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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在困扰多哈回合？
事实上，所有观察家都认为，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目前已岌岌可危。在农业谈判中，虽然已就取消农业出口补贴的原则达成了共识，但自从4年前启动谈判以来，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几乎毫无进展；在关键的服务行业，几乎没提出过什么重要建议，更别提解决任何问题了。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的谈判模式等方面也未达成共识，而现在距离设定的谈判结束时间只剩下一年。尽管2003年为缓解谈判压力剔除了投资和竞争政策两项议题，但目前的谈判依然充满很多不确定性。多哈回合甚至从未尝试认真解决当今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两个最大难题：一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仍然存在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如果再次发生恐怖袭击将导致世界贸易陷入停滞的风险；二是缺乏有效方式控制与日俱增的优惠贸易协定，许多世界最大的贸易国都参与其中。
多哈回合有可能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多边贸易谈判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失败可能发生在香港会议上，或者在会上出现失败的预兆。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虽历经风雨但还算稳步前进，而如果现在出现这样的失败结果则意味着历史的逆转。历史清楚地表明，贸易政策必须持续加以推进，否则将面临陷入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现阶段也意味着双边主义趋势加速）的危险，因此，多哈回合一旦失败，对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关系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在这一点上，可能取得的最好成果将是达成一个适度开放的小规模协议。但另一方面，由于小规模协议的影响力有限，不足以促使相关方结成联盟来战胜根深蒂固的国内保护主义势力，因此这种协议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很难获得批准。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小规模协议也无法保证一定能达成。因此，非常有必要分析多哈回合的症结所在，并设计一套可以及时实施的挽救多哈回合的战略。
凡是主要的全球贸易谈判都会面临失败的风险，且往往都在最后一刻才可能获得成功。但多哈回合比其前三轮多边贸易谈判（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要困难得多。现在WTO成员很多（现有148名）且还在不断增加。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规则意味着必须让所有成员都接受谈判结果，而现在，一个更大、更多样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在谈判的任何阶段都有能力否决谈判结果。此外，目前遗留下来的贸易壁垒已经成功地逃避了贸易自由化长达半世纪之久，在本质上成为最难处理的问题。目前，许多谈判的新焦点是边境控制措施之外的隐性贸易扭曲措施，例如补贴，远比传统的关税和配额复杂。而美欧等谈判中的重要角色在作出关键性让步时面临的国内束缚也比过去更为艰巨：美国国会对放宽反倾销法和移民法充满敌意；欧洲民众从根本上反对改变欧盟的农业保护体制。
然而，影响多哈回合成功前景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谈判本身，而是在谈判之外。有三个因素非常突出：巨额经常帐户不平衡和汇率失调把欧美的贸易政策推向危险的保护主义边缘；强烈且不断增长的反全球化情绪使大西洋两岸及其他地区的所有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缺乏强制因素推动主要国家的领导者作出必要的让步以达成协议。多哈回合的谈判者要赢得成功，就有必要在上述各个领域取得进展。
经常帐户不平衡与贸易保护主义
截止到2005年上半年，美国经常帐户年度赤字近8千亿美元。该数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几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两倍，在那以后，美元在两年内贬值了大约50%。同时，该项赤字正以每年约1千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为弥补经常帐户赤字和保证对外投资，现在美国每天必须向世界其他地方借60亿美元。其国际债务已逾3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公认的警戒线，并将继续增至GDP的50%才有稳定下来的可能。即使目标仅仅是将美国经常帐户的不平衡规模降至目前水平的一半，在贸易的影响下，美元至少仍被高估了25%。
