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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偶然的牌交到“裴多菲俱乐部”
邓小平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一位杰出的体育健将。他自小喜欢游泳，尤爱在大海里畅游。他对围棋颇有造诣，也爱好足球。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为了看场足球赛，竟把上衣当了用来买入场票。至于对桥牌的钟爱，更是举世闻名。对这点，王汉斌有切身的体会。
邓小平何时学会打桥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法国留学时学的；一说是５０年代在家乡四川学会的。自从学会打桥牌以后，这项依靠严密推理、精确计算、正确判断致胜的活动，一直成为他情有独钟、终生未弃的业余爱好。邓小平先后有老、少两代桥牌搭档。老牌友是张致祥、万里和吴晗，王汉斌和丁关根、王大明是他的少牌友。
王汉斌与邓小平的牌交始于１９６１年。这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广州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六十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响应。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邓小平，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北京顺义、怀柔农村呆了半个多月。调查完了，报告交了，邓小平显得很轻松，说叫几个人打桥牌松弛松弛神经吧。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把副市长吴晗叫来。时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的王汉斌，也被彭真夫人张洁清叫上了专列，自此与邓小平结下了不解之缘。邓小平在牌桌上表现出的平民风范、超人智慧，以及亲切慈祥的笑容，深深印在王汉斌心里，而王汉斌不错的牌技也给邓小平留下了记忆。
这之后，王汉斌不时应邀到养蜂夹道参加邓小平的牌局。经常到这里来的，除吴晗、王汉斌外，还有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项子明、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北京日报》总编辑周游，再有就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胡克实等人。这些人的牌技，应该都还可以。邓小平曾云：“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他打牌时情绪轻松愉快，即使输了牌局，也没有不开心的表现。
可以说，打桥牌和游泳是邓小平一生最喜爱的两项运动，但他并不是单纯追求玩乐，尝谓“前者可以健脑，后者可以健身”。邓小平在谈论桥牌时曾说，打桥牌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对大脑思维也有好处，是对紧张工作的很好调剂。
打牌时，邓小平总是全神贯注，精神高度集中。他一般不聊天，只是叫牌和抽烟，偶尔会在激战中冒出几句轻松幽默的话语，以活跃场上气氛。王汉斌和其他牌友摸准了他的脾气，在牌桌上便不谈国家大事。这个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牌局，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６年春夏之交才起变化。
邓小平的牌友中，吴晗最早运交华盖，其所作《海瑞罢官》因被指“为彭德怀翻案”而遭受“莫须有”的政治批判。随着对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揭批浪潮汹涌而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不堪连续打击，自杀身亡。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也受到严厉批判和内外夹攻。北京市委的处境日益困难。北京的政治气候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温度一天天上升，处在山雨欲来的漩涡之中。
在变化的诸多起因中，有一件还跟王汉斌夫人彭珮云有关。彭珮云是湖南浏阳人，１５岁考入著名的西南联大，由此认识了正在历史系学习、已是地下党员的福建惠安人王汉斌。翌年，经王汉斌介绍，彭珮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５０年到“文革”开始，彭珮云一直在学校工作，１９６４年被北京市委派到北大任党委副书记。她到后发现进驻北大的社教工作组太“左”，批斗党委书记陆平不对，便加以抵制，并作了大量的调查，然后向北京市委写了报告。北京市委向中央汇报（起草报告的正是王汉斌），总书记邓小平批示：北大不是所谓“烂掉了”的单位；工作组应与党委结合，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王汉斌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牌桌上看到邓小平镇定自若、波澜不惊，自己原先紧张的心情也有所松弛。谁知“文革”一开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康生的唆使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在北京大学食堂墙上贴出一张言辞狂放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芽》，大肆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宋硕为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６月１日晚８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大字报，北京的空气再次凝固起来。王汉斌和彭珮云的心情不言而喻。随后，在陈伯达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在６月５日第一版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大翻北大社教运动的案，把贯彻中央指示、纠正北大社教运动错误的“国际饭店会议”诬为“１９６５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攻击矛头直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经毛泽东批准，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向北大等校派了工作组，北京新市委随即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但事后不久，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的挑拨下，毛泽东严厉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为此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中央于７月２８日决定撤销工作组。随后，北京各大中学校掀起了揪斗各校党委领导的阵阵恶浪。王汉斌眼睁睁地看着身为北大党委副书记的妻子被聂元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糊了个“不亦乐乎”，在北大遭到批斗，第一个被打倒。
