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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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后，清华校方决定出版全集以作纪念，并成立了编委会，上海的开明书店也允诺承印全集。但1949年之后编委会成员对政治风向的谨慎把握，朱自清其人其作评价的起伏，出版社遭遇的经济困境及人事变动等种种因素，导致这项“遗产”直到1953年3月才以删减后的《朱自清文集》面貌问世。对于“文学”与“出版”而言，《朱自清文集》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出版方式之间的一块“界碑”，此后私营出版社逐步撤离文学出版领域，作者和编辑在出版过程中退居弱势地位，读者批评则作为重要力量介入其中，一整套与“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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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后，清华校方决定出版全集以作纪念，并成立了编委会，上海的开明书店也允诺承印全集。但1949年之后编委会成员对政治风向的谨慎把握，朱自清其人其作评价的起伏，出版社遭遇的经济困境及人事变动等种种因素，导致这项“遗产”直到1953年3月才以删减后的《朱自清文集》面貌问世。对于“文学”与“出版”而言，《朱自清文集》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出版方式之间的一块“界碑”，此后私营出版社逐步撤离文学出版领域，作者和编辑在出版过程中退居弱势地位，读者批评则作为重要力量介入其中，一整套与“当代文学”相配合的出版体制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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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模式”是1940年代延安秧歌剧的一个共同而突出的特点，也是一种内容变革。作为中共文艺组织形式的一种呈现，它有力地参与到延安乡村的政治动员之中。通过这一模式，延安文化政治从家庭到自然村的渗透、组织与动员机制得到了清晰的勾勒。中共借着对秧歌剧的创造性改造，逐渐在掠夺性经济形式占主体的延安乡村召唤出中国的革命主体，赋予农民以政治性。“夫妻模式”尤其突出地反映了村干部与军队干部在整个动员结构中的作用，表征了中共政治动员的动力机制。
辛亥前夕，诞生于武汉的《江汉日报》，无论其政治宗旨，还是其文学理论、文学作品，都闪耀着革命思想，是晚清上海、穗港和武汉三大革命报刊中心最具代表性的一份反清反帝革命报刊。该报在创刊号以不同的文体形式昭示其主旨：作革命之“喉舌”，新闻之魁星；提出了近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革命文学理论；刊登了许多革命社论、革命小说、革命杂文、革命诗词等形式多样的革命文学作品，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为武昌首义的爆发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堪称晚清国内报刊革命文学发生的先导或标志。
近百年来《文心雕龙》的研究范式主要是在西方近现代文学观念影响下形成的。本文试图突破这一范式，以为《文心雕龙》主要面对和处理的是当时社会、文化及文学的分化问题。面对历代以来特别是齐粱时代“文”与社会政治、文教系统的分化、“文”的系统自身的分化、“文”的价值语义的分化，《文心雕龙》提出“逆分化（dedifferentiation）”的方案：不同于对文的分化激烈推进的“极度分化”，也不同于简单抨击与反对的“反分化”，而是尝试重新整合，重建（儒）道与文的一体关系。逆分化不仅是刘勰个人同时也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价
20世纪50-60年代，张光年长期担任中国作协主办的《文艺报》主编，并参与不少重要文件、报告的讨论、起草，深受周扬的赏识。1969年2月他的《我和周扬的关系》，虽是他在成为“文艺黑线人物”时被迫撰写的“检讨书”，但也提供了了解五六十年代文艺界重要事件的一些线索：包括1957年的“鸣放”、反右运动，1958年周扬“建立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设想，和60年代初“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方针的提出。对张光年的这份“检讨书”，本文就相关背景作了注释，在注释中作了建立在不同时间、不同处境下同一和不同的人的对话
1947年，诗人冯至追述戊戌政变以来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几个关节点，称经过辛亥革命、“五四”、北伐，直至抗战，“几乎每过十年都有一次划时代的变化”，时代和个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个人的时代意识也渐趋强烈。“尤其是最近十年来”，即自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据冯至观察，“人们爱用种种不同的名称称呼这个时代，用种种歧异的形容词刻画这个时代。
2013年11月1-4日，“开放的传统，建构的经典”高层论坛暨2013年《文学评论》编委会在成都金河宾馆隆重召开。本次会议由《文学评论》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大会开幕式由四川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钟仕伦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陆建德、四川师范大学副校长张健分别为本次大会致辞。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文学评论》副主编高建平、
清代诗歌的特征是“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然而迄今却未见有人系统梳理清代与之一致的诗学理论。作为宋诗派主将，在性情与学问的对峙上，郑珍虽亦循宋诗派性情自学问中出的合一理论；但作为清代诗风创作上的代表，他更注重在创作实践中探二者合一之径。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作诗先做人之论、养气说、“自打自唱”等主张，以旧论焕新意，突破了宋诗派片面注重学问的藩篱，从而为有清一代诗歌走向综合、创造自我时代的特色作出了贡献。
古希腊哲学与诗“争吵”可谓千古公案，众说纷纭，而波普尔对柏拉图“极权主义”的指控尤引人注目。戴着现代政治的有色眼镜来看这场“争吵”，必然对哲学所代表的古代启蒙运动及其历史贡献视而不见。其实哲学反对的并非诗歌本身而是藉之传播的旧神话思维，但哲学虽发动了针对旧思维的话语争夺战，却因其散文性、精英性远不如诗歌那么容易争取听众，突破旧思维的任务最终还得由基督教来完成。考虑到柏拉图所主张的道德审查即便在今日欧美也至关重要，而早期基督教对异见的态度远比哲学决绝，波普尔对柏拉图指控之不公允，之不能成立，就更清楚了。
朱光潜对《会饮篇》的诠释是独特和深刻的，至今未受到学界的足够注意。在对柏拉图“很浓厚的唯物的倾向”这一判断不同于学术界的看法背后，实际隐藏着朱先生从现代反形而上学的非实体化去理解“唯物”一词的积极方面，也是在这样的理解下才把《会饮篇》主题确定为爱、美、智慧统一的思想。更加重要的是朱光潜对《会饮篇》“第俄提玛启示”的哲学修养之路的解释是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他用了宋明理学家用的“表里精粗无不到”、“一旦豁然贯通”等来说明柏拉图的“启示”和中土的“天人合一”境界是一致的思想。由于当时理性主义占统治地位，所以读
在“红色的30年代”，《现代》杂志“现代美国文学专号”的美国文学译介实践具有鲜明的兼容并包的立场。编者在阐释美国现代文学时，突出了其自由精神、创造精神、独立性和现代性，塑造出了全新的美国文学形象。这是中国现代的美国文学塑形史上出现的一次重大变化。编者基于多元共存的话语立场，以开放的译介姿态呈现美国现代文学的多元生态，与当时中国文坛偏重左翼文学的译介取向有显著差别。这次译介实践也具有深切的中国现实关怀意识，体现了编者与功利主义文艺主张和潜在的霸权话语展开对话的冲动，蕴含着他们对中国文学发展、文化建设和社会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