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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是制造大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基层一线农民工的需求量大，这个不断壮大的群体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显示出诸多问题，过大的就业流动性导致农民工在生存层面和精神层面产生的问题直接对社会安定和经济平稳发展造成影响，本文通过实地调查，数据统计分析，找出影响农民工就业的因素，在青岛市促进农民工就业政策通知的基础上提出政策建议，促进农民工稳定就业，保障其根本权益。
关键词：农民工；人力资源管理；就业流动性；影响因素
一、农民工流动性现状
本文从微观角度界定流动性，是指劳动者在参加工作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变换工作的次数和频率，与微观视角下的稳定性相对。专指就业人员在不同单位之间的流动，不是指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而是从工作稳定性角度来观察农民工就业流动的。个人层面，新生代农民其崇尚自由、追求个性宁愿少挣钱也不愿意太长时间加班工作。他们更看重用工单位的软环境。家庭层面，传统农民工大多年龄较大，有稳定的家庭，需要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愿由于较强流动性带来的风险。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家中的独身子女，且大多未婚，工作只需要支付个人消费，因而选择更自由。社会层面，二三线城市发展迅速，用人需求增大，由于迁移成本高，之前回流的农民工不愿意返回，影响供需比例。
二、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影响
1.社会安定层面——犯罪率上升
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制度性歧视仍是一个根本性的事实。虽然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取消户籍歧视，但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与城里人隔着一条人为却难以逾越的鸿沟。被剥夺的心理和不满情绪——城乡贫富差距的逐年加大是导致农民工心理失衡的主要原因。农民工干的是最重、最脏、最苦、最累、最险的活，报酬却与之不匹配，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容易使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剥夺心理。在自身利益长期被忽略以致损害的情况下，容易引发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严重不满，并在个别人身上发展为反社会心理。
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与生活上的贫困相比，更让农民工难以忍受的是不被城市接受，不能与城里人正常交往与合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感受到平等与尊严。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经常受到个别城市居民的不公正对待。有的居民以自己城市人的身份歧视农民工，将农民工视为“外来人”，将他们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甚至故意在公共场所欺负、捉弄农民工；严重伤害了农民工自身的尊严，个别城市人还以对农民工进行刁难和人格侮辱为乐，这很容易产生农民工与城里人的“族群对立”，他们中的个别人则可能在人格受损时以破坏城市公共设施、偷窃、群殴等极端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怨恨情绪。
他们认同城市生活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是“无根”的人，身份尴尬、撕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阅历浅、抗压能力差、无人沟通、心理脆弱，又处在不安定的环境中，在受到一定挫折和刺激后，没有合适的发泄方式又没有接受正规的心理咨询疏导的机会一些人便会采取极端行动，甚至会发生一些犯罪行为，使得区域犯罪率提高，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
2.经济发展层面——频发“用工荒”
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外部需求不足致使我国出口量大大下降，大批外贸加工企业订单量急剧减少，有些甚至倒闭，引发农民工“返乡潮”，但随着近几年经济回暖，订单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增加，但随着迁移成本的增加，当地经济增速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且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外出打工的成本和风险都比留在本地大，加之金融危机之后的大批裁员，牺牲农民工利益来降低成本的做法让农民工自身缺乏安全感，劳动力输出集中区域的农民工返乡后不愿再回到原企业，社会、科技的进步使得同一岗位的岗位要求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无法适应改变，故农民工“回流”状况明显，且《新劳动法》对工时、工资保障作出的规定使企业招工难度和成本都大大增加，招不到有质有量的工人，企业的运营成本及风险也大大增加，这种供求不相匹配的状况导致“用工荒”，影响企业正常的运作和发展，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实证分析
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对青岛株洲路劳务市场、中韩地区、北村地区等农民工聚居地的150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本次问卷共回收95份，有效问卷90份，问卷回收率为63.3%，问卷有效率为60%，符合统计研究要求。对问卷结果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得出相关数据。此外，一些宏观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2年、2013年、2014年农民工监测报告。
