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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培根，1932年2月2日出生于上海。药用植物与中药资源学专家，中国药用植物事业的主要奠基人和学术带头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致力于国家药用植物园体系的建设，倡导中药资源与“三农”“西部大开发”、与“一带一路”的协同发展。曾任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顾问、合作中心主任，国际传统药物学会主席，为国际著名传统药物学家。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五七干校制药厂研制新药
我是搞中草药的，但刚刚参加工作时，我连最常用的中草药都不认识，是主客观因素促使我走上了中草药的研究之路。首先，客观因素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主观因素就是，对于不懂的新事物，我不害怕，并且敢于去尝试。比如说我学俄文，人家都说我学了3年，俄文就很好了，书看得很多，语言上我大概有一点天分吧。但是我小时候在上海，后来上海沦陷，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就念日文。虽然我学了许多年日文，但是水平不行，因为我不喜欢学，而越反感，越学不好，学不好，日本老师就打我手板，他越打，我越反抗，所以我非常反感日本。后来我还是怎么学也学不好，虽然有时能勉强看看日文书，但就是学不好。
搞中草药，我觉得我很投入。在干校时，我去学中草药和一些与之相关的现代化知识，所以干校的同事都知道，我带了外文书，包括英文、德文、俄文的。有一套叫《化学分类学》的德文书，我常看，当时没有书桌，我就坐在板床上看。比如要弄清鱼腥草的成分和作用，那就查这本德文书。后来五七干校制药厂研制出鱼腥草素和其他新药，这套德文书功不可没。因为那时都批判外文，认为是崇洋媚外，但我的确从中尝到了甜头。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不轻易放弃的。我被下放到卫生部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去建设五七干校制药厂。因为很多人都不是学药的，所以不会做制剂。而我当时作为厂里负责新药开发和制剂的一个车间主任，连打片都不会，所以我就弄本制剂学的教科书，按照上面所说的建立一个网，自己慢慢搞起来。我记得很清楚，干校刚开始办药厂的时候，药厂的会计记账，很多数字都是用红钢笔水写的，因为那是赤字，但是一年以后，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我在五七干校制药厂研制出好几种新药，其中有一种叫热可平注射液，是20世纪70年代研制出来的，这种药可以退烧。
我有一本关于五七干校制药厂产品的资料，一直保存着。这本资料包含了所研制的新药的情况，像热可平，用了多少病例以及处方和简单的制作方法，等等。现在讲起来，在干校的那段经历对我是有利有弊的，虽然生活苦一点，但是得到了锻炼。过去我不会制药，对新药的研制流程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干校期间基本上都掌握了。
我们五七干校制药厂在云山上，山脚下就是五七医院，吴英恺院士等一大批人都在五七医院，我跟他们很熟。每个礼拜天上山采药，吴英恺也是我们队伍里面的一分子。那时，脑膜炎和无名高烧流行，五七医院收了一些病人，但差不多每隔一两天就会死个人。他们知道我是搞中草药的后，每次采药碰到我时，他们总说：“老肖，今天咱们又死人了，你是草药专家，得想办法，一天一天这么死人可不行啊！”后来逼得没办法，我就问他们：“你们叫我想办法，从哪里想办法，得告诉我个方向，因为我不懂医呀！”他们回答说：“两个环节，一个是杀病毒，另一个就是解高烧，把烧给退下去就好了。”于是我就天天查书，看看哪种草药抗病毒性强。后来查出一种，叫鹅不食草，在干校房前屋后就有，杀灭病毒的效果非常好。而退热用什么药呢？我想到了柴胡。这两种草药加在一起，应该不错。
干校那个地方热得不得了，有一天中午四十多度，我在床上也睡不着，看着天花板，就想出这两种草药了。那时我是制剂车间的主任（当时叫排长），当天下午我就布置，大家很快就把鹅不食草和柴胡做成了针剂。操作过程很简单，把鲜的鹅不食草加上柴胡用水蒸气蒸了，灌封后便完成了。当初有一个规定，凡是用于临床的针剂，研制者要试用第一针，所以我就试用了第一针。因为它是油剂，化不开，打针的那个地方会起个包，老是疼，但是没有毒。第二天，五七医院就用了。过了两天，他们说：“行啊，你这个针剂还真行啊，好多人都救过来了。”
后来这种药经过不断改进，成为五七干校制药厂的一大产品。周同惠院士给它起名热可平。这就是逆境中的机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做出了不少东西。第二年以后，药厂一年上交给干校十几万元，药厂的产品要用卡车运出去，那时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感到很自豪。后来我们撤了，像这样的成果都无偿留给了当地的永修制药厂。
