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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时机一向中外道德教育思想家视为影响德育效果的重要因素。“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句话反映了时机系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时机存在于特定的时间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时机则会转瞬即逝。由于时机存在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德育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实践活动，其中必然存在着德育时机。鉴于德育时机对提高德育的实效性甚至德育成败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古今中外对德育时机展开研究提出了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
一、中国古代先哲对德育时机的认识与研究
1.孔孟荀的德育时机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其启发教学实践中认识到了德时机的重要作用。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当受教育者进入积极维状态，产生强烈求知的愿望时，是教育者进行启发教学的最佳教学时机；另一儒学代表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提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主张把道德教育建立在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荀子在其教育名篇《劝学》中，提到了德育时机的问题“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称之嗜;傲，非也;嗜，非也，……”荀子这一观点表明教育者解惑要避免急躁和有意隐瞒，应注意观察受教育者情绪变化和神情气色从而掌握其心理变化，把握最佳的德育时机。
2.颜之推的德育时机思想
南北朝时期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及早施教”的思想，并认为道德教育是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的主要方面。他从受教育者幼年奠定基础和可塑性两个方面论证了受教育者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并认为受教育者早期乃教育的最佳时机。
3.张载的德育时机思想
北宋思想家张载认为:“洪钟未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如时雨化之者，’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而后教之也。”张载强调德要“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即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和知识水平等身心发展状况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方法，把握最佳时机对受教育者加以适时适当的引导。
4.朱熹的德育时机思想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特别强调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并继承了孔子的教学思想，提倡启发式教学，主张育者应注意把握时机，对受教育者进行启发诱导，激发受教育者求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在注释《论语》中“不愤不启，不排不发”一章时说: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述其辞。
5.王夫之的德育时机思想
“因机设教”是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所主张的“因材施教”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体现了其注重把握德育时机的思想。王夫之认为，“教者之所以教，学者之所以学，皆以因人心自有之机，而纳之于道”，也就是说教育者之所以能够施教，受教育者之所以能够接受教育，是因为在受教育者身心发展循序一定规律，并存在着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机。
6.陶行知的德育时机思想
我国近代教育家陶行知认为人的幼年时期是进行道德教育及人格培养的最关键期，指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须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为社会优良的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
二、国外对德育时机的认识与研究
在西方，教育被视为一种人为善的活动，教育目的包括着德育意图。在古希腊，智者派的杰出代表的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美德即知识”·等命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杜威，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养成品德。
1.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将人的受教育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他认为道德教育主要是与人的情感相关联的教育，情感的问题主要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意识，是在儿童晚期随着对社会了解和接触需要的增强而突出出来的，所以道德教育的实施应该晚些，即对儿童进行德育的时机在儿童晚期。