四、就业流动性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以下指标分析都将以调查对象“至今更换工作的次数”来衡量工作流动性大小，并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类型调查对象更换工作次数的均值来比较各个影响因素对于就业流动性的影响，比如通过比较男性样本与女性样本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来研究性别对于就业流行性的影响。在计算更换工作的次数均值时，针对A-E选项，更换工作次数分别取值0、1.5、3.5、5.5、10。对选项“E：6次以上”取值为10是根据对调查对象的访谈而做的估计。事实上经过测算，该值取8或者12对下面的研究结论没有影响。
1.性别
根据对调查样本的统计，女性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6次，而男性调查对象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是5.2次。一般而言，相对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对于工作的选择更多的是从家庭角度出发，选择能够照顾孩子或老人，或者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而男性农民工更多的是从自身发展角度选择工作，以通过自身收入的提高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因而对于就业流动性来说，女性农民工应当小于男性农民工。
2.年龄
根据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分布于18岁-30岁和31岁-45岁的区间，没有人小于18岁，仅有3人在45-60岁之间。根据计算，年龄分布于18-30岁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5.2次，而年龄分布于31-45岁区间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5.6次，两者差别并不明显。但考虑到18-30岁年龄组的调查对象平均低于31-45岁年龄组的人14岁，因而参加工作时间总的时间比较短，因此可以认为18-30岁组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远高于31-45岁年龄组的农民工。粗略估算，18-30岁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4岁，如果假设农民工初次外出打工时间为18岁，则工作6年换工作5.2次，几乎平均每年1次。而对31-45年龄组的调查对象做类似估算，可发现平均每年更换工作次数为0.28次。这也证明青年农民工具有相当高的就业流动性。 3.婚姻状况
根据对被调查对象的婚姻状况进行调查统计，离异和丧偶的调查对象所占比重极小，因此不进行单独分析。经计算，所有未婚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4.41次，而已婚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6.09，两者差距较为明显。一般而言，由于结婚登记受年龄限制，因此已婚者平均年龄要比未婚者年龄大。而较大的年龄会带来较长时间的工作经验，因而更换工作的次数也会较多。但是，根据分析，由年龄增加带来的工作更换次数增加并不明显，大多数人而言，结婚会使人对于工作的选择更多的考虑家庭因素，因而更追求工作的稳定性，工作更换次数会减少。但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家庭收入较低，经济压力较大，可能会激励他们在积累一定工作经验后，不断的通过变换工作来追求更高的收入，因此结婚成立家庭反而会促使农民工的就业流行性增加。
4.文化程度
根据对调查样本的统计可以得出，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最大，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水平的限制，无法很好的掌握一项技能并且长久的工作，他们只能通过从事各种形式的零时工来维持生计，故其流动性最大；而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工，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初步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具有一些初级技能，他们深知竞争的激烈，一旦找到一份工作，便追求稳定，确保稳定的收入，因此相比之下，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流动性较低；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农民工虽然他们比其他农民工的文化程度高，但他们只是接受基础性的教育水平较高而已，缺乏稳定的就业技能，但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使得其拥有更加多元化的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途径，更加渴望迎合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且会通过更换工作来寻找符合自己的职业定位，使其就业流动性增强。
5.培训经历
根据对被调查对象的统计分析，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5.95，而未接受过职业培训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5.08，两者有较明显的差距。一方面，职业教育培训使农民工能够更好的掌握某项专业技能，更适合工作岗位和企业的需要，因而会得到企业的青睐，为其提供长久的职位保证。另一方面，掌握了更好专业技能的农民工选择工作的机会多，对工作和企业的挑剔性更强，转换工作职位带来的机会成本也更低，因此从个人角度而言会使其工作流动性加大。根据调查统计结果，显然是后面的原因起了主导作用，造成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高与未接受过职业的农民工。
6.工作满意度
