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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张国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而李大钊则是北大有名的教授、图书馆主任。他们同是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创始人，又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对于张国焘来说，李大钊无疑堪称恩师与引路人。但张国焘在１９２４年被反动军阀政府逮捕后，却出卖了李大钊。由于张国焘隐瞒了这段历史，所以直至１９２７年４月英勇牺牲，李大钊也不知道他所信任的学生曾经出卖过他。
张国焘１９１６年进入北大学习时，李大钊在留学日本３年后刚刚归国。１９１７年１１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翌年１月，又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张国焘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读到李大钊的文章时，还不认识李大钊本人。他与李大钊的真正交往是在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那时张国焘参与国民杂志社的工作，李大钊在工作之余，经常给《国民杂志》写一些文章。当时他们的政治倾向已渐趋一致。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期间，他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五四运动期间，反动军阀政府大肆镇压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逮捕了许多学生。为了声援学生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教师积极进行活动。１９１９年６月，陈独秀因散发反对政府的传单被捕后，李大钊参与各校教职员联合会进行营救工作，而张国焘则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参加营救陈独秀和被捕学生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俩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
由于学生领袖大部分被捕，张国焘的营救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这时，他得到了李大钊的关怀和支持。４０多年之后，当张国焘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对李大钊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说：
“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与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张国焘对于他和李大钊的关系所下的定义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在这种艰难的斗争环境下，他与李大钊的师生关系肯定是不同寻常的。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加快了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进程。为了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３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邀请各方面进步人士座谈，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与维经斯基进行了多次交谈，并对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期间，张国焘正因躲避军警的逮捕而远在上海。他多次与陈独秀促膝谈心，对于陈独秀的建党思想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当他于５月３日返回北大时，已敏感地意识到北大正在发生着变化。
就在他回校的前两天，５月１日，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等组织了北京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北京《晨报》等，都出版了纪念专号。北京大学组织了有工人和学生５００余人参加的纪念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称赞俄国十月革命后取得的成就。
回到北大的第二天，张国焘即去拜访李大钊。他向李大钊谈了上海之行的收获。在谈话中张国焘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大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宗旨，经常举行各种专题研究会、讲演会、讨论会。李大钊的介绍使张国焘热血沸腾，当即向他提出要求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从此，张国焘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与李大钊交往更加密切起来。
在李大钊的热心指导下，张国焘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对介绍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书籍也有涉猎。
这年７月，正值暑假期间，报刊上登载了直皖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消息，北京的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一天，李大钊找到张国焘，说他估计段祺瑞政府可能趁战乱逮捕学生，希望张国焘赶快离开北京。张国焘也关心李大钊，要他注意安全。李大钊说，他是北京人，随时可以找到躲避的办法。几天以后，李大钊决定离开北京回家乡河北乐亭，并邀张国焘一起去。张国焘则表示想去上海同陈独秀面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等问题。李大钊同意了他的想法，并告诉他，陈独秀如果有进一步的行动（指建立共产党），他也很赞成。临分手时，李大钊关切地对张国焘说：“战争就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张国焘再到上海的时候，正值陈独秀在维经斯基指导下创建上海共产党组织之际。他对上海组党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后，于１０月初返回北大。此时，李大钊已经着手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了。
