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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实施。这是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规定的“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完善后，首次对环境污染违法行为认定进行细化，比如环境污染致30人以上中毒将追刑责。
这一积极的信号表明司法部门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环境污染事件，对严重环境污染事件不再是行政罚款了事。
尽管社会上保护环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各地环境污染事件仍层出不穷，从年初的雾霾事件引起各方对大气污染的关注，到山东潍坊地下水污染、河北沧县红色地下水事件，再到“镉米”事件引发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一连串的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刺激公众神经，人们顿时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似乎弥漫着各种毒物，随时会对自己的健康产生不可挽救的伤害。总的来说，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为之改变。
治理空气污染需要严格执法
今年年初持续笼罩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雾霾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虽然一时间频频“爆表”的PM2.5浓度引起坊间“自强不吸”的调侃，但自此，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大气污染防控意识和行动无疑进入了“加速期”。
2012年底，中国官方发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这份覆盖了中国48%人口、71%经济总量和52%煤炭消耗的规划，标志着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由污染物总量控制，逐步转向改善环境空气整体质量。
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空气质量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根据环保部最新公布的年度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325个大中型城市中，2012年有59.1%空气质量不达标，而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城市不足三成。
2012年，国家制定了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从今年开始，有74个城市开始执行新标准，采用PM2.5、臭氧为主的新评判方式，但在去年，还没有城市进行PM2.5监测。
即使如此，环保部也分别用新、旧两套标准对不同城市2012年的空气质量进行了衡量。3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根据旧版空气质量标准，有91.4%的城市达标，但根据新的标准，达标城市比例仅40.9%。
中国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这样认为，在还没有纳入PM2.5和臭氧标准的时候，达标率在新标准面前就已经下降了那么多，在纳入新指标后，达标率变得更低是完全有可能的。
环保部门的标准可以有取舍，但公众对环境的直观感知却是固定的。以北京为例，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500多万辆，机动车排放在本地排放源中占比最高，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染排放。这就导致了尽管环保部门在工业污染治理中“成效显著”，但“按下葫芦浮起瓢”，生活污染却又成为主要污染源，PM2.5也成为影响公众环境认知的主要因素。
必须看到，越来越多的雾霾天气已经凸显出空气污染防治形势的严峻性，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GDP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家瓦上霜的思维，无法适应空气污染防治的新形势。
那么要走出雾霾路在何方？
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几乎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多数发达国家是在严重污染事件发生后才着手治理环境。专家表示，他们的教训是“先污染后治理”得不偿失。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张军锋说，20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几个工业大城市冬天也曾出现烟雾污染。如“钢都”匹兹堡每年使用大量煤炭，冬天污染物不易扩散，终日浓烟笼罩，污染程度比目前的北京还要厉害。
英国环境与能源问题专家西蒙·摩尔说，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是伦敦历史上最惨痛的时刻之一，当时烟雾污染造成数千人死亡，市民呼吸困难，交通瘫痪多日，数百万人受影响。
中国目前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
多位专家强调，治理空气污染，严格执法很关键。
张军锋说，法律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保障。美国在1963年通过第一份全国性空气污染控制法案《洁净空气法》，而1970年的修订法案则赋予联邦政府很大权力，环境保护署随之成立并定期审查空气质量标准。他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执法。
