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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山水画史上,明清之际,是一个异彩纷呈的时期。从理论上,以董其昌为首而倡导的“南北宗论”,完成了对传统画史正统观的构建;而在实践领域,董其昌之后,中国画史便出现了两种风格和趣味并存的局面,一是主张摹古的“四王”传统画派,一是主张个性的“四僧”野逸画派。如今看来,就二者在中国传统画史中的影响和价值而言,可谓分庭抗礼,平分秋色。所谓“四僧”者,即指八大山人、石涛、弘仁、石谿。四人之中,石谿的画迹见于著录和流传相对较少。这一方面说明了石谿画迹之难得可贵;一方面也说明了石谿既然被公认在“四僧”中占有一席之地,自然有其过人之处。下面我们要讨论石谿的典范之作《秋山睛岚图》,即可为证。
石谿(1612-1673年),湖南武陵人,俗姓刘,法名髡残,字介丘,又号石道人、白秃、电住道人、天壤残道者等,著有《浮查诗文集》数卷、《髡残禅偈》一卷、《大歇堂集》六卷,惜皆散佚。
《秋山晴岚图》为山水立轴,纸本,水墨浅绛,外签庞国钧题“石谿上人山水真迹”。画心高186.5厘米,宽40.5厘米,石谿即作于康熙元年(1662年)农历十月,时年51岁。该图画高山流水之景,构图上以高远、深远取势。近景为水边斜坡亭台,枯柳杂树;中景溪壑宛转、夹岸高树,崖畔平地有茅屋数椽,参次错落,曲径萦绕,有板桥可通,微见一高士隐于丹枫黄叶清泉白石之间;远景一主峰郁拔而起,回抱处有危塔挺出,溪云上而锁其腰,飞瀑下而带其麓。整体感觉,可谓是丘壑深美,颇动人长林丰草之思;秋意正浓,实有天地大美不言之妙。
就画面笔墨而言,山石土坡的处理,先以秃笔渴墨勾勒大形,略分阴阳向背之后,凹陷处再层层积墨,墨中略参花青,沉稳而透气。正面向阳处留出,以赭色晕染。最后轮廓再以或焦枯、或浓湿的墨笔勾勒提醒。杂树则先以中锋勾勒枝干,笔触生拙迟留,出枝偃仰生姿。岸边枯柳一株,取势巧妙,用笔精审,枯湿相参,尤有意度。叶法圈、点、勾并用,小混点、芥子点、垂叶点、米点、松针等各得其宜。树身亦以色笔点染,以示前后向背。远处主峰上群松也用点法,笔法细密,转巅下涧,蓬蓬在望。点景建筑物,用笔写出轮廓,略施敷染而有点睛之妙。云水作留白处理,惟有水纹略以寥寥枯笔勾出态势。其云之缥缈空灵,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妙;而水之曲折逶迤,则似闻潺谖淙淙之声。水边崖隙,点缀杂草,方向各异,活跃画面。总而言之,整个用笔从容不迫,缓疾有势,笔断意连,生辣厚重;用墨则干湿浓淡,互相生发,枯而带润,浓而不塞;设色淡雅,与墨色形成了柔和的冷暖对比。
石谿此画显然受到明末以来推崇元代大家画风的影响。石谿在山水师承上,以巨然为宗,尤其得力于元之王蒙、黄公望,并旁参梅道人、倪迂、文徵明、董其昌等。其好友程正揆富于书画收藏,黄公望《九泖三峰读书图》、王蒙《惠麓小隐图》、《紫芝山房图》等为石谿的取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们经常在一起鉴赏古人书画,讨论笔法奥妙。石谿一次就体悟到:“书家之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同是一笔,与画家皴法同一关纽。”即使抛开他所临仿的具体作品不论,我们也可以从这幅作品所表现出的枯笔渴墨基调、构图上的取势穿插,与现在传世的如黄公望《富舂山居图》、王蒙《青卞隐居图》之间,存在着间接历史的渊源。石谿的画格,乍看之下,如粗头乱服、似残山剩水;而仔细体会,实则却有一种孤高奇逸贯穿其中。
在这幅《秋山晴岚图》上,有石谿一段长长的七言题跋,比常见石谿题跋之萧散随意显得更为讲究。其书法用笔圆浑流美,墨色浓淡有致,结体则有“小字如大字”之妙。其风格有近参董其昌、远法颜真卿《争座位帖》的意味。
