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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的文学创作中，乡村叙事的繁盛颇令观者侧目，一时间，“新乡土写作”渐成热潮之呼声不绝于耳。①尽管在此，评论者所言之“新”还可具体讨论，但这种捕捉与强调之中的“重新发现”无疑显得意义非凡。这也难怪，从“十七年时期”的“土改”与“农业合作化”，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乡下人进城”，作为总体性中国故事的核心情节，乡村叙事对于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随着资本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乡村的总体性宣告解体，碎片化的乡村图景早已难以为继，而更为可怖的是，“乡土文明崩溃”②的预言也越来越向事实迫近。然而，文学终究在体现它毫不屈服的力量。至少从近期的创作来看，乡村叙事在三重维度上所体现的活力依然值得人们重视。
其一，从历史类型来看，乡村的世界铭刻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这是叙事者历史建构的缘由，更是他们自我抒情的契机。其间，历史的“陈迹”虽似曾相识，却因抒情的融入而让文本摇曳生姿；其二，从现实模式来看，乡村的当下图景总是难以把握。因而，如何摆脱流行的寓言化方式，以鲜活的现实经验，超越轻佻的隐喻深度，从而获得当下乡村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的细致描摹，成为叙事者重新锚定的目标；其三，从未来图景来看，于乡村世界而言，叙事的重要性其实不在于历史的感怀与现实的慨叹，而是如何在这双重“废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进而想像一种历史的可能。于此而言，叙事的意义便显得弥足珍贵。正是在这三重维度的基础上，具体讨论近期乡村叙事所呈现的诸多问题，也是为了获得有关乡村现实与未来的一些启示。
一历史建构与自我抒情
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作家关注的焦点正在从乡村向都市转移。在如今活跃的当代作家中，那些为数不多的乡村叙事者，已然成为最后的乡村经验的拥有者。乡村铭刻了一代人的经验与精神成长，这是叙事者历史建构的缘由，更是他们自我抒情的契机。其间，历史的“陈迹”虽似曾相识，却因抒情的融入而让文本摇曳生姿。
格非携《望春风》“重回时间的河流”，但他所面对的却并非全然是历史的残酷，尽管其间包含着突如其来的死亡，但在隐藏的历史控诉之间也不乏温情与暖意。这一点与李凤群的《大风》大异其趣，后者更多瞩目的还是历史的创伤，即那些原本拥有高贵命运的地主乡绅阶层，不得不在隐姓埋名的卑微中了却余生的悲苦。所谓“十年求生史，四代人漂流记”，这是一个地主的“逃亡”所引发的几代人关于生死、尊严、记忆与身份追寻的故事。其间铭刻的是卑微的小人物，他们沦落、迁徙，历尽艰辛的身份转换，奋力图存的苦难过往，这也显而易见地表征着历史的“野兽”加诸于每个个体的命运。“历史的大风似乎在他们身上看不出痕迹，但是，每一道纹理都写着：命运和中国。”（李凤群：《大风》）历次的社会运动，一场场的时代之风，它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也让置身其间的普通人身不由己。“大风过后，草木有声”，这恰是《大风》的声音。比较而言，《望春风》更多寄予同情的是乡村本身，它朴素的伦理与人情，在历史的风潮之中永难磨灭，这是最令人感念的，而历史的创伤与批判却并不重要。“我以为自己沐浴着时代的光辉，其实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还不如一条狗。”（格非：《望春风》）诸如此类的历史批判虽溢于言表，但“兔葵燕麦”、“鹿走苏台”的历史颓败之情才是小说的关键。
《望春风》以半个世纪中国乡村中的人物命运和历史变迁为焦点，对逝去的故乡故人作了告别。用格非自己的话说，“是在家乡彻底消失之后，才开始追溯它的源头，并描述自己对它的记忆。”他其实是用“记忆的枢纽和栖息地”来定义村庄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我的不甘心也在这里，我不愿把这段东西切掉，中国文明史大量信息包含在乡村社会进程中”（许旸：《对于消失，文学有种天然惶恐》，《文汇报》2015年10月13日）。小说之于格非，无疑是“一次告别故土的文学仪式”，因为，“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项静：《时间索引与折返之光：格非〈望春风〉》）。在此，民风淳朴的“儒里赵”村，有着一望无际的桑田，有民国遗老赵孟舒，有古意盎然的“蕉雨山房”，有建于宋代的古刹半塘寺，还有充满传奇色彩的三张古琴：“枕流”、“停云”和“碧绮台”。当然，还有那个面目可疑的“老菩萨”唐文宽，以及“我”的父亲赵半仙，一个富农出身的算命先生，更是有着并不清白的政治身份……正是这个成分复杂的小村庄，却安然度过了那段动荡的岁月，让人不得不感叹村庄民风的淳厚。因而对于小说而言，历史的遗民虽节节败退，但伦理秩序的维系却终究令人感怀。