多数人都用国际金融的观点强调，这种不平衡状况持续不了多久，对美国和其他经济体而言这种局势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但它所预示的另一种不可持续性则与多哈回合和贸易政策的关系更为直接，即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美元高估及由此导致的巨额且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是美国保护主义抬头最准确的晴雨表。当美元汇率失调为美国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对手提供了足够优势时，更多的美国产业会通过进口寻求解脱。而同时，当美国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因价格原因退出国际市场时，就很少再有美国出口商能够甚至愿意推动贸易自由化了。
美国已在6个完全不同的产品部门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实施了全面限制，这显示了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尽管美国目前失业率低且经济增长强劲，但2004年春天，参院以2比1的表决通过决议，对所有中国商品实质性地、全面地征收附加进口税。7月，众议院自行通过了反对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法案。国会强烈反对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中海油”CNOOC）并购尤尼科（Unocal）就是这种情绪恶化的鲜明写照。
若不是通过1985年关于汇率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和里根政府同期针对日本采取的强硬新贸易政策，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常帐户不平衡的状况，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即多哈回合的前一轮谈判）根本无法启动。同样的道理，若不是尼克松政府1971年采取了征收进口税及强令美元和黄金脱钩的重要货币调整政策平息保护主义者的压力，20世纪70年代东京回合的正式谈判（即乌拉圭回合的前一轮谈判）也无法启动。在上述两项重大历史事件中，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启动都需要首先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形势与历史惊人地相似。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每年的贸易赤字已超过2千亿美元，这不啻于一剂政治毒药（如果真的与经济无关的话）。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之间的比例已超过六比一，是历史上美日之间贸易不平衡状况的两倍。这就意味着，如要阻止这种贸易不平衡状况继续加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必须达到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速度的6倍以上，而这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
汇率失调对贸易保护主义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出现在美国。2002年至2004年，欧元急剧升值，而且可能已达到与美元的均衡。因此，人民币贬值，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政府因惧怕中国的竞争而竞相人为压低币值（包括日元和印度卢比），使这些货币对欧元的贬值程度几乎达到与美元一样的程度。在意大利、法国，甚至传统上崇尚自由贸易的德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迅速抬头。
幸运的是，多哈回合是在经常帐户不平衡状况演变到目前水平之前启动的。但对主要货币汇率进行调整是必要的，包括让人民币升值20%-30%，以及整个亚洲货币对美元和欧元大幅升值。贸易谈判若要取得成功，必须再次进行实质性的汇率调整。
反全球化浪潮