养蜂夹道的牌局，也就无法再行维持。随着邓小平作为“第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这批牌友也大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这处由万里选中的并不起眼的工作之余的休闲场所，竟被诬指为“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的‘裴多菲俱乐部’”。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举国批邓时，北京市有位领导人曾把王汉斌称为“不干工作的干部”，现在还老打牌，不好好改造。对此，王汉斌毫不讳言：“本人有不干的历史，什么都不干。叫我批邓、写大字报、大会发言批判，我就不干，不写也不发言。我向来是挨批的，不会批人。”
“高级桥牌迷”获得“世界桥联荣誉金奖”
春回大地之后，历尽劫波的王汉斌才得以再次见到重新为党和国家掌权的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工作更忙了，为国家大计日夜操劳。但举重若轻的他，总不忘忙里偷闲，给自己的业余爱好留一点时间。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撰文道：“邓小平玩牌从来不赌钱，谁输谁就钻桌子，如果他输了，虽然他的对手会同意他免予‘处罚’，他也是钻桌子的。”索氏还认为，如果邓小平参加桥牌比赛，肯定可以成为大师级牌手。一些外国人都称邓小平是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１９７８年７月，北京市的桥牌名将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来联名给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写信，希望在中国开展桥牌运动。邓小平于１０月１２日批示：“请体委考虑。”翌年初，国家体委开始举办桥牌比赛。１９８０年成立了中国桥牌协会，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
王汉斌曾经说过：中国桥牌事业的蓬勃开展和健康发展?熏与小平同志的关心支持和亲身参与密不可分。他还披露：自１９８４年起?熏中国桥牌协会举办的数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邓小平只要有空就积极参加。他把比赛的牌手视为朋友，从不以国家领导人自居，也不要别人照顾或谦让。他在比赛中表现出的出色技巧、超人智慧，体现的平易近人风范，连同他极有个性魅力的音容笑貌都铭记在了人们心中。当年中国桥协本来想让邓小平担任名誉主席，他却一定要万里来担任。此后，中国桥协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和问题，就向邓小平亲自指定的名誉主席万里请示，每次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直到１９８８年７月，邓小平才接受中国桥牌协会的正式聘请，担任中国桥协荣誉主席。这年１２月底，第六届“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所在的队再次捧得冠军杯。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邓小平经常以牌会友，切磋牌技，还常组队参加一些友谊赛。１９９１年，中国女队在日本横滨举行的“威尼斯杯”世界桥牌锦标赛中荣获第三名。回国后，邓小平高兴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勉励她们勤学苦练，继续提高桥牌技术，争取更优异的成绩。随后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邓小平和丁关根搭档，把中国女队打得落花流水。
随着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体委还于１９９４年组建了桥牌运动管理中心，并赋予其对桥牌运动项目的全面管理职能。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桥牌运动在中国大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迎来了从普及到提高并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为中国桥牌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也得到了世界桥牌联合会的一再嘉奖。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国际桥牌新闻（记者）协会授予邓小平最高荣誉“高伦奖”。
１９８２年，世界桥联主席帕蒂诺率世界冠军队访华时，慕名想和邓小平较量一场。中国桥牌协会报告邓小平后，邓小平欣然满足了他的这一请求。帕蒂诺回国前问中国桥协秘书长李威：“我和邓小平先生打桥牌的事，可不可以向国际桥牌界公布？”得到“完全可以”的回答后，帕蒂诺激动地对世界冠军队说：“请大家注意，我和邓小平先生打桥牌的消息可以向全世界公布。”顿时，大家热烈鼓掌。帕蒂诺临上飞机前，又情真意切地对送行的中国桥协官员说：“我为你们高兴。邓先生很关心中国的桥牌运动。”
世界桥联主席帕蒂诺把来华访问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并有幸一起打桥牌作为毕生荣耀，把接受中国加入世界桥联并派队参加世锦赛作为他任期内最大的功绩。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中国首次派队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桥牌锦标赛。他神采飞扬地在开幕式上宣布：“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先生派来了桥牌队。”
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曾两度访华，第二次访问时会见了邓小平。当时他特别希望和邓小平打桥牌，因为他早就知道邓的牌技很好。可惜那时他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没有打成。１９８８年，他对常驻欧洲的中国记者杜平回忆这事时说：“现在想起来特别遗憾。”
鉴于邓小平对中国和世界桥牌运动所做的贡献，１９８８年１０月，世界桥联在意大利召开的执委会上决定：授予邓小平世界桥联荣誉金奖。此项金奖不能有两个人同时拥有。颁奖仪式于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帕蒂诺的继任者丹尼斯·霍华德亲自赶到北京。他在颁奖仪式上说：“对世界桥联来说，今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我们为一位伟大的人物颁发了勋章。当世界桥联得知邓小平先生愉快地接受此荣誉金奖时，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可以说，自帕蒂诺之后，每届世界桥联主席都把访问中国作为自己上任后的一项重要活动。１９９３年６月，世界桥联主席鲍比·沃尔夫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不到２０年时间里，中国的桥牌运动蓬勃发展，而今已是亚洲的第一桥牌强国，并且在世界桥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用王汉斌的话来说：小平同志功不可没。
游泳以健身，打桥牌可健脑