作为乡村的建设者，小说里的赵德正身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投射，这也是乌托邦实践无法避免的时代烙印，然而这种政治性之中却蕴含着朴素的民间伦理，这是政治风潮也无法磨灭的。与此相对，赵礼平这个“新人”，他对权力与金钱的占有，在“事功”和欲望的意义上正好对应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礼平是属于那种既能把游戏变成阴谋，也能把阴谋变成游戏的人。今天的世界，正是人家的天下”。而这个“现代人”不出所料地成为了乡土文明的埋葬者。这个“新人”的时代让一切都加速改变：山被移平，道路重修，年轻人出走去寻找广阔的新天地，而那些历史沿革的传统却随着空间的延展和碎裂一并消逝。于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村庄消失了，那些曾有的人物也消失了，几千年来建立在乡村伦理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社会，也突然间只剩下了废墟。为此，格非引用了卡夫卡的那段话：“一边看废墟在倒塌，一边匆匆在废墟中记录下你所看到的一切；有生之年你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幸存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通过《望春风》其实是在村庄的分崩离析中，思考着对于当下书写的切入角度，“历史感的获得，让我不断反省作为一个作家，自己究竟是在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现实、描绘现实，批判意识也罢，抒情传统也好，可能都有自己生存体验的影子。归根结底，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与时代、社会和记忆对话”（格非：《与历史片段对话》，《人民日报》2015年8月19日）。
历史叙事的类型总是丰富卻单一的，无非是革命时代的混乱与改革时代的荒谬的奇妙混合，而僵化的历史让它们看上去如此相似。坦率地说，《望春风》并没有增添太多新的历史认知，一切都是在既有的叙述框架内慵懒地滑行，只是在历史的缝隙之中，于乡村的世界里升腾而起的自我抒情，顽强蕴含着写作的丰富可能，这才是《望春风》的启示所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赵兰振的《夜长梦多》中。只是在后者这里，乡村的神秘与神性，取代了前者念兹在兹的乡愁。《夜长梦多》不啻是一部有关南塘的“地理志”。在此，南塘仿佛有一种自然的神性，透露出这个世界某种不为人知的本质。故事以嘘水村的自然人事为中心，讲述南塘野地的神秘与雄奇。小说之中，那些层层叠叠的神秘气息弥漫开来，毫无来由却令人猝不及防。而在这蛮荒的原野里，幽深繁密的景致之中，夹杂着过往岁月的荒谬与血腥。我们的主人公，那个乡村月夜里孤独游荡的少年，便带着他的忧郁与感伤，步入那个令人嗟叹的无尽黑夜……他的无端蒙冤和刻骨创痛不禁令人感慨。小说以深情的笔墨，书写乡村的历史与现实，铭刻那些需要被郑重缅怀的历史创伤，以及永难磨灭的在屈辱中艰难成长的个人记忆。为了抵抗“虚无性”的焦虑，小说拚命捕捉乡村的神性，以此建构残存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我们也得以在小说中见证那些原始的蛮荒，灵性的大地上游荡的神神鬼鬼，以及“泛灵论”的世界里遍布的悲苦与奇迹。在此，确定的意义在于某种抽象的根的意识和暧昧的家园情结，以及有关母亲、有关大地的虚妄想像。而这些，固然对于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格局中重新锁定当代中国的主体性，于传统价值伦理中追索过往岁月的理想与荣光，具有难得的现实意义，但这种抽象的抒情却将并不清晰的乡村历史弄得更加面目模糊，这也是自我抒情的代价所在。 二乡村寓言与写实的维度
如前所述，乡村叙事中历史类型的展开，源于历史观的牢不可破，而唯有自我的抒情才有限展示着叙事的才能，这是乡村历史的丰富与驳杂带给我们的启示。但很多时候，历史的表述总是相对容易，叙事者只需将那些与自我成长的印记息息相关的经验与情感和盘托出即可。然而与乡村的历史相比，现实的把握，即对于乡村当下图景的描摹则要困难得多。因为那种变动不居的新鲜感与复杂性往往在既定的知识之外，需要更多敏锐的感知去发现，去探寻。为此曾经一度，写作者更愿意用一种寓言的方式一劳永逸地概括复杂的当下，用一种“言在此意在彼”的隐喻效应，在更高的层面获得有关现实的深度模式和普遍寓意。这种更加高妙的方式固然是好，因为借助寓言化的方式，叙事者可以从容地将现实生活荒诞化、变形乃至扭曲，或者用想像力“虚构”生活，重构乃至消解现实，张扬一种难得的“文学性”，以此为自己先在的概念服务。但在某种意义上看，寓言又是简单而轻率的，它相对于沉重的写实而言是轻巧而轻佻的。
徐刚
历史类型、现实模式与未来图景
