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同往黑龙江
“文革”前，我与李雪峰的女儿李丹琳同在北京大学三年级学习，她在历史系，我在国际政治系。那时女学生少，都住在一栋楼里，我住二层，她住在楼上。大家埋头学习，很少和外系的同学来往，并不相识。1966年李雪峰当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丹琳成了“名人”，在校院内经常看到她活跃的身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
我们开始熟悉是在部队农场锻炼时。1968年夏，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校，武斗结束。冬天开始毕业分配，因为哥哥在佳木斯，我报名到黑龙江。黑龙江领导人潘复生决定分配来的2000名大学生一律到部队农场劳动。在连队的名单里意外地发现李丹琳的名字，没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女儿也主动要求到边疆、到“反修前线”工作。
学生们按连队编制，一共4个排，女生集中编为一排，排长是解放军干部，副排长是大学生。李丹琳在一班，我在三班。连队很快从哈尔滨军部招待所来到嫩江3065部队农场。冰天雪地，一望无际的雪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住在茅草房，烧火墙，睡火炕。刚到的第一天战士已将火炕、火墙烧得屋内温暖如春。入夜，火灭了，屋里顿时冷如冰窖。不会烧火墙、火炕，可以学，很快大家都学会了。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菜吃。“胡天八月即飞雪”，部队接到命令接待我们时早已过了储存菜的季节。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没有青菜吃，天天肉煮黄豆，吃得人人腹泻。农场有的是粮食，我们按战士定量一个月45斤，女同学都吃不了。农场肥猪满圈，10天杀一头300斤的猪。连队想办法磨豆腐，买粉条，尽量改善生活。我请哥哥寄来一斤干辣椒。一到吃饭时，住在同一排的男同学将碗从窗户伸进来要辣椒吃。
冬天零下40摄氏度，滴水成冰，天寒地冻，雪积盈尺。泼洗脸水时，水在空中就结成冰，只听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如同玉珠落地。半夜窗外传来女人哭的声音，悠长而凄惨，随风飘荡，时隐时现。我们好生奇怪：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哪来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安徽农大的同学说这是狼叫，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狼哭鬼嚎。狼群在四周游荡。春天拖拉机翻地，男同学当农机手坐在后面，狼不远不近地跟着，吃拖拉机翻出来的老鼠。狼的两个绿眼睛如同小电灯泡一样大。一开始男同学十分紧张，怕发生意外，后来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冬天农活不多，当地农民都在家里猫冬，妇女更是坐在热炕头上，从不出门。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不能闲着，没有活也要找活干，上山砍柴。没膝深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北风如刀子一样锋利，寒风刺骨。进了林子，风小了。挥动斧子将树砍倒，木屑飞溅。然后两个人一根扛回来。雪深、林子密，不好走，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女同学扛不动就拖回来。回来后由炊事班锯断、劈开，当柴烧。个个都争强好胜，谁也不示弱，专拣大树砍。
嫩江的谚语：种在冰上，收在火上。意思是冰雪还没有融化就开始播种，收割时正是最热的七八月。5月初，我们开始下地。150个学生和六七十个机务队的战士种上万亩土地，我们步行十几里到地里干活。第一天炊事班的同学不知路有多远，派一个男生挑一担水送到地头。路远无轻担，这个同学累得几乎晕过去。拉饭菜的牛车二三个小时才走到地头，饭菜早就凉了。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吃凉饭。收工时，同学们三三两两走在回家的路上。野草的嫩叶从雪里冒出来，格外显眼。大家在雪原上寻找着，竞相采摘。农大同学告诉我这是苦苦菜，就是苦菜花，学名蒲公英。回来后，打着排长的名义，到炊事班要黄酱，回来沾着吃。人多菜少，大家你让我，我让你，每个人分上几片，咬在嘴里，清脆、微苦，回味无穷。几把苦苦菜成为最好的、最珍贵的美味佳肴。
