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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凝聚力是维系社会团结的重要纽带，也是社区在全球化背景下维持社区稳定的基本要素。但在全球化全面渗透的当下，农村社区目前正在面临认同危机引起的凝聚问题。广西象州县军田村的民间组织及节庆仪式走向式微，但在地方精英的努力下逐步复兴，传统的认同构建方式对解决军田村发展瓶颈的作用应引起重视。节庆仪式及民间组织等非官方的传统活动及组织形式，是当下重构身份认同、重新凝聚社区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现阶段传统身份认同构建方式的抬头，不仅是认同危机存在的表现，也体现出构建可持续凝聚道路的可能性。
关键词：全球化;村落认同;节庆仪式;民间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2-0081-08
近年来，随着乡村发展经验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乡村建设重心已经逐渐从经济层面转移到文化层面。因此，在乡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个体间的依赖性及社区内部的凝聚力的变迁也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重點。作为个体焦虑的来源之一，传统的自我认同体系在遭到破坏后引发的认同危机，也在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正兴旺的当下成为了讨论焦点。本文基于以上理论观点，结合笔者近年来的田野调查经历，考察当地如何受到节庆仪式及地方组织的影响，探讨这些形式的凝聚力何以运用到当地的身份认同构建及其他方面。本文大部分实地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在军田村的3次田野调查。军田村是一个壮族聚居的村寨，全村共有军田、那利、王汉、上那曹、下那曹、下大周、中大周、新大周等八个自然屯，共976户、3571口人，以韦姓与覃姓为主要姓氏。
一、身份认同：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凝聚路径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在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下，农村经济得以蓬勃发展。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表象背后，是空巢化与离散化的农村治理困境。村内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村庄内部凝聚力不足、个体间以及个体与社区的联结缺失等，都是当下乡村发展中“脱嵌”危机的具体表现。
日渐模糊的族群边界与逐渐瓦解的身份认同的确是全球化进程的后果，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完全击垮集体记忆与认同，地方传统、记忆及仪式的复兴就是一种证明。这种对传统的兴趣之复兴可以理解为地方社区对全球化的回应。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认为，民族认同对现代性具有显著作用，它适合现代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体的需要……因为民族主义的神话、记忆、象征符号和仪式为这样的社会内聚力和政治行动奠定了基础[1]。作为一个社区的基石，其身份认同是通过各种方式形成的。各种传统神话及民间传说正是一种体现，这些故事综合成一种叙述，它们发展成为一个特定族群的全体成员所接受和分享的共同记忆。此外，还包括官方教育、社会劝诫、民间组织，以及集体节庆及其仪式等。由是观之，军田村是如何通过不同路径对身份认同进行构建，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及反思。
（一）军田古城：建置沿革及“桂林郡”郡治之争
军田村坐落于广西中部、大瑶山西麓的象州县。象州历史悠久，相传四千多年前，舜帝筑坛封象立祠于今象州，由是“地始得象名”。象州目前形成了以军田古城为代表的，包括其周围大普化村古城、大乌来村古城、下那曹战国墓、古汉墓群、泥盆系大乐剖面、那路传统村落等元素的古郡文化。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调查人员在象州县东北部发现了军田村古城、大乌来村古城和大普化村古城这“三大古城”。其中军田村古城遗址仍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城墙轮廓，从军田村旁的马鞍山上俯瞰仍可看到古城遗址的全貌[2]。
桂林郡在众多古籍中有所记载。当时的桂林郡，管辖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地方。然而，各郡治在何处，史书上并无详细记载。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三郡的位置和郡治也因此成为成为学界极具争议的话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秦桂林郡的所在地有桂平、贵港、百色、象州军田村及象州扶满村一带等五说。其中，象州县文史学者陆干斌在1995年首次提出了他的观点，即秦代真正的桂林郡治应该是在今天的来宾市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3]。此后，有许多学者陆续支持他的观点。
2014年，记者王剑发表了一篇《透过历史迷雾探寻“广西第一古城”曾是屯戍之地》，陆干斌的学说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当时除了今桂平说、贵港说及百色说之外的秦桂林郡第四说。同年，象州县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文史学者深入调研，并将调研报告《“广西第一古城”刍议》以及调研资料和相关论述文章汇编成《秦桂林郡治在象州资料汇编》一书。该研究一方面为论证罗秀镇军田村古城为壮族的先民——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以及占领骆越文化高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有力否定了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在今越南河内的说法，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为论证罗秀镇军田村古城为秦桂林郡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进一步说明象州历史之悠久、文化底蕴之深厚，称“千年古郡”名副其实。
2016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和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象州县“三大古城”特别是军田村古城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古发掘，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三座城址调查简报》中表示，古城建筑年代为秦代。人类活动可追溯至商周时期。这也为军田村古郡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明。
