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与《新作风》(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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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春,热河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后,郭小川被调到热西地委开展宣传工作。最初在热西地委编辑指导土改运动的内部刊物《树立新作风,完成新任务》,后改称《新作风》。《新作风》是热西地委的党内刊物,主要编辑刊登中共中央文件和会议精神、省地委的工作部署、各县的土改工作经验教训等文章,在我党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中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为我党在人民群众中“树立新作风,完成新任务”发挥了积极重要的意义。当时,他根据自己在丰宁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和斗争中积累的工作经验,整理了大量资料,写了《控制地主、管理地主》《挖浮财的几点经验》《警惕地主“暗干部”的新圈套,坚决树立贫雇农的领导权——记大阁东街事件》等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政策理论文章,其中这三篇发表在《新作风》上。它们真实地反映了郭小川领导丰宁人民开展“清匪反霸、土地改革”的艰苦历程,全面总结了丰宁土地改革的宝贵经验,对指导热西地委土改运动起到了带动和指导示范作用。这些期刊现在作为革命历史档案完好地珍藏在丰宁满族自治县档案馆。
  档案原文:
  第五期《警惕地主「暗干部」的新圈套,坚决树立贫雇农的领导权——记大阁东街事件》”郭小川
  一九四八·一·廿四 热西地委编
  地主封建阶级一天不消灭干净,他们的阴谋活动就一天也不会停止,这已经是一条铁则了。所不同的是他们在新形势下面所采用的是新的花样,新的圈套罢了。大阁东街以盛起云、闫福昌、卢青山、孙玉明为中心的地主「暗干部」集团,阴谋利用我们干部(丁喜春)的错误与弱点,以转移目标,达到保护地主,夺取领导权的事件,就是一个例证。
  事实的真相是这样:
  丁喜春,本村回民,出身贫农,但带有一些流氓气息,去年是村农会主任,我军西撤时,他跟了出来,并坚持在边缘区工作。大阁解放后,当街上六个村的护地大队长,去年和前年都曾和本村地主进行过斗争,但一般说来作风是不正派的,贪污,强迫命令,与别村地主也有过某些拉扯,因此,他斗争过地主,就为地主所仇恨,他作风上的不正派与工作上的错误,就叫地主钻了空子。当区贫雇大会上宣布了平分土地与整编队伍的指示,并同时扣压了该村地主丁伯贤、刘万仓、梁化庭的两个女人事之后,地主、「暗干部」集团就以为有机可乘,开始了阴谋活动。
  这个集团由以下人物组成:农会主任盛起云,破产富农,大烟鬼;护地队长闫福昌,流氓,大烟鬼,叛徒;副护地队长卢青山,兵痞子,伪满时期当过伪厅长的司务长,特务腿子;农会秘书孙玉明,没落商人,伪满时合作苏社职员,其父亲是道院(反动迷信道门)院长。这些人的共同特点是:一、都是地主的忠实狗腿子,分别投靠已扣起来的于、刘、梁等地主;二、都有浓厚的流氓性;三、都与丁喜春有私仇或因过去分脏不均而有矛盾。
  他们的公开活动始于贫雇大会的末几天(一月九日大会结束的),其活动特点是利用干部特权控制群众,搜集材料,编造罪名,拉拢周围所有不满丁的人,连司令部的管理员霍某也听了他们一面之词,参与此事,然后就扣起丁喜春,并封闭了他的财产(区上叫封闭于、刘、梁地主财产,他们却拖延不执行),找几个落后群众和他们的党羽成立了贫农团(贫雇代表回村要成立贫农团,他们则答复:「顾不上」),并开了大会动员,在大会上说丁喜春「大地主」,因为他贪污致富。最后当他们召集了大会(全村共一百八十户、只到了七、八十人),同时到区上要人,回来就准备把丁砸死,区上却拒绝了这个阴谋乃完全失败。
  这是因为领导上采取了坚决的方针,他们一把丁喜春扣起来,区马上要了上来,叫丁反省,并于十一日把该四人全部逮捕,立时又向群众揭发了他们的内幕,也向群众保证丁喜春违犯群众纪律行为,都可听候群众处置,贪污的东西也要全部退出,但必须分别清楚敌我内外。(群众都表示满意)
  地主阶级的阴谋在这里表现得非常露骨,一方面他们企图利用我们整顿队伍的机会,转移目标,夺取了领导权;另方面极力保护地主,破坏中贫农团结,如盛起云在大会上说:咱们村只有一个大地主梁化庭,已经斗争过了,「以后只有从中农身上抽些钱做个买卖了。」但只要领导上警惕了这种阴谋,并采取坚决树立贫雇农领导权的方针,地主的一切的圈套花样,都终必归于破产。
  一月十四日
  第八期《挖浮财的几点经验》
  郭小川
  一九四八·一·廿四 热西地委编
  挖浮财跟土地改革中的一切问题一样,必须成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才能做好。多次经验证明:凡是群众性的追挖运动浮财就挖得有成就,凡是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的追挖,收获就小。大阁一区瓦窑村的土改,本是以挖浮财开始的,但前八、九天挖的浮财,还不如后三、四天挖的多而好,就是因为前八、九天是少数积极分子的行动,后三、 四天就真正成为群众性的运动了,少数积极分子的挖浮财做法,不仅失去发动群众的根本意义,而且连挖浮财本身也得不到很好的效果。群众性的运动,这是挖浮财的前提。大阁一区几个村的群众性挖浮财运动中,取得如下经验:
  一、挖浮财是和群众觉悟程度一同进展的,群众觉悟程度超高,挖浮财运动成绩就越大;挖浮财的成绩越大,群众觉悟程度就超高,二者是相互为用的。许多村子的群众运动,都是从挖浮财的斗争中开展起来的,反过来,运动一经成为群众性,浮财就不断出了世。实际上,挖浮财运动成为土改运动初期的中心,吸引了一切群众的思想和行动。……,所以,离开群众的愿望与要求,关门纯洁队伍,单纯地诉苦,订成份,没有了解到挖浮财同样是反对封建的重要部分之一,财挖不彻底,封建就不算完全打倒,绝不单是经济斗争,同时也是政治斗争,因此就不能不走了一段弯路。经验是:领导上应该放心大胆的好好領导挖浮财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启发提高群众的觉悟。首先力戒自满的倾向,事实上,地富的浮财即使我挖得怎样好,也不会一下彻底的、轻易估计彻底,是对农民不负责任表现。并克服一部分群众的自满的「差不多」观念与妥协倾向,……,克服这种倾向时,各村用过的办法大概有:一边挖,一边分,使群众得到利益,提高挖浮财的兴趣;采用检讨批评方式,首先把领导骨干形成铁面无私、贯彻彻底挖尽浮财的精神;表扬敢作敢当的,批评耍私情的;.....等。   二、在挖浮财斗争中一定要把中农吸收进来。瓦窑沟村自从把中农吸收进来,贫农胆子更大了,挖得更好。事实证明:只要我们掌握好,中农进来并不会削弱贫催农的领导权,相反的使贫催农更勇敢,队伍的广大和坚强,也是互相为用的。……
  三、群众挖浮财运动一起来,就有一个广泛舆论:「不吊不打不出油!」这是群众的阶级仇恨和经济要求结合在一起的思想表现,这里领导上就要善于引导到「斗智」上,应该针对不同对象的不同性格、顾处等特点,采取不同的方式,达到挖出浮财的目的。……
  四、挖浮财时,最好靠群众的人多势众,反复扫荡、轮番扫荡、地富藏东西的方法千方百计,不易找到,可组织群众去挖、翻、找,……。
  五、对农民内部给地富藏包袱,或顶名隐藏的,应采取教育,使其坦白出来,自动坦白的应该给以鼓励,对顽固不交的,也不能一般的当狗腿子来处理,而分别情节轻重,给以适当的批评或处分。切忌把内部问题与敌伪阶级问题混为一谈。……
  六、妇女、儿童,在挖浮财运动中有很大作用,妇女间扯有时就发现了地富的秘密,儿童到处跑,跟地富儿童隔阂较少,有时多知道一些材料,在运动中应该注意发动他们。
  第十二期“控制地主 管理地主(一个建議)”
  郭小川
  一九四八年二月六日
  热西地委编
  一、 地主要控制。地主富农要控制,这是对封建阶级在政治上的方针,但某村工作团随便把扣押着的地主放了,连贫农团都没告诉一声,而他们一出来可就活跃起来,又请客,又串门,干起他们所耍惯的欺骗勾当。某村把地主富农放了之后,群众的挖浮财斗争,他们也插手了,斗争会也参加,工作团也竟予以默许,某村对上次斗过的地主,根本不管,他们仍可任意活动,许多村对地主富农的家属,毫不控制,有的竟活动保他们的家长,或自由探监,通风报信。许多现象说明有些同志对封建阶级还很麻痹。
  二、如何控制?控制当然是群众自己的事,但工作团不能放弃领导,并提出如下意见:(1)已扣押的地主富农未交清财产的,不释放。(不跑的可软禁)(2)释放前,必须令其向群众表明态度:不报复、不破坏、不造谣。(3)释放时,必须经过农民大会通过,经工作团批准。(4)释放后,贫农团应该分配团员进行群众性的监视,如某小组监视某地主富农。(5)每隔三、五天,由贫农委员会集中他们开会,检查他们的活动。(6)农会可制定出管理地主富农的法律(群众斗「章程」)。
  三、「章程」内容。章程的内容群众讨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各项 :(1)公民权利地主富农无权享受;(2)一切组织,他们无权加入;(3)无发言权;(4)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5)行动不能自由,远门不许出,出近门也得农会批准,出门路条要注明成份,平常不许在村里东走西串;(6)居住无自由,不许随便搬家,门口可注明成份;(7)无通信会客自由,通信要经过农会检查,来客要报告,并经过检查,允许后才得留宿。
  四、给地主以生活出路。地主把财产交清后,分给与农民同等土地,土地法已有规定;未交清前,也应当给以最低生活。有些村子斗他们挨门要饭,也不大好,实际上,这会斗他们得到活动的机会,粮食家俱等马上需用的东西,可由农会暂借。
  二月六日
  1948年6月,他被调到中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的机关报《群众日报》任副总编辑兼《大众日报》负责人。从此以后,郭小川完全转到了新闻宣传战线上,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了思想理论和宣传教育工作。12月平津战役开始,他随军入关。1949年1月天津解放,他即担任《天津日报》第一任编委兼编辑部主任。1949年5月,他又随大军南下,后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科副科长、宣传处处长;1951年7月又兼任文艺处延长。1953年3月,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理论宣传处副处长。1954年7月,郭小川调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任副处长。1955年到1961年,任中央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兼秘书长、《诗·刊》编委。期间他一口气写了一组《致青年公民的诗》:《投入火热的斗争》《向困难进军》《把家乡建设成天堂》《在社会主义高潮中》《人民万岁》《让生活更美好吧》《闪光吧,青春的火光》,共7首。这组诗当时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震动了诗坛。1962年调《人民日报》任特约记者至文化大革命。1970年,随中国作家协会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锻炼。1976年10月18日,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不幸逝世,结束了他革命的一生。
  (作者单位:丰宁满族自治县档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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