阎连科的小说《炸裂志》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寓言小说”。小说虽广泛涉及当下的乡村现状，但其宏大的政治批判，并不是在写实的意义上关切乡村。小说的最大意义不在于细节的真实性，而在于一种荒诞不经的寓言性，它用一种概括式和缩减式的寓言叙事来囊括当代中国的整体形象，却在不自觉之间削减了太多准确的细节。《炸裂志》被人批评较多的地方在于要表现的观念太多，理念的先入之见等，这些都影响到小说的叙事态度。它以乡村叙事为名，其实却以寓言的方式建构了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深度模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倘若没有细节的真实作为支撑，只有更高的精神追求、道义承担和主题升华，这样的叙事是否有效？
如果说《炸裂志》是当代中国发展主义的寓言，那么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则更像是一则后现代的身份寓言。小说表面上写当下的乡村现实，但却是致力于对一种异化结构中的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揭示。小说在乡村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近乎荒诞的遗弃弟弟、又寻找弟弟的故事，这个无比滑稽又令人啼笑皆非的过程，像极了现代主义式的“寻找自我的历程”。它呈现的乡村叙事却是极为简单的，只是用一种“无边的荒诞”将叙事原本应该具有的生动细节一笔带过。在此，乡村只是她徒有其表的外衣，而作者的情感投注与其说是指向乡村的，关乎一位失踪者的尊严和艰辛，不如说是指向自身，悼念的是现代个人面对世界的焦虑与无奈。这种宏大而空洞的主题显示了作者十足的精英主义立场，她恐怕早已失去了感受真正乡村的能力，只能避实就虚地写作“借乡村的酒杯，浇个人心中块垒”的“现代故事”，而绵密的日常生活在这看似格调高雅的叙事中早已失去了踪迹。
除此之外，在乡村的现实模式上，贾平凹的《极花》虽则体现了作者的努力，一种切入现实的变化的决心，但仍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小说出其不意地以“妇女拐卖”为叙事焦点，充分表达作者由来已久的对于乡村命运的现实关切。然而，小说更令人关注的还是它的问题视阈与隐喻模式。他试图在广受关注的“郜艳敏现象”之上深入思考，挖掘现实背后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小说所试图切入的问题所在，即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个问题被贾平凹以如此令人振聋发聩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但这种乡村疗救的呐喊却并不令人陌生。此外，小说鲜明的情感倾向与略显偏执的想像性方案，却在不经意间冒犯了大众的性别观念，从而引出一系列的伦理争议。小说其实在城市与乡村，女性主体与农村命运之间，构成了一种深切的情感矛盾与伦理困境。一方面，作为文本的正义，贾平凹显然是极为痛恨乡村的原始、蛮荒，以及人心险恶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乡愁的呈现，《极花》又对乡村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甚至正是因为这种对于生殖繁衍意义上乡土存亡的关注，小说中的拐卖行径变得可以理解，如贾平凹所辯护的，“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贾平凹、张知依：《贾平凹：我想写最偏远的农村与最隐秘的心态》，《北京青年报》2016年4月16日）。如此一来，小说中的残酷与荒诞，便有了“同情之理解”的基础，这也是他自《秦腔》以来着力营造的乡村挽歌的题中之义，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肆意透支“极花”与乡村命运的紧密关联，以获得文本的最大效应。
在这些小说中，叙事者其实并没有太多深入生活的高妙之处，索性以看似高蹈的寓言来体现对于生活本身的关注。这里的问题在于一种关切点的错位：自我还是外部世界，寓言的抑或写实的？当然，基于寓言的原则，展开主题先行，“言在此意在彼”的写作实验，这本没有问题，关键是此在的世界，它也需要搭建得更为绵密细致一些，而不是为了突出地强调彼岸的寓意，而忽视此在的建构。毕竟，作品的气韵是在写实的过程中自然呈现的。寓言的突显和叙事的神秘化固然重要，但如何将寓言与写实有效沟通才是当下写作的一个大问题。因而，如何摆脱流行的寓言化方式，以鲜活的现实经验，超越轻佻的隐喻深度，从而获得当下乡村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的细致描摹，成为叙事者要重新思索的问题。
三乌托邦想像与“来临中的共同体”