（二）社会凝聚的路径：节庆仪式及民间组织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仪式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节庆仪式及仪式中形成的组织是增加彼此间连接的桥梁，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仪式能使同一区域的民众成为亲密的团体。通过仪式代代传承的传统习俗让民族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也因此成为社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悠久的历史底蕴给军田村留下的不仅是古城遗址，还有丰富的节庆仪式及由此产生的民间组织，它们是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来源。社会凝聚是社会网络以及个体间的联系产生的互惠和信任的粘合剂，它重视团体成员对社会的参与，注重提高个人与集体之间互动，致力缩小个体之间差距，强调建立在责任感和共同价值基础上的信任与团结。军田村的节庆仪式及民间组织正是通向社区团结与凝聚的重要路径，它们不但是古城延袭至今的绵长历史的见证与体现，也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了解当前社区所面临的困境和难处的透镜。 1.社会凝聚路径之一：军田村的节庆活动
首先，春节是军田村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也是全村一同进行活动的重大节日之一。村民们非常重视春节的团聚，出门在外的游子都会不远万里地回家。春节期间会组织各样的仪式及聚餐活动，在大年初一和十五，会有部分有需要的村民前往村上的甘王分庙进行祭拜，而村内的舞狮队会在春节期间参与祭拜仪式。这种祭拜在非春节期间的初一、十五也会进行。大年初二开始，村内会自行组织各种娱乐活动，如篮球赛、广场舞比赛等。这些活动不仅仅是在村内进行娱乐，同时也会邀请邻村村民参与，或者应邀到其他村寨，甚至乡、县地区去比赛。娱乐活动一直延续到农历十五，可谓一年之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其次，甘王信仰是象州地区壮族民间一种独特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也衍生出了多种节庆。甘王，原名罗应，系广西象州县大樟乡人（原大樟乡属象州县管辖，后划到金秀县），后来受封大将军时被称作甘佃。他家底丰厚、乐善好施①①据万历《广西通志》记载：“甘佃，象州人，家富而乐施，凡窘戚有求者，未尝少吝。性灵异，决祸福如响。一日聚邻里告曰：‘吾已厌世矣！’言讫遂瞑目而逝。乡人立庙祀之。” ，带领一帮难兄难弟参加了南朝军队，一路披荆斩棘、大获全胜。南朝皇帝刘裕念十分看重他显赫的战功，欲封他为“护国大将军”。但罗应并不愿意接受封爵，反而请求皇帝下旨免去大樟、中平、象州一带百姓皇粮。罗应去世后，南朝朝廷念其战功而修建了一座大庙，甘罗应逐渐由人而被神化，甘王信仰也成为了广西象州地区流传最广的壮族民间一种独特的宗教信仰。目前，甘王信仰以象州为中心，旁至来宾、武宣、金秀，北达鹿寨，南至桂平，形成了桂中地区广大民众一个独特信仰和文化现象。
甘王的生日为农历七月二十八，这是象州一带的一个隆重的节日。在这一天，军田村的村民会前往大彰的甘王总庙，舞狮团会前去进行舞狮表演，村民们则前去烧香祈祷，希望能求得身体健康、事业有成、一方水土平安。部分村民因认为前往大彰太过麻烦，则会在村头的分庙进行祈福。
除了甘王生日外，还有“甘王出游”的活动。军田村的甘王庙是隶属于大彰乡甘王总庙下的分庙，总庙近年为了宣传甘王的精神，开始恢复传统的甘王出游活动。历史上曾经有一段甘王出游活动的高峰期，明末清初时乃是最兴旺的时候，由于当时信仰兴盛、分庙众多，每年甘王出游都是九月份开始，直到三月份才回到总庙。之后，甘王出游活动因各种原因中断过若干次。2018年，总庙在九月份组织代表前往各分庙，各地分庙则会在当地组织聚餐等活动迎接总庙的来客。由于军田村在区域甘王信仰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成为了不可绕过的重要一站。
此外，清明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军田村以覃姓和韦姓为主，两个家族一定会组织代表去祭拜祖坟，例如韦氏家族会派代表去大周福寿村的老太爹祖坟。另外，在大族下还分有小族，其中韦氏家族下分3小族，覃氏家族分2小族，这些小族也会组织起来去祭拜。祭拜是长辈教育下一代的一个重要场合，例如长者会教导后代要勤奋读书、诚实做人、不游手好闲等。清明的祭拜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但这种祭拜活动没有固定的领队，而是族内商量、每年轮流来组织。这体现了军田村家族内部的高度组织性。
军田村浓厚的节庆气氛一直吸引着周围的村庄，军田村的村民们也会用自己的热情招待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同时，当邻近村寨有节庆的时候也会邀请军田村参加，例如，临近的苏村有着一个传统节日，即全村各家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一宴请远近的亲朋好友，近年来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并不熟识的人也参与进其中，人数高达近1000人，作为友邻的军田村自然也是重点邀请对象之一。因此，在你来我往中，节庆成为了军田村与邻近村落的沟通桥梁。
2.社会凝聚路径之二：军田村的民间组织
首先，军田村的村口设有一个甘王庙分庙，其总庙是位于大彰乡的甘王祖庙，军田村的分庙属于其下200多个分庙之一。军田村內有一批管理人员对该分庙进行管理，为首的有庙头覃逸文、管理钱财的潘小秀与统计数据的韦进良等人，另外还有若干管理人员，一共12个人。其中作为庙头的覃逸文主要负责组织活动，其职责有在庙会有活动的时候召集众人、安排每个人的任务等。该甘王庙具体的活动时间有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以及七月的中元节等节日。在这些日子里，军田村的部分村民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前往庙内。在2017年以前，庙头由村上的熊美玉担任。2017年时，由庙内的十几位成员共同选举出覃逸文作为新任庙头。庙会的主要成员大多为女性，但大家出于对覃逸文的信任，还是推选他为庙头。
其次，村内还存在着一个舞狮团。舞狮团总共可以分成三部分，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位小脸，分别是孙悟空与和尚，其职责主要是引导后面的舞狮者;被小脸引导着的是两头狮子，但由于舞狮活动非常劳累，所以每头狮子分别需要2个扮演者和2名替换者，总共有8个人;小脸两侧还有2到4名舞旗者;走在最后的是4到5名敲锣打鼓的乐手。包括正式表演的人员、替补队员及前来学习和单纯在内，整个舞狮团队大致有20人左右。舞狮团主要是在节日的时候进行活动，如庙会活动、节庆仪式等。军田村的舞狮团组织了15余年，虽然比不上附近大周已经成立20余年的舞狮团成立时间久，但由于军田舞狮团动作更加丰富、带领者覃逸文人缘更好，因此周围村寨有红白喜事或者庙内有庙会等其他活动的时候，还是会先邀请军田村的舞狮团。