2.德国著名教育学家康德把儿童受教育过程分为管束、教化及道德陶冶三个步骤。管束是防止本来就有的恶的本性膨胀，抑制天生的野性，保障善的本性向外显露;教化是要教育训练儿童知晓各种社会交往立身处世的礼俗，对问题有分析判断的本领。管束和教化都是为了儿童适应社会环境，在社会上取得较好的地位。第三步是道德陶冶，即教育的最高层次。管束和教化阶段的教育是道德陶冶阶段的基础，因此，道德教育的最佳时机是在儿童的管束和教化阶段之后。
3.英国教育家洛克主张，德育要“及早实践”，提出必须从儿童很小时候起重视对他们的德育，“应该在儿童极小的时候早早加以管教”。可见，在洛克看来，儿童早期是进行德育的最佳时机。
4.德国著名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把一个人接受培养教育的全过程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即管理、训育和教学。他认为道德教育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能一蹦而就，道德教育可以延迟至教育期以后，即道德教育的最佳时机在儿童发展晚期。
一、中国古代先哲对德育时机的认识与研究
1.孔孟荀的德育时机思想
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在其启发教学实践中认识到了德时机的重要作用。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当受教育者进入积极维状态，产生强烈求知的愿望时，是教育者进行启发教学的最佳教学时机；另一儒学代表孟子在《孟子·尽心上》中提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孟子主张把道德教育建立在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荀子在其教育名篇《劝学》中，提到了德育时机的问题“不问而告谓之傲，问一而告二称之嗜;傲，非也;嗜，非也，……”荀子这一观点表明教育者解惑要避免急躁和有意隐瞒，应注意观察受教育者情绪变化和神情气色从而掌握其心理变化，把握最佳的德育时机。
2.颜之推的德育时机思想
南北朝时期教育家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提到“及早施教”的思想，并认为道德教育是受教育者教育内容的主要方面。他从受教育者幼年奠定基础和可塑性两个方面论证了受教育者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并认为受教育者早期乃教育的最佳时机。
3.张载的德育时机思想
北宋思想家张载认为:“洪钟未有声，由扣乃有声;圣人未尝有知，由问乃有知:‘如时雨化之者，’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为而后教之也。”张载强调德要“当其可、乘其间而施之”，即根据受教育者的年龄特征和知识水平等身心发展状况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教育方法，把握最佳时机对受教育者加以适时适当的引导。
4.朱熹的德育时机思想
南宋哲学家、教育家，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特别强调对受教育者进行道德教育，并继承了孔子的教学思想，提倡启发式教学，主张育者应注意把握时机，对受教育者进行启发诱导，激发受教育者求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他在注释《论语》中“不愤不启，不排不发”一章时说: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述其辞。
5.王夫之的德育时机思想
“因机设教”是明末清初杰出思想家王夫之所主张的“因材施教”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体现了其注重把握德育时机的思想。王夫之认为，“教者之所以教，学者之所以学，皆以因人心自有之机，而纳之于道”，也就是说教育者之所以能够施教，受教育者之所以能够接受教育，是因为在受教育者身心发展循序一定规律，并存在着接受教育的最佳时机。
6.陶行知的德育时机思想
我国近代教育家陶行知认为人的幼年时期是进行道德教育及人格培养的最关键期，指出“人格教育，端赖六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需之重要习惯、倾向、态度多半可以在六岁以前培养成功。换句话说，六岁以前是人陶冶最重要的时期。这个时期培养得好，以后只须顺着他继长增高的培养上去，自然为社会优良的分子;倘使培养得不好，那么，习惯成了不易改，倾向定了不易移，态度决了不易变”。
二、国外对德育时机的认识与研究
在西方，教育被视为一种人为善的活动，教育目的包括着德育意图。在古希腊，智者派的杰出代表的苏格拉底提出“认识你自己”、“美德即知识”·等命题。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著名教育学家、近代教育理论的奠基人之一杜威，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养成品德。
1. 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卢梭将人的受教育全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他认为道德教育主要是与人的情感相关联的教育，情感的问题主要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意识，是在儿童晚期随着对社会了解和接触需要的增强而突出出来的，所以道德教育的实施应该晚些，即对儿童进行德育的时机在儿童晚期。
2.德国著名教育学家康德把儿童受教育过程分为管束、教化及道德陶冶三个步骤。管束是防止本来就有的恶的本性膨胀，抑制天生的野性，保障善的本性向外显露;教化是要教育训练儿童知晓各种社会交往立身处世的礼俗，对问题有分析判断的本领。管束和教化都是为了儿童适应社会环境，在社会上取得较好的地位。第三步是道德陶冶，即教育的最高层次。管束和教化阶段的教育是道德陶冶阶段的基础，因此，道德教育的最佳时机是在儿童的管束和教化阶段之后。
3.英国教育家洛克主张，德育要“及早实践”，提出必须从儿童很小时候起重视对他们的德育，“应该在儿童极小的时候早早加以管教”。可见，在洛克看来，儿童早期是进行德育的最佳时机。
4.德国著名教育学家赫尔巴特把一个人接受培养教育的全过程分为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即管理、训育和教学。他认为道德教育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能一蹦而就，道德教育可以延迟至教育期以后，即道德教育的最佳时机在儿童发展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