此外专家指出，技术革新也是污染治理的重要途径。加州理工学院环境问题专家里奇·弗拉根教授说，虽然目前科学技术对中国空气污染治理的贡献率还比较低，但如果中国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
事实上，污染的深层原因之一是盲目追求发展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矛盾？专家说，遏制空气污染，从根本上要靠转变发展方式。切实转变发展观念，改变唯GDP论的旧思维，树立正确的绿色政绩观，改变理念非常重要，应看到环境保护的长远利益。
水污染问题必须摆到地上来看
继雾霾天气之后，水污染让环境问题再成热点。
日前，《经济半小时》报道了丹江口水库河南南阳辖区内的污染情况。调查发现，无论是湖北十堰的汉江支流神定河，还是陕西紫阳县境内汉江段，大量劣五类的污水被排入汉江，最终汇入丹江口水库。而就在水库引水渠附近。水上饭庄直接排污，旅游项目偷梁换柱改头换面以后，大摇大摆地开门营业，对水质产生严重威胁的钒矿冶炼、开采持续多年。丹江口水库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明年秋季，随着中线一期工程建成完工，丹江口水库将开始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省市20多座城市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丹江口水库遭受多方面污染的威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而在6月初，环境保护部刚刚发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一良好一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一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农村地区的水环境问题更为严重，试点村庄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达标率仅77.2%。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仅70.3%。据了解，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耕地农药残留率达60%至70%，导致农村地表水、地下水以及耕地的污染。 2000-2002年，国土资源部曾做过调查，当时，全国地下水资源符合Ⅰ类至Ⅲ类标准的，还有63%。到2009年，经对北京、辽宁等8个省份641眼井的水质分析，水质Ⅳ类至V类的却占到了73.8%。而201 1年，全国200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监测中，“较差至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5%。
有环境专家说，我国的地下水污染已经呈现出由点向面演化、由东部向西部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局部向区域扩散的趋势，污染程度不断加重。
可见近年来，我国地下水的水质恶化趋势非常明显，且水污染事件越来越多：有人举报某地企业违法向地下排污，当地政府未经深入调查，短短数日就予以否认；有的居民请当地环保官员下污水河游泳，当地有关部门声称生活污水不归自己管；面对井水被污染成红色的举报，当地官员称“用红小豆煮出来的饭也可能是红色的，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
在我国，由于污染企业的排污费大部分变成基层环保部门的“人头费”，污染企业变身为环保部门的“衣食父母”。加之许多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因此，基层环保部门往往对企业违法排污行为装聋作哑，类似“红豆局长”这样的官员并非个别。
今年2月下旬至3月，环保部组织北京、天津、河北等6省市的环保部门，检查了涉水排污企业约2.6万家，发现558件环保违法行为。地方环保部门对88家企业处以总额613万余元的罚款。环保部称，有55家企业存在利用渗井、渗坑或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排放、输送或者存贮污水的违法问题。
88家企业被处以总额613万余元的罚款，平均到每家企业不到7万元。环保部官员表示，污染地下水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但从未有企业或相关人员承担过刑事责任，而目前行政处罚的最高限额仅为50万元，违法成本过低，导致企业屡屡违法。
过低的违法成本，导致的却是我们要付出极高的环境代价。事实上，地表水是否受到污染，容易看得见辨得清，容易触动人们的神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地下水不同，由于地下水处在土壤或岩层深处“不见天日”，污染物渗入地下后，在地下含水层运动比较缓慢，若不进行定期监测，很难及时察觉，问题很容易被掩盖。此外，地下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很难逆转。如果想在技术上完全净化已被污染的地下水极其困难，治理成本之高也是许多地方难以承受的。
有报道称，20世纪80年代，日本测算治理地下水污染需要800万亿美元。一名环保人士曾计算过山东一个化工厂污染的地下水，靠自然降解，需要600多年。因此，地下水污染问题必须摆到地面上来看。
在“微博打拐”发起人，“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看来，一个地方除了看GDP之外，还应该有幸福感，环境保护等指标。“这样就不会只求发展经济，而不择手段了。要坚守生态的底限，要用最严格的法治、最严格的制度来确保生态环境的问题，然后对这些官员的麻木决策追究问责。”
另外还有业内人士建议，要像监测空气中的PM2.5一样，专门、定期监测地下水，并制定完善的保护地下水资源的法律法规，严惩违法排污者。保护地下水资源，预防比治理更重要。
“看不见”的土地污染
2013年2月份，有媒体曝出重金属超标大米，使得国内稻米行业遭到重创。但是事件并未平息，5月18日，广州市食药监局官网公布了重金属超标的8批次大米及其生产厂家，5月21日，广东省食安办通报检出重金属超标的31批次大米，多数镉含量超标的大米被证实来自湖南。