除此之外，军田村还在约3年前成立了广场舞组织，组织者是村口小卖部的老板娘宋某（化名，下同）和队长谭美清。最初成立时有20人，其中年长的约五人，其余皆为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2018年过年期间，由于人数的增多，广场舞队按年龄分成了2组，较年轻的中年组共12人，较年长的老年组为16人，远超出周围村庄的舞队人数。51岁的宋某出于兴趣爱好，义务组织起了广场舞队，不仅每天利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从网上下载视频、自学舞蹈并且根据军田舞队的情况进行改编。同时她也兼任教练的职务，督促队内十余名队员前往广场上排练。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会因指出队员动作错误或自身编排舞蹈动作过难等各种原因，受到队内其他成员的质疑，但总体而言，作为队内义务组织的年长者，成员们对她还是十分尊敬的，在各种歌曲、舞蹈等抉择上还是听从她的意见。在她和队长谭美清的带领下，该组织在各大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最后，覃姓作为军田村的主要姓氏，隶属于覃氏宗亲会。每隔3年，远近的覃氏家族的人就会团聚在一起，祭祀覃煖公。例如，由象州县覃氏清明祭扫筹委会商议，2018年4月14日上午10点18分在象州县马坪镇新庆村覃煖公始祖广场举行覃煖公后裔大祭祖活动，期间还举行了《象州覃氏族谱》首发仪式。《象州覃氏族谱》由覃氏后人对煖公宗族的发展脉络进行收集、整理并出版发行，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及历史价值。本次大祭祖活动意义重大，远近宗亲纷纷踊跃参加，共同见证这场弘扬象州覃氏文化的盛事。祭祖由各地宗亲会组织参加，每人捐资100元，多捐则不限。
二、当前困境：民间组织与官方教育的发展瓶颈
军田村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村寨，拥有浓郁的节庆氛围与多样的民间组织。军田村节庆文化能够得到有效发展，很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地方精英的积极参与及组织。熊美玉、覃逸文与陆永东一直都在甘王庙方面尽心尽力地组织着相关活动，宋某与谭美清在组织广场舞活动上的贡献也不可低估。这些地方精英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他们在地方中兼具领导力与影响力，以及前沿性的战略眼光，并且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引导不同村民群体。他们的参与和组织是目前各种节庆活动及基层组织能顺利运转的重要基础。
但军田村内部分民间组织的发展遭遇了瓶颈。军田村内部的节庆活动几乎都是群众自发组织，军田村村委的参与度较低，只有在涉及乡、县一级的活动时才会出现官方的介入。但单纯的民间自发组织很难长久地发展下去。例如，广场舞队在今年春节过后就很少组织过活动了，原因主要是队长身体状况欠佳以及隊员忙于砂糖桔种植不愿活动。但究其根本，还是后者的比例占得较大。近年来，由于村内几位村民在种植砂糖桔上收益颇丰，带动了村内经济收入方式的转型，而砂糖桔的种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春节前后正是收果的忙碌时期，在家的年轻妇女为了增加收入纷纷投入收果的工作中，白日的劳累使她们没有过多的精力再在晚上参与广场舞的活动。年长的妇女则承担了家中原属于年轻妇女的繁重家务，也不愿意再出来活动，而是在家做家务、带小孩。因此，官方如果能在组织、管理、财力等方面适当介入，对节庆活动适量增加统一规划和管理机制，将会更有效地推动当地节庆活动的运营和发展的。
这种瓶颈也出现在了军田村的教育问题上。军田村历来对教育非常重视。早在1964年，军田村就建立了完小点，在当时，附近村子虽然拥有小学，但大部分只有一到三年级，军田村完小则为周围众多村子提供了上学的机会，包括上下那曹村、大周三村、王汉及那丽等。由于军田村村民对教育非常重视，村里出过不少的人才。从1950年起，军田村已经出过93名大学生，其中包括了3名博士生。
军田村对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了村内的老师身上。廖炳军是王汉村的村民，从1965年开始教书，直至2005年退休，他在教师的职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整整40年。王汉村的小学始建于1950年，他作为当年全村唯一一个中学毕业的高材生，被村民推选成为学校里唯一的老师。廖炳军将教师这份职业看得非常神圣。一方面，他了解到其他老师的教学质量优异，便虚心学习他人的教学经验。另一方面，他经常带着其他老师一同学习，每周组织一次数学、语文、作文的教研课，并且有意识地给老师们安排任务，以提高教学质量。
廖炳军在40年的教师生涯中遇到过种种困难。首先，教师的工资并不算高。转正前，民办老师的工资与生产队的社员待遇一样，以工分的形式计算，到年底分红，唯一优越的一点是国家一个月会补贴11块钱;转正后的工资是110一个月。其次，转正后他立马被调到离家甚远的小学教学，同时一上任就从三年级的老师转为六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当年他的大儿子也考上了大学，家里只有他夫人一人承担所有劳作。廖老师在他家中接受访谈时提到：
我转正后就被调了。当时我是民办老师，他（校长）不调动我，等我转正了，成公办老师了，就调动了。当时我本来三年就可以结束，结果他们动员我又呆了两年。我去之前那里有两个班，一个班才考取六个学生，当时中学分数上就去镇里面读，分数不上就不得。后来我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学区的校长、村委的干部就要求我带六年级毕业班，我说我六年级都不教过，我一直都只带过一二三年级，没有经验。我就不答应，校长就做我的思想工作，你大胆做下去，我就硬着头皮做了。做了一届毕业班，后来毕业考试，我带的班考上罗秀的有13个，翻一番，还得一个上县中。
后来我就说，我不带了，下一届让年轻人来带。他说不行，你有经验。又让我来带。又带一届，又翻一番，24个。后来我带了这一届，他还是要我带，带第三届。后来学校出了些事，那学校校长得病，不幸去世了。当时这个校长没有了，我又是毕业班班主任，我又是教务处主任，担子好重。教务主任就要组织老师搞教研、组织公开课、检查备课。后来没有校长了，上面又没有及时派校长，学校又要我做代校长。有什么会、活动又要我去开。第三届毕业班就不用我带了。我代了校长，工作了一年。第三年一个班上十二个，降低了。①①2018年8月4日在廖炳军家中对其进行的采访。
可以看出，廖老师不畏惧任何困难，不断迎难而上、奋勇前行。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他不但能迎风前行，并且也做到了乘风破浪，做到了教学成果的重大突破。
军田村的韦登凡今年82岁，他从1963年到1995年的32年期间一直在军田村小学担任小学老师。他与廖炳军一样，没有固定的课程，而是语文、数学、美术、劳动、体育、音乐等全部课程都上。没有前辈的指导，只能靠他们自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自己学习、自己摸索，有时也会利用暑假的时候去象州教育局进行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培训。
可以看出，村上几位年长的老师都是在群众的推选下走上讲台的，面对并不优渥的职业待遇，支撑他们一直走下去的是对孩子们一片赤诚之心以及对社会深切的责任心。正如廖老师所说，“罗秀镇这个教学就是很重视，连续五年教学质量排在县里第一位。我们这个学区抓得好。我们学区这个校长管的全面，重视教学”。正是在这样一群有爱心、责任心的老师和校长的领导下，军田村才会人才辈出。 但在目前，历来重视教育的军田村在教育方面却也遭遇了瓶颈。近年来，军田村的收入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迁。由于砂糖桔种植赚取的金额较大，砂糖桔种植衍生出来的许多工种及外出打工的工资也同样不低，因此砂糖桔种植及外出打工目前成为了主流，原有的桑蚕、水稻种植等逐渐式微。在与村民宋某的采访中，可以发现收入结构变迁对当地的影响：
现在他们都有钱，不要看他们在家劳动，去年他们有人種果，五六十万。那个叫永进的，去年58万，前年又得了20几万，有个叫德宏的也是20几万，（除了种植外，）做工还得钱。
像他们出去做泥水的，一天做工得200多。你看就像他们去帮别人捡果也是120，喷农药就是150，他们还有钱，在外面的不算有钱，就是分工不同而已，不被太阳晒、雨淋，收入还是比不上。所以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忙，不大读书，聪明伶俐的就去做工了。像那个去年得30万的，他儿子读了不到一年的初中，就不去了，在家。现在农村要是这个果价钱不减就会一直这样的。他们得钱马上买车，一到春节全是车。在农村做得好的也是有钱的。①①2018年8月9日在宋某家中对其进行的访谈。