春种时，活多得忙不过来。那时有一句顺口溜：拖拉机爬窝，罗马（罗马尼亚产的拖拉机，马力大）拉，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东北纬度高，夏天日照长。早上三四点迎着朝阳出发，晚上9点多日头西落才回来。天近黄昏，蚊虫成群，赶也赶不动，一咬一个包，奇痒无比，不能抓，一抓就破，很快被感染。野地里什么虫子都有，一位男生被叮得半个脸肿得有鼻子高，疼得他躺不住，在院子里不停地走动。
1969年黑龙江明明是涝灾减产，可是省领导却向中央报丰收，中央根据上报的数字让黑龙江上交。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粮食，省里要求派工作队下去动员社员交粮。为了响应省委号召，农场决定将扔在地里的豆秸拉回来再打一遍。零下40摄氏度，我们天天到空旷的大地上，用镰刀从雪中将豆秸扒出来。低洼地的积雪被风旋着一层层压下来，坚硬无比，几个同学站上去跳，跳也跳不塌。有时刮起白花风，漫天飞雪。不刮风时，天上飘着小冰粒。为了防寒，同学们戴着口罩干活。哈气很快结成冰，口罩成了一个冰砣，根本不透气。我只好将口罩摘了，从那落下胃寒、胃疼的毛病。风和日丽时，白雪皑皑，触景生情，李丹琳带头唱起杨子荣的打虎上山：穿林海，过雪原……
艰苦的劳动将大家的距离缩短。繁重的劳动难不倒大家，那时我们风华正茂，年轻力壮，走到哪里都是歌声不断。李丹琳是文艺活跃分子，时常听到她的歌声、笑声、俏皮话，时常看到她的舞姿。她不仅活跃在舞台上，就是在台下也是唱啊、跳个不停。帮厨时，端着盘子，跳着舞步，来个大旋转，盘中的饺子随着她的旋转飞了出去。她那一串串俏皮话逗得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她走到哪，那就有笑声、歌声。她永远那么快乐。
成为好朋友
我真正认识李丹琳是在政治运动中。那时，说我们都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我们都是解放后才上小学，在红旗下读了17年书。可是学校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阵地，这也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原因。照此逻辑，我们就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革命、改造的对象。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搞了三次运动，清队、整党、党员转正。每次都是如临大敌，人人过关。怕大家串连，规定班与班之间的同学都不准来往，不准外出。
我的父亲在京戏改革中与江青意见相左。其实在工作中出现分歧、争论，都是正常的。因为争论问题，大家都是出于公心，为了更好地工作，都是对事不对人，所以有争论，即使十分激烈也不会影响同志之间关系。可是江青是个说一不二的人，霸道不讲理，硬说北京市委反对她，爸爸反对她。而那时认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被说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我的父亲，不久我父亲离开人世。我是预备党员。这三次运动哪次也逃脱不了，而且次次都是重点。艰苦的劳动难不住大家，最使人痛苦的是运动中挨整。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北大同学施裕壬长谈。他分配到宁夏固原，这是全国著名的穷困区。他听了我的经历后说：“我宁可挨整，也不愿意挨饿。”我说：“我宁可挨饿，也不愿意挨整。”可见挨整和饥饿是一样地痛苦、难熬。
在那个痛苦、难熬的年代，我常常这样安慰、鼓励自己：运动总要结束的。只要我不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还能工作，就是胜利。
每到运动，李丹琳因父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原因，备受重视。我们宿舍是两排平房，中间是个小空场。150个学生，比一般连队人多，住得满满的。连队领导召开积极分子会，只能到仓库或猪圈前的空地。积极分子们在领导带领下从宿舍出来鱼贯而行。多数同学心情郁闷，站在屋檐下望着他们一行人消失在墙的那边。一次，李丹琳走在最后，突然她回过身来，边走边向大家不停地招手，不断做着鬼脸。院子里的同学眼睛一亮，大胆的人也向她打招呼。李丹琳用这种方法向大家表明她的态度：极其反感这套极“左”的做法。她真胆大！大家相视而笑，虽然笑是苦涩的。真没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女儿的看法竟然和我们大家一样，和挨整的同学一样，和我这个黑帮子弟的心是相通的。我感到欣慰，我们的心贴近了。我永远忘不了李丹琳、盛淑文、辜清平，是她们的鼓励、帮助使我熬过那段最难过的日子。从此我们成为好朋友。