大米是我国的主食之一，我国水稻播种面积仅次于印度，稻米产量居世界第一。而受“镉大米”事件影响严重的湖南省稻米产量占到全国稻米产量的11%-13%。
沸沸扬扬的“镉米”事件，不仅让食品安全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也让国人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0年发布的《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1/5的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耕地涉及11省25个地区。
此外，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目也已发现局部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如长江中下游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城市及其周边普遍存在汞铅异常，部分城市明显存在放射性异常。湖泊有害元素富集，土壤酸化严重。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专家童潜明认为，我国土壤污染形势已十分严峻。尤其是在矿山周边、工厂周边、城镇周边、高速路两侧、公园等经济活动和人活动密集的区域，土壤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首先来自于工业“三废”。以湖南为例，作为全国闻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湖南有色金属采选开发已有数百年历史，重金属污染历史包袱也同样沉重。在衡阳常宁水口山、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等涉重金属企业密集地区，许多耕地早已不适合继续耕种。
清水塘工业区紧临湘江，是国家“一五”、“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以有色冶炼、化工、建材、火力发电等重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基地。历经50余年的沉积，工业区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一直是株洲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株洲市环保局官员介绍。以前工业污水直接排入湘江，农民则用这样的水灌溉农田，日积月累，造成了周边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
农药化肥污染同样严重。据土壤学专家、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张维理分析，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而据测算，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0.1%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99.9%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土壤重金属、激素的有机污染。
来自农业的污染也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要来源。目前全球每年进入土壤的镉总量为66万公斤左右，其中经施用化肥进入的比例高达55%左右。一些地方周边没有涉重金属的工业企业，但生产出来的农作物仍会出现重金属超标，原因就在于农业投入品被滥用。对土地的“掠夺式”开发更加剧了重金属进入土壤的步伐。 土壤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与空气污染、水污染不同，土壤污染既看不出也闻不着，单凭人的观察根本无法识别。
土壤污染事关农产品安全，而类似的土壤污染问题在中国屡见不鲜，给这个有着超过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带来了巨大的生存考验。科学松鼠会成员田不野在一篇科普文章里写道：“当空气被污染了，刮一阵风就好多了；当一块地被污染了，100年也好不了。”在土壤被污染之后，更坏的消息是，我们无法指望它像空气和水一样自我修复。
如何清除土壤污染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摸清土壤污染现状。然而长期以来，尽管社会舆论反复要求、代表委员多次呼吁，我国土壤污染状况始终没有权威公布，一年一度的环境公报也鲜有提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曾公开指出，有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环保部门一项统计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惊人数据背后，还有多少“看不见”的土地在威胁人的生命安全？究竟有多少耕地已经遭遇重金属污染？是否有耕地因遭受污染已经不适宜耕种？又有多少地区的粮食存在问题？
权威信息缺失，已经导致人们的普遍焦虑；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律师再次申请公开土壤污染状况相关数据，被环保部门以“国家秘密”为由予以拒绝。
污染“家底不清”，更是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一面是“1.5亿亩耕地污染”“华南部分地区50%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等数据广泛流传，一面是污染源情况不明，农民无辜受损、消费者无所适从。
