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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的晚上，风很凉，州府大道的两边有清洁工在扫地。她们穿着黄色的褂子，街灯照在头顶，叶片旋在周围。我坐在开往火车站的公交车上，透过玻璃窗看她们，觉得她们也像落叶。
卖票的女人拿着一沓车票坐在车子前排的单椅上，晚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我收回看落叶的目光，望着卖票女人的背影发呆。车子晃着我，好像我还是个婴儿，正躺在母亲的摇篮里。
车子将我送到马道镇火车站门口。我时常来这里买票，这是始发站，可以买到座位。
靠着车站门口的花坛边，我选了一个台阶坐下。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时常有这样的茫然，对着火车站看半天不知道自己要去何处。
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迷路在城市的羊，前不见山，后不见水。
花坛里有几棵矮树，一只小狗在树下晃着尾巴，它偶尔抬起头望一望我，好像在表示它的同情。我一厢情愿觉得它的眼光是在同情——我认为它是一只有灵性的狗。“难道我需要同情吗？”这样想了一想，心里有受辱似的难过。
车站门口站着一个卖烤洋芋的彝族女人，她背着孩子，一边烤洋芋，一边跟客人说话。她的孩子在背上大哭，小手抓住她的头发乱晃。她反手打了孩子，显得很烦躁。
“洋芋多少钱一个？”我走向她。
她用彝语说，五角钱。
“谱潜。”我用彝语表示她的洋芋卖贵了。
女人说没有比她卖得更便宜的了。她迅速瞟了我一眼，很快划开一个，往上撒了许多辣椒粉、花椒粉以及一些盐巴，用袋子一卷就将它递了过来。
我只好买下。
回到花坛边吃完土豆，想好了要去攀枝花，但是走到售票窗口时，莫名其妙买了一张去成都的火车票。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等车的时间过得慢，寂寞的夜里一个人坐在花坛边总感觉像个乞丐。虽然自己的样貌与乞丐并不沾边。一个人心里感到是乞丐，那就与乞丐脱不开关系，就真的是乞丐了吧！
像往常那样，到站台右边的超市买一些水果、一盒泡面，对于晕车的我，这些东西完全是多余的。但我总要准备一些食物，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这些无用的食物。我在车上并不想吃什么东西，一杯水就能对付整个旅程。可能我仅仅想证明自己不是乞丐。
灯光落在我的脚下，卡在水泥板缝隙里的石头披了一層影子，我用脚尖拱出它们，踩着翻几个面，然后一抬脚将它踢到别处。“去别的地方。换一个地方。”我低声说。
时间就这样有一脚没一脚地踩掉了。我重新走到花坛边坐下。先前卖烤洋芋的女人已经离开，那个位子换了主人。
“嘿！老同学！”一个声音像炮弹一样打进我的耳朵。接着就是一只手掌拍在我的肩上。
我扭头一看，并不是我的同学，而是我同学的哥哥。说来我们也算是校友，他一直喊我老同学。他的家住在山上，离我家不远。偶尔我会看见他放羊的父亲，披一件彝族褂子，满身酒气。
“打疼了吗？”他看我摸了一下肩膀，有些惊慌和不好意思。
他身后有七八个人像饺子一样跟在身后，都空着手，什么也没带。这些人全是彝族人，面熟的没有几个。他们一色地冲着我笑，好像见到了亲戚。
“哈！还有我呢！”阿乌拉人像地雷一样弹出人群，他摊开两手挡在我面前，大嗓门响在广场上。
“你也在。要去哪儿？”我感到好奇。阿乌拉人可是出了名的小混混，阿乌是他的姓，拉人（彝语意为混混）是他的绰号。我想不通这位老同学跟他混在一起干什么。
“小宁，你跟……”我喊着老同学的汉名，想问他跟阿乌拉人这样的混混在一起有什么意思。话只说到一半，当着阿乌拉人的面，实在也不好说下去。
阿乌拉人甩了一下盖在耳后的长头发，还来不及回答我的话，小宁已经将我喊到一边说话去了。我看到阿乌拉人吞下他滑到嘴边的话时窘迫的样子。
“我们去打工，出国。”小宁半笑不笑的样子，说到“出国”时眼睛亮了一下。
“哪国？”
“缅甸。”他坐到一块凸起来的水泥堆上。
“做什么？”
“采石头。”
“啥？”我的话像气球一样鼓起来，望着他的眼睛喊道，“难道凉山没有石头给你采吗？”
小宁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树影，捡起一块小石子在树影上胡乱地画来画去。他一定想要说什么，但是无法说清楚。我看见一些茫然的情绪写在他的脸上。
“有三个老板来普格招工，找了好多个。”他指一指阿乌拉人和其他几个同伴说，“老板包车费，路上吃的也包。听说那里工资高，一天可以挣一百块。”
“一百块？”我感到这是个天文数字。我在理发店一个月最多挣五百。
“是的。你看，现在是1999年了，出去打工的人都好有钱的样子了，因为外面的工资高，高得很啊。肯定是高。我看得出来。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如果我去了那里工资好，就捎信给你。”小宁说得十分投入，他突然抬起眼睛痴痴地望着我。
我避开他的目光。
“上次的信你没有回我……你，”他不知道怎么往下说。
我装作不知道窗台上的信，故意做出惊讶的样子望着他。
“又没有看见吗？噢……”他低下头，很伤感。
“呀！你们谈情吗？也不避嫌，光天化日的。”阿乌拉人像鬼一样从花坛后面冒出来，举着两只爪子在头顶晃了几下。
“白痴！这是光天化日吗！”小宁瞪着他。
阿乌拉人找了一块地方坐下，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燃，吐出一口烟。“来一支吗？”他问小宁。
“那里工资可以。”阿乌拉人说。
“我也去采石头吗？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沉闷地说，心里埋了几分委屈。
“这信……”
我的袖子被小宁拽了一下，反身一看，他的手里握着一张叠好的信。信纸是彩色的，和小学时候抄歌词的本子颜色一模一样。我喜欢这种纸。上学时为了得到这样一张纸，我要替同学写三天的作文。可我现在不喜欢这样的信纸了。 “又是亲手交给我吗？嗯，长这么大，你是第一个写信不用经过邮局给我的人。”