经常帐户的不平衡加剧了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浪潮，从而极大阻碍了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在美国，人们对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意见不一，具有高中文化或以下水平的美国工人（约占劳动力的一半）害怕全球化带来的变革（其实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因进口而失业，终身失业的则更少）。因此，当国会在贸易立法问题上两派势力对等时，便出现争夺选民投票的活动，10年来每项重要贸易法案都是如此。影响较小和比较直接的法律，如2002年的贸易促进授权和2004年夏天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均引起了激烈的政治纷争，靠赤裸裸的贿赂而赢得关键票数涉险过关。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办法。根本在于真正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如果一般工人能在学校多接受两年教育，从中学毕业升为社区学院毕业，整个人口受益于国际贸易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也会促使他们支持全球化而不是感到自身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其实从长远来看，这种改革能够赢得大多数人支持全球化。
短期的办法是加强安全保障体系，缓解与贸易有关的（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失业带来的过渡性成本。对于国会在2002年通过的贸易法案，布什政府应该以更大的热情执行其中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同样重要的还有通过新的法律使服务业工人，包括工作被外包的工人，有机会得到帮助；为农民改进新的调整计划以促进农业改革；在这些计划下大幅增加福利，尤其在工人培训方面；切实扩大薪酬保险，鼓励工人尽快找到工作。美国国内政策改革对于为国际贸易政策建立一个稳定的基础至关重要。
欧洲反对全球化的浪潮更为分散，也更难解决。近来欧洲宪法公投受挫，德国施罗德政府遭到反对，这些都揭示出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改进这种局势的改革措施之间分歧巨大。对“波兰水管工”和“廉价中国商品”的恐惧限制了欧盟在多哈谈判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欧洲对贸易自由化的支持需要通过坚定执行各成员新政府“里斯本议程”的机构改革方案，然后用足够的时间落实各项行动。
通往多哈成功之路
为成功结束多哈回合已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克服困难。美国预算赤字在过去几年大幅降低，美元从2002年到2004年贬值了约10％，人民币在2005年7月升值了2％。美国正在进行教育改革，国会也在2002年采取措施改进贸易调整援助方案。德国施罗德政府和欧洲各国政府启动了一项改革方案，帮助各地区建立信心，恢复经济增长。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措施的影响非常有限。如果贸易谈判代表还有一线获胜的希望的话，他们还需要来自政府其他部门的大力帮助。农业部长仍是这项活动的中心环节。同时，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必须推动对汇率失调进行合理调整，并采取所需的经济政策。各国劳动部长必须采取改革措施帮助工人顺利度过调整期。
这些政策上的变革带有很深的政治色彩，最终拍板和执行都必须由政府首脑完成。如果主要工业国认真对待多哈回合的话，今后就一定会在制定国内政策的日程上考虑这些问题，就会在2006年的8国领导人峰会（G8）上创造条件使多哈回合成功。7国财长会议（通常包括G8中除俄罗斯外其他7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已反复呼吁要成功结束多哈回合，现在必须拿出具体政策来落实。
然而仅靠这8个国家是不行的。重要的发展中成员必须积极有效地做出努力使多哈回合成功结束。一个非正式的磋商组（指“五方小组”）已将包括巴西、欧盟、印度和美国（有时还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几个关键谈判方召集在一起。此外，世界的不平衡影响着贸易的发展，中国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对于此问题的解决起着核心作用。因此应及时召集由主要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加的“特别峰会”解决全球性问题，只有在他们个人和集体的关注下，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对此也表示支持。8国集团最近几年一直邀请主要发展中国家参加年度一次的峰会。2006年的会议应该在众人的努力下成为一次拯救多哈回合的行动。
即使完成以上全部工作，在2007年初（在美国总统快速贸易促进授权到期前）之前成功结束多哈回合的任务仍将十分艰巨。颁布法令执行政策改革，从农业政策、汇率到劳动力市场改革都需要时间。这项战略也许需要将最后期限再延长至少6个月，正如1993年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发生的情况一样，或更有可能延长到布什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
贸易政策震荡