与节庆仪式等民间活动类似，当下的收入结构导致了许多青年男性不愿意继续读书，而是辍学打工。相反，反倒是村上的女孩子更愿意读书，考取大学的比率逐年上升。
目前军田村在教育上遇到的困境，是中国传统礼俗社会面对现代化冲击产生“不良症状”的表现之一。知识对于社会凝聚非常重要。遗忘历史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因为传统与历史可以让我们的记忆延展到遥远的过去，并且让个体甚至全人类从传统经验中受益，使我们了解到人类社会及文化的多样性以及隐匿在多样性之中的同一性。不论是从非官方的节庆仪式还是官方的教育机构中中获得的知识，都致力于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观，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展现来维系社区与社会团结。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中，想要在动荡激烈的竞争中站稳将根的重要基础便是凝聚社会成员。具体而言，农村社区目前正在面临的多种凝聚力问题，如认同危机、信任缺失、经济快速发展下社区结构受到冲击造成的阶层结构不稳定、社会发展与国家富强对农民的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城镇化推进下农民对社区参与程度的下降等，这些都是影响农村社区稳定和谐的因素。官方教育与非官方仪式等方式是社会内部个体找寻自我身份的路径，也是重构身份认同、重新凝聚社区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力量，一种群体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使群体被团结在一起并保持群体共同动力的合力[4]，来重新整合社区。
三、认同重构：重拾传统凝聚力量
在人类的生活中，似乎存在着一种“需要”（need）……那些急迫地想使这一“需要”在日常的活动之中得到满足的人，会在仪式的阈限中去寻求[5]206。现代性下的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以及制度化的反身性，都在影响着个体自我认同的形成以及削弱着绝对权威的存在。军田村目前出现的困境正是传统的凝聚方式逐渐式微的情况下社区各方面与传统断层，而新的身份认同未能及时发挥作用的后果之体现。
（一）凝聚与重构：节庆活动与组织对社区的积极作用
军田村的节庆活动，无论是传统有之的甘王庙会及甘王出游，还是现代后兴的广场舞、篮球赛，通过参与者的交流沟通与表演者的动作性展演，种种节庆仪式构成了社区意识的基础，为建立联系与共同意识提供了空间，有助于提升个体之间的社会关联并消除彼此间的孤立。
参与活动意味着被社区接纳与融入，成为社区的一份子。这一点可以通过仪式对新进外来人员的接纳与融合来理解。常年在外打工的覃秋琳，刚于2018年年初回到家中，开始种植砂糖桔，而其他成员依旧在外打工或上学，军田村的家中仅留下了她与婆婆二人。常年与村内没有联系的她，正是通过参与庙会的舞狮队活动逐步与村上众人开始建立或恢复关系。她与舞狮队内的众人关系逐日亲密，2018年8月的金秋时节，村内某妇女由于住院无法及时插秧，她与舞狮队内的朋友们便一齐自发地前往她家的田里，义务地合作替她完成插秧工作。
同时，以上的节庆社团为一种在节日传统背景下进行社交活动的组织，个体在仪式中的身份取决于他们对该社团的融合程度及所作贡献，这正是以上仪式活动拥有平等性及普同性的基础。换言之，活动中的每个人都受到相同目标的驱使，活动中的不同身份并不代表彼此间存在高低之分，每个参与者在理想中是拥有相同权利及正当性的平等个体。这种平等普同的氛围也是更好地提升关联、消除区隔的原因之一，年轻劳动力逐渐外流的社区也在融洽的氛围中逐步整合。
其次，仪式过程中存在着言语玩笑、肢体攻击、身份匿名与重构等看似混乱的“失序”现象，但它们并不会对社区的改变与转变造成影响，因为这些现象仅仅代表短暂的阈限过程，混乱本身并不会延伸到仪式外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活动中充斥着参与者充满着风趣幽默的方言式笑话，尤其是在仪式后的集体聚餐活动中，他们在用自身独特的方式联络感情、构建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交性的一个特点是在对话中仅仅为了谈话的乐趣和快乐来有趣地运用语言本身[6]。虽然幽默的玩笑不能解释一切，但它明显是参与者释放压抑情感的途径之一。因此，正如特纳所言，在情感的层面上，没有什么能够像过度和暂时被允许的违法行为那样，为人们带来极大的满足感[5]179——“混乱”不会搅乱社会组织及秩序，结构与认同在暂时的失序后反而被强调。
最后，活动前排练预备、活动中对集体记忆的再现展演、活动后的共享餐食等方式，对集体认同进行了强调。相比起理想化一个“想象的社区”，这些具体的实践行为都是在用来加强共享经验及共建认同。
仪式活动也拉近了年龄相近的同代人之间的距离。年轻一代的篮球赛、中年妇女们的广场舞、中老年人的舞狮团，军田村的社区团体通过为仪式或活动做准备工作，搭建起了同龄人之间的交流的平台，排练过程中相互信任、互帮互助的团体氛围也促使平时缺乏沟通的参与者凝聚成一个共同的团体。此外，参与者一同吃饭的形式也加强了社区的基本纽带。在饭桌上，个体间有现成可用的交流主体：节日或仪式本身，许多想法、感受和幽默的玩笑由此得以进一步发展，用餐便从分享食物发展为自我表达及相互沟通的场所。 因此，集体用餐是公共领域的核心之一。共同分享饮食使人们在活动中团结起来，并且加强他们之间的纽带和成员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语境中，食物的质量不是最关键的，譬如2018年大彰甘王总庙的选举会后的公共聚餐中，每七八人围聚而成的饭桌上仅配有一菜一汤且做工粗糙，但参与者的共同目的是为了选出带领人或者是敬拜祈福，所以饭桌上鲜少听见抱怨，成员之间社交成为超越饭食质量的存在。 （二）突破瓶颈：宗族意识与村落认同的重构
大部分民间组织是建立在各人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初中程度以上的教育也没有硬性规定，因此当它们与赚取经济收入相冲突时，大部分村民会选择放弃兴趣或教育，转而投身于种植事业中。因此，对于目前军田村出现的发展瓶颈，需要寻找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凝聚。
首先，现代体制内的精英并未在以上领域内发挥相当的作用。在军田村不同领域内发挥作用的地方精英大多为传统型精英，村委等非传统型力量需要在更多方面发挥自身的作用。由于我国乡村在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暂时处于一种相对城市而言较为落后的情况，因此乡村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远不如城镇。上述提到的许多地方精英与人才都已经离开军田村，仍然留在村内并投入地方工作的人才少之又少。此外，对于团队的力量而言，个人的力量还是相对薄弱，面对个人家庭、经济及集体管理上的困难，许多精英人才便容易动摇，选择放弃义务的群众工作而专心于个人事务。同时由于乡村精英个人素质具有局限性，因此容易出现个别领导者的权力垄断、权力滥用或决策失误。因此，想要精英在地方上发挥其积极作用，就必须为其培养一个任其发展的肥沃土壤，需要培养类似军田村庙会管理团队的精英团队，不仅可以分担管理与决策的压力，也可以避免个人的失误。