“以前我放在窗台的信……”
“我沒看见。”我赶紧拖住他的话。我实在没有心情提示他，把信放在窗台上是多么愚蠢的事情。我母亲有一次打扫窗台，在窗缝里抽出一封信，好在信的内容绕山绕水，说星星指月亮，她看完了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那既不是情书，也不是普通的信件。他的每一封信都隐约有爱情的味道，仔细看却又是别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我把这些信捡起来，读完，然后撕掉、烧毁。反正窗台上的信最终逃不开我家的灶火。
“小宁，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我说，为什么要写信呢？”我还是忍不住这样问了。我实在不明白，写了大半年的信，到底想表达什么呢？自从收到他的信以来，我很多次怀疑自己的智力。读不懂。
小宁低着脑袋，好像做错了什么事。
“你不要这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是说，”我也说不清了。难道我要告诉他，这样写信有多无聊，我把他的信都转交给灶火了吗？
“这个，这封信，等我……”
“等你走了再看。是吧？”
他点头。
“把老子当空气啰。真你妈肉麻！”阿乌拉人拍拍屁股，起身走到他的同伴身边去。
这回小宁没有责怪阿乌拉人。
他们的三个老板从车站里走出来了，手里拿着几张车票，在谈着什么事情。小宁和阿乌拉人赶紧围了上去。他们操着带了彝腔的普通话与老板交流。
“这位是？”电线杆子一样的老板站到我的面前，他的领带像黑花蛇稳稳地扎着他的脖子。
“我是我。”我有点白痴地抬起头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好看。
“哈，姑娘，你真幽默。”他漂亮地眨了一下眼。他的热情是西昌两个太阳的温度。他转身要给我买橘子水。
“我不渴。我自己买了水。”我赶紧制止。
阿乌拉人和他的同伴站在台阶上吹风。要出国了，他们看起来精神抖擞，好像此去不是采石头，而是八抬大轿请他们去做官。
三个老板看起来很有派头，一色的黑西装加领带，皮鞋油亮，手腕戴着表，看时间的时候，顺便理一理乌黑的头发。他们搽了香水，我的鼻子被呛了一下。
“妹妹，你做什么工作呢？”另一个老板更加温和地与我说话，他指一指阿乌拉人一伙，“是亲戚吗？”
“我就在附近上班。我们是朋友。他是我表哥。”我指小宁。
小宁猛地抬起头，睁大了眼睛望着我。
“啊，难怪你们长得有些像。”高瘦的男人坐到候车室的椅子上。外面风凉，我们一行人进了候车室。他们一排地坐着，我罚站似地立在旁边。
“你们彝族人自己出去根本不好找工作，尤其男人。女人好一些。我看你肯定好找工作。”瘦男人笑了一下，吹出一口烟，弹掉指上的烟灰，又说，“我们这次来凉山闲玩，看这里的彝族人很有力气的样子，临时动了招工的念头。这纯粹是为了照顾你们。上一次，大约是五月左右，我们那里的一家厂子门口明白地贴着‘不招彝族人’。他们怕彝族人酗酒，喝多了闹事。”
我想起曾在一列火车上见到出外打工回来的彝族人，他们叫苦连天，说在外面找不到好工作。一些厂子更是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拒绝招收彝族人。我看见他们的包袱里裹着衣服、旧鞋子和被褥。他们中的一些人拖家带口，女人和孩子跟坡地里出来的土豆一样灰扑扑——她们安静而又有几分胆怯地躲在男人身后，就像躲在泥土里。我不想说她们像乞丐，可是她们的眼神和乞丐一样可怜、无助。尤其在没有买到座位的火车上，女人们将自己的裙摆撩起来兜住年幼的孩子。孩子像小袋鼠一样缩在裙兜里。
我一时语塞，被眼前的瘦男人说得没有反驳的理由。望着小宁，我想象着他将来婚后的样子。
“嗯。”我半天才吐出一个字。的确有部分彝族人喜欢酗酒闹事，这样的事情我曾遇到过。也是在一列火车上，我买了座票却不能拥有那个座位，我的座位被一个剽悍的彝族男人占住。他像一头野牛似地横躺在位置上，冒着酒气，说着胡话，一只背包垫在他的脑袋下。他整个人躺在那里发酵，嘴巴不停叨叨着用彝语在骂人。因为话中提到“工资”和“开除”这样的字眼，我确定他是因为闹事被辞退了。我像呆子一样立在自己的位置旁不敢喊他起来，站了一晚上，白白给他当了一夜保镖。
“他们都是年轻人，有的是力气。采石头也不是太累。伙食费可以放心，天天有肉吃。”
不知道瘦老板之前还说了些什么。我走神了。
“嗨。”小宁拽了一下我的衣角，指了指边上的座位。
我坐了下来。
“老板，你们那里招女工吗？”小宁客气地问。
瘦老板歪着脑袋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好像之前没有见过一样。“招。是她吗？”他伸出一根手指向着我。
“是。”小宁自作主张，根本不在乎我的意思。
瘦老板换了位置，坐到与我相邻的椅子上。
“姑娘，你想去吗？”
“不想。”我原本要这样说，但是冲出口的话是，“多少钱一个月？”
瘦老板一点也没有反感，很高兴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然后给他们的上司打电话。上司是男是女不清楚，电话里只能听见瘦老板的话。瘦老板向他的上司汇报，说我二十岁左右，最后还问到，给这个姑娘多少工钱。
很快有了结果。他们正巧缺一个煮饭的。瘦老板挂了电话，急忙问我：“这个工资可以了吧？两千块，不少啦。早上不用煮，可以睡懒觉。煮中饭和晚饭。你看，你们这边的工地可是一天三顿都要忙。我们那里早上买馒头给工人吃，可以省掉一些麻烦。”瘦老板看了看他的同伴，他的同伴马上向我点头，表示瘦老板说了实在话。
听到“两千块”这样的字眼，我的心里激动了一番，这是我在理发店辛苦四个月的工资。
“这个钱可以啦。早上还可以睡懒觉。老板，要是她不去，饭给我煮吧？我炒菜的手艺巴适得很。”阿乌拉人腾地站起身，又突然意识到在抢我饭碗，晃晃地又坐回去。 “这个工钱……还不是很满意。我觉得还是成都好。那里空气和这里差不多。”我回答得自己也听不懂。