1970年3月，我们结束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劳动锻炼，正式分配工作。部队同志将拖拉机改装成推土机，在前面推雪，我们坐着卡车跟在后面，走了90里路到了火车站。这次黑龙江省分配了2000多名大学生，是解放以来最多的一年，省里却规定任何大学生不准进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这4个大城市，全部分配到县城或县城以下单位，不管专业对不对口。不少同学还没有离开连队就开始活动离开寒冷的黑龙江回到关内，回到家乡。李丹琳最有条件，她却没有活动。她被分配到五常。县里要留她，她不肯，主动要求到公社、基层工作。我分配到通河。从此天各一方。不久传来她父亲出事的消息。我想虽然通河交通不便，但我毕竟在县城教书，中学不大，但有食堂，保证能吃上饭。东北农村不比关内，地广人稀，荒山野岭，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后来听说她回到辽宁，结了婚，和丈夫、公婆一起生活。他们全家爱唱，也会唱，时常唱歌、唱京戏，令邻里咋舌称奇，在当地广为流传。李丹琳真是好样的，永远乐观，什么时候也没倒下。
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她父母平日的言传身教，看到她父母的影子。
再见面是5年后。一天，我回到月坛北街，妈妈说李丹琳来过，李雪峰早被开除党籍，但好在这份文件毛主席没有画圈。我听了一愣，干部问题不是运动后期处理吗？怎么她的命运比我还悲惨？
我赶到孙燕华家。她和李丹琳是中学同学，也住在月坛北街。李丹琳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在她那里。“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访旧半为鬼，惊呼肠中热。”李丹琳不多说话。我望着李丹琳有残疾的女儿，真是心痛：“文革”伤害的不是一代、两代，而是三代。后来我才知道是她怀孕5个月时，突然听到父亲死亡的谣传，受刺激所致。
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李丹琳调到教育电视台，常常做历史片子，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我当时在那里工作，时常见面。每次审完片子，我送她，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们谈工作、谈父母姐妹的近况，无话不谈。她的语言仍然犀利、一针见血，谈话是那么痛快、酣畅，她的俏皮话常常引得我开怀大笑。有一次她送我一件东西，说：“赶快用，千万别舍不得。圆珠笔芯留干，衣服留瘦，鞋子留小，样式过时了，好吃的留坏了。现在拿着了就赶快用，千万别心疼。”我想：我们的习惯怎么这么一样？
她告诉我她父亲回到了北京，就住在拐弯就到的中直招待所。这样我才有机会去看望李雪峰，后来才有为李雪峰整理回忆录一事。
“文革”前，我与李雪峰的女儿李丹琳同在北京大学三年级学习，她在历史系，我在国际政治系。那时女学生少，都住在一栋楼里，我住二层，她住在楼上。大家埋头学习，很少和外系的同学来往，并不相识。1966年李雪峰当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丹琳成了“名人”，在校院内经常看到她活跃的身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讲过话。
我们开始熟悉是在部队农场锻炼时。1968年夏，解放军宣传队、工人宣传队进校，武斗结束。冬天开始毕业分配，因为哥哥在佳木斯，我报名到黑龙江。黑龙江领导人潘复生决定分配来的2000名大学生一律到部队农场劳动。在连队的名单里意外地发现李丹琳的名字，没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女儿也主动要求到边疆、到“反修前线”工作。
学生们按连队编制，一共4个排，女生集中编为一排，排长是解放军干部，副排长是大学生。李丹琳在一班，我在三班。连队很快从哈尔滨军部招待所来到嫩江3065部队农场。冰天雪地，一望无际的雪原，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住在茅草房，烧火墙，睡火炕。刚到的第一天战士已将火炕、火墙烧得屋内温暖如春。入夜，火灭了，屋里顿时冷如冰窖。不会烧火墙、火炕，可以学，很快大家都学会了。
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菜吃。“胡天八月即飞雪”，部队接到命令接待我们时早已过了储存菜的季节。那时没有反季节蔬菜。没有青菜吃，天天肉煮黄豆，吃得人人腹泻。农场有的是粮食，我们按战士定量一个月45斤，女同学都吃不了。农场肥猪满圈，10天杀一头300斤的猪。连队想办法磨豆腐，买粉条，尽量改善生活。我请哥哥寄来一斤干辣椒。一到吃饭时，住在同一排的男同学将碗从窗户伸进来要辣椒吃。