永修制药厂现在叫云山制药厂。有一次开会，江西省卫生局药检处处长拿给我一份东西，她说热可平是我发明的，这个小药厂假借我的名义，想产生名人效应。我说有这么回事。这位女领导回去后就批评了云山制药厂，说这么好的产品，一年创造了很大的效益，十几年就是靠这个产品养活了厂里几百人，而你们一分钱报酬也没给肖老师。从那以后，药厂的人每年都给我送几斤新茶叶，或是猕猴桃等土特产。后来我又帮他们想办法，出主意，希望搞清楚注射剂里的成分，可是到现在他们也没做，所以他们现在不敢来见我，因为见到他们，我就得骂，告诉他们这是不行的，到现在十几、二十年了，还是吃老本，还是我们原来使用蒸馏方法的那个状态。如果不提高产品质量，企业迟早要垮台。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项优点，那就是我能够跟上学科前沿。2000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头有几个品种是我发现的，如暗紫贝母、蒙古黄芪、三角叶黄连、湖北贝母后面的“Hsiao”就是我的姓。在一部药典里头，有数种新发现的植物，在国内外都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形态上的分类，还要把植物学和化学结合起来，然后再跟一些药效结合起来。我要慢慢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准备搞一个药用植物亲缘学，再跟计算机技术结合在一起，那就算是比较新的东西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做的差不多都是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一些基础理论。现在更加需要做的是基因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中药和基因相结合，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我带了很多研究生，所以很快就抓了这方面工作，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鉴别中草药的品种，也发表了一些文章。现在我还跟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学合作，通过生物芯片来筛选一些药物。虽然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做了一些，而且大部分与我的专业相关，但是有些发展的新东西我必须也要跟上。 在实践和真理面前必须虚心
赤脚医生是农村最基层的医务人员，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如果赤脚医生有钱，他们也可以穿皮鞋。当初大搞中草药，我在云山那段时间，了解到非常多的民间经验，当然也闹过很多笑话。
比如说一种中药叫商陆，土名叫“抱鸡婆”，当地差不多每家都要种。当时我在江西已经小有名气，经常到南昌去，也上庐山去做调查。有一次，我听说“抱鸡婆”可以治疗妇女不孕症。我就问：“‘抱鸡婆’是什么东西呀？拿来我看看。”我一看是商陆。我说不行，书上说商陆是有毒的，不能吃。后来我到下面去做实地调查，发现将一定剂量的新鲜“抱鸡婆”跟鸡一块炖，经过加热处理，就可以改变其毒性了。因为必须要跟鸡一块儿炖，所以土名就叫“抱鸡婆”。就像乌头虽然有大毒，但经过热处理，毒性就很小了。这个“抱鸡婆”可能也是这么回事，经过热处理以后，其化学性质就被改变了，可以起到滋补的作用了。有些妇女月经不调，面黄肌瘦，也就是所谓的内分泌不调，吃这个可以起到调整作用。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认识到在实践和真理面前必须虚心，本本主义是不行的。
保持事业持续发展
新老交替必然有碰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改革是大方向，经济是发展的，咱们是向前的，但是大家对具体理念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说科研机构，是不是完全都要变成企业？大家对这个的看法就不一样。现在科研单位，比如说药物所、药植所、生物所都要变为企业，他们认为企业将来会创造很大的效益，这是对的，国外办的研究所就都是药厂。上次卫生部科教司在药物所跟我们一起开座谈会，大家都说不能一刀切。比如，药植所要在中草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做许多工作，要到野外去收集种子、种苗，进行异地栽培，這是关系到子孙万代的基础工作，国家不投入，将导致生物多样性被严重破坏，使环境恶化，所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现在出现了一种“短期行为”，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对此我有些看法。当然，有人说要看主流与支流，或许我谈的都是支流。我有个硕士研究生就在所里站柜台，卖一些小商品，他要赚钱，养活自己。实际上他手上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是关于番红花柱头的生物技术。每株番红花上面长三根柱头，像头发一样的丝，现在都是用组织培养，但完全可以用生物技术来生产，然而这个研究需要时间和资金投入。
我对药植所的感情很深。药植所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北京总所，海南、广西、云南各一个分所。这3个分所主要引进种植热带和亚热带的中药。总所和3个分所历尽艰苦，历年来收集的中药种质资源达到了5000种。后来海南和云南分所为了赚钱，搞旅游，把树木都砍掉了，建了一个鳄鱼池。因为在市区养鳄鱼、搞表演可以招揽一些客人，可以卖一些门票。但我认为这脱离了大方向。近年来我所各植物园内的中药种质资源大幅度地流失，科研人员不专心搞科研，我想这不算是“改革”吧。