步入黄昏的邓小平，更是把打桥牌视为健脑健身的活动。他曾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夫人卓琳积极支持邓小平打桥牌。她有过这么个评说：“小平同志只有打桥牌之时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因为他看电影、看书时都不免想到工作。”而在牌友王汉斌看来，打桥牌对于邓小平来说，不仅是健脑健身的有益活动，还是晚年邓小平寄情之所在。邓小平是人不是神，伟人也有平常心，邓小平打桥牌，正体现了他作为凡人的一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邓小平经常外出视察，王汉斌曾几次随同。无论是长城内外还是大江南北，邓小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都要邀请当地水平最高的桥牌队进行比赛。有一次，王汉斌和邓小平搭档，与当地的两位桥牌高手对阵。邓小平抓住一位对手冒叫的特点，动不动就加番（按照正规的叫法应该叫加倍，可邓小平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王汉斌和众牌友也就都跟着这么叫）。邓小平一加番，对方哪顶得住，一顿痛杀后，输得惨不忍睹，让人大开眼界。长期的实战磨炼，使邓小平牌技全面，功力扎实而深厚。
晚年的邓小平曾笑称自己之所以保持健康，乃有四个爱好：一打桥牌，二游泳，三吸烟，四喝酒。他说：“我能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还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在８０岁高龄时，邓小平还坚持在北戴河游泳，有次一边游泳一边对别人说：“我的任务就是要设法活得长一些，不只是为自己，而且为的是人民。”游泳和桥牌这两大爱好，确实使邓小平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交替松弛与反复磨炼，产生了积极的潜在作用。
看到进入耄耋之年的邓小平在牌桌上思路依旧敏捷，从叫牌到打牌都充分显示出计算准确、分析判断强的特点，王汉斌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在关山万重、“左”氛不散的改革开放之初，让邓小平保持头脑敏锐和身心健康，领导中国人民多做些事，推动中国这辆饱经沧桑的改革列车迅速奔向现代化的正确轨道，何尝不是党和国家的幸事！
１９８４年初，邓小平视察粤闽两省经济特区，特地叫上了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王汉斌。在视察特区的日子里，王汉斌感到邓小平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走路风风火火。他日程安排得紧凑，几乎每天都要外出参观视察，脑子里想的都是国家大事，只在晚上打桥牌时，才可以休息一下，神经得到充分的调剂。
王汉斌无缘欣赏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统兵决胜疆场的英姿，却不时有机会目睹邓小平在桥牌桌前所展示的运筹帷幄的风采。在２０多年的牌交中，王汉斌觉得邓小平的牌感不错，牌风稳健，守得紧，攻得快，始终保持冷静，无论打牌或叫牌，都颇有扼制对方、驾驭全局的气概。面临危局时，更表现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邓小平的牌技日益精湛，连与他交过手的世界“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都说：邓小平的牌技够得上专业水平。邓小平的牌技，也曾得到“棋圣”聂卫平的好评。
聂卫平早就听说过邓小平喜欢打桥牌，因为还没和他打过牌，水平如何却不清楚。一次在谈及此事时，他信口说：“邓小平的牌，就因为他是邓小平，所以不错。”他这话有几种含义：一是因为你是邓小平，水平高，所以打得不错；二是因为你是邓小平，别人都让着你。
１９８４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休假，听说胡耀邦把聂卫平也带来了，便邀他过去打牌，而且指名要和他搭档。连打几圈，对手一次没赢。聂卫平发现对方的脸都长了，嘴也翘得老高，而邓小平却仍然毫不留情、穷追猛打。聂卫平就想偷偷“放水”，让他们一把。对方牌友拿牌谁都能看得见，叫牌时聂卫平见他有好多黑桃，而自己只有四张黑桃，就叫了个“四黑桃”。这回被对方逮着了，来了个加番。这一加番不得了，聂卫平当了６个，输了很多分。对方的脸色好看多了，可邓小平见输了这么多，对聂卫平叫道：“小聂，你创了世界纪录了，还当了６个。”聂卫平这才感到邓小平打牌是很认真的，而且牌打得确实好，出乎自己的意料。后来，在饭桌上，聂卫平由衷地说：“老爷子打得确实很好。”邓小平听了哈哈大笑，毫不掩饰得意之情，天真得像孩子。后来在回北京的火车上，邓还打趣地对聂卫平的妻子说：小聂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没有九段，他被人家当了６个。
邓小平和聂卫平打桥牌时，王汉斌和胡耀邦、万里、丁关根等人也先后参战过。
王汉斌和丁关根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与邓小平一样，不仅关心支持中国的桥牌事业，还利用休息时间亲自参与这项有益的运动。他们打牌的时间虽然减少了，但只要一上牌桌，仍然非常认真，讲究以理服人，与同伴公平切磋牌技。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第３２届“百慕大”和第１０届“威尼斯杯”万宝路世界桥牌锦标赛在北京举办，中国桥协名誉主席万里、国务委员李铁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会见了世界桥联主席乔斯·达米亚尼及其随行官员，并就如何发展桥牌运动和办好这次比赛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这不仅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桥牌运动和这次比赛的关心和重视，而且也是一种高规格的礼遇。
邓小平逝世后，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乔斯·达米亚尼专门发来唁电：获悉邓小平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感到无比悲哀。他是贵国伟大的政治领袖，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也是本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邓先生是著名的桥牌爱好者。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在此，我谨代表世界桥联及世界桥牌界致以诚挚的悼念。
牌桌上的搭档成为法制战线的领头雁
王汉斌和夫人彭珮云在“文革”中双双受到冲击，被下放劳动。在牛棚岁月里，王汉斌以他的强硬方式，不屈不挠地斗争着。１９７５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夫妇俩先后恢复工作。王汉斌任北京冶金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彭珮云回到北京大学，在政治部宣传组工作了一段时间。
结束长达１０年的“文革”浩劫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航线。在１９７８年冬天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邓小平用他一贯的坚定语气告诉人们：“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如果说，国家是一座巍峨耸立的大厦，那么，“法”就是规范社会生活准则，支撑大厦不被锈蚀、不致倾塌的基石。这是王汉斌和无数有识之士的期望和心愿。
遥想“文革”当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阴谋家康生为找到突破口，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方针，鼓动聂元梓揪出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和支持陆、彭的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等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开了一个肆意颠倒是非、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先例，成为十年大动乱的一个祸根。
