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以中國影響日本爲主.及至近代,甲午戰争改變了這一格局,二十世紀初大批中國青年學子走向東瀛,反過來向日本這位曾是自己的學生討教,中日文化交流遂出現“倒流”現象.中國不僅學習日本文化,而且通過日本這一渠道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成爲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參照.在新文化運動中崛起的以胡適爲代表的留學歐美“海歸”,努力謀求在中國文化與歐美文化的新的結合的基礎上,創造一種新文化.胡適作爲新文化的典範性人物,以其在文學、哲學、史學多方面的創新成就,在中國知識界造成强烈的震撼性效應,同時也給日本學界以極大的衝刺.日本學人通過譯介胡適的作品,追踪胡適的學術動向,試圖掌握中國新文化的進程.有趣的是,由於胡適1925年開始進入禪宗史研究領域,自認爲據此强項的日本學人與之展開對話和論争,這不蒂是中日之間的一場“學戰”.胡適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這一特殊表現,給人“意外”之感,加上中、日學界對此均不見專文系統探討,更易讓人産生探究的衝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