原来，９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去上海迎接罗素来京讲学时，曾住在陈独秀家中。张申府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当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时，他就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座谈会，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在上海见到陈独秀后，陈独秀主张北京要迅速建党，能发展的人最好都发展进去。张申府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他们经过商议，决定先在北大开展建党工作。张国焘正是在此时回到北大的。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３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张申府就动身前往上海，准备１１月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样，发展党员的工作就落在了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人身上。
当时，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要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积极向上的青年，都成为发展的对象。如黄凌霜、张伯李、陈德荣、袁明熊、华林、王竟林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就被李大钊和张国焘吸收为共产党员。不久，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
建党初期，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谁也不知道，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党组织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小组成员自认分担，李大钊担任共产党小组内外的联络工作；张国焘负责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主办《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工作；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保证党组织的工作能够正常运转，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捐出８０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工作刚刚起步，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就发生了严重分歧。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了出去，共产党小组只剩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５人。这一次分化使李大钊、张国焘深受教育，从此选择发展对象也有了一定的标准。不久，即发展了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一批优秀青年。
１１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举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劳动音》。
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把组织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为此，李大钊、张国焘亲自参加了青年团的创建工作。到１９２１年３月，青年团员已发展到５５人。经李大钊提议，由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刘仁静等人组成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张国焘任青年团书记后，在李大钊支持下，为推动团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组织五一节运动、加强社会主义宣传、募捐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等，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的努力下，到了１９２１年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当上海共产党向各地共产党小组发出召开中共一大的邀请后，李大钊因领导北京教职员的索薪斗争和处理校务，难以脱身。这样，北京共产党组织就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出席中共一大的北京代表。
也正是因为张国焘出席并主持了中共一大，才成为２０年代前期和中期的中共核心领导人之一。从建党前后李大钊对张国焘的帮助和关怀可以看出，是李大钊为张国焘铺平了走向中共高层领导的道路。
张国焘成了党中央领导人之后，对李大钊还是相当敬重的。１９２２年８月在西湖会议上，为了中共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张国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激烈争论。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马林则强调共产党人只有加入国民党才能使共产党得到发展。与会的大多数人赞成张国焘的主张。李大钊虽然同意张国焘等人的意见，但他提出：国民党组织松懈，其本身就有不同政治主张、不同政见的人在其中活动，并未受到任何约束，所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何况孙中山并不同意国共平行的联合，因而只能采取马林所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以实现联合战线，共同反帝反封建。对于李大钊的话，张国焘并不完全赞成，但他还是尊重李大钊的意见，停止了与马林的争论，表示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１９２３年底，为了推选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李大钊主持召开了北京共产党组织会议。会上，因为一些人不赞成中共党员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对李大钊提出种种质问，甚至说：“李守常（即李大钊）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李大钊闻此言十分气愤，满面怒容地说：“这怎么可能？我虽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去参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我如何能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你们是根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说完，气愤地站起来，要离开会场。