冬天零下40摄氏度，滴水成冰，天寒地冻，雪积盈尺。泼洗脸水时，水在空中就结成冰，只听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声，如同玉珠落地。半夜窗外传来女人哭的声音，悠长而凄惨，随风飘荡，时隐时现。我们好生奇怪：方圆几十里没有人烟，哪来的哭声？让人毛骨悚然。安徽农大的同学说这是狼叫，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狼哭鬼嚎。狼群在四周游荡。春天拖拉机翻地，男同学当农机手坐在后面，狼不远不近地跟着，吃拖拉机翻出来的老鼠。狼的两个绿眼睛如同小电灯泡一样大。一开始男同学十分紧张，怕发生意外，后来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
冬天农活不多，当地农民都在家里猫冬，妇女更是坐在热炕头上，从不出门。我们是来劳动改造的，不能闲着，没有活也要找活干，上山砍柴。没膝深的雪，深一脚，浅一脚，北风如刀子一样锋利，寒风刺骨。进了林子，风小了。挥动斧子将树砍倒，木屑飞溅。然后两个人一根扛回来。雪深、林子密，不好走，每个人都是大汗淋漓。女同学扛不动就拖回来。回来后由炊事班锯断、劈开，当柴烧。个个都争强好胜，谁也不示弱，专拣大树砍。
嫩江的谚语：种在冰上，收在火上。意思是冰雪还没有融化就开始播种，收割时正是最热的七八月。5月初，我们开始下地。150个学生和六七十个机务队的战士种上万亩土地，我们步行十几里到地里干活。第一天炊事班的同学不知路有多远，派一个男生挑一担水送到地头。路远无轻担，这个同学累得几乎晕过去。拉饭菜的牛车二三个小时才走到地头，饭菜早就凉了。那段时间，我们天天吃凉饭。收工时，同学们三三两两走在回家的路上。野草的嫩叶从雪里冒出来，格外显眼。大家在雪原上寻找着，竞相采摘。农大同学告诉我这是苦苦菜，就是苦菜花，学名蒲公英。回来后，打着排长的名义，到炊事班要黄酱，回来沾着吃。人多菜少，大家你让我，我让你，每个人分上几片，咬在嘴里，清脆、微苦，回味无穷。几把苦苦菜成为最好的、最珍贵的美味佳肴。
春种时，活多得忙不过来。那时有一句顺口溜：拖拉机爬窝，罗马（罗马尼亚产的拖拉机，马力大）拉，计划赶不上变化快。东北纬度高，夏天日照长。早上三四点迎着朝阳出发，晚上9点多日头西落才回来。天近黄昏，蚊虫成群，赶也赶不动，一咬一个包，奇痒无比，不能抓，一抓就破，很快被感染。野地里什么虫子都有，一位男生被叮得半个脸肿得有鼻子高，疼得他躺不住，在院子里不停地走动。
1969年黑龙江明明是涝灾减产，可是省领导却向中央报丰收，中央根据上报的数字让黑龙江上交。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粮食，省里要求派工作队下去动员社员交粮。为了响应省委号召，农场决定将扔在地里的豆秸拉回来再打一遍。零下40摄氏度，我们天天到空旷的大地上，用镰刀从雪中将豆秸扒出来。低洼地的积雪被风旋着一层层压下来，坚硬无比，几个同学站上去跳，跳也跳不塌。有时刮起白花风，漫天飞雪。不刮风时，天上飘着小冰粒。为了防寒，同学们戴着口罩干活。哈气很快结成冰，口罩成了一个冰砣，根本不透气。我只好将口罩摘了，从那落下胃寒、胃疼的毛病。风和日丽时，白雪皑皑，触景生情，李丹琳带头唱起杨子荣的打虎上山：穿林海，过雪原……
艰苦的劳动将大家的距离缩短。繁重的劳动难不倒大家，那时我们风华正茂，年轻力壮，走到哪里都是歌声不断。李丹琳是文艺活跃分子，时常听到她的歌声、笑声、俏皮话，时常看到她的舞姿。她不仅活跃在舞台上，就是在台下也是唱啊、跳个不停。帮厨时，端着盘子，跳着舞步，来个大旋转，盘中的饺子随着她的旋转飞了出去。她那一串串俏皮话逗得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她走到哪，那就有笑声、歌声。她永远那么快乐。
成为好朋友
我真正认识李丹琳是在政治运动中。那时，说我们都是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我们都是解放后才上小学，在红旗下读了17年书。可是学校成为资产阶级统治的阵地，这也就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一个原因。照此逻辑，我们就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一例外都是革命、改造的对象。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搞了三次运动，清队、整党、党员转正。每次都是如临大敌，人人过关。怕大家串连，规定班与班之间的同学都不准来往，不准外出。
