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中国室内乐教学的现状,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王振山给记者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1979年6月,小提琴大师伊扎克·斯特恩首次访华来到中央音乐学院举办小提琴演奏大师班,本该容纳1800人的音乐厅里挤了3000人,门庭若市;20年后的1999年11月,斯特恩再次来到中央音乐学院,提出要求进行室内乐大师班辅导,结果,门可罗雀。这就是目前我国室内乐教学的现状:从教师到学生,没有多少人重视室内乐!
　　
　　1月7日,中央音乐学院新教学楼10层33号琴房不足15平米的房间内,响起了贝多芬的《大公》三重奏。徐惟聆,这个当年曾受到大师斯特恩指点的小提琴家,正在与另外两位音乐家盛原和朱亦兵,为1月16日的“中国三重奏”的首度亮相热身。
　　排练间隙,徐惟聆对记者说:“我们之所以选用‘中国三重奏’这个名字,一是要告知大家,我们代表中国的三重奏团。二是为了让业界对室内乐的演出和教学给予重视。室内乐是专业音乐教学中重要的一环,也是乐队训练的基础。西方音乐引进中国百余年。国内的室内乐没有多大起色。”
　　在谈到国外与国内音乐教学的最大差距时,大提琴家朱亦兵走到钢琴前弹奏了一个单音和一个纯五度,他解释道:“国内音乐教学只教你拉音符,国外音乐教学是叫你找声音的关系。室内乐最重要的核心是协作、配合。为什么获国际大奖的许多中国音乐家在国外找不到饭碗?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乐队拉不出西方乐团融和的乐队效果的原因。”
　　钢琴家盛原用了一个形象的比方:“中国足球队为什么总是战绩不佳呢?因为他们从来不考虑大局,只管自己踢球,个人英雄主义赢得不了最终的胜利。欧洲的足球队则不然,他们是在为整个团队踢球,他们踢的是一个整体。室内乐训练的就是这种协作关系。”
　　一位专家这样形容室内乐培训的重要性:“一个四重奏组合,就如同一个微缩的乐队。每一件乐器就代表一个声部,这需要演奏者之间相互倾听,相互对话,寻找最谐和的声音关系。西方任何一个大师级演奏家,都非常钟爱室内乐,因为这是音乐追求的最高境界。”
　　据了解,中国的室内乐教学也曾经历过收获的时期。由于长期得不到政策和环境的支持,这种上升期没有坚持10年,便退化到了当今的荒凉期。徐惟聆说:“我们并不担心从零开始,但最令人担心是,几十年甚至百年过去了,大部分的人对室内乐的概念仍然停留在零起点。这不是原地踏步,而是倒退。”
　　上海音乐学院的丁芷诺和中央音乐学院的王振山,当年曾是南北两个音乐学院室内乐教学的领军人物。据丁芷诺教授介绍,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音乐学院就已经开始建立起室内乐的学科教学,成绩并不差。到了80至90年代,中国室内乐教学甚至呈现出了上升的态势:“80年代,我们培养的学生参加国际和国内的室内乐重奏比赛,还有拿奖的情况,但是到了90年代后,情况开始越来越差,学生的水平也越来越低……”
　　丁芷诺认为,室内乐教学的这种“王小二过年”现象,主要还是与院领导重视不够,以及教室和学生对室内乐的认识误区有关。丁芷诺说:“尽管现在的音乐学院在学科设置上已经设立了室内乐教研室,配备了教师,但室内乐在许多教师看来,仍然属于‘编外’。院领导政策上的缺乏支持力度,也是导致音乐学院室内乐教学严重疲软的原因之一。”
　　当然,市场环境的培养的缺乏也是促成室内乐没有发展的重要原因。许多喜爱室内乐的学生表示,出了学校,室内乐几乎无用武之地。
　　现在徐惟聆他们刚刚成立的这个国字号的三重奏团凭着三位海归音乐家对推广室内乐的“单相思”,将在北京音乐厅首演亮相,很有一番“我就不信用真诚和热情,换不来你爱乐者的投怀送抱”的酸甜交集之感。
　　16日,“中国三重奏”将在北京音乐厅演出贝多芬的钢琴三重奏《大公》和柴科夫斯基的《a小调钢琴三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