有什么能把公认的具有雄心的高级别会议和政策改革联系起来呢？多哈回合有可能失败的风险本身或许就足够了。抛开那些障碍不说，主要工业国并没有让原先的几次多边贸易回合失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5国、7国和8国集团过去30年一贯如此。普遍认为，如果不能使贸易体系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前进，就会引发保护主义和双边主义势力的泛滥，侵蚀WTO本身，给有关各国的经济和对外政策带来严重问题。对于那些被视作导致谈判失败的国家而言，则代价更大，2003年坎昆部长会议失败时美国和欧盟就遭到这样的（也是正确的）指责。
然而，只有在主要国家利益（关于货币和贸易问题）面临直接和明显的威胁时，这些国家才会采取大范围的政策改革。比如，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法律在美国获得大范围通过，以及类似于尼克松和里根总统在1971年和1985年先发制人的行动，都算是“政策震荡”。
1993年乌拉圭回合结束的例子更有代表性。该轮谈判原本计划在1990年结束，但欧盟拒绝改变其共同农业政策来达成最终一揽子协议，而美国则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向欧洲施压一旦多边受阻就准备在区域范围探寻贸易自由化道路。但是这已不足以恢复乌拉圭回合的动力，因为美加已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加、墨作为美国的邻国在全球贸易作用甚微。
1993年在西雅图举办首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时，美国找到了一条更有效的途径。环太平洋国家的各领导人首次云集会上，同意“在亚太地区追求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一个月之后，欧盟同意接受农业一揽子协议，乌拉圭回合成功结束。当欧盟谈判代表被问及为何态度改变如此之快时，他毫不犹豫的说：“你们的西雅图会议让我们知道美国有了其他选择，而我们还没有。”占全球贸易和经济总量一半的APEC成员相互给予贸易优惠，这对欧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当前，类似的催化剂不仅对欧盟，也对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起到激发作用，特别是巴西和印度，其效果应至少和1993举行的APEC会议一样明显并令人信服。
唯一的可选之路还是APEC会议。可喜的是，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正在推动这一进程：让APEC领导人认真研究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完成10年前设定的目标。在去年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峰会上，许多小国的领导人对此看法表示认可。如果该计划能在2006年底，或者2007年（如果多哈议程被推迟）启动，此举将会促使多哈谈判重新回到轨道上来。APEC的三个主要成员（中国、日本和美国）只有当国际不平衡解决之后才有可能赞同这一行动。就像1971－1973年和1985年－1987年那样，在贸易政策上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必须与更广泛的货币谈判紧密联系。
一些APEC成员的政治领导人和贸易部长们抵制这种想法，认为，如果重新启动10年前设想的区域发展路线会削弱多哈回合。相反，正如乌拉圭回合所昭示的，这可能是重振多哈回合的唯一途径。如果该战略可行，也就无需将亚太自由贸易区付诸实施。另一方面，如果沿着区域贸易的方向推进，则很难让多哈回合重回正轨，更别提成功完成谈判了。近年来，APEC自身的表现令人失望，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组织在区域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过重要的激励作用。现在，需要它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再次发挥作用。
如果APEC主要成员就此办法不能达成共识，美国可能单方面发起行动。美国正在盘算与韩国及东盟中的至少一个国家，以及新加坡和泰国提早启动自贸区双边谈判。基于广泛的外交政策考虑及为了避免实质性的贸易歧视，日本毫无疑问地将寻求享受与韩国的同等待遇。这样，中国将感觉受到美国经济政策的包围，就像它已经感觉受到美国的军事包围一样，转而同意搞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竞争性的贸易自由化”战略驱动着布什政府的整个贸易政策，并达到其逻辑上的终点。世界其他地方将被迫对此给予关注，然后多哈回合将重回正轨。
抵达终点