在一种超越寓言化的乡村写作的探索中，近期的一些作品值得重视。青年作家付秀莹的《陌上》致力于乡村世界现实层面的描绘，小说开篇的“楔子”便在高远的意境中展现了“芳村”的四时景致与地方节气，诗情画意的笔调寄予着作者浓郁的乡愁。乡村，一个乌托邦的所在，这是人们的情感所系。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里的情感张力在于，小说所展现的并不是一派和谐安宁的乡村世界，而更多是现实的冷峻与苍凉。它以乌托邦的方式开头，却以“反乌托邦”的样貌切入乡村，那些高远的乌托邦想像，似乎一遇到现实就会宣告破解。
有人戏言《陌上》“以《红楼梦》的方式写社会主义新农村”，“《红楼梦》的方式”不假，那细节与腔调，确实能看到年轻作者向经典致敬的决心，然而芳村这个“乡村版大观园”，却全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与生机。在此，传统乡村的淳朴美德早已消失殆尽，小说意境的辽远、苍茫，以及升腾的诗性背后，所有的故事都暗藏凶险与心机，一派优雅和谐的内里却是千疮百孔，一切都是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利益社会。那些混乱的性关系，以及围绕性关系展开的勾引、讨好与欺凌，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小说中的大全，是一个《金瓶梅》里西门庆式的人物，他最喜好的只有两点，“一个是钱，一个是娘们”，而陌上花开的女性群像则无不匍匐在金钱权势的脚下，她们的情感与歌哭因此而更加令人心酸。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乡村的道德、人际与精神世界被侵蚀的现实，也都集中到了这个乡村权势人物身上，小说正是运用这种破碎的整体性写出了乡村衰败的精神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基于现实的描情状物所达致的“总体性”虽然暗合了那个大而化之的寓言化的结论，叙事的绵密肌理也给故事带来无穷的魅力，且这种动人之中亦蕴含着对于乡村现实的鲜活描述，但其总体的情调却并不能令人满意。具体来说，乡村的凋敝与道德败坏——这是《陌上》所展现的现实——并不能让人看到些许希望，而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乡土文明崩溃的绝望之地。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的观照之下，小说浓郁的中产阶级趣味的介入，使得乡村的总体景观多少显得不伦不类。
当然，“乡土文明的崩溃”也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传言，而是每个乡村叙事者都能深切感受到的现实。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必将成为一片消逝的风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之力。为此在梁鸿那里，从“梁庄”到“吴镇”，故乡“永远是失落的存在”，而乡村的世界虽则“神圣”却终究“荒诞”，不禁令人唏嘘喟叹。然而，这种消逝的悲凉与凄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甘愿承受的。因此，如何在这种崩溃的“喟叹”之中搜寻微弱的希望之光，在朝向未来的维度中去探索新的历史可能，成为当下乡村叙事至关重要的问题。因而从未来图景的意义上看，乡村叙事的重要性其实并不在于历史的感怀与现实的探寻，而是如何在这双重“废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进而想像一种可能。于此，叙事的意义便超越了历史建构中的自我抒情与寓言营造之外的现实描绘，而显出弥足珍贵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叶炜长篇小说《后土》的结尾之处，麻庄“小康楼”最终建成的意义。小说写道，“这一天，天气晴朗。麻庄的小康楼工地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小康楼正式建成了，从外面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纷纷买了楼房，他们都喜气洋洋地从刘青松手里拿到了新房子的钥匙。与此同时，麻庄的小龙河景观带建设，苇塘、苹果园和马鞍山开发等也竣工了，麻庄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公司董事长刘非平、总经理王东周宣布，下一步还将着手建设以绿色食品开发和生产为中心的超级大农场，到时候，全村的百姓都是这个农场的工人，按小时上班，按月领工资。麻庄的乡亲都在为这个设想憧憬着，盼望着”。