“那么，你想要多少呢？”瘦老板微笑著。
受到这样的重视，我突然感觉自己是电杆上的灯泡，高高地亮在他们头顶。可是心里明显有嘀咕，现在不是钱少的问题，而是钱多的问题。两千块一个月，这是我打工以来劳力最值钱的时候。会有这么好的事吗？我的疑心病每一年都在加深。所以我妈说，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在外面混江湖，应该找个笼子躲起来。反正我在外面也会因为怀疑的毛病交不上一个朋友，做事情更不会有多大的起色。这话我一点也不反对。她肯定是在记恨我。很多时候，我都在莫名其妙地想象我有可能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
“你们最高可以给多少？”我装出一副老狐狸的样子，心里却感到一阵害怕，直觉告诉我，这块天上掉下来的大饼就要把我砸扁了。我望过去，看见阿乌拉人和小宁他们绽着笑脸，好像捡到了金子。
瘦老板踌躇了一会儿，与他的同伴又商量一下，最后打电话给他的上司，说这个女孩踏实本分，能不能再加一点工资。当然还说了一些什么，用他们的方言，我听不懂。
我看见瘦老板替我忙碌说好话，这种热情肯定会让人以为我是他的亲人。我也看见另外两个老板关注的眼神。他们是热情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怕他们，越是这样热情越害怕。我联想到村里的妇人，她们在年底的几个月给猪喂最好的食物，然后在新年到来之前杀猪吃肉。
最后，工钱定在了两千五。
阿乌拉人更不得了。“啥？比我们采石头只少五百！”他有些暴跳如雷的样子。
“不对，采石头可以拿到三千五，甚至四千。”瘦老板赶紧这样说，并且友好地拍了一下阿乌拉人的肩膀。
阿乌拉人听到“四千”便止住了呼声。他的情绪像安了开关，立刻变了一张好看的笑脸。
“可以去了吧？你看，两千五了。”小宁说。
我心里正在打鼓。一个声音明明告诉我：“去不得。”
“你们最好找个借口走了吧。我看他们像骗子。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我在一些杂志上看到类似的事情。上半年在火车上，有个人极力劝我去重庆，我没有去。总之，你们不要去。”为了不让三个老板起疑，我用彝语告诫小宁他们，语气像在恳求。
“书呆子。你看书中毒了。”阿乌拉人瞪我一眼，又说，“杂志上都是假的。你不去算了，我们是要去的。你的胆子太小。我们一群男人，还怕被他们卖掉吗？你听说过哪个男人被卖掉吗？没有！你数数，我们八个，他们三个。我们一人放个屁也能熏死他们。四千块呢，至少也有三千五，这里没有这么高的工资，而且又是出国。啊，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出国，我要见见外国是什么样子。”阿乌拉人捧着下巴，被自己的话感动了，小宁他们一伙人的眼睛也被阿乌拉人说得亮亮的。
我知道这群财迷已经不能被劝说。如果我继续说下去，阿乌拉人就会要求我赔他的损失。
小宁犹豫了，他是这群人中间唯一犹豫的。我高兴得像个花匠，仿佛看见自己的辛劳在一棵小草上有了成效。
“小宁！”我带着颤音喊他，然后是一种祈求似的语气，“不要去啦。”
“你们在说什么？嗨，不要用彝语。”瘦老板和他的同伴齐声说。他们非常警惕。
阿乌拉人的脸上飘起一片乌云，他用彝语说：“你不去就不去，赶紧走吧。他们已经买好了票，我是要去的。你们呢？”他回头问一下包括小宁在内的七个人。六个人猛点头。小宁站在一边没有表示。
“你是不想去了。我看得出来。你们找个借口走吧，我们不会告诉他们。”阿乌拉人望着小宁，口气很有几分仁至义尽的味道。
三个老板听见我们又用彝语交谈，脸色更不好看了，但又努力挤着笑容，那种勉强就像在空壳子里挤牛奶。
我抬眼望了一下车站的时钟，已经快要到我上车的时间。
“你去吗？”瘦老板又问我。他似乎一定要我去煮饭不可。
“去。”我突然灵机一动，微笑着回答他。我觉得这是个溜走的好时机。
“你确定不去了吗？”我又问一下小宁。
小宁肯定地点了一下头，他也意会到这三个人的反常。当我们用彝语说话的时候，三个老板的眼里含着十分的怒气和慌张。
我装作很高兴地去退了票。瘦老板一直跟着我和小宁。他很热情，争着要给我提行李。我只好把超市里买来的泡面和几杯饮料递过去。
“放心吧，我会帮你吃掉的。”阿乌拉人坏坏地用彝语跟我说。
小宁的额头冒出一些汗珠子，看瘦老板的时候目光闪躲。他的紧张更让我多了些害怕。
终于耗到瘦老板他们快要上车了，只有四十分钟的样子。已经排起了长队。我和小宁逃走了。
我们逃到了郊区一家私人旅店。小宁歪着脑袋眯眼看了一下，读着院门上用红布写着的大字：“乡——村——旅——馆。”
院落里一位老者在低头整理木柴，穿着很厚的衣服，头上裹着一条帕子。老者放下柴火来到“乡村旅馆”的横幅下，问道：“你们租房子吗？”
“是。听朋友说‘乡村旅馆’便宜。”我扯谎的功夫越来越高。我感到一阵透骨的疲惫，头有些晕，好像感冒了。
小宁显得精神了。“住一晚，多少钱？”他问。
老者耳朵不灵光，用手掌像罩子一样罩住耳朵。“你说什么？我的耳朵不好使了。你再说一遍。”
小宁又说了一遍。老者指着二楼的房间，“有二十块一间的。也有十块一间。十块的是小间，隔层房，一个人住可以。你们怎么住？”
“两间，”我赶紧说，“要十块一间的。”
我掏出二十元递给老者。小宁站在一边，有些不好意思。
“我这次出来没带钱。只有几块钱，不够。”他想解释得漂亮一些。
隔层房小得像火柴盒，一道门进来，里面装着三间小房子。小房子又是各自一道门，这样一来，一间房子就有四把锁。住进来的客人各自两把钥匙。有点像儿童游戏间。门口一个公用洗浴室，台子上躺着一块肥皂，站着两只玻璃杯。毛巾倒是很干净的样子。 “这房子好小。装耗子的。”小宁摊开手，冷笑。
我失眠。小宁应该也失眠了。我听见他的房间有走走停停的脚步聲。
小房间只够摆一架木床，周围连个柜子也站不下。我收了收身子，害怕放开架子会把这个房间撑破。
突然想到小宁的信。这大概是我收到的第二十封信了（放窗台的不算）。他每给我一封信，过几天就要问回信。我能想象他等信的焦急，但实在没有兴致回信，一想到这封信写完还得和他一样亲自交到收信人手中就感到别扭。这不是正常人做的，疯子才会这么干。
