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窑宝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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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以《柴窑宝鉴》为名撰写了几篇文章,主要阐述了三个观点。第一,柴窑是五代时期的一种“类秘色”青瓷。第二,柴窑的产地:狭义的柴窑,或称“北地柴窑”是以“陕甘窑系”中的耀州窑为主;广义的柴窑,或称“御用柴窑”(或称贡御柴窑)是以“越州窑系”中的龙泉窑为主。五代郭荣贵为天子,理论上天下的窑口都要向周天子进贡。所以,广义的柴窑还包括
  “河北窑系”(邢窑、定窑等)、“河南窑系”(汝窑、均窑等)、“江西窑系”(景德镇窑等)和中国其他窑口的贡御青瓷器。第三,由于柴窑是御用瓷器,所以柴窑具有独特的制式和文化特征。柴窑的明显特征是:“上青天,下黄土,中神龙,人长久”。
  柴窑的上述特征,不仅体现了五代后周恢复了一些中国周朝礼制,同时还炫耀了郭荣皇帝崇尚道教,追求“天地合一,人神合一”的理念。这种中国古老道学文化,貌似通过渲染天与地的自然和谐,引导人类追求精神与肉体的结合,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其实更高层次的文化内涵是强调君民一体,人类与自然生态相互一体的重要性。只有这样,人类社会才会生生不息,长长久久。
  一、定位柴窑的“四大宝典”
  (一)《晋书》傅玄列传
  《晋书》卷四十七记载(见图一):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人也。祖燮,汉汉阳太守。父千,魏扶风太守”。
  傅玄(217—278年),北地郡泥阳(今陕西铜川耀州)人,西晋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出身于官宦家庭,祖父傅燮,东汉汉阳太守。父亲傅干,魏扶风太守。
  《晋书》是由唐朝著名良相、文化豪臣房玄龄等人编著的中国重要史书之一,图一所示的版本,据传承由元内府原刻,是明嘉靖戊午年御撰的修补本。
  这份珍贵的宝典向我们传递了这个信息:尽管北地郡在唐朝已不是一个行政地名,但历史上的文人雅士仍然用“北地”来记述北地郡过去的人文事物,而且历经唐朝、宋朝、元朝,一直延续到明朝。
  (二)五代《花间集》汤显祖序
  去年笔者在整理赵氏世家文化资料时,发现一本五代时期赵崇祚编辑的中国第一本词集《花间集》。其中夹有一篇明朝汤显祖的序。该序载(见图二):
  “北地李献吉之言日,诗至唐则古调亡矣。然自有唐调可歌咏,犹足被管弦。”
  李献吉,即中国明朝大名鼎鼎的李梦阳。他是明朝早期文坛七子中领袖人物,陕西庆阳(今属甘肃)人。二十一岁时(弘治五年,1492年)李梦阳举陕西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
  如果说,《晋书·傅玄列传》向人们叙说了历史上的文人雅士仍喜欢用北地郡来记述唐朝前的历史人文事物;那么,汤显祖点评的《花间集》序则向世人展示了明朝的文人雅士还用北地郡来记述明朝的人文事物。这两份宝典佐证了明朝曹昭《格古要论》中的北地就是历史上的北地郡。北地柴窑,就是以耀州窑为主的陕甘地区青瓷。(有人会提出格古要论中汝窑出北地的问题,笔者也会提供相关历史文献爆料。请继续关注。)
  汤显祖是中国明朝的著名文学家,他被世人尊称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这篇汤显祖的《花间集》序是他的亲笔手迹,书法潇洒飘逸,是罕见的一件明代遗留文物。她的文学价值、书法价值、文史资料价值弥足珍贵,是定位柴窑“四大宝典”中的重中之重。去年我为此特别撰文,文章叫“破解中国瓷器收藏界的哥德巴赫猜想”,可惜未曾引起中国收藏界的注意。
  (三)明朝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窑器本末
  方以智在《物理小识》“窑器本末”中记载(见图三):
  柴汝官哥定,宋窑之名也。元美日柴窑,柴世宗进御。叶真言,钱鐐烧。陆龟蒙咏,越窑夺得千峰翠色来。则唐有矣。定州白磁有芒,遂命汝州造青窑器,均州五色皆汝之类也。江南处州龙泉有窑,政和间京师自置官窑。南宋邵成章提举内窑,号邵局最佳。余则有乌泥余杭续窑枢府窑之类。陆文裕曰,宋处州,章生一生二,兄弟至龙泉之琉田窑。而生一陶者,百圾碎而色淡,故名哥窑。
  方以智,明朝末期和清朝初期中国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鉴赏家。清文学家纪昀在《四库全书提要》中十分推崇方以智,称赞他的文章“穷源溯委,词必有证,在明代考证家中,可谓卓然独立者矣”。
  以上方以智的“窑器本末”虽然主要承自宋朝叶真的《垣斋笔衡》。但其不朽的功德是,为他所处明朝时期,对混乱的瓷器名称作了以下诠释:
  1.柴窑是宋朝才有的名称(请注意,宋朝命名并不等于是宋朝造的)。因为根据历史记载,郭荣皇帝从小就过继给了姑父郭威,他是凭继子的“郭”姓才得以继承皇位的。所以,他做皇帝时姓“郭”而不是姓“柴”。“后周世宗柴荣”是他死后在北宋时才有的封号。所以,五代后周时期不会有柴窑这个名称。
