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师》的编著者、有着台湾“新闻教父”之称的郑贞铭先生在他的演讲和书中多次提到，“一个人缺乏大师精神的滋养，灵魂是贫瘠的。”大师能启发青年人的自立、自律、自觉与自主，有人说：“与大师邂逅，是一场伟大灵魂的精彩碰撞；大师让我们渴望超越、瞻仰伟大、引领人生、汲取智慧。”
　　蔡元培先生作为近代提倡推进美育的第一人，“以美育代宗教”是其自始至终最为强调且最具独到性的。尽管这一主张曾引起过多方争议甚至反对，但在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究竟是什么样的经历让蔡元培提出了这一思想，而他又有着怎样的故事？让我们跟随当代的大师郑贞铭走近“永远的蔡先生”，体会这位大师的风韵与典范。
　　1917年1月4日，隆冬的北京，大雪纷飞，烟雾满天。一辆四轮马车驶入北京大学的校门，缓缓地停在了校园的马路上。此时，早已经站在道路两侧毕恭毕敬地等候的校工们，不断揣测着这位刚刚被任命为北大校长的传奇人物，长得到底是何等模样。
　　新任“内阁大臣”蔡元培，身材矮小，一身长袍马褂，行动沉稳地走下马车。校工们连忙向其鞠躬致敬，但见他气度谦和地摘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这些校工们鞠躬回礼。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这在北大可是从未有过的“怪事”。
　　蔡元培来到北大以后，每天经过校门，都脱帽鞠躬，向校警还礼，久而久之，这成为了北大校园内不可或缺的风景线。他待人接物总是一视同仁、儒雅风流，其温和体贴“如冬日之可爱”。老北大人，无论师生员工，都称蔡元培为“蔡先生”，从不称他的名号和职称，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大学者，研究高尚学问者也
　　1894年，蔡元培27岁，得授职翰林院编修。就在这一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受到毁灭性打击。《马关条约》签字，他写下了“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也”这样刻骨铭心之句，此后探索救国之道，始言西学。
　　1898年，蔡元培31岁，同年“戊戌六君子”被害，维新变法失败。蔡元培内心愤懑，深感政府之无望，决然挂职携眷离去。他反思康梁失败的原因，“不先培养革新之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拙。”回到绍兴后，蔡元培初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南阳公学特班总教习，以一介布衣来实践教书育人、启发民智的理想。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此时的北大，其实是一副腐朽破败的烂摊子。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作为1898年戊戌变法后仅存硕果，尽管历经清末新政与科举废除等大事，但是一直业绩平庸、乏善可陈。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意识依然在教员和学生中涌荡着。
　　学生间不乏拉帮结派，出入花街柳巷，到“八大胡同”寻芳猎艳，此类爱好与参议院、众议院的议员们齐名，所以被并称为“两院一堂”。到了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短短五年间，北大走马灯似地换了五任校长：严复、章士钊、马相伯、何燏时、胡仁源。其中不乏有勇有谋之能士，但终究无法改变北大乌烟瘴气的腐败氛围。
　　接到时任教育部长范源濂专电敦请后，游学法国的蔡元培回国抵达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而朝野期待蔡元培能“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代”，教育正是蔡元培最看重的安身立命之途，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念想，他慨然北上赴命。
　　1917年1月9日，北京大学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与北大学生约法三章：一是抱定宗旨，“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二是砥砺德行，“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心励人”；三是敬爱师友，“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相互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这就是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
　　思想自由，相容并包
　　蔡元培再造北大，以观念改革为先导，“仿世界大学通例”推动北大的现代化转型。继而以人事改革为动力，“取相容并包主义”集聚人才，“延聘纯粹之学问家，一面教授，一面与学生共同研究，以改造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这天早上九点便步行到北京西河沿中西旅社，拜访临时来北京办事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相谈北大革新事宜，交流甚欢。接连几天，蔡元培都去找陈独秀，有时候去得太早，便坐在门口一直静等陈独秀醒来。当时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新青年》正风生水起，他本无意于北上，但最终被蔡元培说服，接受聘用作北大的文科学长，有“三顾茅庐”的美谈。后来，蔡元培还专门为陈独秀编造了假履历，称其毕业于东京日本大学，曾任安徽芜湖公学教务长、安徽高校学校校长等。
　　随后，胡适、李大钊、钱玄同等纷至沓来，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而如复辟论者辜鸿铭、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遗老派陈汉章、桀骜不羁的黄侃等，也一度是北大校园里一道道和谐的景象。梁漱溟曾将蔡先生比作汉高祖，说他“不必要自己东征西讨，却能收合一班英雄，共图大事”。到1918年，北大当时的教员共有两百人左右，教授九十人，而教授中年龄在三十五岁以下的约占一半，最年轻的文科教书徐宝璜仅二十五岁。胡适后来回忆说：“设若不是蔡先生，我胡某人还真不知道在哪家三流小报做编辑！”
