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87 年8 月初的一天，临下班时，陈清泰带着两三个随员急匆匆来到新华社找我。
“时间宝贵，马上就要走，来这里拜托你帮个忙。”陈清泰说。他刚刚从美国回来，听说中央有关领导近日将在北戴河开会，讨论制定中国轿车发展问题。因为二汽能否进入轿车生产布点尚未可知，所以他迫切希望能够与会。他当晚要和书记马跃一起赶赴北戴河。同时希望能双管齐下，由我写一篇新华社的内参，陈述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小型轿车的见解。
“不管是褒是贬，轿车几乎成了20 世纪人类文明的标志。而我们在中国，却在为能否被允许生产轿车煞费苦心。”陈清泰无限感慨地说，“乘车驶过曼哈顿，看着窗外涌动的车流，我的心就怦怦地跳，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你就不能？”
“在美国，我特别注意到，尽管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市场，仍然有第三世界汽车产品进入的可能，韩国现代公司的小马、南斯拉夫的尤哥，以其轻便经济、物美价廉占领了小型轿车市场的很大份额。”
“这给我们许多启示：首先，随着汽车工业的国际化，利润不高的小型车生产正向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第三世界转移。这种资金和技术的转移，是我们过去得不到的，是不可多得的机遇；其次，只要瞄准国际水平下工夫，中国的汽车产品也可能进入世界市场；第三，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只有能在国际市场立足的中国轿车，在国内市场才能有面对进口轿车的竞争力。因此，我们二汽力争在轿车布点中，成为出口导向型中小排量轿车的生产企业。”
他娓娓地谈了一个小时，起身告辞。我对他说，“我会马上把这次谈话整理成文，赶在决策者们开会前发出。”
不知在握别的瞬间，他是否感受到我心间的祝愿，为了二汽，更为我们中国人的轿车梦。
当晚，他和马跃乘二汽驻京办事处的“皇冠”，连夜赶往北戴河。路上大雨滂沱，轿车几度陷进泥潭，一对清华大学汽车专业的校友，由坐车人变成推车人。
轿车爬出一个泥潭，又陷进一个泥潭……
三四个小时的路程，他们足足走了15 个小时。
8 月12 日下午，雨后天青，海水静静地对沙滩絮语。
在北戴河海滨一座绿荫环绕的别墅里，由副总理姚依林主持，李鹏、张劲夫参加，听取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陈祖涛关于发展轿车的汇报。
由于中汽联副理事长薄熙永的斡旋，陈清泰终于参加了会议，并且就二汽发展轿车的问题和领导人进行了充分的对话。
此时，国家批准一汽上轿车项目似乎已成定局，二汽必须挤进国家布点。
陈清泰汇报了到二汽发展轿车的规划设想和前期准备：二汽打算选择市场容量最大的车型——发动机排量为1.3~1.6 升的普通型轿车作为开发对象。这类车可以作为今后国内公务用车的主力车型，也可能成为机电设备出口的主导产品。建设规模，第一期年产15 万辆，第二期年产30 万辆。关于建设方式，他提供了两种模式供选择：“技术引进、自主建厂、进口替代、远期出口”和“联合开发、合资办厂、出口导向、进口替代”。陈清泰的表述获得了与会领导人的首肯。
国务委员张劲夫点评说：“二汽的轿车一定要搞，要用些新的技术。技术起点要高一些，最关键的是要有新的发动机。基础件要充分利用一汽、二汽的基础，要搞大批量。二汽生产轿车可以从零部件搞起，返销为主，这样外汇资金都好办。”
李鹏说：“二汽搞轿车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在车型和发动机档次上与一汽、上海也拉开了，我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意见。轿车就上这三家，别再冒出第四家、第五家了。配套问题，不能搞大而全。”
姚依林总结道：“二汽的方案是好的，我赞成首先从第二种模式入手，瞄准出口为主。我看轿车定点这个事情可以定下来了，就是上海、一汽、二汽三个点，其他不再搞。一汽的立项正在办文，二汽也可以办了，先立项，就可以迈开第一步了。
这天，在北戴河做出了中国汽车工业战略性转移的重大决策：轿车工业在千难万难之后，终于获得了“准生证”。
至此，经国务院多次安排发展轿车的论证后，中国领导人已经就建立轿车工业取得共识。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也在北戴河听取了中汽联关于发展轿车的汇报。在经过1986年底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学潮之后，总书记易人，他最关心的是政治上的稳定。他说，汽车进口问题已经不是方法问题、经济问题了，它涉及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成了政治问题。印度主要都在用国产车。轿车的发展要有战略布局，要有竞争，在竞争的基础上扶植。
当听说有人主张，轿车要搞出口车和内销车两个车型的时候，胡启立明智地警告说：“如果认为国内销售的车可以降低质量，这样的事情做不得，最后可能会声名狼藉，在国外也倒牌子。国内国外都是顾客，都要高质量。其实事情就怕认真，认真起来，中国是可以作出好东西来的。小平同志最近说得好：质量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素质。”
事后，国务院办公厅拟定了关于发展轿车生产问题的北戴河会议纪要。纪要的第四条是：“今后轿车生产主要依靠一汽、二汽，此外，上海大众公司首先要把国产化搞上去。在全国范围内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轿车工业的最初构架，中国轿车工业最初“三大三小”中“三大”的由来。尽管上海大众在“主要依靠”之外，产能依然年产为3 万辆。至于“三小”的北京切诺基、天津大发、广州标致在纪要中未被提及。其后，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强调对轿车生产实行严格控制，除了对已经批准的六个轿车厂外，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直到世纪之交，“三大三小”的布局一直不曾被逾越。（待续）