我掏出信，把床头的台灯拧到最小。弱光下的信纸被照出一股怀旧的感觉。我盯着淡黄的纸页：
……羊只有白天去放，晚间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就数它们。你上回跟阿兰说笑时提到过，你说你睡不着就数羊。
……我想着，你十四岁的样子——我比你大一岁，我在十五岁认识你——如今你十八岁。那时候你还在上学，还没有出去打工。你还不会买连衣裙装扮自己。那时候你的红色有帽子的衣服我很喜欢，我也去买了一件花色一样的穿在身上。你肯定没有注意。
现在没有放羊了。和我一样的青年都出去打工，我也想出去，但是我没有那么高的文凭。虽然我喜欢看书，看了很多书，但是没有一个工厂会因为你看了很多书重用你。我最远去过成都，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一听见我是彝族就怕了，说上半年在荷花池某个菜市场，一群彝族女人穿了披毡偷煮熟的鸭子。他们嘲笑的语气，让我很受伤，感到委屈。
想想她们也真是没什么骨气，煮熟的鸭子也值得去偷。但是，有些人确实饿得没有办法。住在山顶的彝人，你懂他们的艰苦，我也懂，可我们没有办法跟外人解释。她们的确不应该去偷。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你出去打工的前一个月，我放了一封信在窗台。我想，你可能还是没有收到。不知道为什么，放在窗台的信你都收不到。山沟里跑来的风实在太大了，怪不得你。
这封信写了很长，请一定看完，也请一定回我。
等信……
小宁是个浪漫的人，他习惯把心事写在纸上。从前在什么地方，他说，只有面对本子的时候，想说的话才会完整地说出来，而且写信是一种特别美妙的感觉，你要说的话不是直接进入对方的耳朵，而是经过对方的眼睛“看”进去。耳朵可能会这边进那边出，眼睛不会。
他的这些道理很有意思。但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写信——当然，几个月前我在写信，我给我的男朋友写信。但是现在，我一辈子也不用给他写信了。
隔壁响起了一阵鼾声。他终于睡着了，不需要再数羊。
我也抠着墙板，在墙板上画了一个月亮，最后这个月亮长出两只弯角，是一只老山羊的模样。
次日又是雨天，我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小宁站在门口，我听见他的脚步声。
“你醒了没有？”他说。
“醒啦！”想赖床是不行了。
打开门，小宁像柱子一样立在眼前。
“这么早吗？”懒散地问了一句。我感到一阵无力，心里纠结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你属什么的？我忘了你属什么。快说，是属猪，还是属狗？我看是属猪。你越来越懒了。不是吗？我记得你小时候很勤快。”洗脸时，小宁追在我后面说。
“我属凤凰。”
“什么？”
我瞪他一眼，高声道：“鸡——就是凤凰！”
“我们该去哪里呢？现在。”他换了话题。
“你不打算回家？”
“我原本就想出来打工。不能这么快回去。起码……”他尴尬地笑了一笑，“起码要挣到回家的路费。你看，一个大男人住一间旅馆还要你给钱。”他叹口气，摇了摇脑袋。
“你想去哪里？”我心里没有打算和他一路，但又不能丢下他不管。
“你呢？”他很茫然。
“谁知道呢。也许是米易，也许是别的地方。你去打工，身份证带了吗？”昨天晚上店老板问他身份证，他半天也掏不出。
“忘了去办！”他说。
不带身份证打什么工呢？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去成都打工把身份证弄丢了，一直没有补办。”他看我焦急无语的样子，安慰道，“不要担心，建筑工地一般不要身份证。反正是卖力气，哪个管你有没有身份？有身份的就不去卖力气啦。”
“去攀枝花吧。听说那里正在修路。”我别过脸。下雨了，背对着雨。一股凉飕飕的冷意扑在我的背心。
小宁答应了。
火车站因为落雨的原因显得冷清，湿漉漉的广场站了十来个撑着雨伞等车的人。
小宁伸出一只手挡在我的头顶。又是昨夜给我挡雨的手。也许可以说点感动的话，只要我愿意，立刻就可以。没有。我默默地顶着这只手走进售票厅。
小宁在一边等着，我想也不多想买了一张到米易境内的一个小地方的票。我曾经去过那里，以为这一生将会住在那里。
“为什么不直接买到攀枝花？这是什么地方？”小宁打断我的回忆。他把票面上的地名递到我眼前。
“在那里休息一下然后再去攀枝花。”我说。
他把要说的话咽下去了。我看到他的喉咙鼓了一下。
“不知道阿乌拉人他们怎么样了？”小宁说。
我想起阿乌拉人想出国的笑脸。
“我写的信你看了吗？”
“看了。”
“我等你的信……检票了。”他说。
火车上乘客并不多，但是因为喧闹显得很拥挤的样子。几个中年男人脱了鞋子平躺在三个位置的椅子上，车厢里充斥了一股脚臭味。
“我给你一杯水吧？可以淡化一些怪味道。”小宁准备起身。
我赶紧抓住他的衣角说：“不喝了。”
“为什么？”
“感觉在喝洗脚水。”
小宁从鼻腔里发出一声轻笑。 车子摇着我，恍如半年前。半年，并不长的时间，想来却是上辈子的事情。
半年前我就坐在窗边，车子也是这样摇着我。他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眼神甜蜜地飘在窗外，手环住我的肩膀，跟我唱《再回首》。我指的是已经分手的男朋友。现在我要对他换一种称呼。他已经没有“再回首”，已经是我的一段伤心的回忆了，我干脆叫他“黄连”。
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不重要了。我曾经写了很多信。那些信是我在夜晚偷偷完成，并且多半是在有月亮的时候，或者下雨的时候，总之，我当时认为情书应该在晚上写。但不论怎样对着雨水或者月亮，也写不出黄连那样的句子。他的信里的文采总是让我羡慕，一想到那些字都是写给我的，心里就像藏着一千只蝴蝶。
我读到一些句子会突然感动，我承认我很容易感动（也很容易生气），这是我最大的弱点。我曾经因为他的那些漂亮的句子没头没脑地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非你不嫁。”