在叶炜笔下，麻庄农民们的梦想是在家门口就可以“务工”，住上小康楼，而不需要进城；他们梦想着村庄里热热闹闹，能保持淳朴的民风，所有人都敬畏土地，而不失去本土信仰。在这“村落终结”、乡土文明崩溃的今天，叶炜执着地为乡村世界建构了一副理想主义的蓝图。这不能说毫无虚妄的层面，但其良善与质朴，却是我们在这变动的秩序之中洞悉乡村未来的难得契机。这也不禁让人想到最近引起人们热烈讨论的《塘约道路》，王宏甲的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以更加切近的方式，为乡村的未来打开新的可能。“重走集体化道路”，既是面对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求解方式，也是对于未来的具有启示性的探索。在其背后，《塘约道路》所展现的问题在于，“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这是世世代代乡村人群穷则思变，上下求索，以及“重建家园”的渴望与决心。尽管在此，历史选择的意識形态诉求清晰可辨，由此关涉的历史教训也言犹在耳，但于现实而言，这种新的历史探求却未必不是乡村的希望所系。
由此，乡村叙事的三重维度其实分明蕴含着微妙的等级差异。其中，历史类型的展开，源于历史观的牢不可破，唯有自我的抒情有限展示着叙事的才能，这是乡村历史的丰富与驳杂带给我们的启示。而现实模式的不同，则很大程度上在于寓言与写实的不同侧重。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的描情状物所达致的“总体性”虽依然暗合了寓言那个大而化之的结论，但叙事的绵密肌理却给故事带来无穷的魅力，这种动人之中也蕴含着对于乡村现实的鲜活描述。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唯有未来图景，那些事关乡村的新的想像，顽强冲决着既有知识的局限，而“来临中的共同体”则给予人们更多的情感慰藉。
① 参见刘亚涛：《“新乡土写作”渐成热潮》，《人民日报》2017年4月12日。
② 参见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文学报》2012年7月5日。
其一，从历史类型来看，乡村的世界铭刻了一代人的精神成长，这是叙事者历史建构的缘由，更是他们自我抒情的契机。其间，历史的“陈迹”虽似曾相识，却因抒情的融入而让文本摇曳生姿；其二，从现实模式来看，乡村的当下图景总是难以把握。因而，如何摆脱流行的寓言化方式，以鲜活的现实经验，超越轻佻的隐喻深度，从而获得当下乡村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的细致描摹，成为叙事者重新锚定的目标；其三，从未来图景来看，于乡村世界而言，叙事的重要性其实不在于历史的感怀与现实的慨叹，而是如何在这双重“废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进而想像一种历史的可能。于此而言，叙事的意义便显得弥足珍贵。正是在这三重维度的基础上，具体讨论近期乡村叙事所呈现的诸多问题，也是为了获得有关乡村现实与未来的一些启示。
一历史建构与自我抒情
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一个明显的事实在于，作家关注的焦点正在从乡村向都市转移。在如今活跃的当代作家中，那些为数不多的乡村叙事者，已然成为最后的乡村经验的拥有者。乡村铭刻了一代人的经验与精神成长，这是叙事者历史建构的缘由，更是他们自我抒情的契机。其间，历史的“陈迹”虽似曾相识，却因抒情的融入而让文本摇曳生姿。
格非携《望春风》“重回时间的河流”，但他所面对的却并非全然是历史的残酷，尽管其间包含着突如其来的死亡，但在隐藏的历史控诉之间也不乏温情与暖意。这一点与李凤群的《大风》大异其趣，后者更多瞩目的还是历史的创伤，即那些原本拥有高贵命运的地主乡绅阶层，不得不在隐姓埋名的卑微中了却余生的悲苦。所谓“十年求生史，四代人漂流记”，这是一个地主的“逃亡”所引发的几代人关于生死、尊严、记忆与身份追寻的故事。其间铭刻的是卑微的小人物，他们沦落、迁徙，历尽艰辛的身份转换，奋力图存的苦难过往，这也显而易见地表征着历史的“野兽”加诸于每个个体的命运。“历史的大风似乎在他们身上看不出痕迹，但是，每一道纹理都写着：命运和中国。”（李凤群：《大风》）历次的社会运动，一场场的时代之风，它深刻地改变着中国，也让置身其间的普通人身不由己。“大风过后，草木有声”，这恰是《大风》的声音。比较而言，《望春风》更多寄予同情的是乡村本身，它朴素的伦理与人情，在历史的风潮之中永难磨灭，这是最令人感念的，而历史的创伤与批判却并不重要。“我以为自己沐浴着时代的光辉，其实一直生活在耻辱之中。还不如一条狗。”（格非：《望春风》）诸如此类的历史批判虽溢于言表，但“兔葵燕麦”、“鹿走苏台”的历史颓败之情才是小说的关键。
《望春风》以半个世纪中国乡村中的人物命运和历史变迁为焦点，对逝去的故乡故人作了告别。用格非自己的话说，“是在家乡彻底消失之后，才开始追溯它的源头，并描述自己对它的记忆。”他其实是用“记忆的枢纽和栖息地”来定义村庄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我的不甘心也在这里，我不愿把这段东西切掉，中国文明史大量信息包含在乡村社会进程中”（许旸：《对于消失，文学有种天然惶恐》，《文汇报》2015年10月13日）。小说之于格非，无疑是“一次告别故土的文学仪式”，因为，“再不去写，它可能真的就悄无声息地湮灭了”（项静：《时间索引与折返之光：格非〈望春风〉》）。在此，民风淳朴的“儒里赵”村，有着一望无际的桑田，有民国遗老赵孟舒，有古意盎然的“蕉雨山房”，有建于宋代的古刹半塘寺，还有充满传奇色彩的三张古琴：“枕流”、“停云”和“碧绮台”。当然，还有那个面目可疑的“老菩萨”唐文宽，以及“我”的父亲赵半仙，一个富农出身的算命先生，更是有着并不清白的政治身份……正是这个成分复杂的小村庄，却安然度过了那段动荡的岁月，让人不得不感叹村庄民风的淳厚。因而对于小说而言，历史的遗民虽节节败退，但伦理秩序的维系却终究令人感怀。