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农民工对工作现状不满意并且这部分样本显示出较强的流动性。通过更换工作次数均值的测算，对工作状态不满意的农民工平均更换工作8.9次，对工作状态不太满意的农民工平均更换工作5.9次，对工作状态没感觉的农民工平均更换工作3.7次，满意的平均更换4.5次，非常满意的平均更换4.3次。对工作状态没有感觉，认为不好不坏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最低是由于他们不认为他们的工作状态好或不好，并且没有想要继续改善的愿望，他们属于风险厌恶的保守者，因此他们就业流动性最低，而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对工作状态满意却选择换工作的农民工大多是希望有更好的发展，总体说来工作满意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的降低。
五、结论
通过分析可看出现阶段农民工就业确实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且如今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较大，使得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次，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和行为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今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具有初中及其以上的文化程度，相比老一代的农民工有很大的提高，并且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城市，渐渐对农村和农业变得陌生，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环境，他们非常崇尚自由，更看重自我的感受，追求个性，但却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较大的生活负担，对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福利待遇、职业前景的要求有所提高，合法的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对法律的认知度提高，对自己未来的预期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他们在就业过程中一旦发现当前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其自身的要求或与其自身的预期不相符合，他们大多会选择辞职、临时性工作、暂时性不就业或一直处于待业状态，就业的流动性较强。（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03）：63-76
[2]刘传江，程建林.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与市民化[J].经济纵横，2007（04）：18-21
[3]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人口研究，2008（05）：48-57
[4]王兴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性探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8，30（4）：51-56
关键词：农民工；人力资源管理；就业流动性；影响因素
一、农民工流动性现状
本文从微观角度界定流动性，是指劳动者在参加工作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内变换工作的次数和频率，与微观视角下的稳定性相对。专指就业人员在不同单位之间的流动，不是指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而是从工作稳定性角度来观察农民工就业流动的。个人层面，新生代农民其崇尚自由、追求个性宁愿少挣钱也不愿意太长时间加班工作。他们更看重用工单位的软环境。家庭层面，传统农民工大多年龄较大，有稳定的家庭，需要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不愿由于较强流动性带来的风险。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大多为家中的独身子女，且大多未婚，工作只需要支付个人消费，因而选择更自由。社会层面，二三线城市发展迅速，用人需求增大，由于迁移成本高，之前回流的农民工不愿意返回，影响供需比例。
二、农民工高流动性带来的影响
1.社会安定层面——犯罪率上升
对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制度性歧视仍是一个根本性的事实。虽然城乡户籍制度已经取消户籍歧视，但在就业、生活、医疗、教育等许多方面与城里人隔着一条人为却难以逾越的鸿沟。被剥夺的心理和不满情绪——城乡贫富差距的逐年加大是导致农民工心理失衡的主要原因。农民工干的是最重、最脏、最苦、最累、最险的活，报酬却与之不匹配，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反差，容易使农民工产生强烈的被剥夺心理。在自身利益长期被忽略以致损害的情况下，容易引发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严重不满，并在个别人身上发展为反社会心理。
压抑心理和怨恨情绪——与生活上的贫困相比，更让农民工难以忍受的是不被城市接受，不能与城里人正常交往与合作，不能像城里人一样感受到平等与尊严。在日常生活中，农民工经常受到个别城市居民的不公正对待。有的居民以自己城市人的身份歧视农民工，将农民工视为“外来人”，将他们看作是低人一等的“二等公民”，甚至故意在公共场所欺负、捉弄农民工；严重伤害了农民工自身的尊严，个别城市人还以对农民工进行刁难和人格侮辱为乐，这很容易产生农民工与城里人的“族群对立”，他们中的个别人则可能在人格受损时以破坏城市公共设施、偷窃、群殴等极端方式来发泄自己的怨恨情绪。
他们认同城市生活却又无法完全融入城市，是“无根”的人，身份尴尬、撕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社会阅历浅、抗压能力差、无人沟通、心理脆弱，又处在不安定的环境中，在受到一定挫折和刺激后，没有合适的发泄方式又没有接受正规的心理咨询疏导的机会一些人便会采取极端行动，甚至会发生一些犯罪行为，使得区域犯罪率提高，影响社会的安定和谐.