更令人不可想象的是，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３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宣布：“文革”已经开始，人大少开一次会或迟开一次会是可以的。在此后长达８年零６个月的时间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同期，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宪法赋予的权利抗争，仍被迫害致死；国务院难以正常工作，各级政府和人大被造反派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中国陷入十年乱局。直到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各级人大才恢复正常活动。
王汉斌和彭珮云在痛心回顾北大及“文革”这段历史时，总不免感慨万分：人民不能没有法制，唯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才能维护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的尊严。实践证明，人治的办法已走到尽头，今后必须要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走向法治，已无可阻挡地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当９亿国人欢呼法治之时，才发现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竟然还不到１０部。要把法律交给人民，前提是要有法可交。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法制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邓小平鉴于这一情况，讲了两句话：立法快比慢好，有比没有好；开头可以粗一点，以后再进一步修改。
法律工程浩大繁杂，法制建设千头万绪，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高屋建瓴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据，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法制工作委员会，复出不久的彭真自告奋勇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这位在“文革”前就分管过法制工作的颇有影响力的副委员长，在“文革”中历尽磨难，深感恢复和加强法制工作的重要性。
彭真首先要组织一支队伍。他特地点了老部下王汉斌的名，并马上要召见他。王汉斌成了第一个报到者。
王汉斌受命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从１９７９年３月初到７月，他和同伴们夜以继日地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７部法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在“文革”中肆意践踏法制、给共和国带来１０年灾难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审判。在准备这次审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一再叮嘱：一定要重证据，要做到我们的子孙查阅档案时，也会觉得是公道的。这些人在台上搞专案的时候，总是先戴帽子，后搞材料，导致冤案丛生。如果是在过去，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纯粹的例行公事，但现在有了《刑事诉讼法》，人们会从这些程序中体会到法律的公正和严正。
五届全国人大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委员长叶剑英的主持下制定了新宪法。这部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目前所遵循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和民主程序；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监督权、罢免权等；确立人民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规定人大常委专职化。此外，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为防止重演“文革”悲剧提供了法律依据；规定全国人大５年换届，每年开会，使全国人大得以正常运作。
中国立法工作在沉寂了２０多年后全面开始恢复。邓小平高兴地评价说：“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精心绘制宏伟的中国经济发展蓝图时，多次告诫全党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亲自为新时期的法制建设制定了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科学地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全部内涵。因为重视法治，对一些与法治相去甚远的现象，邓小平也提出了批评。还在８０年代初，他在批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时曾尖锐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在圈内以开明、开放著称的王汉斌，理解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含义是较广的，但也包括了中央与地方在制定法律、法规方面的分权关系。他为此呼吁：“政府的行为必须受到制约，不受到制约必然滥用权力。”为了制约政府的权力，他有声有色地行使人大的权力，锲而不舍领导制定了相应法律。
王汉斌在领导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和同事们明确表达了一个根本原则：“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政府的违法侵犯，要有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允许“民告官”。《行政诉讼法》是保障公民权利（人权）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法律，但在制定过程中，争论很大，不要说其他官员，就连某市法制局的局长就曾说：《行政诉讼法》的指导思想是根本错误的，就是不相信政府。王汉斌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违法为什么不能起诉？你不违法你怕什么起诉？”言辞强硬、说话像板上钉钉的王汉斌，为此和同事们执著地一条一条抠法律条文，一次一次地开会研究，终于使最高决策层下决心要给这部重要法律开绿灯。１９８９年七届人大召开二次会议，听取并通过了王汉斌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报告。