很显然我是个白痴。容易说些白痴才说的冲动的话。
我看了一眼小宁，想把这些心事说给他听，可他的眼睛望着窗外。
“你困吗？”小宁推了我一下。我走神的样子在他看来像是在打瞌睡。
我望著他的脸，看见他下巴上的胡子在玻璃光的反射下更加显眼。他的头发并不乌黑，是少白头。如果把脸遮住，他是老人的样子。
我睡了一小会儿。等我醒来，车已到站。
这是个乡镇，四面高山耸立，浑黄的河水顺着上游的峡沟流来，沿着山边直奔下游。当我站在小街最高的台阶往前看，那股浩大的水流仿佛在奔着我来，要把我冲到天边去。一股更大的冷意袭上心头。
半年前那场雨比眼前的雨更大。那是一场大暴雨，突如其来，打在人身上是一种冰冷的疼。那是一个傍晚，我第一次冒着暴雨走在这个有些荒凉的小镇上。黄连撑着伞站在我身边。镇上的房子虽然不多，也不美观，却给人一种朴实的亲切。我想着这辈子是从高山走进更高的山，就会有一股感动在心里跳跃，认为这辈子是从故乡走进故乡，全都是安排好了的。
我曾为了走进这座大山而庆幸。
那时候黄连就站在我所立的位置，他指着这条河水，告诉我河的名字以及它的来处、去向。
如今这条河的来处我已经忘记，我只记得它的去处——渡口。那也是我将要前往的地方。那里有码头，有船，有摆渡的人，有商贩和游客，有木棉花——有与我无关的一切。我不需要摆渡的人。我去的只是一个“渡口”，一个充满意义的名字。
我转过头，看见一家小煤场。小煤场早就停工了，几间黑破的简易房寂寞地站在雨中。黄连告诉我，他小的时候曾在这里做工，每月能挣三百左右。
小宁从什么地方跑了过来。
“要去哪里呢？”他不安地问。这是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这里没有熟人。
“去哪里呢？”我这样问自己，也像在反问他。眼睛望着一座山峰发呆。那山顶住着我想见又没有理由再见的人。我应该恨他，应该写一封信诅咒他的背叛。
我挪了一下位置，背对着河水。
“今晚就住在这里吧。”我说。
“跑到这里莫名其妙住一晚上，为什么事情，你虽然不跟我说，我也能感觉到。你不用说了。先找家旅店吧？这里太荒凉，有没有旅店也不好说。”小宁抬着眼睛四处看。
这儿当然有旅馆，都是私人开的小旅店，收费便宜。这些旅店不会大张旗鼓挂着招牌，只在自家门口的墙壁上或者门板上写上两个简单的字：住宿。
我们在一片房子密集的地方找到了“住宿”。因为雨水冲刷，墙壁上的字是这样写的：主宿。
店主是个瘸腿的女人，好像是个寡妇（我看见敞开的堂屋正墙上挂着一张年纪不大的男子的遗照）。她看见我们，并不十分热情，反倒有几分冷淡的味道。
妇人的孩子倒很活泼，五六岁左右，拿着一根什么树枝在玩骑木马，可是在看到我们的那一刻却害羞地躲开。
“我们想住店。有空房间吗？”我逼着自己把笑脸挂在鼻子两边，如果对方还不给我笑脸，我也很快把笑脸摘下来。
她果然没有笑。我从她半低着的脑袋下看见一张毫无表情的脸。
“几个人住？”她明知故问。
“两个人，开两间。”我继续问她，当然笑脸也是取下来了。
“有是有，但……”她终于抬起头来。
我等着她继续说。
女人站起身，丢开手里的活走到门前，指着那张墙壁上的照片说：“他去年走的。楼上有两间房子是他亲手盖起来，你们要是不忌讳，我就开给你们。”
我不由自主地走到堂屋的门边，深深望了一眼墙上的男人。他装在一个小木框里，有着黑色的皮肤和深陷的眼睛，好像他生前是多么遭罪，现在装进木框里还是一副悲惨的模样。他的衣服领子上打了一个补丁，扣子缺了一粒；头发还来不及剪短，有些偏长，并且蓬乱。
“你怕吗？”我转头问小宁。
“你呢？”小宁毫无主见，脸上的惊慌掩饰不住。
“就住这里吧。”我对妇人说。
她将我们带到楼上。这是两间不小的房子，她打开第一间房子的门。“你住这里。”她望着小宁说。
再打开第二间房子的时候，一股草花的香气扑向我。这是半年前的一种味道，我记得，它曾经是一朵兰花，躺在信封里被我拆出来。
“这间房是我们以前住的。现如今他挂在墙上，这儿我也就不想住了。唉，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女人打扫了一下墙边的桌子和条板上站着的兰草。我看见她的手拂过兰花，背对着我。“这是他去年初栽的。今年开花了。是不是很香？”
“你保重身体。人死如灯灭。”我原想安慰她，谁料说出来的话这么绝情。
“你怎么流眼泪？”女人指着我的眼睛。
“没有。”我否认。
小宁递给我一张纸。
晚上我睡不着觉，心里有些恐惧，十五瓦的灯光打在墙上，条板上的兰花因为灯光的缘故显出一片古旧的神秘。窗外又在落雨，沙沙地响。我感到一阵害怕，仿佛自己正躺在蒲松龄的《聊斋》里。我起来，推开窗户。外面空气清凉，灯火阑珊。小孩在夜间嬉戏的笑声撞进我的耳朵。我确定自己站在他所在的镇上，而非《聊斋》里。可是，他永远不会像书生一样飘进我的门，站在那里给我道一句“小生有礼”。 我又陷入幻想了。自从分手后，我总幻想自己是《聊斋》里的人。我希望他会在某个时刻飘进我的窗口。
我合上窗门。刚坐到床边，就听见一阵短促的敲门声。
“你们要喝热水吗？”女店主在说话。
“要。”我立刻给她开门。
“我们这样的小地方很少有人来。你不是第一次来吧？”女人平静地说，脸上依旧没有笑容。
我放下她倒好的热水，实在想不出怎么回答。
“那个是男朋友吗？我看不大像。”女人似乎很想和我说话，虽然不带笑容，与白天相比却判若两人。
在这样的地方，我没有熟人，她有熟人大概也不想说她的心事。我从她的神色里捉到一丝孤独。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在那座山上住着，和他新婚的老婆。”走到窗边，我将那座山指给她看。对陌生人说心事，可以随说随丢，是一件没有负担的痛快事。
“为什么没有去？都到了这里。”
“突然不想去了。”
女人搬了条凳子摆在窗前，我们一起坐了下来。她准备好了听我的往事。但我沒有说下去。眼里有些刺热，我赶紧仰着头。
房间静了好一会儿。
她站起身，靠在窗前。“我就是忘不掉，”她指着远处一盏灯，“也是像今晚一样的大雨——比这场雨还大一些。也是这个时辰。他躺在煤堆下。我指我死掉的男人——挂在墙上呢。”女人抱紧了双肩，说话的声调像一只夜鸟的孤啼。