张国焘见此情形，急忙起身劝阻李大钊，并向与会者说：“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也是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为了党的团结起见，不应持根本反对态度。共产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用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李大钊是大家信任的一位领袖，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应赞成他去出席国民党一大。”
张国焘本来是人所共知的反对国共党内合作的人，他的这一席话，说得与会者大为惊讶。李大钊则转怒为喜，对张国焘的发言表示欣慰，认为张国焘的发言表明党内的分歧已经消除。他进而宽宏大量地表示，他并不责怪同志们的责难，只希望党内的分歧能够消除，步调能够一致。为此，即使劳怨再多些，也不会离开同志们。
１９２４年初，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党组织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与孙中山指定的会议代表李大钊一起从北京乘车南下，途经上海到达广州。张国焘在广州并不隐瞒自己对国共党内合作的顾虑，逢人就提出有碍团结的问题。张国焘的行为使李大钊深为不满，他以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向张国焘提出警告，说如果再继续下去，就是违反指导小组的决定，出了问题由张本人负责。
这年２月，李大钊、丁惟汾、王法勤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先后回到北京组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４月，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张国焘也成为其成员之一。作为执行部负责人的李大钊，非常希望张国焘能够多做些工作。但张国焘却很少去办公，偶尔去一次，也是敷衍了事。当国民党员丁维汾提出一些事情与他商讨时，他也总是很客气地请丁惟汾作主，他自己从不提出异议。在国共党内合作的这个问题上，张国焘永远也无法与李大钊达成一致了。
李大钊虽对张国焘的表现有所失望，但仍关心着他。５月２０日，张国焘从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归来的当天，李大钊即告诉他：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即将逮捕１００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李大钊，第三名是张国焘。李大钊要张国焘赶紧回到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但张国焘没有按照李大钊的要求去做，结果在第二天清晨被捕。
张国焘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之下，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第、高君宇、刘仁静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运积极分子。北洋军阀政府据此对李大钊等人发出了通缉令。李大钊由于事先得到了敌人即将逮捕他的消息，化装出城，辗转回到家乡乐亭，不久又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前往莫斯科，才避开了这场灾难。
至此，李大钊与张国焘纯洁的师生关系被张国焘的叛变行为所玷污。由于张国焘出狱后向世人隐瞒了他的叛变历史，并在党内继续得到重用，所以，李大钊直到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被反动军阀绞杀，还不知道自己早在１９２４年就已经被张国焘出卖。
责任编辑张荣辉
张国焘１９１６年进入北大学习时，李大钊在留学日本３年后刚刚归国。１９１７年１１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荐，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教授，翌年１月，又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张国焘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读到李大钊的文章时，还不认识李大钊本人。他与李大钊的真正交往是在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那时张国焘参与国民杂志社的工作，李大钊在工作之余，经常给《国民杂志》写一些文章。当时他们的政治倾向已渐趋一致。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期间，他们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五四运动期间，反动军阀政府大肆镇压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逮捕了许多学生。为了声援学生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等北大教师积极进行活动。１９１９年６月，陈独秀因散发反对政府的传单被捕后，李大钊参与各校教职员联合会进行营救工作，而张国焘则以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参加营救陈独秀和被捕学生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俩有了经常接触的机会。
由于学生领袖大部分被捕，张国焘的营救工作遇到了很大困难。这时，他得到了李大钊的关怀和支持。４０多年之后，当张国焘在回顾这段经历时，仍对李大钊充满敬仰和感激之情。他说：
“李大钊先生也是教职员联合会的一个活动人物。他在暑假期中，仍然常到他的办公室———图书馆里办公，与我接触更为频繁。他不仅对我提供了许多宝贵意见，甚至常代我草拟一些重要文件，对于沟通教职员与学生间的意见和联络新闻界等，更是多所尽力。从此，我与李大钊先生就成了不分师生界限的共同奋斗的战友。”