王汉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卓有成效的立法工作，是在他学习并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实质精神的基础上开展的。对这位长者和世纪伟人，如同佩服他的牌技和牌德一样，王汉斌更是由衷地景仰他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情操，并从中潜移默化地受到重大影响。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零点，注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坐在交接仪式主席台上的王汉斌万分思念这年２月辞世的邓小平，他为这位科学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一代伟人未能看到香港回归祖国而感慨。但他相信，不论是大陆还是香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的地方，邓小平总是活在人们心中。
１９９８年３月，时年７１岁的王汉斌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卸下了副委员长的重任。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从１９７９年迄今的近２０年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原先担任国务委员的老伴彭珮云接过了副委员长之职。在中国政坛，夫妇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唯一的一对。这对患难夫妻伉俪双飞的故事，成为中国政坛的一段佳话。
邓小平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外交家，还是一位杰出的体育健将。他自小喜欢游泳，尤爱在大海里畅游。他对围棋颇有造诣，也爱好足球。年轻时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为了看场足球赛，竟把上衣当了用来买入场票。至于对桥牌的钟爱，更是举世闻名。对这点，王汉斌有切身的体会。
邓小平何时学会打桥牌，有两种说法：一说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法国留学时学的；一说是５０年代在家乡四川学会的。自从学会打桥牌以后，这项依靠严密推理、精确计算、正确判断致胜的活动，一直成为他情有独钟、终生未弃的业余爱好。邓小平先后有老、少两代桥牌搭档。老牌友是张致祥、万里和吴晗，王汉斌和丁关根、王大明是他的少牌友。
王汉斌与邓小平的牌交始于１９６１年。这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史称“广州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六十条》，号召全党大兴调查之风。会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响应。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邓小平，同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北京顺义、怀柔农村呆了半个多月。调查完了，报告交了，邓小平显得很轻松，说叫几个人打桥牌松弛松弛神经吧。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把副市长吴晗叫来。时任北京市委副秘书长的王汉斌，也被彭真夫人张洁清叫上了专列，自此与邓小平结下了不解之缘。邓小平在牌桌上表现出的平民风范、超人智慧，以及亲切慈祥的笑容，深深印在王汉斌心里，而王汉斌不错的牌技也给邓小平留下了记忆。
这之后，王汉斌不时应邀到养蜂夹道参加邓小平的牌局。经常到这里来的，除吴晗、王汉斌外，还有北京市委副秘书长项子明、工业部副部长陆禹、《北京日报》总编辑周游，再有就是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胡克实等人。这些人的牌技，应该都还可以。邓小平曾云：“打牌要和高手打嘛，输了也有味道。”他打牌时情绪轻松愉快，即使输了牌局，也没有不开心的表现。
可以说，打桥牌和游泳是邓小平一生最喜爱的两项运动，但他并不是单纯追求玩乐，尝谓“前者可以健脑，后者可以健身”。邓小平在谈论桥牌时曾说，打桥牌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对大脑思维也有好处，是对紧张工作的很好调剂。
打牌时，邓小平总是全神贯注，精神高度集中。他一般不聊天，只是叫牌和抽烟，偶尔会在激战中冒出几句轻松幽默的话语，以活跃场上气氛。王汉斌和其他牌友摸准了他的脾气，在牌桌上便不谈国家大事。这个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牌局，一直持续到１９６６年春夏之交才起变化。
邓小平的牌友中，吴晗最早运交华盖，其所作《海瑞罢官》因被指“为彭德怀翻案”而遭受“莫须有”的政治批判。随着对包括吴晗在内的“三家村”揭批浪潮汹涌而来，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不堪连续打击，自杀身亡。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也受到严厉批判和内外夹攻。北京市委的处境日益困难。北京的政治气候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温度一天天上升，处在山雨欲来的漩涡之中。
在变化的诸多起因中，有一件还跟王汉斌夫人彭珮云有关。彭珮云是湖南浏阳人，１５岁考入著名的西南联大，由此认识了正在历史系学习、已是地下党员的福建惠安人王汉斌。翌年，经王汉斌介绍，彭珮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１９５０年到“文革”开始，彭珮云一直在学校工作，１９６４年被北京市委派到北大任党委副书记。她到后发现进驻北大的社教工作组太“左”，批斗党委书记陆平不对，便加以抵制，并作了大量的调查，然后向北京市委写了报告。北京市委向中央汇报（起草报告的正是王汉斌），总书记邓小平批示：北大不是所谓“烂掉了”的单位；工作组应与党委结合，不能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王汉斌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牌桌上看到邓小平镇定自若、波澜不惊，自己原先紧张的心情也有所松弛。谁知“文革”一开始，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在康生的唆使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５日在北京大学食堂墙上贴出一张言辞狂放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芽》，大肆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宋硕为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６月１日晚８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个大字报，北京的空气再次凝固起来。王汉斌和彭珮云的心情不言而喻。随后，在陈伯达的指使下，《人民日报》在６月５日第一版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大翻北大社教运动的案，把贯彻中央指示、纠正北大社教运动错误的“国际饭店会议”诬为“１９６５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并将攻击矛头直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
北京各学校引起了极大混乱，经毛泽东批准，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向北大等校派了工作组，北京新市委随即委派了少数试行工作组。但事后不久，在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的挑拨下，毛泽东严厉指责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刘少奇、邓小平为此承担了责任，作了检讨，中央于７月２８日决定撤销工作组。随后，北京各大中学校掀起了揪斗各校党委领导的阵阵恶浪。王汉斌眼睁睁地看着身为北大党委副书记的妻子被聂元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糊了个“不亦乐乎”，在北大遭到批斗，第一个被打倒。
