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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暴露了美元独大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即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国际储备不利于保持全球金融稳定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首先,把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在一国的经济地位基础上，一旦该国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国际货币体系也必然随之动荡。
其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都需要增加国际清偿能力，即增加国际储备，那么，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必须长期持续逆差，这会使人们对该种货币的清偿能力丧失信心。若想维持住信心，该国必须纠正其逆差，这又使各国国际清偿能力不足。也就是说，主权信用货币无法解决信心和清偿力不足的矛盾。
再次,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廉价”购买他国资源。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能购买到他们想要的商品。而国际贸易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之上的。如果用资源的稀缺程度来衡量这个价值，那么，储备货币发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是非等价交换。因为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货币根本不具有稀缺性，它可以轻易地得到。众所周知，华尔街正是通过大量的、冒险的金融创新，印出了大量钞票。世界各国都争先恐后地拿自己国家的资金，与美元相交换。另外，储备货币发行国不必担心货币发行过量，由于其他国家替它吸收了过剩的流动性，因而不会引发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
最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有利于货币发行国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外汇储备本质上是无息贷款——是一种向储备货币发行国经常项目逆差“免费”融资的手段。比如，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对于美国经济而言，目前每年的价值约为310亿美元。与此相关的是，美元的储备地位为美元的币值提供了支撑。假定全球贸易金额每年都在增长，就会产生对美元的“自然”需求，用于国际贸易支付。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使得美元被无限放大，这种主权的地位使得美元的信用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灾难。
坚持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弊端
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各打算盘，以致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上行动迟缓，已经丧失了很多有利时机。目前，由于金融危机远未见底，而世界各国的救助措施又迟迟不能到位，使得全球经济形势还没有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美国虽然一再坚称要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但其应对经济衰退的强硬姿态和一次次饮鸩止渴的做法，给全球其他国家带来更大压力。美国财政部继美联储宣布将购买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后，又宣布了一项计划，旨在为最多1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收购活动提供融资，从而扶持“仍在与经济复苏背道而驰”的金融系统。美联储的这种赌博式的行动造成美元大幅贬值，对持有巨额美国国债的中国来说是非常被动的，同时其他国家央行也可能采取相同政策，竞争性地开动印钞机。如此趋势，将令全球金融市场孕育难以预料的严重通胀。
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应运而生
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独大的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弊端，全球应朝着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方向发展。那么，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能够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呢？
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供给总量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
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朝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
目前，关于发行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提出恢复金本位制度，考虑到黄金数量的有限性，建议100万元以内的交易用黄金结算，100万元以上的交易用美元结算。也有人认为用欧元、日元等替代美元的国际地位。虽然众说纷纭，但仍是西方国家各自经济利益妥协的产物，仍然代表他们的最大利益。
伦敦G20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指出必须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解决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问题。
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
尽管发行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建议有助于全球经济及早走出低谷，并为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奠定基础。但目前实施起来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性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机构，可能最适合负责发行新的货币。这有点类似于凯恩斯在“清算同盟”方案中提到的国际央行。按照国内央行的架构建立国际央行，实施两级央行制度：最高一级是国际央行，次级为各国央行。同时，赋予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发行权有助于它从全球范围内调整各国经济的暂时性不平衡，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各国汇率稳定，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经济援助，加快其发展。以美元为国际货币无疑加强了基金组织对美国的依赖性，削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和公平性。事实上，美国在IMF的各项活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按基金组织协议规定，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美国占20%的表决权，因此，任何重大问题不经美国同意都无法予以实施。