即使这些必要条件都具备，多哈回合的成功也不会在香港会议上出现，而是还要等1到3年，所谓多哈回合成功的标准是在谈判的所有关键领域都实现实质性大幅度的贸易自由化。从货币币值变化传导到贸易流向所需要的时间来看，国际收支不平衡不必恢复到完全可持续的水平，但是至少对准正确的方向。美国、欧洲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国内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对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加以抵制。或许需要一个激发性事件，比如国会或者APEC发起一次对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认真研究，则会推动多哈一揽子协议的达成。
如此大胆和广泛的行动需要主要工业国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领导人的关注。这些领导人将需要采取新的战略，通过富有新意的领导人峰会部长级会议，第一次有效地把这些国家凝聚到一起。仅仅述说这些要求就已经显示出落实这些行动的困难了。然而，要是没有这些措施，多哈回合很可能会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失败第一个全球贸易回合。
（译校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
相关链接：作者简介
弗莱德·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主管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助理。他的新书是《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的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研究所2005年出版。
事实上，所有观察家都认为，世贸组织的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目前已岌岌可危。在农业谈判中，虽然已就取消农业出口补贴的原则达成了共识，但自从4年前启动谈判以来，除此之外的其他方面几乎毫无进展；在关键的服务行业，几乎没提出过什么重要建议，更别提解决任何问题了。在农业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的谈判模式等方面也未达成共识，而现在距离设定的谈判结束时间只剩下一年。尽管2003年为缓解谈判压力剔除了投资和竞争政策两项议题，但目前的谈判依然充满很多不确定性。多哈回合甚至从未尝试认真解决当今全球贸易体系面临的两个最大难题：一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仍然存在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如果再次发生恐怖袭击将导致世界贸易陷入停滞的风险；二是缺乏有效方式控制与日俱增的优惠贸易协定，许多世界最大的贸易国都参与其中。
多哈回合有可能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多边贸易谈判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败。失败可能发生在香港会议上，或者在会上出现失败的预兆。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虽历经风雨但还算稳步前进，而如果现在出现这样的失败结果则意味着历史的逆转。历史清楚地表明，贸易政策必须持续加以推进，否则将面临陷入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现阶段也意味着双边主义趋势加速）的危险，因此，多哈回合一旦失败，对国际安全和全球经济关系的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在这一点上，可能取得的最好成果将是达成一个适度开放的小规模协议。但另一方面，由于小规模协议的影响力有限，不足以促使相关方结成联盟来战胜根深蒂固的国内保护主义势力，因此这种协议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将很难获得批准。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小规模协议也无法保证一定能达成。因此，非常有必要分析多哈回合的症结所在，并设计一套可以及时实施的挽救多哈回合的战略。
凡是主要的全球贸易谈判都会面临失败的风险，且往往都在最后一刻才可能获得成功。但多哈回合比其前三轮多边贸易谈判（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和乌拉圭回合）要困难得多。现在WTO成员很多（现有148名）且还在不断增加。以共识为基础的决策规则意味着必须让所有成员都接受谈判结果，而现在，一个更大、更多样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在谈判的任何阶段都有能力否决谈判结果。此外，目前遗留下来的贸易壁垒已经成功地逃避了贸易自由化长达半世纪之久，在本质上成为最难处理的问题。目前，许多谈判的新焦点是边境控制措施之外的隐性贸易扭曲措施，例如补贴，远比传统的关税和配额复杂。而美欧等谈判中的重要角色在作出关键性让步时面临的国内束缚也比过去更为艰巨：美国国会对放宽反倾销法和移民法充满敌意；欧洲民众从根本上反对改变欧盟的农业保护体制。
