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白居易这样,把自己一生的薪水数额,不厌其烦地写进诗篇,古往今来似乎没有第二人。
　　宋人洪迈注意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一个不同于常人的特点:喜欢在诗歌中写出自己不同时期的薪水数额。白居易进入官场之后,从壮年到老年,俸禄的数额变化,基本上都写进了诗歌。请看:
　　贞元十六年,白居易中进士。初入官场做校书郎的时候,白居易的月薪是一万六千钱,“俸钱万六千,月给亦有余”。升为左拾遗,薪水大幅度提高,“月惭谏纸二千张,岁愧俸钱三十万”。兼京兆户曹之职,薪水又大涨一次,“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月薪达到了四五万,一年下来,就能余粮满仓了,所以他又说,“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
　　元和十年六七月,白居易越职言事,被当权者贬出京城。官是贬了,但是,薪水却不减反升。“散员足庇身,薄俸可资家”,这薄俸到底是多少呢?《壁记》上说:“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究其原因,可能是唐代外放官员薪水远远高于同级别的京官所致。任杭州刺史期间,虽然有“三年请禄俸,颇有余衣食”,“移家入新宅,罢郡有余资”等诗句,表示俸禄是足够用的。不过,任同级别的苏州刺史期间,是有具体数额的,“十万户州尤觉贵,二千石禄敢言贫”。月薪十万,可见,刺史职位,薪水比江州司马期间又提高了不少。
　　穆宗时以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分管东都洛阳),因为是京官,职位虽然升了,但薪水反而略有降低,“俸钱八九万,给受无虚月”。或许,在做地方官时,薪水是有拖欠现象的。
　　官升太子少傅,薪水又略有提高,“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雇我作闲人”,“又问俸厚薄,百千随月至”。
　　致仕(相当于离休)后,薪水减半,“全家遁此曾无闷,半俸资身亦有余”,“寿及七十五,俸占五十千”,可见,白居易退休后,每月仍然有五万钱的薪水。
　　因为一直在做官,俸钱始终有结余。因此,白居易一生也积攒了一些财产。临终前不久所写的《达哉乐天行》有这样一番话:
　　先卖南坊十亩园,次卖东郭五顷田,然后兼卖所居宅,仿佛获缗二三千。但恐此钱用不尽,即先朝露归夜泉。在死前,将其田宅财产出售殆尽。可见,白居易不是守财奴,在钱财上相当看得开。
　　像白居易这样,把自己一生的薪水数额,不厌其烦地写进诗篇,古往今来似乎没有第二人。这应该是事出有因的。白居易之所以把自己不同时期的薪水一一写进诗篇,我认为如下两个原因不可忽视:
　　其一是,儿时家境的贫穷。据高彦休《阙史》记载,白居易父亲早逝,母亲带着他与弟弟(白行简),艰难度日,甚至需要经常向邻里“索米丐衣”。有心脏病的母亲,因为昼夜为一家衣食忧愁,病情加剧。一次病情发作,疯狂之中拿小刀自杀,幸好得到及时抢救。因为病情不时发作,白居易兄弟只好安排两个健壮的婢女照顾、看护母亲。但是,终于还是因为看护有疏,母亲病发,跌入水井淹死了。可以肯定,早年生活的贫穷和母亲的死于非命,一定给白居易留下了深刻、惨痛的记忆,使他对钱财的数额格外关心。
　　其二是,前辈诗人顾况的一句玩笑话。白居易十五六岁时,为了谋求功名,跑到长安拜访前辈诗人顾况,这位傲慢、很少赞许他人的前辈诗人一看白居易的名字,就开他玩笑:“长安百物皆贵,居大不易!”(《唐才子传》卷六)——不过,当顾况打开白居易呈上的诗集,看到第一首就是“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马上改了口吻:“说得出这样的话,住在任何地方都不难!”(道得个语,居即易矣。)白居易因此名声鹊起。
　　洪迈看了白居易诗歌中列举一生各个时期的薪水数额之后,感慨于白居易的“立身廉清,家无余积”(《容斋五笔》卷八)。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能够把自己各个时期的薪水一五一十地写出来,说明他是知足的,坦荡的,清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