环保部不久前发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已经完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这说明相关情况不是没有掌握。秘而不宣地刻意隐瞒，让人们频频遭遇“挤牙膏”似的获知艰难，不仅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也损失了公众信任，甚至还会因谣言四起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不过，据新华社消息，目前我国正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将全面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
其实，环境保护没有终点，也没有满分题，每一个人都应树立社会责任感和环境保护意识。建立良好的生态坏境，需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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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境保护部消息，近日，环境保护部发布的5月份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按照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济南、保定、郑州、北京、衡水和天津的空气质量较差；海口、惠州、福州、珠海、舟山、中山、深圳、江门、东莞和厦门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5月份，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60.1%，超标天数比例为39.9%，其中轻度污染占29.4%，中度污染占8.3%，重度污染占2.1%，严重污染占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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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律师董正伟向环境保护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数据信息。2月24日，环保部就防治措施、污染成因和调查方法进行了答复。但对于土壤污染数据信息以“属于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
2012年9月，《全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入立法阶段。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立法小组组长王树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土壤污染数据一定要公布，这是每个公民都该有的知情权，新法必须要提到信息公开和知情权这一块。他还建议建立土壤档案，方便公众查阅。
2012年6月5日，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适时公布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结果。
吴晓青称，从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和污染防治工作。通过调查，初步掌握了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建立了我国土壤利用类型的土壤样品库和调查数据库。“近期环境保护部将向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调查结果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后，我们会适时公布调查结果。”吴晓青说。
2006年7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工作视频会议上透露，我国拟投入10亿元用3年半时间全面调查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确定土壤环境安全等级，建立污染土壤档案。
这一积极的信号表明司法部门将以更加积极的态度介入环境污染事件，对严重环境污染事件不再是行政罚款了事。
尽管社会上保护环境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各地环境污染事件仍层出不穷，从年初的雾霾事件引起各方对大气污染的关注，到山东潍坊地下水污染、河北沧县红色地下水事件，再到“镉米”事件引发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一连串的环境污染事件频频刺激公众神经，人们顿时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环境似乎弥漫着各种毒物，随时会对自己的健康产生不可挽救的伤害。总的来说，环境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为之改变。
治理空气污染需要严格执法
今年年初持续笼罩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雾霾至今令人记忆犹新。
虽然一时间频频“爆表”的PM2.5浓度引起坊间“自强不吸”的调侃，但自此，中国从官方到民间的大气污染防控意识和行动无疑进入了“加速期”。
2012年底，中国官方发布《重点区域大气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这份覆盖了中国48%人口、71%经济总量和52%煤炭消耗的规划，标志着中国大气污染防治目标由污染物总量控制，逐步转向改善环境空气整体质量。
事实上，目前中国的空气质量状况仍然不容乐观。根据环保部最新公布的年度环境状况公报显示，中国325个大中型城市中，2012年有59.1%空气质量不达标，而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空气质量达标城市不足三成。
2012年，国家制定了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从今年开始，有74个城市开始执行新标准，采用PM2.5、臭氧为主的新评判方式，但在去年，还没有城市进行PM2.5监测。