然而，影响多哈回合成功前景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谈判本身，而是在谈判之外。有三个因素非常突出：巨额经常帐户不平衡和汇率失调把欧美的贸易政策推向危险的保护主义边缘；强烈且不断增长的反全球化情绪使大西洋两岸及其他地区的所有贸易谈判陷入僵局；缺乏强制因素推动主要国家的领导者作出必要的让步以达成协议。多哈回合的谈判者要赢得成功，就有必要在上述各个领域取得进展。
经常帐户不平衡与贸易保护主义
截止到2005年上半年，美国经常帐户年度赤字近8千亿美元。该数字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6%，几乎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两倍，在那以后，美元在两年内贬值了大约50%。同时，该项赤字正以每年约1千亿美元的速度增长。为弥补经常帐户赤字和保证对外投资，现在美国每天必须向世界其他地方借60亿美元。其国际债务已逾3万亿美元，远远超过公认的警戒线，并将继续增至GDP的50%才有稳定下来的可能。即使目标仅仅是将美国经常帐户的不平衡规模降至目前水平的一半，在贸易的影响下，美元至少仍被高估了25%。
多数人都用国际金融的观点强调，这种不平衡状况持续不了多久，对美国和其他经济体而言这种局势蕴含着极大的风险。但它所预示的另一种不可持续性则与多哈回合和贸易政策的关系更为直接，即对国内政治的影响。美国贸易政策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美元高估及由此导致的巨额且不断增长的贸易赤字，是美国保护主义抬头最准确的晴雨表。当美元汇率失调为美国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对手提供了足够优势时，更多的美国产业会通过进口寻求解脱。而同时，当美国国内的产品和服务因价格原因退出国际市场时，就很少再有美国出口商能够甚至愿意推动贸易自由化了。
美国已在6个完全不同的产品部门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实施了全面限制，这显示了问题的广度和深度。尽管美国目前失业率低且经济增长强劲，但2004年春天，参院以2比1的表决通过决议，对所有中国商品实质性地、全面地征收附加进口税。7月，众议院自行通过了反对与中国进行贸易的法案。国会强烈反对中国海洋石油公司（“中海油”CNOOC）并购尤尼科（Unocal）就是这种情绪恶化的鲜明写照。
若不是通过1985年关于汇率的“广场协议”（Plaza Agreement）和里根政府同期针对日本采取的强硬新贸易政策，扭转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常帐户不平衡的状况，关贸总协定的乌拉圭回合（即多哈回合的前一轮谈判）根本无法启动。同样的道理，若不是尼克松政府1971年采取了征收进口税及强令美元和黄金脱钩的重要货币调整政策平息保护主义者的压力，20世纪70年代东京回合的正式谈判（即乌拉圭回合的前一轮谈判）也无法启动。在上述两项重大历史事件中，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启动都需要首先对货币政策进行调整。
令人担忧的是，目前的形势与历史惊人地相似。尤其是美国对中国每年的贸易赤字已超过2千亿美元，这不啻于一剂政治毒药（如果真的与经济无关的话）。美国从中国的进口与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之间的比例已超过六比一，是历史上美日之间贸易不平衡状况的两倍。这就意味着，如要阻止这种贸易不平衡状况继续加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长速度必须达到美国从中国进口增长速度的6倍以上，而这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
汇率失调对贸易保护主义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出现在美国。2002年至2004年，欧元急剧升值，而且可能已达到与美元的均衡。因此，人民币贬值，以及其他亚洲国家政府因惧怕中国的竞争而竞相人为压低币值（包括日元和印度卢比），使这些货币对欧元的贬值程度几乎达到与美元一样的程度。在意大利、法国，甚至传统上崇尚自由贸易的德国，贸易保护主义势力迅速抬头。
幸运的是，多哈回合是在经常帐户不平衡状况演变到目前水平之前启动的。但对主要货币汇率进行调整是必要的，包括让人民币升值20%-30%，以及整个亚洲货币对美元和欧元大幅升值。贸易谈判若要取得成功，必须再次进行实质性的汇率调整。
反全球化浪潮
经常帐户的不平衡加剧了世界各地的反全球化浪潮，从而极大阻碍了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在美国，人们对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意见不一，具有高中文化或以下水平的美国工人（约占劳动力的一半）害怕全球化带来的变革（其实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因进口而失业，终身失业的则更少）。因此，当国会在贸易立法问题上两派势力对等时，便出现争夺选民投票的活动，10年来每项重要贸易法案都是如此。影响较小和比较直接的法律，如2002年的贸易促进授权和2004年夏天的中美洲自由贸易区协定，均引起了激烈的政治纷争，靠赤裸裸的贿赂而赢得关键票数涉险过关。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种办法。根本在于真正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如果一般工人能在学校多接受两年教育，从中学毕业升为社区学院毕业，整个人口受益于国际贸易的能力就会大大增强（也会促使他们支持全球化而不是感到自身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其实从长远来看，这种改革能够赢得大多数人支持全球化。