作为乡村的建设者，小说里的赵德正身上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投射，这也是乌托邦实践无法避免的时代烙印，然而这种政治性之中却蕴含着朴素的民间伦理，这是政治风潮也无法磨灭的。与此相对，赵礼平这个“新人”，他对权力与金钱的占有，在“事功”和欲望的意义上正好对应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礼平是属于那种既能把游戏变成阴谋，也能把阴谋变成游戏的人。今天的世界，正是人家的天下”。而这个“现代人”不出所料地成为了乡土文明的埋葬者。这个“新人”的时代让一切都加速改变：山被移平，道路重修，年轻人出走去寻找广阔的新天地，而那些历史沿革的传统却随着空间的延展和碎裂一并消逝。于是，一个具有传统文化意味的村庄消失了，那些曾有的人物也消失了，几千年来建立在乡村伦理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社会，也突然间只剩下了废墟。为此，格非引用了卡夫卡的那段话：“一边看废墟在倒塌，一边匆匆在废墟中记录下你所看到的一切；有生之年你已经死了，但你却是真正的幸存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格非通过《望春风》其实是在村庄的分崩离析中，思考着对于当下书写的切入角度，“历史感的获得，让我不断反省作为一个作家，自己究竟是在用什么样的眼光打量现实、描绘现实，批判意识也罢，抒情传统也好，可能都有自己生存体验的影子。归根结底，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在与时代、社会和记忆对话”（格非：《与历史片段对话》，《人民日报》2015年8月19日）。
历史叙事的类型总是丰富卻单一的，无非是革命时代的混乱与改革时代的荒谬的奇妙混合，而僵化的历史让它们看上去如此相似。坦率地说，《望春风》并没有增添太多新的历史认知，一切都是在既有的叙述框架内慵懒地滑行，只是在历史的缝隙之中，于乡村的世界里升腾而起的自我抒情，顽强蕴含着写作的丰富可能，这才是《望春风》的启示所在。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赵兰振的《夜长梦多》中。只是在后者这里，乡村的神秘与神性，取代了前者念兹在兹的乡愁。《夜长梦多》不啻是一部有关南塘的“地理志”。在此，南塘仿佛有一种自然的神性，透露出这个世界某种不为人知的本质。故事以嘘水村的自然人事为中心，讲述南塘野地的神秘与雄奇。小说之中，那些层层叠叠的神秘气息弥漫开来，毫无来由却令人猝不及防。而在这蛮荒的原野里，幽深繁密的景致之中，夹杂着过往岁月的荒谬与血腥。我们的主人公，那个乡村月夜里孤独游荡的少年，便带着他的忧郁与感伤，步入那个令人嗟叹的无尽黑夜……他的无端蒙冤和刻骨创痛不禁令人感慨。小说以深情的笔墨，书写乡村的历史与现实，铭刻那些需要被郑重缅怀的历史创伤，以及永难磨灭的在屈辱中艰难成长的个人记忆。为了抵抗“虚无性”的焦虑，小说拚命捕捉乡村的神性，以此建构残存的价值与意义。因而我们也得以在小说中见证那些原始的蛮荒，灵性的大地上游荡的神神鬼鬼，以及“泛灵论”的世界里遍布的悲苦与奇迹。在此，确定的意义在于某种抽象的根的意识和暧昧的家园情结，以及有关母亲、有关大地的虚妄想像。而这些，固然对于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格局中重新锁定当代中国的主体性，于传统价值伦理中追索过往岁月的理想与荣光，具有难得的现实意义，但这种抽象的抒情却将并不清晰的乡村历史弄得更加面目模糊，这也是自我抒情的代价所在。 二乡村寓言与写实的维度
如前所述，乡村叙事中历史类型的展开，源于历史观的牢不可破，而唯有自我的抒情才有限展示着叙事的才能，这是乡村历史的丰富与驳杂带给我们的启示。但很多时候，历史的表述总是相对容易，叙事者只需将那些与自我成长的印记息息相关的经验与情感和盘托出即可。然而与乡村的历史相比，现实的把握，即对于乡村当下图景的描摹则要困难得多。因为那种变动不居的新鲜感与复杂性往往在既定的知识之外，需要更多敏锐的感知去发现，去探寻。为此曾经一度，写作者更愿意用一种寓言的方式一劳永逸地概括复杂的当下，用一种“言在此意在彼”的隐喻效应，在更高的层面获得有关现实的深度模式和普遍寓意。这种更加高妙的方式固然是好，因为借助寓言化的方式，叙事者可以从容地将现实生活荒诞化、变形乃至扭曲，或者用想像力“虚构”生活，重构乃至消解现实，张扬一种难得的“文学性”，以此为自己先在的概念服务。但在某种意义上看，寓言又是简单而轻率的，它相对于沉重的写实而言是轻巧而轻佻的。
徐刚
历史类型、现实模式与未来图景