“时间宝贵，马上就要走，来这里拜托你帮个忙。”陈清泰说。他刚刚从美国回来，听说中央有关领导近日将在北戴河开会，讨论制定中国轿车发展问题。因为二汽能否进入轿车生产布点尚未可知，所以他迫切希望能够与会。他当晚要和书记马跃一起赶赴北戴河。同时希望能双管齐下，由我写一篇新华社的内参，陈述以出口为导向发展小型轿车的见解。
“不管是褒是贬，轿车几乎成了20 世纪人类文明的标志。而我们在中国，却在为能否被允许生产轿车煞费苦心。”陈清泰无限感慨地说，“乘车驶过曼哈顿，看着窗外涌动的车流，我的心就怦怦地跳，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为什么你就不能？”
“在美国，我特别注意到，尽管是世界最高水平的汽车市场，仍然有第三世界汽车产品进入的可能，韩国现代公司的小马、南斯拉夫的尤哥，以其轻便经济、物美价廉占领了小型轿车市场的很大份额。”
“这给我们许多启示：首先，随着汽车工业的国际化，利润不高的小型车生产正向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的第三世界转移。这种资金和技术的转移，是我们过去得不到的，是不可多得的机遇；其次，只要瞄准国际水平下工夫，中国的汽车产品也可能进入世界市场；第三，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只有能在国际市场立足的中国轿车，在国内市场才能有面对进口轿车的竞争力。因此，我们二汽力争在轿车布点中，成为出口导向型中小排量轿车的生产企业。”
他娓娓地谈了一个小时，起身告辞。我对他说，“我会马上把这次谈话整理成文，赶在决策者们开会前发出。”
不知在握别的瞬间，他是否感受到我心间的祝愿，为了二汽，更为我们中国人的轿车梦。
当晚，他和马跃乘二汽驻京办事处的“皇冠”，连夜赶往北戴河。路上大雨滂沱，轿车几度陷进泥潭，一对清华大学汽车专业的校友，由坐车人变成推车人。
轿车爬出一个泥潭，又陷进一个泥潭……
三四个小时的路程，他们足足走了15 个小时。
8 月12 日下午，雨后天青，海水静静地对沙滩絮语。
在北戴河海滨一座绿荫环绕的别墅里，由副总理姚依林主持，李鹏、张劲夫参加，听取了中国汽车工业联合会理事长陈祖涛关于发展轿车的汇报。
由于中汽联副理事长薄熙永的斡旋，陈清泰终于参加了会议，并且就二汽发展轿车的问题和领导人进行了充分的对话。
此时，国家批准一汽上轿车项目似乎已成定局，二汽必须挤进国家布点。
陈清泰汇报了到二汽发展轿车的规划设想和前期准备：二汽打算选择市场容量最大的车型——发动机排量为1.3~1.6 升的普通型轿车作为开发对象。这类车可以作为今后国内公务用车的主力车型，也可能成为机电设备出口的主导产品。建设规模，第一期年产15 万辆，第二期年产30 万辆。关于建设方式，他提供了两种模式供选择：“技术引进、自主建厂、进口替代、远期出口”和“联合开发、合资办厂、出口导向、进口替代”。陈清泰的表述获得了与会领导人的首肯。
国务委员张劲夫点评说：“二汽的轿车一定要搞，要用些新的技术。技术起点要高一些，最关键的是要有新的发动机。基础件要充分利用一汽、二汽的基础，要搞大批量。二汽生产轿车可以从零部件搞起，返销为主，这样外汇资金都好办。”
李鹏说：“二汽搞轿车是经过充分论证的，在车型和发动机档次上与一汽、上海也拉开了，我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意见。轿车就上这三家，别再冒出第四家、第五家了。配套问题，不能搞大而全。”
姚依林总结道：“二汽的方案是好的，我赞成首先从第二种模式入手，瞄准出口为主。我看轿车定点这个事情可以定下来了，就是上海、一汽、二汽三个点，其他不再搞。一汽的立项正在办文，二汽也可以办了，先立项，就可以迈开第一步了。
这天，在北戴河做出了中国汽车工业战略性转移的重大决策：轿车工业在千难万难之后，终于获得了“准生证”。
至此，经国务院多次安排发展轿车的论证后，中国领导人已经就建立轿车工业取得共识。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也在北戴河听取了中汽联关于发展轿车的汇报。在经过1986年底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学潮之后，总书记易人，他最关心的是政治上的稳定。他说，汽车进口问题已经不是方法问题、经济问题了，它涉及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成了政治问题。印度主要都在用国产车。轿车的发展要有战略布局，要有竞争，在竞争的基础上扶植。
当听说有人主张，轿车要搞出口车和内销车两个车型的时候，胡启立明智地警告说：“如果认为国内销售的车可以降低质量，这样的事情做不得，最后可能会声名狼藉，在国外也倒牌子。国内国外都是顾客，都要高质量。其实事情就怕认真，认真起来，中国是可以作出好东西来的。小平同志最近说得好：质量代表了一个民族的素质。”
事后，国务院办公厅拟定了关于发展轿车生产问题的北戴河会议纪要。纪要的第四条是：“今后轿车生产主要依靠一汽、二汽，此外，上海大众公司首先要把国产化搞上去。在全国范围内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
这是一个关于中国轿车工业的最初构架，中国轿车工业最初“三大三小”中“三大”的由来。尽管上海大众在“主要依靠”之外，产能依然年产为3 万辆。至于“三小”的北京切诺基、天津大发、广州标致在纪要中未被提及。其后，国务院又发出通知，强调对轿车生产实行严格控制，除了对已经批准的六个轿车厂外，不再安排新的轿车生产点。直到世纪之交，“三大三小”的布局一直不曾被逾越。（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