2.经济发展层面——频发“用工荒”
全球经济形势恶化，外部需求不足致使我国出口量大大下降，大批外贸加工企业订单量急剧减少，有些甚至倒闭，引发农民工“返乡潮”，但随着近几年经济回暖，订单增加，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农民工的需求量增加，但随着迁移成本的增加，当地经济增速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且国家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加大，外出打工的成本和风险都比留在本地大，加之金融危机之后的大批裁员，牺牲农民工利益来降低成本的做法让农民工自身缺乏安全感，劳动力输出集中区域的农民工返乡后不愿再回到原企业，社会、科技的进步使得同一岗位的岗位要求进一步提高，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民工无法适应改变，故农民工“回流”状况明显，且《新劳动法》对工时、工资保障作出的规定使企业招工难度和成本都大大增加，招不到有质有量的工人，企业的运营成本及风险也大大增加，这种供求不相匹配的状况导致“用工荒”，影响企业正常的运作和发展，进而影响到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三、实证分析
文中所用数据来源于对青岛株洲路劳务市场、中韩地区、北村地区等农民工聚居地的150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本次问卷共回收95份，有效问卷90份，问卷回收率为63.3%，问卷有效率为60%，符合统计研究要求。对问卷结果进行整理归纳总结，得出相关数据。此外，一些宏观数据取自国家统计局农村司2012年、2013年、2014年农民工监测报告。
四、就业流动性影响因素的统计分析
以下指标分析都将以调查对象“至今更换工作的次数”来衡量工作流动性大小，并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类型调查对象更换工作次数的均值来比较各个影响因素对于就业流动性的影响，比如通过比较男性样本与女性样本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来研究性别对于就业流行性的影响。在计算更换工作的次数均值时，针对A-E选项，更换工作次数分别取值0、1.5、3.5、5.5、10。对选项“E：6次以上”取值为10是根据对调查对象的访谈而做的估计。事实上经过测算，该值取8或者12对下面的研究结论没有影响。
1.性别
根据对调查样本的统计，女性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6次，而男性调查对象更换工作的平均次数是5.2次。一般而言，相对于男性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对于工作的选择更多的是从家庭角度出发，选择能够照顾孩子或老人，或者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而男性农民工更多的是从自身发展角度选择工作，以通过自身收入的提高为家庭提供经济保障。因而对于就业流动性来说，女性农民工应当小于男性农民工。
2.年龄
根据样本的描述性统计，调查对象的年龄主要分布于18岁-30岁和31岁-45岁的区间，没有人小于18岁，仅有3人在45-60岁之间。根据计算，年龄分布于18-30岁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5.2次，而年龄分布于31-45岁区间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5.6次，两者差别并不明显。但考虑到18-30岁年龄组的调查对象平均低于31-45岁年龄组的人14岁，因而参加工作时间总的时间比较短，因此可以认为18-30岁组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远高于31-45岁年龄组的农民工。粗略估算，18-30岁组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4岁，如果假设农民工初次外出打工时间为18岁，则工作6年换工作5.2次，几乎平均每年1次。而对31-45年龄组的调查对象做类似估算，可发现平均每年更换工作次数为0.28次。这也证明青年农民工具有相当高的就业流动性。 3.婚姻状况
根据对被调查对象的婚姻状况进行调查统计，离异和丧偶的调查对象所占比重极小，因此不进行单独分析。经计算，所有未婚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4.41次，而已婚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6.09，两者差距较为明显。一般而言，由于结婚登记受年龄限制，因此已婚者平均年龄要比未婚者年龄大。而较大的年龄会带来较长时间的工作经验，因而更换工作的次数也会较多。但是，根据分析，由年龄增加带来的工作更换次数增加并不明显，大多数人而言，结婚会使人对于工作的选择更多的考虑家庭因素，因而更追求工作的稳定性，工作更换次数会减少。但对于农民工而言，由于家庭收入较低，经济压力较大，可能会激励他们在积累一定工作经验后，不断的通过变换工作来追求更高的收入，因此结婚成立家庭反而会促使农民工的就业流行性增加。