张国焘对于他和李大钊的关系所下的定义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在这种艰难的斗争环境下，他与李大钊的师生关系肯定是不同寻常的。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加快了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化的进程。为了有组织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０年３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到北京，邀请各方面进步人士座谈，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与维经斯基进行了多次交谈，并对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问题交换了意见。
这期间，张国焘正因躲避军警的逮捕而远在上海。他多次与陈独秀促膝谈心，对于陈独秀的建党思想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当他于５月３日返回北大时，已敏感地意识到北大正在发生着变化。
就在他回校的前两天，５月１日，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等组织了北京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北京《晨报》等，都出版了纪念专号。北京大学组织了有工人和学生５００余人参加的纪念会。李大钊在会上发表了演说，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称赞俄国十月革命后取得的成就。
回到北大的第二天，张国焘即去拜访李大钊。他向李大钊谈了上海之行的收获。在谈话中张国焘得知，李大钊已经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吸引了大批学生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何孟雄、范鸿劼、朱务善、罗章龙、刘仁静等，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宗旨，经常举行各种专题研究会、讲演会、讨论会。李大钊的介绍使张国焘热血沸腾，当即向他提出要求加入这个组织。李大钊欣然同意。
从此，张国焘开始比较系统地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他常常泡在图书馆里，与李大钊交往更加密切起来。
在李大钊的热心指导下，张国焘阅读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对介绍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的书籍也有涉猎。
这年７月，正值暑假期间，报刊上登载了直皖战争可能随时爆发的消息，北京的局势一下子紧张起来。一天，李大钊找到张国焘，说他估计段祺瑞政府可能趁战乱逮捕学生，希望张国焘赶快离开北京。张国焘也关心李大钊，要他注意安全。李大钊说，他是北京人，随时可以找到躲避的办法。几天以后，李大钊决定离开北京回家乡河北乐亭，并邀张国焘一起去。张国焘则表示想去上海同陈独秀面谈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进行工人运动等问题。李大钊同意了他的想法，并告诉他，陈独秀如果有进一步的行动（指建立共产党），他也很赞成。临分手时，李大钊关切地对张国焘说：“战争就要爆发了，你不可耽搁，迟了恐怕交通断绝。”
张国焘再到上海的时候，正值陈独秀在维经斯基指导下创建上海共产党组织之际。他对上海组党情况有了大致了解后，于１０月初返回北大。此时，李大钊已经着手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了。
原来，９月中旬，北大讲师张申府去上海迎接罗素来京讲学时，曾住在陈独秀家中。张申府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当维经斯基在北京活动时，他就由李大钊介绍参加了座谈会，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在上海见到陈独秀后，陈独秀主张北京要迅速建党，能发展的人最好都发展进去。张申府回到北京后，立即向李大钊汇报了上海方面的情况，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他们经过商议，决定先在北大开展建党工作。张国焘正是在此时回到北大的。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的一天，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３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决定成立北京共产党组织，取名为“北京共产党小组”。
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张申府就动身前往上海，准备１１月赴法国里昂大学任教。这样，发展党员的工作就落在了李大钊和张国焘两人身上。
当时，对于党员的基本要求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只要是倾向于社会主义、积极向上的青年，都成为发展的对象。如黄凌霜、张伯李、陈德荣、袁明熊、华林、王竟林等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标榜自己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就被李大钊和张国焘吸收为共产党员。不久，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
建党初期，根本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党的组织如何开展工作，谁也不知道，一切都在探索之中。党组织的工作基本上是由小组成员自认分担，李大钊担任共产党小组内外的联络工作；张国焘负责工运工作；黄凌霜、陈德荣主办《劳动音》周刊，分担编辑和发行工作；罗章龙、刘仁静负责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了保证党组织的工作能够正常运转，李大钊每月从自己的薪水中捐出８０元作为小组的活动经费。
北京共产党小组的工作刚刚起步，小组内部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就发生了严重分歧。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无政府主义者除陈德荣外，都退了出去，共产党小组只剩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陈德荣５人。这一次分化使李大钊、张国焘深受教育，从此选择发展对象也有了一定的标准。不久，即发展了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一批优秀青年。