即使如此，环保部也分别用新、旧两套标准对不同城市2012年的空气质量进行了衡量。32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根据旧版空气质量标准，有91.4%的城市达标，但根据新的标准，达标城市比例仅40.9%。
中国环科院副院长柴发合这样认为，在还没有纳入PM2.5和臭氧标准的时候，达标率在新标准面前就已经下降了那么多，在纳入新指标后，达标率变得更低是完全有可能的。
环保部门的标准可以有取舍，但公众对环境的直观感知却是固定的。以北京为例，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已达500多万辆，机动车排放在本地排放源中占比最高，已经超过了工业污染排放。这就导致了尽管环保部门在工业污染治理中“成效显著”，但“按下葫芦浮起瓢”，生活污染却又成为主要污染源，PM2.5也成为影响公众环境认知的主要因素。
必须看到，越来越多的雾霾天气已经凸显出空气污染防治形势的严峻性，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GDP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家瓦上霜的思维，无法适应空气污染防治的新形势。
那么要走出雾霾路在何方？
发达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几乎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空气污染，多数发达国家是在严重污染事件发生后才着手治理环境。专家表示，他们的教训是“先污染后治理”得不偿失。
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张军锋说，20世纪40至50年代，美国几个工业大城市冬天也曾出现烟雾污染。如“钢都”匹兹堡每年使用大量煤炭，冬天污染物不易扩散，终日浓烟笼罩，污染程度比目前的北京还要厉害。
英国环境与能源问题专家西蒙·摩尔说，1952年的“伦敦烟雾事件”是伦敦历史上最惨痛的时刻之一，当时烟雾污染造成数千人死亡，市民呼吸困难，交通瘫痪多日，数百万人受影响。
中国目前还处于高速增长阶段，但环境问题与发达国家不尽相同。
多位专家强调，治理空气污染，严格执法很关键。
张军锋说，法律是解决环境问题的保障。美国在1963年通过第一份全国性空气污染控制法案《洁净空气法》，而1970年的修订法案则赋予联邦政府很大权力，环境保护署随之成立并定期审查空气质量标准。他说，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执法。
此外专家指出，技术革新也是污染治理的重要途径。加州理工学院环境问题专家里奇·弗拉根教授说，虽然目前科学技术对中国空气污染治理的贡献率还比较低，但如果中国能解决这个问题，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验。
事实上，污染的深层原因之一是盲目追求发展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是否真的存在矛盾？专家说，遏制空气污染，从根本上要靠转变发展方式。切实转变发展观念，改变唯GDP论的旧思维，树立正确的绿色政绩观，改变理念非常重要，应看到环境保护的长远利益。
水污染问题必须摆到地上来看
继雾霾天气之后，水污染让环境问题再成热点。
日前，《经济半小时》报道了丹江口水库河南南阳辖区内的污染情况。调查发现，无论是湖北十堰的汉江支流神定河，还是陕西紫阳县境内汉江段，大量劣五类的污水被排入汉江，最终汇入丹江口水库。而就在水库引水渠附近。水上饭庄直接排污，旅游项目偷梁换柱改头换面以后，大摇大摆地开门营业，对水质产生严重威胁的钒矿冶炼、开采持续多年。丹江口水库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明年秋季，随着中线一期工程建成完工，丹江口水库将开始向河南、河北、北京、天津4省市20多座城市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水。丹江口水库遭受多方面污染的威胁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而在6月初，环境保护部刚刚发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在198个城市4929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优良一良好一较好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42.7%.较差一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7.3%。农村地区的水环境问题更为严重，试点村庄饮用水源地的水质达标率仅77.2%。地下水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仅70.3%。据了解，我国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耕地农药残留率达60%至70%，导致农村地表水、地下水以及耕地的污染。 2000-2002年，国土资源部曾做过调查，当时，全国地下水资源符合Ⅰ类至Ⅲ类标准的，还有63%。到2009年，经对北京、辽宁等8个省份641眼井的水质分析，水质Ⅳ类至V类的却占到了73.8%。而201 1年，全国200个城市的地下水水质监测中，“较差至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5%。
有环境专家说，我国的地下水污染已经呈现出由点向面演化、由东部向西部扩展、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局部向区域扩散的趋势，污染程度不断加重。
可见近年来，我国地下水的水质恶化趋势非常明显，且水污染事件越来越多：有人举报某地企业违法向地下排污，当地政府未经深入调查，短短数日就予以否认；有的居民请当地环保官员下污水河游泳，当地有关部门声称生活污水不归自己管；面对井水被污染成红色的举报，当地官员称“用红小豆煮出来的饭也可能是红色的，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
在我国，由于污染企业的排污费大部分变成基层环保部门的“人头费”，污染企业变身为环保部门的“衣食父母”。加之许多污染企业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项目，因此，基层环保部门往往对企业违法排污行为装聋作哑，类似“红豆局长”这样的官员并非个别。