“你一定很难过。”我说了一句世界上最白痴的话。以我往常的智力，应该会说：“你的孩子多可爱呢，你看看。明天一定可以天晴，你一定要相信日子会好起来。”
我信吗？我问自己。墙上挂着的人不会因为天晴再活过来。
我感到一阵绝望。
“他一天要做多少活？我算不出来（叹气摇头）。我的男人是一台机器，不，是一头牛。”女人肯定地转头望着我，她紧锁的眉头忽然舒展了一下。“我记得我们相见时的样子。他穿一身蓝布衣服，一双黑底胶鞋，裤脚有些短，翘在小腿上，像个刚从田里回来的泥巴汉子。当然裤脚上没有泥巴。你一定认为他难看。不对，他那天很有样子。我的父母也说他很有样子：实在，舍得吃苦。农村人就要有农村人的样子。我的父母答应了他的提亲。你一定感到好笑，提亲穿得那样糟糕。他有新裤子，只是太随意了。我们结婚后他也是那样随意。现在，”她停顿了一下，低头抹了一把眼泪又道，“……现在挂到墙上也是这样随意。他死前死后都没有多大的改变。有时候我会很高兴看到这个样子——他是熟悉的，挂到墙上也是熟悉的，就像还活着一样。有时候我又很伤心，人怎么会一个样子走到头呢？要是早晓得他会突然死掉，应该让他去拍张好看的照片。可惜……”
房间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全世界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
我沉默着。她也沉默着。
房间里只有她落泪的声音和窗外的雨声。这两种声音都像是树叶上滴着水：嗒——嗒——冷寂而悲哀的味道。
我站到窗前，与她并肩。
“我们起初没有房子，可那没有什么关系，我的父母说他这样能吃苦的人不怕没有房子。果然他一辈子都这样吃苦。房子么，修好不到三年——我嫁过来十年。
“父母说能吃苦的人一定会有好福气。一定比他们强。我现在想来，这话也不对。我的男人每天起早贪黑在田地里累得像鬼，也不见他累出什么甜头，日子照样是那样苦。我一个妇人能帮什么大忙？那几年猪也喂不胖——尤其是老母猪，下完一窝崽就胖不起来了，再也胖不起来，肚皮拖在它自己的粪便里，像一片黑抹布。”
女人悲痛怨恨地望着夜幕，眼里闪着的好像不是泪水，而是火。
“一下给你扯这么些旧事情。你看。嗨！”她无奈地看我一眼。
“没关系，”我说，“我本来就没有值得伤心的事。”
我还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故事，但又后悔去打开她眼泪的闸门了。
雨小了些，只听见风把芭蕉叶吹得很响。她把另一扇窗也推开了。
“看见了吗？那盏灯。”她指着我白天呆看的煤场，“他就在那里做活。做了五年。五年的工钱换得这几间房子。去年他死了。我好像跟你说过了，他是去年死的，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她拍了一下脑门。
“我也记性不好。”我说。
“也是这样的雨天，我正在补一件旧衣服，有人来喊我。这样的晚上一般不会有人来。但是去年的那个晚上，来喊我的人是哭着跑来的。他是我的亲戚。他只会说‘清民……清民……’，然后摇着手比画。‘清民’是我男人的名字。我的针一歪，手戳破了，冒出一串血花，我心里突突地跳。
“‘清哥咋了？’我这样问是带了哭腔的，心里埋着不好的预感。
“果然是出了大事。我连雨衣都来不及带，冒着大雨跟那个喊话的人跑到煤场，看到煤场有好几个人打着电筒在煤堆里翻找什么。那晚停电了。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感觉那些人的背影里没有清民。
“我当时来不及哭。我是把他刨出来才开始哭的。他已经断气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全都塞满了煤末，眼睛因为大大地睁着，被煤末堵住了，合不上，抬回家洗干净才合上。衣服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烂，一些碎肉像泥浆一样淌在地上。血是黑色的——从身体里淌出来还有一点红色跟着就染黑了。我使劲地想要捂住他的伤口。可是哪里还有伤口！半边腰杆已经砸碎，是空的，另外半边腰杆扭曲，我想抱他起来，刚一起身就听见哗啦哗啦有东西从他的肚子里往外倒。我赶忙将他放下，用手捧着地上的东西往他身上填，也许捧着的是煤末。我从来不知道人是这种死法，我从来以为人是要善始善终的。我的父母说，人能吃苦老天爷都会保佑。你看它保佑了什么！
“我跪在清民的面前，看着他的尸体哭，哭了一会儿就没有眼泪了，嗓子也哑了，心里空荡荡的。我想我应该多流一些眼泪，但是眼泪淌到一半就这样断了，好像它们也死在我的眼里头。”
女人的眼泪此时比先前还多，好像窗外的雨都下到了她的脸上——她的眼泪不够用，雨水续着她的泪在流。 “我没有像今晚这样哭过。在煤场哭干了眼泪就没有再哭了。有几次我是想哭，但哭不出来。今天是他的生日。你看，我换了当初和他第一次见面时穿的衣裳。要是我没有娃娃，我就准备穿了这件衣裳躺在这间房子里死掉，或者去当尼姑。可是，当了尼姑就不伤心了吗？”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我想，我是不是可以永久住下来，住十年八年，等到她的孩子长大我再离开。而这样的生活将是：她面对冷寂的墙壁，我面对空茫的山。我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空山，她更不会真的希望我住下来。我们只是因为彼此陌生才袒露心事。
“说了一晚上，我堵在心里的烦闷终于倒完了。你呢？我还没有问你，真的不喜欢他吗？”她指着隔壁的房间。
“不。”我说。
雨又下大了。不清楚到了什么时辰，困意全无的两个人在夜里又聊了许久，直到雨再小下去，她才抽身回自己的房间。
我整夜陷入失眠，躺在床上想了许多事情。
第二天一早，小宁又准时站在门口。他夜里睡得很好，精神饱满，眼眉上方的头发已经偏偏地梳来顺在一边，是个很土的帅哥模样。
“你可以抹点猪油在头发上，这样看起来油光水滑。”我踩了他一脚。
我来到楼下与女店主道别。
女店主的眼泡还有些浮肿，但是精神并不差。她递给我一支粉笔，抿嘴笑了一下说：“妹子，你帮我把‘住宿’写完整，让雨水刷掉半边不好看。你下次来住，免费。”