１１月底，北京共产党小组召开会议，正式决定将北京党组织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会议推举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主编《劳动音》。
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把组织和领导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为此，李大钊、张国焘亲自参加了青年团的创建工作。到１９２１年３月，青年团员已发展到５５人。经李大钊提议，由张国焘、高君宇、宋介、刘仁静等人组成青年团的领导机构。张国焘任青年团书记后，在李大钊支持下，为推动团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组织五一节运动、加强社会主义宣传、募捐营救被捕的进步人士等，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在李大钊和陈独秀等的努力下，到了１９２１年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条件已经成熟。当上海共产党向各地共产党小组发出召开中共一大的邀请后，李大钊因领导北京教职员的索薪斗争和处理校务，难以脱身。这样，北京共产党组织就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为出席中共一大的北京代表。
也正是因为张国焘出席并主持了中共一大，才成为２０年代前期和中期的中共核心领导人之一。从建党前后李大钊对张国焘的帮助和关怀可以看出，是李大钊为张国焘铺平了走向中共高层领导的道路。
张国焘成了党中央领导人之后，对李大钊还是相当敬重的。１９２２年８月在西湖会议上，为了中共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问题，张国焘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发生了激烈争论。张国焘不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马林则强调共产党人只有加入国民党才能使共产党得到发展。与会的大多数人赞成张国焘的主张。李大钊虽然同意张国焘等人的意见，但他提出：国民党组织松懈，其本身就有不同政治主张、不同政见的人在其中活动，并未受到任何约束，所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同样不会受到约束。何况孙中山并不同意国共平行的联合，因而只能采取马林所提出的党内合作方式以实现联合战线，共同反帝反封建。对于李大钊的话，张国焘并不完全赞成，但他还是尊重李大钊的意见，停止了与马林的争论，表示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主张。
１９２３年底，为了推选出席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李大钊主持召开了北京共产党组织会议。会上，因为一些人不赞成中共党员作为国民党的代表，对李大钊提出种种质问，甚至说：“李守常（即李大钊）先生去参加国民党的代表大会，最好用他的个人名义去，不必用中共党员的身份去参加。”李大钊闻此言十分气愤，满面怒容地说：“这怎么可能？我虽是以一个国民党员的身份去参加，但我是人所共知的共产党人，我如何能放弃共产党员的身份？你们是根本不赞成我去，是反对中央的现行政策，而且不将我视为一个同志。”说完，气愤地站起来，要离开会场。
张国焘见此情形，急忙起身劝阻李大钊，并向与会者说：“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是共产国际决定的，也是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为了党的团结起见，不应持根本反对态度。共产党员既然加入了国民党，自应有人去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表示诚意合作，并用中共的主张去影响他们。李大钊是大家信任的一位领袖，也是实现国共合作的理想人物，应赞成他去出席国民党一大。”
张国焘本来是人所共知的反对国共党内合作的人，他的这一席话，说得与会者大为惊讶。李大钊则转怒为喜，对张国焘的发言表示欣慰，认为张国焘的发言表明党内的分歧已经消除。他进而宽宏大量地表示，他并不责怪同志们的责难，只希望党内的分歧能够消除，步调能够一致。为此，即使劳怨再多些，也不会离开同志们。
１９２４年初，张国焘作为北京共产党组织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与孙中山指定的会议代表李大钊一起从北京乘车南下，途经上海到达广州。张国焘在广州并不隐瞒自己对国共党内合作的顾虑，逢人就提出有碍团结的问题。张国焘的行为使李大钊深为不满，他以出席国民党代表大会的中共党员指导小组负责人的身份，向张国焘提出警告，说如果再继续下去，就是违反指导小组的决定，出了问题由张本人负责。
这年２月，李大钊、丁惟汾、王法勤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先后回到北京组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４月，北京执行部正式成立，张国焘也成为其成员之一。作为执行部负责人的李大钊，非常希望张国焘能够多做些工作。但张国焘却很少去办公，偶尔去一次，也是敷衍了事。当国民党员丁维汾提出一些事情与他商讨时，他也总是很客气地请丁惟汾作主，他自己从不提出异议。在国共党内合作的这个问题上，张国焘永远也无法与李大钊达成一致了。
李大钊虽对张国焘的表现有所失望，但仍关心着他。５月２０日，张国焘从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归来的当天，李大钊即告诉他：据获悉直系内情的王法勤今天上午通知，北京军警当局已拟定了即将逮捕１００多人的黑名单，其中第一名是李石曾，第二名是李大钊，第三名是张国焘。李大钊要张国焘赶紧回到住所和办公地点，将文件收拾一下，从速躲藏起来。但张国焘没有按照李大钊的要求去做，结果在第二天清晨被捕。
张国焘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之下，供出了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张昆第、高君宇、刘仁静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工运积极分子。北洋军阀政府据此对李大钊等人发出了通缉令。李大钊由于事先得到了敌人即将逮捕他的消息，化装出城，辗转回到家乡乐亭，不久又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前往莫斯科，才避开了这场灾难。
至此，李大钊与张国焘纯洁的师生关系被张国焘的叛变行为所玷污。由于张国焘出狱后向世人隐瞒了他的叛变历史，并在党内继续得到重用，所以，李大钊直到１９２７年４月２８日被反动军阀绞杀，还不知道自己早在１９２４年就已经被张国焘出卖。
责任编辑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