其次，应当尽量多发挥村内的地方精英的号召力量。乡村精英在地方上的带头作用非常可观，成功的精英具有榜样的作用。上文提到的众多军田村的地方精英及组织，他们通过广场舞团、甘王庙会、覃氏宗亲会分别与军田村周围村寨、大彰甘王总庙以及整个广西的覃氏产生关联，而这些联系还有继续扩展的趋势，这种凝聚力自然是不容小觑的。因此，为了突破发展瓶颈，可以动员村中拥有高等学历的村民，发挥出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利用他们作为教育范本，同时加强对宗族意识的利用，进一步加强年轻一代对宗族权利义务的理解与承担，以及对发展和保护家园遗产的担当，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军田村现有年轻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看法，扭转当前的教育困境。
最后，传统型精英与现代体制内精英并非二元对立。两者应该多加沟通，相互交流双方的想法，充分发挥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条线各自的优势，双管齐下地利用好二者的领导力量与前瞻决策，发挥二者相互监督的效用，避免权力滥用。此外，传统约束与现代制约也并非二元对立，在法律政策、行为规范逐渐取代了家规家训的当下，军田村内的家谱族谱、宗亲关系也逐渐在年轻一代中被淡化。但我们可以通过上述分析看到，传统节庆仪式与民俗活动对军田村的对内凝聚及对外沟通均产生了巨大作用，地方精英积极组织编修《覃氏族谱》、编纂《甘王道教书》、重兴“甘王出游”活动，这正是他们对传统村落认同构建方式表示认可的体现。只有重新利用民间精英及组织对社区的凝聚力，才能在对农村社区的凝聚道路上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
四、结语
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复杂的文化背景，引发了个体身份模糊不明的认同危机。军田村目前所呈现出的民间组织与官方教育的发展困境，是地方社区面对多重可能性的迷失与困惑。但军田村的地方精英正是看到上述社会凝聚路径的可行性，不断地展演并加强身份认同，由此提升内部凝聚力。其结果是在一个公认的认同下，个体能更好地意识到自身对集体的社会职责所在，这不仅能成为目前乡村治理与发展困境的解决进路，也能反作用于社会凝聚，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和稳定。因此，身份认同与社会凝聚的问题应当得到高度重视，传统认同构建方式对解决当下凝聚危机及未来发展瓶颈的作用也应引起相应关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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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吴才茂]
关键词：全球化;村落认同;节庆仪式;民间组织
中图分类号：C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9）02-0081-08
近年来，随着乡村发展经验的逐步成熟，我国的乡村建设重心已经逐渐从经济层面转移到文化层面。因此，在乡村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个体间的依赖性及社区内部的凝聚力的变迁也成为了学术界的研究重點。作为个体焦虑的来源之一，传统的自我认同体系在遭到破坏后引发的认同危机，也在遗产保护与文化旅游正兴旺的当下成为了讨论焦点。本文基于以上理论观点，结合笔者近年来的田野调查经历，考察当地如何受到节庆仪式及地方组织的影响，探讨这些形式的凝聚力何以运用到当地的身份认同构建及其他方面。本文大部分实地资料来源于笔者于2017年11月至2018年9月在军田村的3次田野调查。军田村是一个壮族聚居的村寨，全村共有军田、那利、王汉、上那曹、下那曹、下大周、中大周、新大周等八个自然屯，共976户、3571口人，以韦姓与覃姓为主要姓氏。
一、身份认同：全球化语境下的社会凝聚路径
目前，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在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下，农村经济得以蓬勃发展。但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表象背后，是空巢化与离散化的农村治理困境。村内劳动力大规模外流、村庄内部凝聚力不足、个体间以及个体与社区的联结缺失等，都是当下乡村发展中“脱嵌”危机的具体表现。
日渐模糊的族群边界与逐渐瓦解的身份认同的确是全球化进程的后果，但事实上它并没有完全击垮集体记忆与认同，地方传统、记忆及仪式的复兴就是一种证明。这种对传统的兴趣之复兴可以理解为地方社区对全球化的回应。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认为，民族认同对现代性具有显著作用，它适合现代各种社会群体与个体的需要……因为民族主义的神话、记忆、象征符号和仪式为这样的社会内聚力和政治行动奠定了基础[1]。作为一个社区的基石，其身份认同是通过各种方式形成的。各种传统神话及民间传说正是一种体现，这些故事综合成一种叙述，它们发展成为一个特定族群的全体成员所接受和分享的共同记忆。此外，还包括官方教育、社会劝诫、民间组织，以及集体节庆及其仪式等。由是观之，军田村是如何通过不同路径对身份认同进行构建，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及反思。
（一）军田古城：建置沿革及“桂林郡”郡治之争
军田村坐落于广西中部、大瑶山西麓的象州县。象州历史悠久，相传四千多年前，舜帝筑坛封象立祠于今象州，由是“地始得象名”。象州目前形成了以军田古城为代表的，包括其周围大普化村古城、大乌来村古城、下那曹战国墓、古汉墓群、泥盆系大乐剖面、那路传统村落等元素的古郡文化。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调查人员在象州县东北部发现了军田村古城、大乌来村古城和大普化村古城这“三大古城”。其中军田村古城遗址仍然保留着较为完整的城墙轮廓，从军田村旁的马鞍山上俯瞰仍可看到古城遗址的全貌[2]。
桂林郡在众多古籍中有所记载。当时的桂林郡，管辖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大部分地方。然而，各郡治在何处，史书上并无详细记载。由于缺乏直接证据，三郡的位置和郡治也因此成为成为学界极具争议的话题之一。目前学术界对秦桂林郡的所在地有桂平、贵港、百色、象州军田村及象州扶满村一带等五说。其中，象州县文史学者陆干斌在1995年首次提出了他的观点，即秦代真正的桂林郡治应该是在今天的来宾市象州县罗秀镇军田村[3]。此后，有许多学者陆续支持他的观点。
2014年，记者王剑发表了一篇《透过历史迷雾探寻“广西第一古城”曾是屯戍之地》，陆干斌的学说引起广泛关注，成为当时除了今桂平说、贵港说及百色说之外的秦桂林郡第四说。同年，象州县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文史学者深入调研，并将调研报告《“广西第一古城”刍议》以及调研资料和相关论述文章汇编成《秦桂林郡治在象州资料汇编》一书。该研究一方面为论证罗秀镇军田村古城为壮族的先民——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以及占领骆越文化高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有力否定了骆越人的祖居地和最早的都城在今越南河内的说法，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另一方面为论证罗秀镇军田村古城为秦桂林郡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进一步说明象州历史之悠久、文化底蕴之深厚，称“千年古郡”名副其实。
2016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和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对象州县“三大古城”特别是军田村古城进行了为期半个月的考古发掘，并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三座城址调查简报》中表示，古城建筑年代为秦代。人类活动可追溯至商周时期。这也为军田村古郡提供了有力的历史证明。