养蜂夹道的牌局，也就无法再行维持。随着邓小平作为“第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被打倒，这批牌友也大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这处由万里选中的并不起眼的工作之余的休闲场所，竟被诬指为“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的‘裴多菲俱乐部’”。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举国批邓时，北京市有位领导人曾把王汉斌称为“不干工作的干部”，现在还老打牌，不好好改造。对此，王汉斌毫不讳言：“本人有不干的历史，什么都不干。叫我批邓、写大字报、大会发言批判，我就不干，不写也不发言。我向来是挨批的，不会批人。”
“高级桥牌迷”获得“世界桥联荣誉金奖”
春回大地之后，历尽劫波的王汉斌才得以再次见到重新为党和国家掌权的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工作更忙了，为国家大计日夜操劳。但举重若轻的他，总不忘忙里偷闲，给自己的业余爱好留一点时间。
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曾撰文道：“邓小平玩牌从来不赌钱，谁输谁就钻桌子，如果他输了，虽然他的对手会同意他免予‘处罚’，他也是钻桌子的。”索氏还认为，如果邓小平参加桥牌比赛，肯定可以成为大师级牌手。一些外国人都称邓小平是中国的“高级桥牌迷”。
１９７８年７月，北京市的桥牌名将周家骝、裘宗沪和郑雪来联名给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写信，希望在中国开展桥牌运动。邓小平于１０月１２日批示：“请体委考虑。”翌年初，国家体委开始举办桥牌比赛。１９８０年成立了中国桥牌协会，并加入了世界桥牌联合会。
王汉斌曾经说过：中国桥牌事业的蓬勃开展和健康发展?熏与小平同志的关心支持和亲身参与密不可分。他还披露：自１９８４年起?熏中国桥牌协会举办的数届“运筹与健康”桥牌比赛，邓小平只要有空就积极参加。他把比赛的牌手视为朋友，从不以国家领导人自居，也不要别人照顾或谦让。他在比赛中表现出的出色技巧、超人智慧，体现的平易近人风范，连同他极有个性魅力的音容笑貌都铭记在了人们心中。当年中国桥协本来想让邓小平担任名誉主席，他却一定要万里来担任。此后，中国桥协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和问题，就向邓小平亲自指定的名誉主席万里请示，每次都会得到圆满的解决。直到１９８８年７月，邓小平才接受中国桥牌协会的正式聘请，担任中国桥协荣誉主席。这年１２月底，第六届“运筹与健康”老同志桥牌赛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邓小平所在的队再次捧得冠军杯。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邓小平经常以牌会友，切磋牌技，还常组队参加一些友谊赛。１９９１年，中国女队在日本横滨举行的“威尼斯杯”世界桥牌锦标赛中荣获第三名。回国后，邓小平高兴地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勉励她们勤学苦练，继续提高桥牌技术，争取更优异的成绩。随后进行了一场友谊赛，邓小平和丁关根搭档，把中国女队打得落花流水。
随着体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体委还于１９９４年组建了桥牌运动管理中心，并赋予其对桥牌运动项目的全面管理职能。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桥牌运动在中国大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迎来了从普及到提高并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邓小平为中国桥牌事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举世公认，也得到了世界桥牌联合会的一再嘉奖。１９８１年１２月，国际桥牌新闻（记者）协会授予邓小平最高荣誉“高伦奖”。
１９８２年，世界桥联主席帕蒂诺率世界冠军队访华时，慕名想和邓小平较量一场。中国桥牌协会报告邓小平后，邓小平欣然满足了他的这一请求。帕蒂诺回国前问中国桥协秘书长李威：“我和邓小平先生打桥牌的事，可不可以向国际桥牌界公布？”得到“完全可以”的回答后，帕蒂诺激动地对世界冠军队说：“请大家注意，我和邓小平先生打桥牌的消息可以向全世界公布。”顿时，大家热烈鼓掌。帕蒂诺临上飞机前，又情真意切地对送行的中国桥协官员说：“我为你们高兴。邓先生很关心中国的桥牌运动。”
世界桥联主席帕蒂诺把来华访问受到邓小平的接见并有幸一起打桥牌作为毕生荣耀，把接受中国加入世界桥联并派队参加世锦赛作为他任期内最大的功绩。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中国首次派队参加在法国举行的第六届世界桥牌锦标赛。他神采飞扬地在开幕式上宣布：“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先生派来了桥牌队。”
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曾两度访华，第二次访问时会见了邓小平。当时他特别希望和邓小平打桥牌，因为他早就知道邓的牌技很好。可惜那时他的日程安排得很紧，没有打成。１９８８年，他对常驻欧洲的中国记者杜平回忆这事时说：“现在想起来特别遗憾。”
鉴于邓小平对中国和世界桥牌运动所做的贡献，１９８８年１０月，世界桥联在意大利召开的执委会上决定：授予邓小平世界桥联荣誉金奖。此项金奖不能有两个人同时拥有。颁奖仪式于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帕蒂诺的继任者丹尼斯·霍华德亲自赶到北京。他在颁奖仪式上说：“对世界桥联来说，今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因为我们为一位伟大的人物颁发了勋章。当世界桥联得知邓小平先生愉快地接受此荣誉金奖时，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可以说，自帕蒂诺之后，每届世界桥联主席都把访问中国作为自己上任后的一项重要活动。１９９３年６月，世界桥联主席鲍比·沃尔夫向中国桥牌协会荣誉主席邓小平颁发“主席最高荣誉奖”，以感谢他多年来为中国及世界桥牌运动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在不到２０年时间里，中国的桥牌运动蓬勃发展，而今已是亚洲的第一桥牌强国，并且在世界桥坛上享有很高的地位。用王汉斌的话来说：小平同志功不可没。
游泳以健身，打桥牌可健脑
步入黄昏的邓小平，更是把打桥牌视为健脑健身的活动。他曾说：“唯独打桥牌的时候，我才什么都不想，专注在牌上，头脑能充分地休息。”夫人卓琳积极支持邓小平打桥牌。她有过这么个评说：“小平同志只有打桥牌之时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因为他看电影、看书时都不免想到工作。”而在牌友王汉斌看来，打桥牌对于邓小平来说，不仅是健脑健身的有益活动，还是晚年邓小平寄情之所在。邓小平是人不是神，伟人也有平常心，邓小平打桥牌，正体现了他作为凡人的一面。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邓小平经常外出视察，王汉斌曾几次随同。无论是长城内外还是大江南北，邓小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都要邀请当地水平最高的桥牌队进行比赛。有一次，王汉斌和邓小平搭档，与当地的两位桥牌高手对阵。邓小平抓住一位对手冒叫的特点，动不动就加番（按照正规的叫法应该叫加倍，可邓小平总是用四川话叫加番，王汉斌和众牌友也就都跟着这么叫）。邓小平一加番，对方哪顶得住，一顿痛杀后，输得惨不忍睹，让人大开眼界。长期的实战磨炼，使邓小平牌技全面，功力扎实而深厚。