今年2月下旬至3月，环保部组织北京、天津、河北等6省市的环保部门，检查了涉水排污企业约2.6万家，发现558件环保违法行为。地方环保部门对88家企业处以总额613万余元的罚款。环保部称，有55家企业存在利用渗井、渗坑或无防渗漏措施的沟渠、坑塘排放、输送或者存贮污水的违法问题。
88家企业被处以总额613万余元的罚款，平均到每家企业不到7万元。环保部官员表示，污染地下水是很严重的违法行为，但从未有企业或相关人员承担过刑事责任，而目前行政处罚的最高限额仅为50万元，违法成本过低，导致企业屡屡违法。
过低的违法成本，导致的却是我们要付出极高的环境代价。事实上，地表水是否受到污染，容易看得见辨得清，容易触动人们的神经，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地下水不同，由于地下水处在土壤或岩层深处“不见天日”，污染物渗入地下后，在地下含水层运动比较缓慢，若不进行定期监测，很难及时察觉，问题很容易被掩盖。此外，地下水更新和自净非常缓慢，一旦被污染，所造成的环境与生态破坏很难逆转。如果想在技术上完全净化已被污染的地下水极其困难，治理成本之高也是许多地方难以承受的。
有报道称，20世纪80年代，日本测算治理地下水污染需要800万亿美元。一名环保人士曾计算过山东一个化工厂污染的地下水，靠自然降解，需要600多年。因此，地下水污染问题必须摆到地面上来看。
在“微博打拐”发起人，“中国贫困山区小学生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看来，一个地方除了看GDP之外，还应该有幸福感，环境保护等指标。“这样就不会只求发展经济，而不择手段了。要坚守生态的底限，要用最严格的法治、最严格的制度来确保生态环境的问题，然后对这些官员的麻木决策追究问责。”
另外还有业内人士建议，要像监测空气中的PM2.5一样，专门、定期监测地下水，并制定完善的保护地下水资源的法律法规，严惩违法排污者。保护地下水资源，预防比治理更重要。
“看不见”的土地污染
2013年2月份，有媒体曝出重金属超标大米，使得国内稻米行业遭到重创。但是事件并未平息，5月18日，广州市食药监局官网公布了重金属超标的8批次大米及其生产厂家，5月21日，广东省食安办通报检出重金属超标的31批次大米，多数镉含量超标的大米被证实来自湖南。
大米是我国的主食之一，我国水稻播种面积仅次于印度，稻米产量居世界第一。而受“镉大米”事件影响严重的湖南省稻米产量占到全国稻米产量的11%-13%。
沸沸扬扬的“镉米”事件，不仅让食品安全再次成为市场的焦点，也让国人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土壤的重金属污染。
中国水稻研究所与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2010年发布的《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称，我国1/5的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其中镉污染耕地涉及11省25个地区。
此外，全国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项目也已发现局部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如长江中下游某些区域普遍存在镉、汞、铅、砷等异常。城市及其周边普遍存在汞铅异常，部分城市明显存在放射性异常。湖泊有害元素富集，土壤酸化严重。在湖南、江西等长江以南地带，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湖南省地质研究所专家童潜明认为，我国土壤污染形势已十分严峻。尤其是在矿山周边、工厂周边、城镇周边、高速路两侧、公园等经济活动和人活动密集的区域，土壤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首先来自于工业“三废”。以湖南为例，作为全国闻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湖南有色金属采选开发已有数百年历史，重金属污染历史包袱也同样沉重。在衡阳常宁水口山、株洲清水塘、湘潭竹埠港等涉重金属企业密集地区，许多耕地早已不适合继续耕种。
清水塘工业区紧临湘江，是国家“一五”、“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以有色冶炼、化工、建材、火力发电等重化工为主的重工业基地。历经50余年的沉积，工业区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一直是株洲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株洲市环保局官员介绍。以前工业污水直接排入湘江，农民则用这样的水灌溉农田，日积月累，造成了周边土壤重金属含量超标。
农药化肥污染同样严重。据土壤学专家、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张维理分析，我国农药使用量达130万吨，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而据测算，每年大量使用的农药仅有0.1%左右可以作用于目标病虫，99.9%的农药则进入生态系统，造成大量土壤重金属、激素的有机污染。
来自农业的污染也是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要来源。目前全球每年进入土壤的镉总量为66万公斤左右，其中经施用化肥进入的比例高达55%左右。一些地方周边没有涉重金属的工业企业，但生产出来的农作物仍会出现重金属超标，原因就在于农业投入品被滥用。对土地的“掠夺式”开发更加剧了重金属进入土壤的步伐。 土壤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与空气污染、水污染不同，土壤污染既看不出也闻不着，单凭人的观察根本无法识别。
土壤污染事关农产品安全，而类似的土壤污染问题在中国屡见不鲜，给这个有着超过13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带来了巨大的生存考验。科学松鼠会成员田不野在一篇科普文章里写道：“当空气被污染了，刮一阵风就好多了；当一块地被污染了，100年也好不了。”在土壤被污染之后，更坏的消息是，我们无法指望它像空气和水一样自我修复。