中药必然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
在欧美国家，自然疗法越来越受欢迎，中草药发展的前景将会更广阔，这是必然的趋势。我经常在香港作一些报告，我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进入21世纪，中草药疗法（国外叫自然或植物疗法）必然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这个不是主观的，不是说我干这一行，这行就必须发展，实际上它有一个客观规律。西方人过去治病，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就是所谓的单靶点治疗。感染了，就杀死细菌;得肿瘤了，就把癌细胞给杀死，这种观点在西医里统治了很长时间，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有一个重要的改变，那就是他们认识到应该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看，这个跟中医中药就接近了。特别是治疗艾滋病方面，发明了鸡尾酒疗法，组合变成一个小复方，对身体各个环节都能发挥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人们的疾病发生了变化，大都是慢性的，或所谓调整型的疾病。要逐步来调整机体的代谢，而这些调整应该是中医的长处。我认为何大一发明鸡尾酒疗法和他的华裔身份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通过研究，他发现艾滋病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有多个环节，表现为免疫的缺损，最后产生出这么一个结果。就像癌症的致病基因不是单一的，是由很多基因所调控的，不同癌症的基因表达都不一样，起码有十几个。因此，怎么可以设想单一的成分能够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解决？现在看起来，中医的复方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长处，将来可能很有前景。中药通过现代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上一个新台阶。
心理上的满足大大胜过物质上的满足
我觉得研究中草药应该在中国，到美国没有施展的空间，这一点我跟别人是有分歧的。我到国外的机会很多，国外的药厂或公司确实也有请我的。
我现在的生活应该说是稳定的、良好的。我对现状比较满意。我经常说，人到了一定的程度，钱再多也变得没多大用处了，无非房子再大一点，汽车再新一点。这些物质的东西永无止境，而人生在世，要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心理上的满足要大大胜过物质上的满足。
现在大家普遍都觉得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在世界上应该是有分量的国家，全世界也都这么看，但关键是我们全国要上下一心，团结稳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
访谈时间：2001年7至9月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医者仁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访谈》 本文口述：肖培根 本文访谈：顾因明）
在五七干校制药厂研制新药
我是搞中草药的，但刚刚参加工作时，我连最常用的中草药都不认识，是主客观因素促使我走上了中草药的研究之路。首先，客观因素就是党叫干啥就干啥。主观因素就是，对于不懂的新事物，我不害怕，并且敢于去尝试。比如说我学俄文，人家都说我学了3年，俄文就很好了，书看得很多，语言上我大概有一点天分吧。但是我小时候在上海，后来上海沦陷，所以我小学的时候就念日文。虽然我学了许多年日文，但是水平不行，因为我不喜欢学，而越反感，越学不好，学不好，日本老师就打我手板，他越打，我越反抗，所以我非常反感日本。后来我还是怎么学也学不好，虽然有时能勉强看看日文书，但就是学不好。
搞中草药，我觉得我很投入。在干校时，我去学中草药和一些与之相关的现代化知识，所以干校的同事都知道，我带了外文书，包括英文、德文、俄文的。有一套叫《化学分类学》的德文书，我常看，当时没有书桌，我就坐在板床上看。比如要弄清鱼腥草的成分和作用，那就查这本德文书。后来五七干校制药厂研制出鱼腥草素和其他新药，这套德文书功不可没。因为那时都批判外文，认为是崇洋媚外，但我的确从中尝到了甜头。
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不轻易放弃的。我被下放到卫生部在江西的五七干校去建设五七干校制药厂。因为很多人都不是学药的，所以不会做制剂。而我当时作为厂里负责新药开发和制剂的一个车间主任，连打片都不会，所以我就弄本制剂学的教科书，按照上面所说的建立一个网，自己慢慢搞起来。我记得很清楚，干校刚开始办药厂的时候，药厂的会计记账，很多数字都是用红钢笔水写的，因为那是赤字，但是一年以后，这个情况就改变了。