作者题识:“住世出世我不能,在山画山聊尔尔。庄斋破衲非用钱,四年涂抹这张纸。一笔两笔看不得,千峰万峰方如此。乾坤何处有此境,老僧弄出宁关理。造物虽然不寻闻,玉人看见岂鄙俚。只知了我一时情,不爱此纸何终抬。画毕出门小跻攀,爽爽精神看看山。有情看见云山岫,无心闻知钟度关。风来千林如虎啸,吓得僧人一大跳。足下谁知触石尖,跛跛蹯蹯忍且笑。归到禅房对画图,若即一番难告报。从兹不必蹄山门,淡墨吻毫穷奥妙。壬寅小春,漫写并记,石残者。”从这段题跋中我们得知,这幅《秋山晴岚图》是石髂用四年时间为了自娱而精心运就而成,非同一般率尔应酬之作。之所以如此,是石谿的作画行为,与他对于禅学的参悟是分不开的:程正揆说他“以笔墨作佛事,得无碍三昧”;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评价其“奥境奇僻,缅邈幽深……笔墨高古,设色精湛,诚元人之胜概也。此种笔法,不见于世久已,盖从蒲团上得来”云云。他自己也说“残僧本不知画,偶然坐禅后悟此六法”、“予因学道,偶以笔墨为戏,原非以此博名,然亦不知不觉堕其中”。他常常以禅论画,如其自云“年来学得巨公禅,草树湖山信手拈”、“一峰道人从笔墨三昧证阿罗汉者”;又借画谈禅,如与本幅作品作于同一时期的《物外田园书画册》(166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长题即大论禅的参悟问题。他自己曾这样描述他的日常生活:“残衲时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诵,稍余一刻,必登山选胜;一有所得,随笔作山水数笔,或字一两段。总之,不放闲过。所谓静生动,动必作出一番事业,端叫作一个人立于天地间不愧”。这一段可以用来作为《秋山晴岚图》上他自己题跋的注脚。
《秋山晴岚图》曾经清代中期收藏家陆时化(1714-1779年)之子陆愚卿、近代收藏家韩斗文等人递藏。裱边为民国书画界和文化界名流:马一浮、张宗祥、瞿兑之、高存道、钟毓龙、庞国钧等人于1960年前后的鉴识题跋。其中,庞国钧的题跋云:“斗文每得名迹,必携之高氏书画舫共赏”,这里所谓的“高氏”,即指民国杭州高氏三杰:高野侯、高存道、高络园兄弟。这为我们道出了马一浮、张宗祥等人为《秋山晴岚图》书写题跋这一翰墨因缘的历史情景。
根据著录和传世作品的数量来看,石谿作成《秋山晴岚图》的康熙元年(1662)的前后——具体的说是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之间,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和风格的成熟期。这幅《秋山晴岚图》图既然是石谿用四年时间为了自娱而精心运就而成,其风格的代表性就自不待言了,因而说这是一件石谿的典范之作,便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
石谿(1612-1673年),湖南武陵人,俗姓刘,法名髡残,字介丘,又号石道人、白秃、电住道人、天壤残道者等,著有《浮查诗文集》数卷、《髡残禅偈》一卷、《大歇堂集》六卷,惜皆散佚。
《秋山晴岚图》为山水立轴,纸本,水墨浅绛,外签庞国钧题“石谿上人山水真迹”。画心高186.5厘米,宽40.5厘米,石谿即作于康熙元年(1662年)农历十月,时年51岁。该图画高山流水之景,构图上以高远、深远取势。近景为水边斜坡亭台,枯柳杂树;中景溪壑宛转、夹岸高树,崖畔平地有茅屋数椽,参次错落,曲径萦绕,有板桥可通,微见一高士隐于丹枫黄叶清泉白石之间;远景一主峰郁拔而起,回抱处有危塔挺出,溪云上而锁其腰,飞瀑下而带其麓。整体感觉,可谓是丘壑深美,颇动人长林丰草之思;秋意正浓,实有天地大美不言之妙。
就画面笔墨而言,山石土坡的处理,先以秃笔渴墨勾勒大形,略分阴阳向背之后,凹陷处再层层积墨,墨中略参花青,沉稳而透气。正面向阳处留出,以赭色晕染。最后轮廓再以或焦枯、或浓湿的墨笔勾勒提醒。杂树则先以中锋勾勒枝干,笔触生拙迟留,出枝偃仰生姿。岸边枯柳一株,取势巧妙,用笔精审,枯湿相参,尤有意度。叶法圈、点、勾并用,小混点、芥子点、垂叶点、米点、松针等各得其宜。树身亦以色笔点染,以示前后向背。远处主峰上群松也用点法,笔法细密,转巅下涧,蓬蓬在望。点景建筑物,用笔写出轮廓,略施敷染而有点睛之妙。云水作留白处理,惟有水纹略以寥寥枯笔勾出态势。其云之缥缈空灵,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妙;而水之曲折逶迤,则似闻潺谖淙淙之声。水边崖隙,点缀杂草,方向各异,活跃画面。总而言之,整个用笔从容不迫,缓疾有势,笔断意连,生辣厚重;用墨则干湿浓淡,互相生发,枯而带润,浓而不塞;设色淡雅,与墨色形成了柔和的冷暖对比。