第二,可以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以吸引各国参与。一方面这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政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另一方面当各国需要储备时，该机构用新货币提供贷款，这样就逐渐吸收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并同时注入了新的货币。
第三,可以参考凯恩斯的“清算同盟”方案。由IMF统一发行新的世界货币，该货币以黄金定值或以特别提款权定值，但是IMF有权调整其价值。各国央行以本国拥有的世界货币为本位，再发行本国货币，保证本国货币与世界货币之间的币值维持确定比例。每日，银行要公布世界货币与其他各国货币的兑换比率。各国政府之间以特别提款权或世界货币结算，IMF中的成员国可以动用特别提款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成员国换取世界货币，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在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可以选择用某一国的货币结算，也可以用世界货币结算。世界货币与特别提款权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可以被私人用来直接媒介国际商品和劳务的买卖。
第四,国际储备货币的供给状况会直接影响各国的国内经济、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的发展。供给过少，则很多国家将被迫实行外汇管制或采取其他不利于国际经贸活动顺利开展的措施；反之，若供给过多，又会增加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新货币的供给量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第五,是与各国在IMF的份额挂钩，还是重新确定分配比例？在IMF的份额中美国的份额占总份额的17.67%，份额的分布情况极不平衡。所以，按份额分配世界货币的话，仅美国一国得到的世界货币就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合计数相当。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收支长期巨额逆差，调节国际收支的手段不足，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的途径有限，因此其国际清偿力短缺的严重性远甚于发达国家。新的世界货币的分配首先应该照顾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所以，IMF要改革份额的确定办法，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例，扩大基金的总份额。
第六,改变美元和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直接触及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必定会受到美国的强烈阻挠。单是取消美国的“实际否决权”这一点就困难重重。美国具有近17%的份额和投票权，而IMF最重大的18项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能否借这次金融危机“击碎”美国财政部死守的这根“权力红线”，比如修改成65%的通过率，也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改变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无法一蹴而就，但至少在近期内，应该鼓励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区域性储备货币以及其他储备货币安排，鼓励不同的储备货币体系相互竞争。同时，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应当有条不紊地实施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发行方案，最终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全球货币体系。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首先,把国际货币体系建立在一国的经济地位基础上，一旦该国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国际货币体系也必然随之动荡。
其次,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都需要增加国际清偿能力，即增加国际储备，那么，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际收支必须长期持续逆差，这会使人们对该种货币的清偿能力丧失信心。若想维持住信心，该国必须纠正其逆差，这又使各国国际清偿能力不足。也就是说，主权信用货币无法解决信心和清偿力不足的矛盾。
再次,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储备货币发行国可以“廉价”购买他国资源。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能购买到他们想要的商品。而国际贸易是建立在等价交换基础之上的。如果用资源的稀缺程度来衡量这个价值，那么，储备货币发行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就是非等价交换。因为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而言，货币根本不具有稀缺性，它可以轻易地得到。众所周知，华尔街正是通过大量的、冒险的金融创新，印出了大量钞票。世界各国都争先恐后地拿自己国家的资金，与美元相交换。另外，储备货币发行国不必担心货币发行过量，由于其他国家替它吸收了过剩的流动性，因而不会引发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现象。
最后,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储备货币有利于货币发行国维护其世界霸权地位。外汇储备本质上是无息贷款——是一种向储备货币发行国经常项目逆差“免费”融资的手段。比如，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对于美国经济而言，目前每年的价值约为310亿美元。与此相关的是，美元的储备地位为美元的币值提供了支撑。假定全球贸易金额每年都在增长，就会产生对美元的“自然”需求，用于国际贸易支付。以美元为主的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使得美元被无限放大，这种主权的地位使得美元的信用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灾难。
坚持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弊端