（二）社会凝聚的路径：节庆仪式及民间组织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仪式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节庆仪式及仪式中形成的组织是增加彼此间连接的桥梁，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仪式能使同一区域的民众成为亲密的团体。通过仪式代代传承的传统习俗让民族文化充满生机与活力，也因此成为社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悠久的历史底蕴给军田村留下的不仅是古城遗址，还有丰富的节庆仪式及由此产生的民间组织，它们是社区凝聚力的重要来源。社会凝聚是社会网络以及个体间的联系产生的互惠和信任的粘合剂，它重视团体成员对社会的参与，注重提高个人与集体之间互动，致力缩小个体之间差距，强调建立在责任感和共同价值基础上的信任与团结。军田村的节庆仪式及民间组织正是通向社区团结与凝聚的重要路径，它们不但是古城延袭至今的绵长历史的见证与体现，也是我们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了解当前社区所面临的困境和难处的透镜。 1.社会凝聚路径之一：军田村的节庆活动
首先，春节是军田村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也是全村一同进行活动的重大节日之一。村民们非常重视春节的团聚，出门在外的游子都会不远万里地回家。春节期间会组织各样的仪式及聚餐活动，在大年初一和十五，会有部分有需要的村民前往村上的甘王分庙进行祭拜，而村内的舞狮队会在春节期间参与祭拜仪式。这种祭拜在非春节期间的初一、十五也会进行。大年初二开始，村内会自行组织各种娱乐活动，如篮球赛、广场舞比赛等。这些活动不仅仅是在村内进行娱乐，同时也会邀请邻村村民参与，或者应邀到其他村寨，甚至乡、县地区去比赛。娱乐活动一直延续到农历十五，可谓一年之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
其次，甘王信仰是象州地区壮族民间一种独特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也衍生出了多种节庆。甘王，原名罗应，系广西象州县大樟乡人（原大樟乡属象州县管辖，后划到金秀县），后来受封大将军时被称作甘佃。他家底丰厚、乐善好施①①据万历《广西通志》记载：“甘佃，象州人，家富而乐施，凡窘戚有求者，未尝少吝。性灵异，决祸福如响。一日聚邻里告曰：‘吾已厌世矣！’言讫遂瞑目而逝。乡人立庙祀之。” ，带领一帮难兄难弟参加了南朝军队，一路披荆斩棘、大获全胜。南朝皇帝刘裕念十分看重他显赫的战功，欲封他为“护国大将军”。但罗应并不愿意接受封爵，反而请求皇帝下旨免去大樟、中平、象州一带百姓皇粮。罗应去世后，南朝朝廷念其战功而修建了一座大庙，甘罗应逐渐由人而被神化，甘王信仰也成为了广西象州地区流传最广的壮族民间一种独特的宗教信仰。目前，甘王信仰以象州为中心，旁至来宾、武宣、金秀，北达鹿寨，南至桂平，形成了桂中地区广大民众一个独特信仰和文化现象。
甘王的生日为农历七月二十八，这是象州一带的一个隆重的节日。在这一天，军田村的村民会前往大彰的甘王总庙，舞狮团会前去进行舞狮表演，村民们则前去烧香祈祷，希望能求得身体健康、事业有成、一方水土平安。部分村民因认为前往大彰太过麻烦，则会在村头的分庙进行祈福。
除了甘王生日外，还有“甘王出游”的活动。军田村的甘王庙是隶属于大彰乡甘王总庙下的分庙，总庙近年为了宣传甘王的精神，开始恢复传统的甘王出游活动。历史上曾经有一段甘王出游活动的高峰期，明末清初时乃是最兴旺的时候，由于当时信仰兴盛、分庙众多，每年甘王出游都是九月份开始，直到三月份才回到总庙。之后，甘王出游活动因各种原因中断过若干次。2018年，总庙在九月份组织代表前往各分庙，各地分庙则会在当地组织聚餐等活动迎接总庙的来客。由于军田村在区域甘王信仰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成为了不可绕过的重要一站。
此外，清明节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军田村以覃姓和韦姓为主，两个家族一定会组织代表去祭拜祖坟，例如韦氏家族会派代表去大周福寿村的老太爹祖坟。另外，在大族下还分有小族，其中韦氏家族下分3小族，覃氏家族分2小族，这些小族也会组织起来去祭拜。祭拜是长辈教育下一代的一个重要场合，例如长者会教导后代要勤奋读书、诚实做人、不游手好闲等。清明的祭拜是一个非常大型的活动，但这种祭拜活动没有固定的领队，而是族内商量、每年轮流来组织。这体现了军田村家族内部的高度组织性。
军田村浓厚的节庆气氛一直吸引着周围的村庄，军田村的村民们也会用自己的热情招待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同时，当邻近村寨有节庆的时候也会邀请军田村参加，例如，临近的苏村有着一个传统节日，即全村各家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一宴请远近的亲朋好友，近年来规模越来越大，许多并不熟识的人也参与进其中，人数高达近1000人，作为友邻的军田村自然也是重点邀请对象之一。因此，在你来我往中，节庆成为了军田村与邻近村落的沟通桥梁。
2.社会凝聚路径之二：军田村的民间组织
首先，军田村的村口设有一个甘王庙分庙，其总庙是位于大彰乡的甘王祖庙，军田村的分庙属于其下200多个分庙之一。军田村內有一批管理人员对该分庙进行管理，为首的有庙头覃逸文、管理钱财的潘小秀与统计数据的韦进良等人，另外还有若干管理人员，一共12个人。其中作为庙头的覃逸文主要负责组织活动，其职责有在庙会有活动的时候召集众人、安排每个人的任务等。该甘王庙具体的活动时间有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以及七月的中元节等节日。在这些日子里，军田村的部分村民会根据自己的需求前往庙内。在2017年以前，庙头由村上的熊美玉担任。2017年时，由庙内的十几位成员共同选举出覃逸文作为新任庙头。庙会的主要成员大多为女性，但大家出于对覃逸文的信任，还是推选他为庙头。
其次，村内还存在着一个舞狮团。舞狮团总共可以分成三部分，走在最前面的是两位小脸，分别是孙悟空与和尚，其职责主要是引导后面的舞狮者;被小脸引导着的是两头狮子，但由于舞狮活动非常劳累，所以每头狮子分别需要2个扮演者和2名替换者，总共有8个人;小脸两侧还有2到4名舞旗者;走在最后的是4到5名敲锣打鼓的乐手。包括正式表演的人员、替补队员及前来学习和单纯在内，整个舞狮团队大致有20人左右。舞狮团主要是在节日的时候进行活动，如庙会活动、节庆仪式等。军田村的舞狮团组织了15余年，虽然比不上附近大周已经成立20余年的舞狮团成立时间久，但由于军田舞狮团动作更加丰富、带领者覃逸文人缘更好，因此周围村寨有红白喜事或者庙内有庙会等其他活动的时候，还是会先邀请军田村的舞狮团。
除此之外，军田村还在约3年前成立了广场舞组织，组织者是村口小卖部的老板娘宋某（化名，下同）和队长谭美清。最初成立时有20人，其中年长的约五人，其余皆为40岁左右的中年妇女。2018年过年期间，由于人数的增多，广场舞队按年龄分成了2组，较年轻的中年组共12人，较年长的老年组为16人，远超出周围村庄的舞队人数。51岁的宋某出于兴趣爱好，义务组织起了广场舞队，不仅每天利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从网上下载视频、自学舞蹈并且根据军田舞队的情况进行改编。同时她也兼任教练的职务，督促队内十余名队员前往广场上排练。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会因指出队员动作错误或自身编排舞蹈动作过难等各种原因，受到队内其他成员的质疑，但总体而言，作为队内义务组织的年长者，成员们对她还是十分尊敬的，在各种歌曲、舞蹈等抉择上还是听从她的意见。在她和队长谭美清的带领下，该组织在各大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最后，覃姓作为军田村的主要姓氏，隶属于覃氏宗亲会。每隔3年，远近的覃氏家族的人就会团聚在一起，祭祀覃煖公。例如，由象州县覃氏清明祭扫筹委会商议，2018年4月14日上午10点18分在象州县马坪镇新庆村覃煖公始祖广场举行覃煖公后裔大祭祖活动，期间还举行了《象州覃氏族谱》首发仪式。《象州覃氏族谱》由覃氏后人对煖公宗族的发展脉络进行收集、整理并出版发行，具有不可估量的文化及历史价值。本次大祭祖活动意义重大，远近宗亲纷纷踊跃参加，共同见证这场弘扬象州覃氏文化的盛事。祭祖由各地宗亲会组织参加，每人捐资100元，多捐则不限。