我的父亲在京戏改革中与江青意见相左。其实在工作中出现分歧、争论，都是正常的。因为争论问题，大家都是出于公心，为了更好地工作，都是对事不对人，所以有争论，即使十分激烈也不会影响同志之间关系。可是江青是个说一不二的人，霸道不讲理，硬说北京市委反对她，爸爸反对她。而那时认为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反对江青就是反对毛泽东。彭真领导的北京市委被说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我的父亲，不久我父亲离开人世。我是预备党员。这三次运动哪次也逃脱不了，而且次次都是重点。艰苦的劳动难不住大家，最使人痛苦的是运动中挨整。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北大同学施裕壬长谈。他分配到宁夏固原，这是全国著名的穷困区。他听了我的经历后说：“我宁可挨整，也不愿意挨饿。”我说：“我宁可挨饿，也不愿意挨整。”可见挨整和饥饿是一样地痛苦、难熬。
在那个痛苦、难熬的年代，我常常这样安慰、鼓励自己：运动总要结束的。只要我不疯，“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还能工作，就是胜利。
每到运动，李丹琳因父亲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原因，备受重视。我们宿舍是两排平房，中间是个小空场。150个学生，比一般连队人多，住得满满的。连队领导召开积极分子会，只能到仓库或猪圈前的空地。积极分子们在领导带领下从宿舍出来鱼贯而行。多数同学心情郁闷，站在屋檐下望着他们一行人消失在墙的那边。一次，李丹琳走在最后，突然她回过身来，边走边向大家不停地招手，不断做着鬼脸。院子里的同学眼睛一亮，大胆的人也向她打招呼。李丹琳用这种方法向大家表明她的态度：极其反感这套极“左”的做法。她真胆大！大家相视而笑，虽然笑是苦涩的。真没有想到，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女儿的看法竟然和我们大家一样，和挨整的同学一样，和我这个黑帮子弟的心是相通的。我感到欣慰，我们的心贴近了。我永远忘不了李丹琳、盛淑文、辜清平，是她们的鼓励、帮助使我熬过那段最难过的日子。从此我们成为好朋友。
1970年3月，我们结束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劳动锻炼，正式分配工作。部队同志将拖拉机改装成推土机，在前面推雪，我们坐着卡车跟在后面，走了90里路到了火车站。这次黑龙江省分配了2000多名大学生，是解放以来最多的一年，省里却规定任何大学生不准进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牡丹江这4个大城市，全部分配到县城或县城以下单位，不管专业对不对口。不少同学还没有离开连队就开始活动离开寒冷的黑龙江回到关内，回到家乡。李丹琳最有条件，她却没有活动。她被分配到五常。县里要留她，她不肯，主动要求到公社、基层工作。我分配到通河。从此天各一方。不久传来她父亲出事的消息。我想虽然通河交通不便，但我毕竟在县城教书，中学不大，但有食堂，保证能吃上饭。东北农村不比关内，地广人稀，荒山野岭，她一个人怎么生活呢？后来听说她回到辽宁，结了婚，和丈夫、公婆一起生活。他们全家爱唱，也会唱，时常唱歌、唱京戏，令邻里咋舌称奇，在当地广为流传。李丹琳真是好样的，永远乐观，什么时候也没倒下。
从她的身上可以看出她父母平日的言传身教，看到她父母的影子。
再见面是5年后。一天，我回到月坛北街，妈妈说李丹琳来过，李雪峰早被开除党籍，但好在这份文件毛主席没有画圈。我听了一愣，干部问题不是运动后期处理吗？怎么她的命运比我还悲惨？
我赶到孙燕华家。她和李丹琳是中学同学，也住在月坛北街。李丹琳带着一岁多的女儿在她那里。“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访旧半为鬼，惊呼肠中热。”李丹琳不多说话。我望着李丹琳有残疾的女儿，真是心痛：“文革”伤害的不是一代、两代，而是三代。后来我才知道是她怀孕5个月时，突然听到父亲死亡的谣传，受刺激所致。
运动总有结束的时候，“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李丹琳调到教育电视台，常常做历史片子，送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审查。我当时在那里工作，时常见面。每次审完片子，我送她，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们谈工作、谈父母姐妹的近况，无话不谈。她的语言仍然犀利、一针见血，谈话是那么痛快、酣畅，她的俏皮话常常引得我开怀大笑。有一次她送我一件东西，说：“赶快用，千万别舍不得。圆珠笔芯留干，衣服留瘦，鞋子留小，样式过时了，好吃的留坏了。现在拿着了就赶快用，千万别心疼。”我想：我们的习惯怎么这么一样？
她告诉我她父亲回到了北京，就住在拐弯就到的中直招待所。这样我才有机会去看望李雪峰，后来才有为李雪峰整理回忆录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