阎连科的小说《炸裂志》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寓言小说”。小说虽广泛涉及当下的乡村现状，但其宏大的政治批判，并不是在写实的意义上关切乡村。小说的最大意义不在于细节的真实性，而在于一种荒诞不经的寓言性，它用一种概括式和缩减式的寓言叙事来囊括当代中国的整体形象，却在不自觉之间削减了太多准确的细节。《炸裂志》被人批评较多的地方在于要表现的观念太多，理念的先入之见等，这些都影响到小说的叙事态度。它以乡村叙事为名，其实却以寓言的方式建构了一种形式大于内容的深度模式。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倘若没有细节的真实作为支撑，只有更高的精神追求、道义承担和主题升华，这样的叙事是否有效？
如果说《炸裂志》是当代中国发展主义的寓言，那么范小青的《我的名字叫王村》则更像是一则后现代的身份寓言。小说表面上写当下的乡村现实，但却是致力于对一种异化结构中的现代人生存困境的揭示。小说在乡村的背景下讲述了一个近乎荒诞的遗弃弟弟、又寻找弟弟的故事，这个无比滑稽又令人啼笑皆非的过程，像极了现代主义式的“寻找自我的历程”。它呈现的乡村叙事却是极为简单的，只是用一种“无边的荒诞”将叙事原本应该具有的生动细节一笔带过。在此，乡村只是她徒有其表的外衣，而作者的情感投注与其说是指向乡村的，关乎一位失踪者的尊严和艰辛，不如说是指向自身，悼念的是现代个人面对世界的焦虑与无奈。这种宏大而空洞的主题显示了作者十足的精英主义立场，她恐怕早已失去了感受真正乡村的能力，只能避实就虚地写作“借乡村的酒杯，浇个人心中块垒”的“现代故事”，而绵密的日常生活在这看似格调高雅的叙事中早已失去了踪迹。
除此之外，在乡村的现实模式上，贾平凹的《极花》虽则体现了作者的努力，一种切入现实的变化的决心，但仍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小说出其不意地以“妇女拐卖”为叙事焦点，充分表达作者由来已久的对于乡村命运的现实关切。然而，小说更令人关注的还是它的问题视阈与隐喻模式。他试图在广受关注的“郜艳敏现象”之上深入思考，挖掘现实背后的问题。事实上，这是小说所试图切入的问题所在，即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个问题被贾平凹以如此令人振聋发聩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但这种乡村疗救的呐喊却并不令人陌生。此外，小说鲜明的情感倾向与略显偏执的想像性方案，却在不经意间冒犯了大众的性别观念，从而引出一系列的伦理争议。小说其实在城市与乡村，女性主体与农村命运之间，构成了一种深切的情感矛盾与伦理困境。一方面，作为文本的正义，贾平凹显然是极为痛恨乡村的原始、蛮荒，以及人心险恶的；但另一方面，作为乡愁的呈现，《极花》又对乡村的命运抱有深切的同情。甚至正是因为这种对于生殖繁衍意义上乡土存亡的关注，小说中的拐卖行径变得可以理解，如贾平凹所辯护的，“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贾平凹、张知依：《贾平凹：我想写最偏远的农村与最隐秘的心态》，《北京青年报》2016年4月16日）。如此一来，小说中的残酷与荒诞，便有了“同情之理解”的基础，这也是他自《秦腔》以来着力营造的乡村挽歌的题中之义，某种程度上，他也是在隐喻的意义上肆意透支“极花”与乡村命运的紧密关联，以获得文本的最大效应。
在这些小说中，叙事者其实并没有太多深入生活的高妙之处，索性以看似高蹈的寓言来体现对于生活本身的关注。这里的问题在于一种关切点的错位：自我还是外部世界，寓言的抑或写实的？当然，基于寓言的原则，展开主题先行，“言在此意在彼”的写作实验，这本没有问题，关键是此在的世界，它也需要搭建得更为绵密细致一些，而不是为了突出地强调彼岸的寓意，而忽视此在的建构。毕竟，作品的气韵是在写实的过程中自然呈现的。寓言的突显和叙事的神秘化固然重要，但如何将寓言与写实有效沟通才是当下写作的一个大问题。因而，如何摆脱流行的寓言化方式，以鲜活的现实经验，超越轻佻的隐喻深度，从而获得当下乡村人情世故、喜怒哀乐的细致描摹，成为叙事者要重新思索的问题。
三乌托邦想像与“来临中的共同体”
在一种超越寓言化的乡村写作的探索中，近期的一些作品值得重视。青年作家付秀莹的《陌上》致力于乡村世界现实层面的描绘，小说开篇的“楔子”便在高远的意境中展现了“芳村”的四时景致与地方节气，诗情画意的笔调寄予着作者浓郁的乡愁。乡村，一个乌托邦的所在，这是人们的情感所系。然而令人诧异的是，这里的情感张力在于，小说所展现的并不是一派和谐安宁的乡村世界，而更多是现实的冷峻与苍凉。它以乌托邦的方式开头，却以“反乌托邦”的样貌切入乡村，那些高远的乌托邦想像，似乎一遇到现实就会宣告破解。