二、当前困境：民间组织与官方教育的发展瓶颈
军田村作为一个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村寨，拥有浓郁的节庆氛围与多样的民间组织。军田村节庆文化能够得到有效发展，很大的一个优势在于地方精英的积极参与及组织。熊美玉、覃逸文与陆永东一直都在甘王庙方面尽心尽力地组织着相关活动，宋某与谭美清在组织广场舞活动上的贡献也不可低估。这些地方精英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他们在地方中兼具领导力与影响力，以及前沿性的战略眼光，并且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引导不同村民群体。他们的参与和组织是目前各种节庆活动及基层组织能顺利运转的重要基础。
但军田村内部分民间组织的发展遭遇了瓶颈。军田村内部的节庆活动几乎都是群众自发组织，军田村村委的参与度较低，只有在涉及乡、县一级的活动时才会出现官方的介入。但单纯的民间自发组织很难长久地发展下去。例如，广场舞队在今年春节过后就很少组织过活动了，原因主要是队长身体状况欠佳以及隊员忙于砂糖桔种植不愿活动。但究其根本，还是后者的比例占得较大。近年来，由于村内几位村民在种植砂糖桔上收益颇丰，带动了村内经济收入方式的转型，而砂糖桔的种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春节前后正是收果的忙碌时期，在家的年轻妇女为了增加收入纷纷投入收果的工作中，白日的劳累使她们没有过多的精力再在晚上参与广场舞的活动。年长的妇女则承担了家中原属于年轻妇女的繁重家务，也不愿意再出来活动，而是在家做家务、带小孩。因此，官方如果能在组织、管理、财力等方面适当介入，对节庆活动适量增加统一规划和管理机制，将会更有效地推动当地节庆活动的运营和发展的。
这种瓶颈也出现在了军田村的教育问题上。军田村历来对教育非常重视。早在1964年，军田村就建立了完小点，在当时，附近村子虽然拥有小学，但大部分只有一到三年级，军田村完小则为周围众多村子提供了上学的机会，包括上下那曹村、大周三村、王汉及那丽等。由于军田村村民对教育非常重视，村里出过不少的人才。从1950年起，军田村已经出过93名大学生，其中包括了3名博士生。
军田村对教育的重视也体现在了村内的老师身上。廖炳军是王汉村的村民，从1965年开始教书，直至2005年退休，他在教师的职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了整整40年。王汉村的小学始建于1950年，他作为当年全村唯一一个中学毕业的高材生，被村民推选成为学校里唯一的老师。廖炳军将教师这份职业看得非常神圣。一方面，他了解到其他老师的教学质量优异，便虚心学习他人的教学经验。另一方面，他经常带着其他老师一同学习，每周组织一次数学、语文、作文的教研课，并且有意识地给老师们安排任务，以提高教学质量。
廖炳军在40年的教师生涯中遇到过种种困难。首先，教师的工资并不算高。转正前，民办老师的工资与生产队的社员待遇一样，以工分的形式计算，到年底分红，唯一优越的一点是国家一个月会补贴11块钱;转正后的工资是110一个月。其次，转正后他立马被调到离家甚远的小学教学，同时一上任就从三年级的老师转为六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当年他的大儿子也考上了大学，家里只有他夫人一人承担所有劳作。廖老师在他家中接受访谈时提到：
我转正后就被调了。当时我是民办老师，他（校长）不调动我，等我转正了，成公办老师了，就调动了。当时我本来三年就可以结束，结果他们动员我又呆了两年。我去之前那里有两个班，一个班才考取六个学生，当时中学分数上就去镇里面读，分数不上就不得。后来我到那里的时候，那个学区的校长、村委的干部就要求我带六年级毕业班，我说我六年级都不教过，我一直都只带过一二三年级，没有经验。我就不答应，校长就做我的思想工作，你大胆做下去，我就硬着头皮做了。做了一届毕业班，后来毕业考试，我带的班考上罗秀的有13个，翻一番，还得一个上县中。
后来我就说，我不带了，下一届让年轻人来带。他说不行，你有经验。又让我来带。又带一届，又翻一番，24个。后来我带了这一届，他还是要我带，带第三届。后来学校出了些事，那学校校长得病，不幸去世了。当时这个校长没有了，我又是毕业班班主任，我又是教务处主任，担子好重。教务主任就要组织老师搞教研、组织公开课、检查备课。后来没有校长了，上面又没有及时派校长，学校又要我做代校长。有什么会、活动又要我去开。第三届毕业班就不用我带了。我代了校长，工作了一年。第三年一个班上十二个，降低了。①①2018年8月4日在廖炳军家中对其进行的采访。
可以看出，廖老师不畏惧任何困难，不断迎难而上、奋勇前行。面对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他不但能迎风前行，并且也做到了乘风破浪，做到了教学成果的重大突破。
军田村的韦登凡今年82岁，他从1963年到1995年的32年期间一直在军田村小学担任小学老师。他与廖炳军一样，没有固定的课程，而是语文、数学、美术、劳动、体育、音乐等全部课程都上。没有前辈的指导，只能靠他们自己利用下班后的时间自己学习、自己摸索，有时也会利用暑假的时候去象州教育局进行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培训。
可以看出，村上几位年长的老师都是在群众的推选下走上讲台的，面对并不优渥的职业待遇，支撑他们一直走下去的是对孩子们一片赤诚之心以及对社会深切的责任心。正如廖老师所说，“罗秀镇这个教学就是很重视，连续五年教学质量排在县里第一位。我们这个学区抓得好。我们学区这个校长管的全面，重视教学”。正是在这样一群有爱心、责任心的老师和校长的领导下，军田村才会人才辈出。 但在目前，历来重视教育的军田村在教育方面却也遭遇了瓶颈。近年来，军田村的收入方式发生了一系列变迁。由于砂糖桔种植赚取的金额较大，砂糖桔种植衍生出来的许多工种及外出打工的工资也同样不低，因此砂糖桔种植及外出打工目前成为了主流，原有的桑蚕、水稻种植等逐渐式微。在与村民宋某的采访中，可以发现收入结构变迁对当地的影响：
现在他们都有钱，不要看他们在家劳动，去年他们有人種果，五六十万。那个叫永进的，去年58万，前年又得了20几万，有个叫德宏的也是20几万，（除了种植外，）做工还得钱。
像他们出去做泥水的，一天做工得200多。你看就像他们去帮别人捡果也是120，喷农药就是150，他们还有钱，在外面的不算有钱，就是分工不同而已，不被太阳晒、雨淋，收入还是比不上。所以说我们这里的人都忙，不大读书，聪明伶俐的就去做工了。像那个去年得30万的，他儿子读了不到一年的初中，就不去了，在家。现在农村要是这个果价钱不减就会一直这样的。他们得钱马上买车，一到春节全是车。在农村做得好的也是有钱的。①①2018年8月9日在宋某家中对其进行的访谈。
与节庆仪式等民间活动类似，当下的收入结构导致了许多青年男性不愿意继续读书，而是辍学打工。相反，反倒是村上的女孩子更愿意读书，考取大学的比率逐年上升。
目前军田村在教育上遇到的困境，是中国传统礼俗社会面对现代化冲击产生“不良症状”的表现之一。知识对于社会凝聚非常重要。遗忘历史意味着与传统的决裂，因为传统与历史可以让我们的记忆延展到遥远的过去，并且让个体甚至全人类从传统经验中受益，使我们了解到人类社会及文化的多样性以及隐匿在多样性之中的同一性。不论是从非官方的节庆仪式还是官方的教育机构中中获得的知识，都致力于建立一种共同的价值观，通过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展现来维系社区与社会团结。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当今世界中，想要在动荡激烈的竞争中站稳将根的重要基础便是凝聚社会成员。具体而言，农村社区目前正在面临的多种凝聚力问题，如认同危机、信任缺失、经济快速发展下社区结构受到冲击造成的阶层结构不稳定、社会发展与国家富强对农民的身份认同产生的影响、城镇化推进下农民对社区参与程度的下降等，这些都是影响农村社区稳定和谐的因素。官方教育与非官方仪式等方式是社会内部个体找寻自我身份的路径，也是重构身份认同、重新凝聚社区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力量，一种群体追求目标的过程中使群体被团结在一起并保持群体共同动力的合力[4]，来重新整合社区。