　　紧接着，蔡元培以制度改革为保障，“循思想自由原则”改革管理，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学术独立和学术本位。第一步组织评议会，将议决立法的许可权下放给教授代表和学长；第二步组织各门教授会，由教授自主分任教务；第三步组织行政会议，把教务以外的事务一律采取合议制，组织各类委员会研讨决策事务。同时，他还将学生的学年制改为选科制，即今天的学分制，让学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蔡元培将此办学方针概括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相容并包”的十六字箴言。晚年陈独秀感慨地说，蔡孑民先生“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见”。 　　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刻，经蔡先生之手，北大开始真正成为“现代的、学术气息浓厚的、民主自由的、先进的北京大学”，由此揭开了中国现代教育事业的序幕。
　　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
　　蔡元培大刀阔斧地革新北大，新派教员和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积极回应。然而，“把叛逆知识分子的石子投入死水”后，也必然遭遇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猛烈攻击。而身处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斗争漩涡中的蔡元培，“虽然态度还很温和”，但并非一味地敷衍，“都很倔强地坚持着”。
　　从上海迁移到北大的《新青年》编辑部，引领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新文化冲突的中心聚焦北京，而当时的北大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反对派林纾在小说《妖萝》中将胡适拟作“秦二世”，陈独秀为“猫头鹰”，更骂蔡元培是“元绪”，即大乌龟。蔡元培当天即发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开回应林纾的挑衅，理直气壮地为北大的新派教员辩护。
　　蔡元培一贯主张男女平等，抵触当时男女不能同校的惯例。学生王昆仑的妹妹王兰热爱哲学，托哥哥向蔡先生询问“北大招不招女生”，他反问道：“她敢不敢来？”遂以《大学令》并没有规定不允许女生上国立大学为由，毅然招收了包括王兰在内的九名女大学生，开了国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河。
　　卫道士们群起攻击，军阀张作霖、曹锟，曾对当时的北京警备司令讲，“现在有个蔡元培闹得很凶，男女同学有伤风化，老弟你为什么不把他管起来？”甚至有军阀扬言要“在景山架大炮，对着北大”。蔡元培亦无畏惧，据理驳斥。
　　蒋梦麟说：“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蔡元培信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为自由之真义。无怪乎有人这样评价：“即便是打破了头，蔡先生也要保持灵魂的自由。”
　　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蔡元培首先是教育家，其次才是政治家。他虽始终在体制内，却用“不合作主义”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姿态，坚守着自己的学术道路和教育理念。有人曾建议蔡元培为避锋芒，辞掉陈独秀和胡适，他厉声回应：“北大的一切，都是由我一个人负责，和他们两个人没有关系！”
　　1919年5月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青年学生打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横幅，后演变成火烧赵家楼，殴打章宗祥。军警出动，逮捕了三十二名学生，其中北大学生二十名。蔡元培当即联合北京其他高校，成立以其为首的校长团，不断与警察厅、教育部周旋，营救学生，甚至“愿以一人抵罪”。
　　政府指责蔡元培是“学生运动纵容者”，8日，他亲自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职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蔡元培实际执掌北大只有五年半，但却因坚持独立自由的人生理想多次辞职。
　　1922年10月9日，北大学生发生讲义风潮，对讲义收费不满而闹事。据蒋梦麟回忆说，当时蔡元培很生气，说“我和你们决斗”，他甚至还对学生说：“我是从手枪、炸弹中历练出来的，你们如有枪、炸弹，尽不妨拿出来对付我。”
　　1940年3月5日，七十二岁的蔡元培在香港病逝，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医院千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寿衣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代筹。其临终前反复念叨“科学救国、美育救国”，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钟鼓开道，礼炮鸣响，上万名民众为他送行。回望二十三年前，蔡先生第一次踏进北大校门的情景，中国知识分子从官场走向学术殿堂，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走向现代，正是从那一天开始的。
　　（节选自郑贞铭、丁士轩编著《百年大师》）
　　郑贞铭，被誉为台湾“新闻教父”，历任中国文化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等校客座教授，《香港时报》董事长等职。曾获台北扶轮社新闻教育特殊贡献奖、新闻教育终身成就奖（纽约世界中文传媒协会）、两岸交流特殊贡献奖（香港传播文教联会）、新闻教育终身成就奖（北美华人记者协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