  2.柴窑在元朝开始盛传:是进贡“柴世宗”的御用瓷器。《格古要论》虽是明朝洪武出版,但其作者曹昭主要还是一个元朝收藏家,他将柴窑排在各瓷器的首位,看来,柴窑在元明时期曾一度受过文人雅士的热力追捧。喧嚷曾是皇上用瓷,无非是显其尊贵,可见当时的达官贵人势必人人竞相拥有。另外一方面,盛名之下,还会出现仿效,中国历朝历代都是这样。所以,具有柴窑制式的瓷器在元明时期被某些著名窑口再恢复制造或仿效,笔者也觉得毫不奇怪。(笔者在这里莫名其妙地说这些,是为以后介绍柴窑的制式背书。以减少无谓的争执。笔者担心极个别的柴窑爱好者喜欢以无谓争执的胜利当成自己价值的体现。胡搅蛮缠,结果还是陷柴窑于一塘浑水之中。例如:还有的人以瓷器的细纹或纹饰作为鉴定一个瓷器的标准,以显示他的认知水平。而实际情况是中国各著名窑口都有开片和不开片的瓷器;也都有有纹饰和没有纹饰的瓷器。所以,用诸如此类的问题来争执毫无意义。具柴窑制式的瓷器不仅元明时有仿造,将来笔者的观点被公认了,还会有具柴窑制式的瓷器仿出来。)
  3.根据柴窑的釉色:无论其类同唐朝文人雅士形容的“千峰翠色”;还是宋朝的达官贵人称之的“秘色贡瓷”;或者是元明时期的古玩藏家尊称的“柴窑”。其实,她们的共同点都是,在五代后周时期吴越钱氏向中原皇上进贡的御用青瓷。只是时代不同,名称不同而已。问题是,五代时期,吴越钱氏贡瓷造在何处?请看以下柴窑与北宋官窑的关系。   4.方以智在此还曾指出:“江南处州龙泉有窑,政和间京师自置官窑。”即,历史上所谓的“北宋官窑”是龙泉窑中的青瓷珍品。而北宋官窑正是五代贡御柴窑在宋朝的延续。这里还提供以下历史文献佐证:
  (1)宋朝周密《志雅堂杂钞》和施宿《嘉泰会稽志》均记载:早在北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赵炅就委派殿前承旨赵仁济前往越州监理窑务。可见在唐末五代之后,越窑在中国瓷器产业中的龙头地位。而对于北宋早期的其他窑口,笔者还没有见到也享有此等声誉“皇上亲派督窑官”的文献记载。
  (2)宋朝庄绰的《鸡肋编》记载(见图四):处州龙泉县出青瓷,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3)宋朝叶真的《垣斋笔衡》和顾文荐《负睻杂录》均记载(见图五):宋朝因定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窑,质粗厚,宣政间京师自置烧造,名曰“官窑”。(可见龙泉窑为北宋官窑在当时的南宋就已有记载,名称是“官窑”。而南宋修内司官窑在当时却叫“内窑”。)
  (4)明朝陆深《春雨堂随笔》也有记载:宋时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
  我们知道在地理位置上,龙泉位于吴越国的西南部。龙泉窑既是古越窑的延续,同时也是越州窑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上在宋朝与明朝之间,中国有这么多公开传世、前后呼应的记载,都剑指龙泉。有一个清晰的脉络展现在笔者面前:龙泉窑在五代时为越州钱氏烧造的贡瓷,叫“柴窑”(或贡御柴窑);在北宋时,为大宋皇宫烧的青瓷叫“官窑”。
  (四)清朝张英《文端集》柴窑酒梳歌
  清朝钦定四库全书《文端集》中有一首张英的“柴窑酒碗歌”
  (见图六):
  长安晴日秋窗暖,曹郎酒客秋窗满。
  持出床头旧酒卮,箧中碧色柴窑碗。
  大朴不屑争离奇,翡翠斑剥空尔为。
  制如半截青莲子,土花色暗苍玉姿。
  悬知此物已千载,沧桑几换今犹在。
  人间岁月老糟床,瓦缶田家同不坏。
  由来珍异豪家争,玻璃七宝徒纵横。
  苦伴珠玉委尘土,那能常对秋山清。
  吾侪持此发诗思,举手摩姿复频视。
  问尔千年阋几人,几人对尔能沉醉。
  张英,是清朝康熙皇帝的文化重臣。其子张廷玉是“康熙、雍正、乾隆”清朝盛世的三代宰相。清朝统治中国近300年,张廷玉是唯一配享太庙的汉宫。
  这首诗为世人记载了柴窑的实物特征:
  1.柴窑酒碗的发现地在中华古都“陕西长安”。张英的曾祖父张淳为明朝隆庆二年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
  2.柴窑酒碗的釉色为苍碧色,其制式如半截青莲子:即,其上半部为青莲子的草绿色(或称,豆绿色);其下半部(碗底部)的釉色又恰如青莲子被剥皮后,顶端露出的一圈暗暗的土黄色。这完全与《柴窑宝鉴》介绍的柴窑碗特征和制式相一致。
  3.柴窑酒碗的外观:大朴不屑,静若处子。让斑斓流丽的翡翠也空有其表。
  4.由于当时豪家的竞争,这样一个不屑一顾的柴窑酒碗却让人人追逐的玻璃七宝也徒有其价。物以稀为贵,古今中外,没有例外。好比世界上一些最珍贵的邮票,其实都是一些破旧图片。
  张英在反复频视柴窑酒碗后,最后却发出感慨:你问世过几次?然而又有几人真正沉醉于你的文化内涵呢?吟诵张英的“柴窑酒碗歌”,目光再回视《柴窑宝鉴》介绍的柴窑青瓷碗。笔者也有同样的感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柴窑抱朴,千年德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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