短期的办法是加强安全保障体系，缓解与贸易有关的（以及其他原因造成的）失业带来的过渡性成本。对于国会在2002年通过的贸易法案，布什政府应该以更大的热情执行其中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同样重要的还有通过新的法律使服务业工人，包括工作被外包的工人，有机会得到帮助；为农民改进新的调整计划以促进农业改革；在这些计划下大幅增加福利，尤其在工人培训方面；切实扩大薪酬保险，鼓励工人尽快找到工作。美国国内政策改革对于为国际贸易政策建立一个稳定的基础至关重要。
欧洲反对全球化的浪潮更为分散，也更难解决。近来欧洲宪法公投受挫，德国施罗德政府遭到反对，这些都揭示出对目前经济形势的强烈不满和反对改进这种局势的改革措施之间分歧巨大。对“波兰水管工”和“廉价中国商品”的恐惧限制了欧盟在多哈谈判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欧洲对贸易自由化的支持需要通过坚定执行各成员新政府“里斯本议程”的机构改革方案，然后用足够的时间落实各项行动。
通往多哈成功之路
为成功结束多哈回合已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克服困难。美国预算赤字在过去几年大幅降低，美元从2002年到2004年贬值了约10％，人民币在2005年7月升值了2％。美国正在进行教育改革，国会也在2002年采取措施改进贸易调整援助方案。德国施罗德政府和欧洲各国政府启动了一项改革方案，帮助各地区建立信心，恢复经济增长。
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措施的影响非常有限。如果贸易谈判代表还有一线获胜的希望的话，他们还需要来自政府其他部门的大力帮助。农业部长仍是这项活动的中心环节。同时，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必须推动对汇率失调进行合理调整，并采取所需的经济政策。各国劳动部长必须采取改革措施帮助工人顺利度过调整期。
这些政策上的变革带有很深的政治色彩，最终拍板和执行都必须由政府首脑完成。如果主要工业国认真对待多哈回合的话，今后就一定会在制定国内政策的日程上考虑这些问题，就会在2006年的8国领导人峰会（G8）上创造条件使多哈回合成功。7国财长会议（通常包括G8中除俄罗斯外其他7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已反复呼吁要成功结束多哈回合，现在必须拿出具体政策来落实。
然而仅靠这8个国家是不行的。重要的发展中成员必须积极有效地做出努力使多哈回合成功结束。一个非正式的磋商组（指“五方小组”）已将包括巴西、欧盟、印度和美国（有时还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几个关键谈判方召集在一起。此外，世界的不平衡影响着贸易的发展，中国和其他几个亚洲国家对于此问题的解决起着核心作用。因此应及时召集由主要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参加的“特别峰会”解决全球性问题，只有在他们个人和集体的关注下，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加拿大总理保罗·马丁对此也表示支持。8国集团最近几年一直邀请主要发展中国家参加年度一次的峰会。2006年的会议应该在众人的努力下成为一次拯救多哈回合的行动。
即使完成以上全部工作，在2007年初（在美国总统快速贸易促进授权到期前）之前成功结束多哈回合的任务仍将十分艰巨。颁布法令执行政策改革，从农业政策、汇率到劳动力市场改革都需要时间。这项战略也许需要将最后期限再延长至少6个月，正如1993年乌拉圭回合结束时发生的情况一样，或更有可能延长到布什第二任总统任期结束。
贸易政策震荡
有什么能把公认的具有雄心的高级别会议和政策改革联系起来呢？多哈回合有可能失败的风险本身或许就足够了。抛开那些障碍不说，主要工业国并没有让原先的几次多边贸易回合失败。在处理这个问题上，5国、7国和8国集团过去30年一贯如此。普遍认为，如果不能使贸易体系朝着自由化的方向前进，就会引发保护主义和双边主义势力的泛滥，侵蚀WTO本身，给有关各国的经济和对外政策带来严重问题。对于那些被视作导致谈判失败的国家而言，则代价更大，2003年坎昆部长会议失败时美国和欧盟就遭到这样的（也是正确的）指责。
然而，只有在主要国家利益（关于货币和贸易问题）面临直接和明显的威胁时，这些国家才会采取大范围的政策改革。比如，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法律在美国获得大范围通过，以及类似于尼克松和里根总统在1971年和1985年先发制人的行动，都算是“政策震荡”。