如何清除土壤污染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道难题，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摸清土壤污染现状。然而长期以来，尽管社会舆论反复要求、代表委员多次呼吁，我国土壤污染状况始终没有权威公布，一年一度的环境公报也鲜有提及。中国工程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副校长罗锡文曾公开指出，有调查显示，我国受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2000万公顷，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6。环保部门一项统计显示，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
惊人数据背后，还有多少“看不见”的土地在威胁人的生命安全？究竟有多少耕地已经遭遇重金属污染？是否有耕地因遭受污染已经不适宜耕种？又有多少地区的粮食存在问题？
权威信息缺失，已经导致人们的普遍焦虑；就在不久前，北京一位律师再次申请公开土壤污染状况相关数据，被环保部门以“国家秘密”为由予以拒绝。
污染“家底不清”，更是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一面是“1.5亿亩耕地污染”“华南部分地区50%耕地受重金属污染”“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等数据广泛流传，一面是污染源情况不明，农民无辜受损、消费者无所适从。
环保部不久前发布的《2012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已经完成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这说明相关情况不是没有掌握。秘而不宣地刻意隐瞒，让人们频频遭遇“挤牙膏”似的获知艰难，不仅浪费了大量社会资源，也损失了公众信任，甚至还会因谣言四起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不过，据新华社消息，目前我国正建立涵盖81个化学指标（含78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基准网，将全面会诊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绘制土壤重金属“人类污染图”。
其实，环境保护没有终点，也没有满分题，每一个人都应树立社会责任感和环境保护意识。建立良好的生态坏境，需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
（本刊编辑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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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环境保护部消息，近日，环境保护部发布的5月份重点区域和74个城市空气质量状况，按照城市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石家庄、唐山、邢台、邯郸、济南、保定、郑州、北京、衡水和天津的空气质量较差；海口、惠州、福州、珠海、舟山、中山、深圳、江门、东莞和厦门的空气质量相对较好。
5月份，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比例为60.1%，超标天数比例为39.9%，其中轻度污染占29.4%，中度污染占8.3%，重度污染占2.1%，严重污染占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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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初，律师董正伟向环境保护部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数据信息。2月24日，环保部就防治措施、污染成因和调查方法进行了答复。但对于土壤污染数据信息以“属于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
2012年9月，《全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进入立法阶段。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立法小组组长王树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土壤污染数据一定要公布，这是每个公民都该有的知情权，新法必须要提到信息公开和知情权这一块。他还建议建立土壤档案，方便公众查阅。
2012年6月5日，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吴晓青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适时公布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调查结果。
吴晓青称，从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门会同国土资源部开展了全国土壤污染情况调查和污染防治工作。通过调查，初步掌握了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建立了我国土壤利用类型的土壤样品库和调查数据库。“近期环境保护部将向国务院常务会议汇报调查结果情况，经国务院批准后，我们会适时公布调查结果。”吴晓青说。
2006年7月18日，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及污染防治专项工作视频会议上透露，我国拟投入10亿元用3年半时间全面调查全国土壤环境质量，确定土壤环境安全等级，建立污染土壤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