我在五七干校制药厂研制出好几种新药，其中有一种叫热可平注射液，是20世纪70年代研制出来的，这种药可以退烧。
我有一本关于五七干校制药厂产品的资料，一直保存着。这本资料包含了所研制的新药的情况，像热可平，用了多少病例以及处方和简单的制作方法，等等。现在讲起来，在干校的那段经历对我是有利有弊的，虽然生活苦一点，但是得到了锻炼。过去我不会制药，对新药的研制流程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在干校期间基本上都掌握了。
我们五七干校制药厂在云山上，山脚下就是五七医院，吴英恺院士等一大批人都在五七医院，我跟他们很熟。每个礼拜天上山采药，吴英恺也是我们队伍里面的一分子。那时，脑膜炎和无名高烧流行，五七医院收了一些病人，但差不多每隔一两天就会死个人。他们知道我是搞中草药的后，每次采药碰到我时，他们总说：“老肖，今天咱们又死人了，你是草药专家，得想办法，一天一天这么死人可不行啊！”后来逼得没办法，我就问他们：“你们叫我想办法，从哪里想办法，得告诉我个方向，因为我不懂医呀！”他们回答说：“两个环节，一个是杀病毒，另一个就是解高烧，把烧给退下去就好了。”于是我就天天查书，看看哪种草药抗病毒性强。后来查出一种，叫鹅不食草，在干校房前屋后就有，杀灭病毒的效果非常好。而退热用什么药呢？我想到了柴胡。这两种草药加在一起，应该不错。
干校那个地方热得不得了，有一天中午四十多度，我在床上也睡不着，看着天花板，就想出这两种草药了。那时我是制剂车间的主任（当时叫排长），当天下午我就布置，大家很快就把鹅不食草和柴胡做成了针剂。操作过程很简单，把鲜的鹅不食草加上柴胡用水蒸气蒸了，灌封后便完成了。当初有一个规定，凡是用于临床的针剂，研制者要试用第一针，所以我就试用了第一针。因为它是油剂，化不开，打针的那个地方会起个包，老是疼，但是没有毒。第二天，五七医院就用了。过了两天，他们说：“行啊，你这个针剂还真行啊，好多人都救过来了。”
后来这种药经过不断改进，成为五七干校制药厂的一大产品。周同惠院士给它起名热可平。这就是逆境中的机会。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我做出了不少东西。第二年以后，药厂一年上交给干校十几万元，药厂的产品要用卡车运出去，那时的感觉就大不一样了，感到很自豪。后来我们撤了，像这样的成果都无偿留给了当地的永修制药厂。
永修制药厂现在叫云山制药厂。有一次开会，江西省卫生局药检处处长拿给我一份东西，她说热可平是我发明的，这个小药厂假借我的名义，想产生名人效应。我说有这么回事。这位女领导回去后就批评了云山制药厂，说这么好的产品，一年创造了很大的效益，十几年就是靠这个产品养活了厂里几百人，而你们一分钱报酬也没给肖老师。从那以后，药厂的人每年都给我送几斤新茶叶，或是猕猴桃等土特产。后来我又帮他们想办法，出主意，希望搞清楚注射剂里的成分，可是到现在他们也没做，所以他们现在不敢来见我，因为见到他们，我就得骂，告诉他们这是不行的，到现在十几、二十年了，还是吃老本，还是我们原来使用蒸馏方法的那个状态。如果不提高产品质量，企业迟早要垮台。
另外，我觉得还有一项优点，那就是我能够跟上学科前沿。2000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里头有几个品种是我发现的，如暗紫贝母、蒙古黄芪、三角叶黄连、湖北贝母后面的“Hsiao”就是我的姓。在一部药典里头，有数种新发现的植物，在国内外都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形态上的分类，还要把植物学和化学结合起来，然后再跟一些药效结合起来。我要慢慢地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准备搞一个药用植物亲缘学，再跟计算机技术结合在一起，那就算是比较新的东西了。我在20世纪90年代做的差不多都是这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一些基础理论。现在更加需要做的是基因方面的研究工作，特别是中药和基因相结合，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始。因为我带了很多研究生，所以很快就抓了这方面工作，用分子生物学的方法来鉴别中草药的品种，也发表了一些文章。现在我还跟香港城市大學和香港理工大学合作，通过生物芯片来筛选一些药物。虽然这个工作现在已经做了一些，而且大部分与我的专业相关，但是有些发展的新东西我必须也要跟上。 在实践和真理面前必须虚心
赤脚医生是农村最基层的医务人员，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如果赤脚医生有钱，他们也可以穿皮鞋。当初大搞中草药，我在云山那段时间，了解到非常多的民间经验，当然也闹过很多笑话。
比如说一种中药叫商陆，土名叫“抱鸡婆”，当地差不多每家都要种。当时我在江西已经小有名气，经常到南昌去，也上庐山去做调查。有一次，我听说“抱鸡婆”可以治疗妇女不孕症。我就问：“‘抱鸡婆’是什么东西呀？拿来我看看。”我一看是商陆。我说不行，书上说商陆是有毒的，不能吃。后来我到下面去做实地调查，发现将一定剂量的新鲜“抱鸡婆”跟鸡一块炖，经过加热处理，就可以改变其毒性了。因为必须要跟鸡一块儿炖，所以土名就叫“抱鸡婆”。就像乌头虽然有大毒，但经过热处理，毒性就很小了。这个“抱鸡婆”可能也是这么回事，经过热处理以后，其化学性质就被改变了，可以起到滋补的作用了。有些妇女月经不调，面黄肌瘦，也就是所谓的内分泌不调，吃这个可以起到调整作用。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认识到在实践和真理面前必须虚心，本本主义是不行的。