有人戏言《陌上》“以《红楼梦》的方式写社会主义新农村”，“《红楼梦》的方式”不假，那细节与腔调，确实能看到年轻作者向经典致敬的决心，然而芳村这个“乡村版大观园”，却全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和谐与生机。在此，传统乡村的淳朴美德早已消失殆尽，小说意境的辽远、苍茫，以及升腾的诗性背后，所有的故事都暗藏凶险与心机，一派优雅和谐的内里却是千疮百孔，一切都是以金钱和权力为核心的利益社会。那些混乱的性关系，以及围绕性关系展开的勾引、讨好与欺凌，也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诉求。小说中的大全，是一个《金瓶梅》里西门庆式的人物，他最喜好的只有两点，“一个是钱，一个是娘们”，而陌上花开的女性群像则无不匍匐在金钱权势的脚下，她们的情感与歌哭因此而更加令人心酸。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乡村的道德、人际与精神世界被侵蚀的现实，也都集中到了这个乡村权势人物身上，小说正是运用这种破碎的整体性写出了乡村衰败的精神现实。 在这个意义上，小说基于现实的描情状物所达致的“总体性”虽然暗合了那个大而化之的寓言化的结论，叙事的绵密肌理也给故事带来无穷的魅力，且这种动人之中亦蕴含着对于乡村现实的鲜活描述，但其总体的情调却并不能令人满意。具体来说，乡村的凋敝与道德败坏——这是《陌上》所展现的现实——并不能让人看到些许希望，而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乡土文明崩溃的绝望之地。更重要的是，在现实的观照之下，小说浓郁的中产阶级趣味的介入，使得乡村的总体景观多少显得不伦不类。
当然，“乡土文明的崩溃”也并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传言，而是每个乡村叙事者都能深切感受到的现实。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乡村必将成为一片消逝的风景，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之力。为此在梁鸿那里，从“梁庄”到“吴镇”，故乡“永远是失落的存在”，而乡村的世界虽则“神圣”却终究“荒诞”，不禁令人唏嘘喟叹。然而，这种消逝的悲凉与凄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甘愿承受的。因此，如何在这种崩溃的“喟叹”之中搜寻微弱的希望之光，在朝向未来的维度中去探索新的历史可能，成为当下乡村叙事至关重要的问题。因而从未来图景的意义上看，乡村叙事的重要性其实并不在于历史的感怀与现实的探寻，而是如何在这双重“废墟”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新的世界，进而想像一种可能。于此，叙事的意义便超越了历史建构中的自我抒情与寓言营造之外的现实描绘，而显出弥足珍贵的价值。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叶炜长篇小说《后土》的结尾之处，麻庄“小康楼”最终建成的意义。小说写道，“这一天，天气晴朗。麻庄的小康楼工地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小康楼正式建成了，从外面打工回来的年轻人纷纷买了楼房，他们都喜气洋洋地从刘青松手里拿到了新房子的钥匙。与此同时，麻庄的小龙河景观带建设，苇塘、苹果园和马鞍山开发等也竣工了，麻庄旅游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公司董事长刘非平、总经理王东周宣布，下一步还将着手建设以绿色食品开发和生产为中心的超级大农场，到时候，全村的百姓都是这个农场的工人，按小时上班，按月领工资。麻庄的乡亲都在为这个设想憧憬着，盼望着”。
在叶炜笔下，麻庄农民们的梦想是在家门口就可以“务工”，住上小康楼，而不需要进城；他们梦想着村庄里热热闹闹，能保持淳朴的民风，所有人都敬畏土地，而不失去本土信仰。在这“村落终结”、乡土文明崩溃的今天，叶炜执着地为乡村世界建构了一副理想主义的蓝图。这不能说毫无虚妄的层面，但其良善与质朴，却是我们在这变动的秩序之中洞悉乡村未来的难得契机。这也不禁让人想到最近引起人们热烈讨论的《塘约道路》，王宏甲的这部报告文学作品以更加切近的方式，为乡村的未来打开新的可能。“重走集体化道路”，既是面对历史与现实的一种求解方式，也是对于未来的具有启示性的探索。在其背后，《塘约道路》所展现的问题在于，“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这是世世代代乡村人群穷则思变，上下求索，以及“重建家园”的渴望与决心。尽管在此，历史选择的意識形态诉求清晰可辨，由此关涉的历史教训也言犹在耳，但于现实而言，这种新的历史探求却未必不是乡村的希望所系。
由此，乡村叙事的三重维度其实分明蕴含着微妙的等级差异。其中，历史类型的展开，源于历史观的牢不可破，唯有自我的抒情有限展示着叙事的才能，这是乡村历史的丰富与驳杂带给我们的启示。而现实模式的不同，则很大程度上在于寓言与写实的不同侧重。在这个意义上，现实的描情状物所达致的“总体性”虽依然暗合了寓言那个大而化之的结论，但叙事的绵密肌理却给故事带来无穷的魅力，这种动人之中也蕴含着对于乡村现实的鲜活描述。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唯有未来图景，那些事关乡村的新的想像，顽强冲决着既有知识的局限，而“来临中的共同体”则给予人们更多的情感慰藉。
① 参见刘亚涛：《“新乡土写作”渐成热潮》，《人民日报》2017年4月12日。
② 参见孟繁华：《乡村文明的崩溃与“50后”的终结》，《文学报》2012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