我在“主”的旁边添了一个单人旁，就像一只肩膀，稳稳撑着旁边的“主”。我第一次感觉到读书写字的用处。
“那家旅馆好冷清，以后不要来。我做了一晚上噩梦。”去站台买票的路上，小宁这样抱怨。
“跟认不得的人有啥好聊的。你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么？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停住脚步，这才想起我们聊了一晚上竟然忘了问彼此的名姓。我突然又笑了。不知名姓又怎样呢？
我跑去老远，故意在回头的时候对小宁喊：“她的名字叫——断肠人在天涯！”
这句话把我自己也酸死了。小宁在背后嫌弃地瞪着。
我们去了渡口。
我们在渡口城边租了一处房子。为了省钱只租一间，单间用木板分出一个很小的厨房，余下的空间只够摆几样小家具。阳台倒也宽敞，有门隔着。
“你就住这里。这么宽的阳台，雨水滴不进来，阳光强烈的季节可能已经不住这里了，你将就一下。”我指着阳台跟小宁说。
他耷拉着脑袋从里间走到阳台，脚下踢着几张纸板，手中抱了一床毯子和棉被。他像个逃难的士兵极其勇猛又极其狼狈地三下两下搭了一个窝。为了使他的窝更加舒适，他借了我的绿裙子挂在阳台的边缘遮挡光线。
“好了，从今天起我就是燕子，住在你的屋檐下。”他拍掉手上的灰尘，笑了一下。
我笑不出来。
“你只有去建筑工地了。建筑工地不要身份证，你自己说的嘛。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有别的办法吗？”过了几天，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工作，我对小宁这样说。
他站在阳台的外面，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好。我去建筑工地。”过了许久，他的声音从阳台传来。阳光正好，我听着那句话感到一阵温暖。
小宁去建筑工地的日子，阳台上的窝一直保留着。那条绿裙子也没有扯下来，任它挂在那里。窝虽然被裙子挡掉一些阳光，但依然有散碎的光点落在上面，挨着阳台的攀枝花树叶也落在上面，有时引来几只鸟雀，在棉絮上留一个不太清晰的脚印便飞走了。这一切看在眼里极其落寞，好在我已习惯并且享受这有点惨淡的光景。
渡口的街道大多是陡坡形状，像我这样不爱运动的年轻人在周末的早晨或黄昏都不怎么出门，孤守在自己的阳台看风景。
我来渡口有三次。一次是在春天，多雨，空气里飘着雨水刷湿的花香。另一次在冬天，在山上，并没有走进渡口的中心城市，当时天空飘着雪花，我在山顶看山下分散的城市：楼房像纸盒子一样摆在山脚，弯曲的街道像绳子捆着楼房，也捆着楼房里住着的人们。那时候我下定决心不住到这个地方来。然而我违背了这个心意。如今我不仅自己住进了这样的楼房，还把小宁带了来。
我冲着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名字而来——渡口。它像是一个出口。我以为是个出口。
我能把自己渡到哪里去呢？它不过是一座城市，白天和夜晚都比我的故乡喧哗。我曾经搭了一艘小船，从这边到那边，发现心境还是一样，只是江水比较寒凉。如果我在晚上站在河边看水，就会有年老的妇女走来与我说话。她说，这里有吸毒的人，不要去酒吧，不要去KTV，不要吃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她们告诫着我，不要染上恶习，要做一个住在城市却始终保持乡下人品性的好人。
我想逃走，但没有真的逃走。我有点痴念这些老年人的话，并且我在某些瞬间，会以为她们不是平白无故地出现，而是命运给我安排好了的，是在这儿摆渡的人——她们教我在渡口要这样生活，在渡口以外也要这样生活。我因此留念江邊的风景。起码要让人以为，我仅仅是留念江边的风景。我假装不在乎那些告诫的话而使她们对我关注得越多。
我偷偷去建筑工地看了小宁几次。
他和别的苦力没什么两样，在太阳下，他们的肤色和面貌是一样的：弯腰驼背，头发脏乱，衣衫破旧，如果他们停下来休息，垂在身前的手必然有些发抖；当他们扛着重物走不动路了，嘴里就会喊出劳工的号子。我躲在离小宁五十米左右的地方，这里阴凉，有树叶落在地上，我踩上去就像踩响了一声一声的号子。我停住脚，呆立着动也不动。我仿佛看到这些喊号子的劳工的妻子，她们住在缺水的高山，扛着水桶去山下取水，绳子套住脑袋，水桶站在背上。她们走不动路了就唱山歌，应该是取水的山歌，她们走路，水花就从背上跳下来。这时候我突然想到爱情，想到劳工们的爱情，他们喊号子，她们唱背水调，一喊一唱。
可没有人给小宁背水。在我看来，他是孤单的，他的号子也孤单。我侧着耳朵，差不多可以分辨他的声音：沙哑、无奈、倔强、委屈、忍受。 他为了谁在奔命呢？
“小宁……”有一次，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扭过头，狼狈地揩一下脸才转身和我说话。不过七八天时间，他变得黑瘦，就像病了一场，手心全是水泡，有的水泡已经破开，露出一层新鲜却粘着泥巴的嫩肉，有的结了茧子，粗糙地缠在指节上。
我想喊他回去换一个工作，但没有说出口。我不知道处处需要文凭和身份证的厂子谁愿意开恩招他。虽然我认为看文凭和身份证是多么幼稚的行为，但没有这两样东西，你很可能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是最低等的工种，与建筑工地又有什么区别呢？当你拿不出本事证明文凭是无用的废纸，那么你就只能傻兮兮地亮出一张文凭。
“没关系，我可以坚持。”他安慰我。
可是，他终于不能在建筑工地坚持下去了。半个月后，他疲惫地回到我租住的地方，摇摇晃晃走到阳台观察了一下，说：“窝还在。这……我暂时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没有别的工作可干。那里实在太累了，他妈的，吃的像猪食！”他抱怨着，然后认真整理他的窝。
在窝里住了两天，小宁还是没有去建筑工地上班的意思。我每天从理发店下班回来，都会听见阳台上小宁的歌声：“啊，我的那个土妹妹，请你不要为我担心，这个世界复复杂杂，我会好好保护自己。”