晚年的邓小平曾笑称自己之所以保持健康，乃有四个爱好：一打桥牌，二游泳，三吸烟，四喝酒。他说：“我能游泳，证明我身体还行；还打桥牌，证明我的脑筋还清楚。”在８０岁高龄时，邓小平还坚持在北戴河游泳，有次一边游泳一边对别人说：“我的任务就是要设法活得长一些，不只是为自己，而且为的是人民。”游泳和桥牌这两大爱好，确实使邓小平在体力和智力上得到交替松弛与反复磨炼，产生了积极的潜在作用。
看到进入耄耋之年的邓小平在牌桌上思路依旧敏捷，从叫牌到打牌都充分显示出计算准确、分析判断强的特点，王汉斌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在关山万重、“左”氛不散的改革开放之初，让邓小平保持头脑敏锐和身心健康，领导中国人民多做些事，推动中国这辆饱经沧桑的改革列车迅速奔向现代化的正确轨道，何尝不是党和国家的幸事！
１９８４年初，邓小平视察粤闽两省经济特区，特地叫上了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的王汉斌。在视察特区的日子里，王汉斌感到邓小平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走路风风火火。他日程安排得紧凑，几乎每天都要外出参观视察，脑子里想的都是国家大事，只在晚上打桥牌时，才可以休息一下，神经得到充分的调剂。
王汉斌无缘欣赏邓小平在战争年代统兵决胜疆场的英姿，却不时有机会目睹邓小平在桥牌桌前所展示的运筹帷幄的风采。在２０多年的牌交中，王汉斌觉得邓小平的牌感不错，牌风稳健，守得紧，攻得快，始终保持冷静，无论打牌或叫牌，都颇有扼制对方、驾驭全局的气概。面临危局时，更表现出处变不惊、临危不惧的大将风度。邓小平的牌技日益精湛，连与他交过手的世界“桥牌女皇”、美籍华人杨小燕都说：邓小平的牌技够得上专业水平。邓小平的牌技，也曾得到“棋圣”聂卫平的好评。
聂卫平早就听说过邓小平喜欢打桥牌，因为还没和他打过牌，水平如何却不清楚。一次在谈及此事时，他信口说：“邓小平的牌，就因为他是邓小平，所以不错。”他这话有几种含义：一是因为你是邓小平，水平高，所以打得不错；二是因为你是邓小平，别人都让着你。
１９８４年夏，邓小平在北戴河休假，听说胡耀邦把聂卫平也带来了，便邀他过去打牌，而且指名要和他搭档。连打几圈，对手一次没赢。聂卫平发现对方的脸都长了，嘴也翘得老高，而邓小平却仍然毫不留情、穷追猛打。聂卫平就想偷偷“放水”，让他们一把。对方牌友拿牌谁都能看得见，叫牌时聂卫平见他有好多黑桃，而自己只有四张黑桃，就叫了个“四黑桃”。这回被对方逮着了，来了个加番。这一加番不得了，聂卫平当了６个，输了很多分。对方的脸色好看多了，可邓小平见输了这么多，对聂卫平叫道：“小聂，你创了世界纪录了，还当了６个。”聂卫平这才感到邓小平打牌是很认真的，而且牌打得确实好，出乎自己的意料。后来，在饭桌上，聂卫平由衷地说：“老爷子打得确实很好。”邓小平听了哈哈大笑，毫不掩饰得意之情，天真得像孩子。后来在回北京的火车上，邓还打趣地对聂卫平的妻子说：小聂下围棋是九段，打桥牌可没有九段，他被人家当了６个。
邓小平和聂卫平打桥牌时，王汉斌和胡耀邦、万里、丁关根等人也先后参战过。
王汉斌和丁关根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与邓小平一样，不仅关心支持中国的桥牌事业，还利用休息时间亲自参与这项有益的运动。他们打牌的时间虽然减少了，但只要一上牌桌，仍然非常认真，讲究以理服人，与同伴公平切磋牌技。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第３２届“百慕大”和第１０届“威尼斯杯”万宝路世界桥牌锦标赛在北京举办，中国桥协名誉主席万里、国务委员李铁映、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会见了世界桥联主席乔斯·达米亚尼及其随行官员，并就如何发展桥牌运动和办好这次比赛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这不仅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桥牌运动和这次比赛的关心和重视，而且也是一种高规格的礼遇。
邓小平逝世后，世界桥牌联合会主席乔斯·达米亚尼专门发来唁电：获悉邓小平先生逝世的消息，我们感到无比悲哀。他是贵国伟大的政治领袖，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他也是本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邓先生是著名的桥牌爱好者。桥牌界能拥有他这样的朋友，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在此，我谨代表世界桥联及世界桥牌界致以诚挚的悼念。
牌桌上的搭档成为法制战线的领头雁
王汉斌和夫人彭珮云在“文革”中双双受到冲击，被下放劳动。在牛棚岁月里，王汉斌以他的强硬方式，不屈不挠地斗争着。１９７５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夫妇俩先后恢复工作。王汉斌任北京冶金机械厂革委会副主任，彭珮云回到北京大学，在政治部宣传组工作了一段时间。
结束长达１０年的“文革”浩劫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及时总结经验教训，纠正航线。在１９７８年冬天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邓小平用他一贯的坚定语气告诉人们：“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如果说，国家是一座巍峨耸立的大厦，那么，“法”就是规范社会生活准则，支撑大厦不被锈蚀、不致倾塌的基石。这是王汉斌和无数有识之士的期望和心愿。
遥想“文革”当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后，阴谋家康生为找到突破口，制定了“从北大点火，往上搞”的方针，鼓动聂元梓揪出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和支持陆、彭的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部长宋硕等人。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出笼，开了一个肆意颠倒是非、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先例，成为十年大动乱的一个祸根。
更令人不可想象的是，在１９６６年７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３次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康生宣布：“文革”已经开始，人大少开一次会或迟开一次会是可以的。在此后长达８年零６个月的时间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举行过一次会议。同期，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宪法赋予的权利抗争，仍被迫害致死；国务院难以正常工作，各级政府和人大被造反派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取代；公检法机关被砸烂，中国陷入十年乱局。直到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各级人大才恢复正常活动。