1993年乌拉圭回合结束的例子更有代表性。该轮谈判原本计划在1990年结束，但欧盟拒绝改变其共同农业政策来达成最终一揽子协议，而美国则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向欧洲施压一旦多边受阻就准备在区域范围探寻贸易自由化道路。但是这已不足以恢复乌拉圭回合的动力，因为美加已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加、墨作为美国的邻国在全球贸易作用甚微。
1993年在西雅图举办首届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时，美国找到了一条更有效的途径。环太平洋国家的各领导人首次云集会上，同意“在亚太地区追求自由和开放的贸易”。一个月之后，欧盟同意接受农业一揽子协议，乌拉圭回合成功结束。当欧盟谈判代表被问及为何态度改变如此之快时，他毫不犹豫的说：“你们的西雅图会议让我们知道美国有了其他选择，而我们还没有。”占全球贸易和经济总量一半的APEC成员相互给予贸易优惠，这对欧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当前，类似的催化剂不仅对欧盟，也对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起到激发作用，特别是巴西和印度，其效果应至少和1993举行的APEC会议一样明显并令人信服。
唯一的可选之路还是APEC会议。可喜的是，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正在推动这一进程：让APEC领导人认真研究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完成10年前设定的目标。在去年圣地亚哥举行的APEC峰会上，许多小国的领导人对此看法表示认可。如果该计划能在2006年底，或者2007年（如果多哈议程被推迟）启动，此举将会促使多哈谈判重新回到轨道上来。APEC的三个主要成员（中国、日本和美国）只有当国际不平衡解决之后才有可能赞同这一行动。就像1971－1973年和1985年－1987年那样，在贸易政策上的这种承诺实际上必须与更广泛的货币谈判紧密联系。
一些APEC成员的政治领导人和贸易部长们抵制这种想法，认为，如果重新启动10年前设想的区域发展路线会削弱多哈回合。相反，正如乌拉圭回合所昭示的，这可能是重振多哈回合的唯一途径。如果该战略可行，也就无需将亚太自由贸易区付诸实施。另一方面，如果沿着区域贸易的方向推进，则很难让多哈回合重回正轨，更别提成功完成谈判了。近年来，APEC自身的表现令人失望，但20世纪90年代中期，该组织在区域和全球贸易自由化方面发挥过重要的激励作用。现在，需要它在这个特殊的位置上再次发挥作用。
如果APEC主要成员就此办法不能达成共识，美国可能单方面发起行动。美国正在盘算与韩国及东盟中的至少一个国家，以及新加坡和泰国提早启动自贸区双边谈判。基于广泛的外交政策考虑及为了避免实质性的贸易歧视，日本毫无疑问地将寻求享受与韩国的同等待遇。这样，中国将感觉受到美国经济政策的包围，就像它已经感觉受到美国的军事包围一样，转而同意搞亚太自由贸易协定。“竞争性的贸易自由化”战略驱动着布什政府的整个贸易政策，并达到其逻辑上的终点。世界其他地方将被迫对此给予关注，然后多哈回合将重回正轨。
抵达终点
即使这些必要条件都具备，多哈回合的成功也不会在香港会议上出现，而是还要等1到3年，所谓多哈回合成功的标准是在谈判的所有关键领域都实现实质性大幅度的贸易自由化。从货币币值变化传导到贸易流向所需要的时间来看，国际收支不平衡不必恢复到完全可持续的水平，但是至少对准正确的方向。美国、欧洲必须采取强有力的国内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对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加以抵制。或许需要一个激发性事件，比如国会或者APEC发起一次对亚太自由贸易区的认真研究，则会推动多哈一揽子协议的达成。
如此大胆和广泛的行动需要主要工业国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领导人的关注。这些领导人将需要采取新的战略，通过富有新意的领导人峰会部长级会议，第一次有效地把这些国家凝聚到一起。仅仅述说这些要求就已经显示出落实这些行动的困难了。然而，要是没有这些措施，多哈回合很可能会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来失败第一个全球贸易回合。
（译校者单位：商务部世贸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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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德·伯格斯坦（C.FRED BERGSTEN）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曾任主管国际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际经济事务助理。他的新书是《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的对外经济政策》，国际经济研究所200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