保持事业持续发展
新老交替必然有碰撞，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现在改革是大方向，经济是发展的，咱们是向前的，但是大家对具体理念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比如说科研机构，是不是完全都要变成企业？大家对这个的看法就不一样。现在科研单位，比如说药物所、药植所、生物所都要变为企业，他们认为企业将来会创造很大的效益，这是对的，国外办的研究所就都是药厂。上次卫生部科教司在药物所跟我们一起开座谈会，大家都说不能一刀切。比如，药植所要在中草药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方面做许多工作，要到野外去收集种子、种苗，进行异地栽培，這是关系到子孙万代的基础工作，国家不投入，将导致生物多样性被严重破坏，使环境恶化，所以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
现在出现了一种“短期行为”，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对此我有些看法。当然，有人说要看主流与支流，或许我谈的都是支流。我有个硕士研究生就在所里站柜台，卖一些小商品，他要赚钱，养活自己。实际上他手上有很好的研究成果，是关于番红花柱头的生物技术。每株番红花上面长三根柱头，像头发一样的丝，现在都是用组织培养，但完全可以用生物技术来生产，然而这个研究需要时间和资金投入。
我对药植所的感情很深。药植所拥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北京总所，海南、广西、云南各一个分所。这3个分所主要引进种植热带和亚热带的中药。总所和3个分所历尽艰苦，历年来收集的中药种质资源达到了5000种。后来海南和云南分所为了赚钱，搞旅游，把树木都砍掉了，建了一个鳄鱼池。因为在市区养鳄鱼、搞表演可以招揽一些客人，可以卖一些门票。但我认为这脱离了大方向。近年来我所各植物园内的中药种质资源大幅度地流失，科研人员不专心搞科研，我想这不算是“改革”吧。
中药必然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
在欧美国家，自然疗法越来越受欢迎，中草药发展的前景将会更广阔，这是必然的趋势。我经常在香港作一些报告，我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进入21世纪，中草药疗法（国外叫自然或植物疗法）必然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这个不是主观的，不是说我干这一行，这行就必须发展，实际上它有一个客观规律。西方人过去治病，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也就是所谓的单靶点治疗。感染了，就杀死细菌;得肿瘤了，就把癌细胞给杀死，这种观点在西医里统治了很长时间，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有一个重要的改变，那就是他们认识到应该把人体作为一个整体看，这个跟中医中药就接近了。特别是治疗艾滋病方面，发明了鸡尾酒疗法，组合变成一个小复方，对身体各个环节都能发挥作用。
进入21世纪后，人们的疾病发生了变化，大都是慢性的，或所谓调整型的疾病。要逐步来调整机体的代谢，而这些调整应该是中医的长处。我认为何大一发明鸡尾酒疗法和他的华裔身份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通过研究，他发现艾滋病的产生和发展往往有多个环节，表现为免疫的缺损，最后产生出这么一个结果。就像癌症的致病基因不是单一的，是由很多基因所调控的，不同癌症的基因表达都不一样，起码有十几个。因此，怎么可以设想单一的成分能够把各方面的问题都解决？现在看起来，中医的复方在一定程度上有它的长处，将来可能很有前景。中药通过现代化、产业化和国际化，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上一个新台阶。
心理上的满足大大胜过物质上的满足
我觉得研究中草药应该在中国，到美国没有施展的空间，这一点我跟别人是有分歧的。我到国外的机会很多，国外的药厂或公司确实也有请我的。
我现在的生活应该说是稳定的、良好的。我对现状比较满意。我经常说，人到了一定的程度，钱再多也变得没多大用处了，无非房子再大一点，汽车再新一点。这些物质的东西永无止境，而人生在世，要为国家和人民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心理上的满足要大大胜过物质上的满足。
现在大家普遍都觉得再过二三十年，中国在世界上应该是有分量的国家，全世界也都这么看，但关键是我们全国要上下一心，团结稳定，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
访谈时间：2001年7至9月
（摘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医者仁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述访谈》 本文口述：肖培根 本文访谈：顾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