4.文化程度
根据对调查样本的统计可以得出，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最大，由于其自身文化素质水平的限制，无法很好的掌握一项技能并且长久的工作，他们只能通过从事各种形式的零时工来维持生计，故其流动性最大；而具有初中文化水平的农民工，接受完义务教育后，初步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具有一些初级技能，他们深知竞争的激烈，一旦找到一份工作，便追求稳定，确保稳定的收入，因此相比之下，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农民工流动性较低；高中及其以上学历的农民工虽然他们比其他农民工的文化程度高，但他们只是接受基础性的教育水平较高而已，缺乏稳定的就业技能，但相对较高的文化程度使得其拥有更加多元化的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途径，更加渴望迎合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且会通过更换工作来寻找符合自己的职业定位，使其就业流动性增强。
5.培训经历
根据对被调查对象的统计分析，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5.95，而未接受过职业培训的调查对象平均更换工作的次数是5.08，两者有较明显的差距。一方面，职业教育培训使农民工能够更好的掌握某项专业技能，更适合工作岗位和企业的需要，因而会得到企业的青睐，为其提供长久的职位保证。另一方面，掌握了更好专业技能的农民工选择工作的机会多，对工作和企业的挑剔性更强，转换工作职位带来的机会成本也更低，因此从个人角度而言会使其工作流动性加大。根据调查统计结果，显然是后面的原因起了主导作用，造成接受过职业培训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高与未接受过职业的农民工。
6.工作满意度
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农民工对工作现状不满意并且这部分样本显示出较强的流动性。通过更换工作次数均值的测算，对工作状态不满意的农民工平均更换工作8.9次，对工作状态不太满意的农民工平均更换工作5.9次，对工作状态没感觉的农民工平均更换工作3.7次，满意的平均更换4.5次，非常满意的平均更换4.3次。对工作状态没有感觉，认为不好不坏的农民工就业流动性最低是由于他们不认为他们的工作状态好或不好，并且没有想要继续改善的愿望，他们属于风险厌恶的保守者，因此他们就业流动性最低，而在调查过程中了解到，对工作状态满意却选择换工作的农民工大多是希望有更好的发展，总体说来工作满意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民工就业流动性的降低。
五、结论
通过分析可看出现阶段农民工就业确实具有较大的流动性，且如今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较大，使得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次，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农民工的就业特征和行为取向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今的农民工绝大多数都具有初中及其以上的文化程度，相比老一代的农民工有很大的提高，并且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城市，渐渐对农村和农业变得陌生，已经适应了城市的生活环境，他们非常崇尚自由，更看重自我的感受，追求个性，但却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没有较大的生活负担，对工作性质、工作环境、福利待遇、职业前景的要求有所提高，合法的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对法律的认知度提高，对自己未来的预期进一步的提高。因此，他们在就业过程中一旦发现当前的工作在某些方面不能满足其自身的要求或与其自身的预期不相符合，他们大多会选择辞职、临时性工作、暂时性不就业或一直处于待业状态，就业的流动性较强。（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参考文献：
[1]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03）：63-76
[2]刘传江，程建林.我国农民工的代际差异与市民化[J].经济纵横，2007（04）：18-21
[3]刘传江，程建林.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分析与进程测度[J].人口研究，2008（05）：48-57
[4]王兴周，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性探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8，30（4）：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