水稻、黑木耳种植等特色产业，每户经营规模为20亩-25亩。而对于土地租金增值部分，合作社进行二次分配，50%用于返还给土地出租农户，50%归为集体，用于关爱老人、公益事业等。
广育村还成立了黑木耳专业合作社，与蕉岭县南山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协议合作，为种植农户提供购买菌包、技术指导、保价收购干湿产品的服务，减少农民种植风险。
农民通过这类产业合作，实际上解决了传统种植模式风险大、竞争力弱问题，为农民提供内有技术、外有销路的生产链。
广育村组织农民合作化经营农产品，抵抗市场风险、延长黑木耳等产品产业链，2018年，广育村集体经济收入35.2万元，人均收入水平约9600元，村庄活化效果明显，现已成为广东省宜居示范村、广东省卫生村、梅州市生态村。
广育村之所以能够在黑木耳产业上获得市场成功，背后离不开一支服务团队——蕉岭县南山寿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南山寿通过专业团队为广育村农民提供市场信息服务，弥补农民在市场判断上的不足。
与南山寿公司类似，梅州90后大学生陈伟强的创业团队——梅州市農管家农业服务有限公司——为当地柚子小农户提供服务，延长了当地农户产业链。陈伟强称，27位团队成员均为农科大学毕业生，把当地1747户柚子农户连接起来搭建信息平台，对种植柚子小农户进行技能培训，农资团购，减少中间环节，节约农民的购买成本，相比农民自己买农资，团购方式可降低柚子生产成本0.1元/斤。
除此之外，陈伟强团队通过对农户进行担保，帮助小农户从银行获得投资贷款，贷款定向用于购买农资，继续扩大柚子种植面积。柚子进入市场，要想获得好价钱，还需要有品牌，农民无法实现这一点，陈伟强团队通过品牌营销，将当地的孝义事迹结合打造出了“驮娘柚”品牌，在珠三角逐渐打开市场。
农产品只是乡村向市场提供的产品之一，风景、生态、农耕文明同样也是可向城市消费者提供的服务。因此，在成功的活村案例中，乡村生态旅游成为主导当地发展的重要产业，如上述提及的何斯路村、戴南村，还有陈卫在浙江临安双庙村打造的太阳公社、安徽合肥巢湖经开区打造的三瓜公社等等。
与生产农产品不同，乡村生态旅游更依赖村庄对自身价值的挖掘、对城市消费者需求的把握，以及对品牌的宣传推广，因此，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对人才、资本的要求更高。
北京有2000多万人，周边山区、河北成为北京人假期走进乡村休闲的承接地，隐居乡里正是基于这一巨大市场需求，在北京、河北村庄创办了山楂小院民宿。“不提前三个月很难预订到房间。”山楂小院创办人陈长春告诉《财经》记者。
据陈长春介绍，开发一个农家小院的资金和周期是30万元和30天，每晚的住宿价格为2000多元，一年可有70%以上平均入住率。作为都市人，陈长春能够理解城里人在衣食住用行方面的需求，“城里人要抽水马桶，要冬暖夏凉，要卫生，要安全”，山楂小院把城里人的基本需求解决了，再将生态、自然、环保、农耕、安静这些农村独有的价值提供给消费者，保证了民宿的本色。
合作与分配的难题
未来乡村发展，离不开外来力量的介入，无论是工商业资本投资乡村产业，还是能人回村谋发展，都会面临着如何与村民合作、分配的问题，其中的机制设计成为关键。刘守英指出，只有合作分配机制找到了，村庄才有持续发展的动力，否则“谁都活不成”。
何斯路是典型的“自己人”带领村民谋发展的村庄，合作分配机制相对容易，按照村庄自治制度，将村民的土地等资源入股村集体，待村庄获得发展，“蛋糕做大后”，再按照股份分红，同时，村庄传统的村民监督机制对村书记有约束作用，避免可能的腐败行为。
对于外来资本进村，当下尚没有成熟的合作分配机制方案，是问题最多的矛盾集中点。
刘守英对《财经》记者解释，传统乡村基于宗族、姻亲等非正式合作机制已经崩裂，未来村内主体的合作交易成本怎么降下来，以及新的主体进入以后，如何与老的主体形成契约规则，现行制度下如何处理公私关系，都存在挑战。他认为，在现行制度体系下，村庄与城市的产权制度差异较大，合作分配机制的核心是要处理好村庄不同主体权责利关系，这将成为村庄发展的关键因素。
根据当前的活村案例，陈长春的隐居山里平台可提供借鉴。
“城市人到乡村做生态旅游，由于集体土地所有权不允许买卖，重资产投入到乡村建设，会面临极高风险。”陈长春说。
隐居山里选择的是轻资产模式，即“村集体合作社+运营商”，让村民、村主任（书记）成立一个合作社，把农民农宅入股合作社，隐居乡里则出设计方案改造民宅，并帮村民找到投资资金。
除了入股，村民也被聘用为小院管家，负责打理民宿的环境卫生。此外，村民也可以将山里的山楂、苹果等加工成有机产品，种种盈利算下来，一户农家每年可获得10余万元收入。
在陈长春团队构建的合作机制里，隐居乡里平台仅仅是一个乡村建设的运营商，只负责民宿小院的设计、人员培训、营销，不参与合作社内部工作，集体资产的管理、利益分配都由合作社处置，从而规避了诸多风险。
四川成都和盛家园的发展模式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和盛家园成立于2003年，在四川成都、资阳、绵阳、雅安等地开展农用地整理新农村建设项目，后又在成都市一二三圈层的天府新区、青白江区、邛崃市分别实施了以集体建设用地整理为基础的小城镇及田园综合体项目开发。公司创始人胡林告诉《财经》记者，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盛家园已经十分熟悉村庄环境，在集体建设用地开发利用、乡村产业运营及农民长效利益机制建立等方面积累了经验。
熟悉村庄环境的和盛家园，“熟晓乡村投资中的坑”，规避风险与提高效率兼顾，成为城市工商业资本投资乡村产业过程中重要合作伙伴。2017年，田园东方入川，欲在成都地区投资田园综合体，由于和盛家园熟悉当地乡村环境，便成为田园东方合作伙伴，双方合资成立新的项目投资公司，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迅速将“观光农业+文创旅游+创智田园”为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做起。
胡林告诉《财经》记者，由于和盛家园在集体土地整理方面积累多年，因此，对这一合作机制来说，和盛家园成为了连通外来工商资本与成都本地农村的桥梁：既让农村土地上长出现代农业、精品民宿、文创旅游等项目，又让企业在村庄投资中规避了风险、提高了效率。
同时，在村集体、村民、企业之间进行股权设计，胡林团队给予村集体25%、个体24%的股权，每年按比例协议分红，充分保证了村民的利益分配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