王汉斌和彭珮云在痛心回顾北大及“文革”这段历史时，总不免感慨万分：人民不能没有法制，唯有社会主义的法制，才能维护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普通百姓的尊严。实践证明，人治的办法已走到尽头，今后必须要依靠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依法治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走向法治，已无可阻挡地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然而，当９亿国人欢呼法治之时，才发现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竟然还不到１０部。要把法律交给人民，前提是要有法可交。这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法制建设面临的严峻形势。邓小平鉴于这一情况，讲了两句话：立法快比慢好，有比没有好；开头可以粗一点，以后再进一步修改。
法律工程浩大繁杂，法制建设千头万绪，邓小平在中央会议上高屋建瓴地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据，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精神，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法制工作委员会，复出不久的彭真自告奋勇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这位在“文革”前就分管过法制工作的颇有影响力的副委员长，在“文革”中历尽磨难，深感恢复和加强法制工作的重要性。
彭真首先要组织一支队伍。他特地点了老部下王汉斌的名，并马上要召见他。王汉斌成了第一个报到者。
王汉斌受命担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从１９７９年３月初到７月，他和同伴们夜以继日地制定了《刑法》、《刑事诉讼法》、《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７部法律，在不久后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上获得通过。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在“文革”中肆意践踏法制、给共和国带来１０年灾难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审判。在准备这次审判的过程中，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一再叮嘱：一定要重证据，要做到我们的子孙查阅档案时，也会觉得是公道的。这些人在台上搞专案的时候，总是先戴帽子，后搞材料，导致冤案丛生。如果是在过去，人们也许会认为这是纯粹的例行公事，但现在有了《刑事诉讼法》，人们会从这些程序中体会到法律的公正和严正。
五届全国人大的最大成就，就是在委员长叶剑英的主持下制定了新宪法。这部在１９８２年１２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目前所遵循的政治制度、权力结构和民主程序；确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拥有立法权、监督权、罢免权等；确立人民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规定人大常委专职化。此外，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为防止重演“文革”悲剧提供了法律依据；规定全国人大５年换届，每年开会，使全国人大得以正常运作。
中国立法工作在沉寂了２０多年后全面开始恢复。邓小平高兴地评价说：“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小事情！”
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精心绘制宏伟的中国经济发展蓝图时，多次告诫全党要两手抓：“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他亲自为新时期的法制建设制定了十六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科学地阐述了依法治国的全部内涵。因为重视法治，对一些与法治相去甚远的现象，邓小平也提出了批评。还在８０年代初，他在批评权力过分集中的弊端时曾尖锐地指出：“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在圈内以开明、开放著称的王汉斌，理解邓小平在这里讲的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含义是较广的，但也包括了中央与地方在制定法律、法规方面的分权关系。他为此呼吁：“政府的行为必须受到制约，不受到制约必然滥用权力。”为了制约政府的权力，他有声有色地行使人大的权力，锲而不舍领导制定了相应法律。
王汉斌在领导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和同事们明确表达了一个根本原则：“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政府的违法侵犯，要有向法院起诉的权利。”换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允许“民告官”。《行政诉讼法》是保障公民权利（人权）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法律，但在制定过程中，争论很大，不要说其他官员，就连某市法制局的局长就曾说：《行政诉讼法》的指导思想是根本错误的，就是不相信政府。王汉斌对这种看法不以为然，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你违法为什么不能起诉？你不违法你怕什么起诉？”言辞强硬、说话像板上钉钉的王汉斌，为此和同事们执著地一条一条抠法律条文，一次一次地开会研究，终于使最高决策层下决心要给这部重要法律开绿灯。１９８９年七届人大召开二次会议，听取并通过了王汉斌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草案）〉的说明》报告。
王汉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上卓有成效的立法工作，是在他学习并领会邓小平理论的实质精神的基础上开展的。对这位长者和世纪伟人，如同佩服他的牌技和牌德一样，王汉斌更是由衷地景仰他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情操，并从中潜移默化地受到重大影响。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零点，注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坐在交接仪式主席台上的王汉斌万分思念这年２月辞世的邓小平，他为这位科学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一代伟人未能看到香港回归祖国而感慨。但他相信，不论是大陆还是香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升起的地方，邓小平总是活在人们心中。
１９９８年３月，时年７１岁的王汉斌在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卸下了副委员长的重任。使他感到欣慰的是，从１９７９年迄今的近２０年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尤其是立法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逐步建立起了一整套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非常有意思的是，在这次会议上，原先担任国务委员的老伴彭珮云接过了副委员长之职。在中国政坛，夫妇先后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唯一的一对。这对患难夫妻伉俪双飞的故事，成为中国政坛的一段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