三、认同重构：重拾传统凝聚力量
在人类的生活中，似乎存在着一种“需要”（need）……那些急迫地想使这一“需要”在日常的活动之中得到满足的人，会在仪式的阈限中去寻求[5]206。现代性下的时空分离、脱域机制以及制度化的反身性，都在影响着个体自我认同的形成以及削弱着绝对权威的存在。军田村目前出现的困境正是传统的凝聚方式逐渐式微的情况下社区各方面与传统断层，而新的身份认同未能及时发挥作用的后果之体现。
（一）凝聚与重构：节庆活动与组织对社区的积极作用
军田村的节庆活动，无论是传统有之的甘王庙会及甘王出游，还是现代后兴的广场舞、篮球赛，通过参与者的交流沟通与表演者的动作性展演，种种节庆仪式构成了社区意识的基础，为建立联系与共同意识提供了空间，有助于提升个体之间的社会关联并消除彼此间的孤立。
参与活动意味着被社区接纳与融入，成为社区的一份子。这一点可以通过仪式对新进外来人员的接纳与融合来理解。常年在外打工的覃秋琳，刚于2018年年初回到家中，开始种植砂糖桔，而其他成员依旧在外打工或上学，军田村的家中仅留下了她与婆婆二人。常年与村内没有联系的她，正是通过参与庙会的舞狮队活动逐步与村上众人开始建立或恢复关系。她与舞狮队内的众人关系逐日亲密，2018年8月的金秋时节，村内某妇女由于住院无法及时插秧，她与舞狮队内的朋友们便一齐自发地前往她家的田里，义务地合作替她完成插秧工作。
同时，以上的节庆社团为一种在节日传统背景下进行社交活动的组织，个体在仪式中的身份取决于他们对该社团的融合程度及所作贡献，这正是以上仪式活动拥有平等性及普同性的基础。换言之，活动中的每个人都受到相同目标的驱使，活动中的不同身份并不代表彼此间存在高低之分，每个参与者在理想中是拥有相同权利及正当性的平等个体。这种平等普同的氛围也是更好地提升关联、消除区隔的原因之一，年轻劳动力逐渐外流的社区也在融洽的氛围中逐步整合。
其次，仪式过程中存在着言语玩笑、肢体攻击、身份匿名与重构等看似混乱的“失序”现象，但它们并不会对社区的改变与转变造成影响，因为这些现象仅仅代表短暂的阈限过程，混乱本身并不会延伸到仪式外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活动中充斥着参与者充满着风趣幽默的方言式笑话，尤其是在仪式后的集体聚餐活动中，他们在用自身独特的方式联络感情、构建联系。在这种情况下，社交性的一个特点是在对话中仅仅为了谈话的乐趣和快乐来有趣地运用语言本身[6]。虽然幽默的玩笑不能解释一切，但它明显是参与者释放压抑情感的途径之一。因此，正如特纳所言，在情感的层面上，没有什么能够像过度和暂时被允许的违法行为那样，为人们带来极大的满足感[5]179——“混乱”不会搅乱社会组织及秩序，结构与认同在暂时的失序后反而被强调。
最后，活动前排练预备、活动中对集体记忆的再现展演、活动后的共享餐食等方式，对集体认同进行了强调。相比起理想化一个“想象的社区”，这些具体的实践行为都是在用来加强共享经验及共建认同。
仪式活动也拉近了年龄相近的同代人之间的距离。年轻一代的篮球赛、中年妇女们的广场舞、中老年人的舞狮团，军田村的社区团体通过为仪式或活动做准备工作，搭建起了同龄人之间的交流的平台，排练过程中相互信任、互帮互助的团体氛围也促使平时缺乏沟通的参与者凝聚成一个共同的团体。此外，参与者一同吃饭的形式也加强了社区的基本纽带。在饭桌上，个体间有现成可用的交流主体：节日或仪式本身，许多想法、感受和幽默的玩笑由此得以进一步发展，用餐便从分享食物发展为自我表达及相互沟通的场所。 因此，集体用餐是公共领域的核心之一。共同分享饮食使人们在活动中团结起来，并且加强他们之间的纽带和成员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语境中，食物的质量不是最关键的，譬如2018年大彰甘王总庙的选举会后的公共聚餐中，每七八人围聚而成的饭桌上仅配有一菜一汤且做工粗糙，但参与者的共同目的是为了选出带领人或者是敬拜祈福，所以饭桌上鲜少听见抱怨，成员之间社交成为超越饭食质量的存在。 （二）突破瓶颈：宗族意识与村落认同的重构
大部分民间组织是建立在各人兴趣爱好的基础上，初中程度以上的教育也没有硬性规定，因此当它们与赚取经济收入相冲突时，大部分村民会选择放弃兴趣或教育，转而投身于种植事业中。因此，对于目前军田村出现的发展瓶颈，需要寻找一种强大的力量来凝聚。
首先，现代体制内的精英并未在以上领域内发挥相当的作用。在军田村不同领域内发挥作用的地方精英大多为传统型精英，村委等非传统型力量需要在更多方面发挥自身的作用。由于我国乡村在经济发展这一方面暂时处于一种相对城市而言较为落后的情况，因此乡村对精英人才的吸引力远不如城镇。上述提到的许多地方精英与人才都已经离开军田村，仍然留在村内并投入地方工作的人才少之又少。此外，对于团队的力量而言，个人的力量还是相对薄弱，面对个人家庭、经济及集体管理上的困难，许多精英人才便容易动摇，选择放弃义务的群众工作而专心于个人事务。同时由于乡村精英个人素质具有局限性，因此容易出现个别领导者的权力垄断、权力滥用或决策失误。因此，想要精英在地方上发挥其积极作用，就必须为其培养一个任其发展的肥沃土壤，需要培养类似军田村庙会管理团队的精英团队，不仅可以分担管理与决策的压力，也可以避免个人的失误。
其次，应当尽量多发挥村内的地方精英的号召力量。乡村精英在地方上的带头作用非常可观，成功的精英具有榜样的作用。上文提到的众多军田村的地方精英及组织，他们通过广场舞团、甘王庙会、覃氏宗亲会分别与军田村周围村寨、大彰甘王总庙以及整个广西的覃氏产生关联，而这些联系还有继续扩展的趋势，这种凝聚力自然是不容小觑的。因此，为了突破发展瓶颈，可以动员村中拥有高等学历的村民，发挥出他们的模范带头作用，利用他们作为教育范本，同时加强对宗族意识的利用，进一步加强年轻一代对宗族权利义务的理解与承担，以及对发展和保护家园遗产的担当，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改变军田村现有年轻人对接受高等教育的看法，扭转当前的教育困境。
最后，传统型精英与现代体制内精英并非二元对立。两者应该多加沟通，相互交流双方的想法，充分发挥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两条线各自的优势，双管齐下地利用好二者的领导力量与前瞻决策，发挥二者相互监督的效用，避免权力滥用。此外，传统约束与现代制约也并非二元对立，在法律政策、行为规范逐渐取代了家规家训的当下，军田村内的家谱族谱、宗亲关系也逐渐在年轻一代中被淡化。但我们可以通过上述分析看到，传统节庆仪式与民俗活动对军田村的对内凝聚及对外沟通均产生了巨大作用，地方精英积极组织编修《覃氏族谱》、编纂《甘王道教书》、重兴“甘王出游”活动，这正是他们对传统村落认同构建方式表示认可的体现。只有重新利用民间精英及组织对社区的凝聚力，才能在对农村社区的凝聚道路上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
四、结语
全球化语境中多元复杂的文化背景，引发了个体身份模糊不明的认同危机。军田村目前所呈现出的民间组织与官方教育的发展困境，是地方社区面对多重可能性的迷失与困惑。但军田村的地方精英正是看到上述社会凝聚路径的可行性，不断地展演并加强身份认同，由此提升内部凝聚力。其结果是在一个公认的认同下，个体能更好地意识到自身对集体的社会职责所在，这不仅能成为目前乡村治理与发展困境的解决进路，也能反作用于社会凝聚，进一步加强内部团结和稳定。因此，身份认同与社会凝聚的问题应当得到高度重视，传统认同构建方式对解决当下凝聚危机及未来发展瓶颈的作用也应引起相应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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