石谿此画显然受到明末以来推崇元代大家画风的影响。石谿在山水师承上,以巨然为宗,尤其得力于元之王蒙、黄公望,并旁参梅道人、倪迂、文徵明、董其昌等。其好友程正揆富于书画收藏,黄公望《九泖三峰读书图》、王蒙《惠麓小隐图》、《紫芝山房图》等为石谿的取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他们经常在一起鉴赏古人书画,讨论笔法奥妙。石谿一次就体悟到:“书家之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印印泥……同是一笔,与画家皴法同一关纽。”即使抛开他所临仿的具体作品不论,我们也可以从这幅作品所表现出的枯笔渴墨基调、构图上的取势穿插,与现在传世的如黄公望《富舂山居图》、王蒙《青卞隐居图》之间,存在着间接历史的渊源。石谿的画格,乍看之下,如粗头乱服、似残山剩水;而仔细体会,实则却有一种孤高奇逸贯穿其中。
在这幅《秋山晴岚图》上,有石谿一段长长的七言题跋,比常见石谿题跋之萧散随意显得更为讲究。其书法用笔圆浑流美,墨色浓淡有致,结体则有“小字如大字”之妙。其风格有近参董其昌、远法颜真卿《争座位帖》的意味。
作者题识:“住世出世我不能,在山画山聊尔尔。庄斋破衲非用钱,四年涂抹这张纸。一笔两笔看不得,千峰万峰方如此。乾坤何处有此境,老僧弄出宁关理。造物虽然不寻闻,玉人看见岂鄙俚。只知了我一时情,不爱此纸何终抬。画毕出门小跻攀,爽爽精神看看山。有情看见云山岫,无心闻知钟度关。风来千林如虎啸,吓得僧人一大跳。足下谁知触石尖,跛跛蹯蹯忍且笑。归到禅房对画图,若即一番难告报。从兹不必蹄山门,淡墨吻毫穷奥妙。壬寅小春,漫写并记,石残者。”从这段题跋中我们得知,这幅《秋山晴岚图》是石髂用四年时间为了自娱而精心运就而成,非同一般率尔应酬之作。之所以如此,是石谿的作画行为,与他对于禅学的参悟是分不开的:程正揆说他“以笔墨作佛事,得无碍三昧”;张庚在《国朝画征录》中评价其“奥境奇僻,缅邈幽深……笔墨高古,设色精湛,诚元人之胜概也。此种笔法,不见于世久已,盖从蒲团上得来”云云。他自己也说“残僧本不知画,偶然坐禅后悟此六法”、“予因学道,偶以笔墨为戏,原非以此博名,然亦不知不觉堕其中”。他常常以禅论画,如其自云“年来学得巨公禅,草树湖山信手拈”、“一峰道人从笔墨三昧证阿罗汉者”;又借画谈禅,如与本幅作品作于同一时期的《物外田园书画册》(1662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的长题即大论禅的参悟问题。他自己曾这样描述他的日常生活:“残衲时住牛首山房,朝夕焚诵,稍余一刻,必登山选胜;一有所得,随笔作山水数笔,或字一两段。总之,不放闲过。所谓静生动,动必作出一番事业,端叫作一个人立于天地间不愧”。这一段可以用来作为《秋山晴岚图》上他自己题跋的注脚。
《秋山晴岚图》曾经清代中期收藏家陆时化(1714-1779年)之子陆愚卿、近代收藏家韩斗文等人递藏。裱边为民国书画界和文化界名流:马一浮、张宗祥、瞿兑之、高存道、钟毓龙、庞国钧等人于1960年前后的鉴识题跋。其中,庞国钧的题跋云:“斗文每得名迹,必携之高氏书画舫共赏”,这里所谓的“高氏”,即指民国杭州高氏三杰:高野侯、高存道、高络园兄弟。这为我们道出了马一浮、张宗祥等人为《秋山晴岚图》书写题跋这一翰墨因缘的历史情景。
根据著录和传世作品的数量来看,石谿作成《秋山晴岚图》的康熙元年(1662)的前后——具体的说是从顺治十七年(1660年)至康熙三年(1664年)之间,正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和风格的成熟期。这幅《秋山晴岚图》图既然是石谿用四年时间为了自娱而精心运就而成,其风格的代表性就自不待言了,因而说这是一件石谿的典范之作,便自然是当之无愧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