发达国家为了自身利益而各打算盘，以致在应对这场金融危机上行动迟缓，已经丧失了很多有利时机。目前，由于金融危机远未见底，而世界各国的救助措施又迟迟不能到位，使得全球经济形势还没有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美国虽然一再坚称要带领全球走出金融危机，但其应对经济衰退的强硬姿态和一次次饮鸩止渴的做法，给全球其他国家带来更大压力。美国财政部继美联储宣布将购买300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后，又宣布了一项计划，旨在为最多1万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收购活动提供融资，从而扶持“仍在与经济复苏背道而驰”的金融系统。美联储的这种赌博式的行动造成美元大幅贬值，对持有巨额美国国债的中国来说是非常被动的，同时其他国家央行也可能采取相同政策，竞争性地开动印钞机。如此趋势，将令全球金融市场孕育难以预料的严重通胀。
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应运而生
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独大的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弊端，全球应朝着多元化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方向发展。那么，什么样的国际储备货币能够保持全球金融稳定、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呢？
从理论上讲，国际储备货币的币值应有一个稳定的基准和明确的发行规则，以保证供给的有序。其供给总量可及时、灵活地根据需求的变化进行增减调节。
当前以主权信用货币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是历史上少有的特例。此次危机再次警示我们，必须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朝着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方向完善。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
目前，关于发行新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呼声越来越高。有学者提出恢复金本位制度，考虑到黄金数量的有限性，建议100万元以内的交易用黄金结算，100万元以上的交易用美元结算。也有人认为用欧元、日元等替代美元的国际地位。虽然众说纷纭，但仍是西方国家各自经济利益妥协的产物，仍然代表他们的最大利益。
伦敦G20峰会前夕，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央行网站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思考》的署名文章，指出必须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以解决金融危机暴露出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系列问题。
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
尽管发行超主权储备货币这一建议有助于全球经济及早走出低谷，并为未来的全球经济合作奠定基础。但目前实施起来还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
第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全球性政府间国际金融组织机构，可能最适合负责发行新的货币。这有点类似于凯恩斯在“清算同盟”方案中提到的国际央行。按照国内央行的架构建立国际央行，实施两级央行制度：最高一级是国际央行，次级为各国央行。同时，赋予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发行权有助于它从全球范围内调整各国经济的暂时性不平衡，稳定国际货币体系；促进各国汇率稳定，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经济援助，加快其发展。以美元为国际货币无疑加强了基金组织对美国的依赖性，削弱了其应有的独立性和公平性。事实上，美国在IMF的各项活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按基金组织协议规定，重大问题须经全体成员国总投票权的85%通过才能生效，美国占20%的表决权，因此，任何重大问题不经美国同意都无法予以实施。
第二,可以由一个值得信任的国际机构将全球储备资金的一部分集中起来管理，并提供合理的回报率以吸引各国参与。一方面这将比各国的分散使用、各自为政更能有效地发挥储备资金的作用，对投机和市场恐慌起到更强的威慑与稳定效果。另一方面当各国需要储备时，该机构用新货币提供贷款，这样就逐渐吸收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美元，并同时注入了新的货币。
第三,可以参考凯恩斯的“清算同盟”方案。由IMF统一发行新的世界货币，该货币以黄金定值或以特别提款权定值，但是IMF有权调整其价值。各国央行以本国拥有的世界货币为本位，再发行本国货币，保证本国货币与世界货币之间的币值维持确定比例。每日，银行要公布世界货币与其他各国货币的兑换比率。各国政府之间以特别提款权或世界货币结算，IMF中的成员国可以动用特别提款权向基金组织指定的成员国换取世界货币，以支付国际收支逆差。在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可以选择用某一国的货币结算，也可以用世界货币结算。世界货币与特别提款权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可以被私人用来直接媒介国际商品和劳务的买卖。
第四,国际储备货币的供给状况会直接影响各国的国内经济、对外贸易和国际经济的发展。供给过少，则很多国家将被迫实行外汇管制或采取其他不利于国际经贸活动顺利开展的措施；反之，若供给过多，又会增加世界性通货膨胀的压力。所以，新货币的供给量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一个问题。
第五,是与各国在IMF的份额挂钩，还是重新确定分配比例？在IMF的份额中美国的份额占总份额的17.67%，份额的分布情况极不平衡。所以，按份额分配世界货币的话，仅美国一国得到的世界货币就与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合计数相当。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收支长期巨额逆差，调节国际收支的手段不足，从国际金融市场筹措资金的途径有限，因此其国际清偿力短缺的严重性远甚于发达国家。新的世界货币的分配首先应该照顾发展中国家的需要。所以，IMF要改革份额的确定办法，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份额比例，扩大基金的总份额。
第六,改变美元和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直接触及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必定会受到美国的强烈阻挠。单是取消美国的“实际否决权”这一点就困难重重。美国具有近17%的份额和投票权，而IMF最重大的18项议题都需要85%的通过率，能否借这次金融危机“击碎”美国财政部死守的这根“权力红线”，比如修改成65%的通过率，也需要各国共同努力。
改变现行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无法一蹴而就，但至少在近期内，应该鼓励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区域性储备货币以及其他储备货币安排，鼓励不同的储备货币体系相互竞争。同时，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全球经济、金融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应当有条不紊地实施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发行方案，最终建立一个和谐有序的全球货币体系。
（作者单位：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