“你保护哪个土妹妹呢？”我跟他开玩笑。
“你。”他回答。
我们偶尔去逛夜市。夜市上有卖小吃的人，因为摊子处于陡坡地段，摊车脚下总会垫着几块小石板。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对小宁有点反感，晚上也不和他去夜市，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要么看书，要么胡思乱想。
有天晚上，我实在睡不着觉，摸着兜里的票子感到一阵绝望。我为什么不在阳台栽上一株喜欢的花草呢？现在正是秋季花开的好时节。可是那只肥燕子，他的歌声总从阳台传来。他的饭量那么大，喝水那么多，鞋子那么臭，袜子还摆在枕头上。我突然觉得他的情书充满了一股脚气味，逃难时为我遮挡雨水的那只手也不可爱了。
他依然在写信，即使没有换洗的袜子和衣服，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子，每天还是照样要写信。他不知道我已经很不耐烦。信从阳台的窗缝里塞进来，啪的一声落在地板上，像一声沉闷的冷笑。
我打开信，照样还是要看信。信的内容大概是我每天可以亲自看到的场景（想象的除外）：
那树上的叶子像是我的命运。这时候，我想做个诗人。
你知道吗？我一生都想住在这个阳台上，这样可以一生给你写信。给你写一生的信是多浪漫的事情呢，我想想就很开心。
我昨天看见树上又落了许多叶子。你上次说它有好几个名字：攀枝花，平民花，木棉花。我喜欢喊它木棉花，这个名字有一种温柔的味道。
胶桶里快要没有米了。白菜还有一棵，葱还有，盐巴快没了。
我发现正在与你过柴米油盐的日子。虽然隔着一道门，我感到我们像一对情人。你觉得呢？
我实在忍不住了，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不为了别的，为了能养活你自己也该去。不为了养活你自己为了我也该去。不为了我为了你将来的她也该去。难道写这么多的信只为了抒情吗？你不可能一辈子躲在阳台写情诗。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幸运和闲散的时间。”
于是小宁又去了建筑工地。
小宁又从建筑工地回来是在一个早上。他的衣服比之前还脏，破了几个洞，手上有伤。头发因为粘了一层泥灰看起来简直是一蓬枯焦的乱草。我拉开门见他的一刹那，感觉立在门前的是一只被打劫的活鬼。奇怪的是，这回他穿了一双不是他的半新的皮鞋回来。
“哪里来的？”放他进门后，我像个家长一样指着那双皮鞋问。
他装作没听见，闷闷地走到阳台，蹲着想什么心事。
我很想骂他，但忍住了。他默默地脱下鞋子摆在一边，袜子破开的洞口里钻出几个脚趾。
“你怎么落成这般田地？”我心里这样想时，忽然感到一阵自责，如果当初我不阻止他，如果那三个老板真的不是骗子，他现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才发现这一路的坚持和帮助好像是为了赎罪，可惜这种赎罪也带了几分残酷和绝情。我并没有真正帮到他什么，反而开始厌恶他。
“我想要回家了，在外面不习惯，想进好点的厂进不了。你晓得的，即使我有身份证也进不了。彝族人进不去好厂。你看，他们除了在建筑工地干苦力，哪里也去不了。在工地干活脏得像只猴子，又累。谁晓得你累呢？过路的女人只会看见你笑，不，我不是说只有女人会那样笑，我是说，大部分都是女人在笑。你们女人是最现实的动物，不，我不是在说你。总之，她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动物园遇到一只脏猴子。难道我不是人吗？脏一点就不是人吗？卖苦力就不是人吗？我是人，谁知道呢？过几年会好吧？也许过几年彝族人也可以进好厂，衣服可以不用这么脏了。到那时候我再出来，你看呢？”有一天，他很悲哀地对我说，说完就把眼睛避开。
他抱着头，蹲下去，眼望着脚尖。
那雙皮鞋他始终不怎么穿，脱在阳台的角落，连阳光也晒不到。偶尔出门时他才会套上那双鞋子，回来立刻脱掉，打着赤脚走来走去。
“彝族人也有进厂的，他们还做到了管理那样的职位，真的。”我撒谎安慰他。不见得这谎言一辈子不得实现。也许明天就有了不一样的局面，我们只要努力，我想。虽然这些年在外地遇到的彝族人，没有一个做到管理人员的位置。他们大多因为背井离乡的愁闷酗酒，有的甚至躺在街边胡言乱语，但我还是相信明天会有不一样的局面。
“我不信。我没有听村里出去的谁做到管理人员的位置。你忘了去年那两口子么？他们在外面找不到好工作，在工地卖力没有拿到工资。他们怎么回来的？他们差一点去卖身，差一点去要饭，差点干了坏事，如果他们不是及时得到帮助！”小宁的声音高得把他自己也震住了。
“如果你想回去，那就回去吧。但要等一等，等到我的工资可以自由预支。大概再等十天。”我平静地说。我不想再讨论那对夫妻的事情。 十天很快到了，我预支了一部分工资。小宁买了一张回州府的火车票。他走的前一天夜里给我写了一封信，在车站道别时才交到我手上。
“你回去再看。好吗？”他又重复那句话。
我望着他的背影，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的脚。来了一趟渡口，穿了一双别人的鞋子回去，而他自己的鞋子从此就留在异乡了。我在站台轻声叹了口气，看他走上火车，找到自己的位子，然后伸出一只手在窗边费力摇两下。他说：“再见。”
晚上我打开信，内容空前的少，一共十六个字：
“对不起。贫穷和懦弱使我不能拥有爱情。”
这些话不像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好像是对他自己说的，也像是对全世界的人说的。不管对谁说，我确定他可以做诗人了。
小宁走后，我偶尔去阳台看看，那里没有窝，没有旧鞋子，只剩一条绿裙子挂在阳台的边缘。我有时会想起那位女店主的话：“真的不喜欢他吗？”
独自在渡口呆了五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州府，在马道镇找了一份工作。闲时我爱去火车站看看，我似乎在等待某个人，又实在无人可等。
奇迹般地，我竟在马道遇见了阿乌拉人。阿乌拉人披头散发，赤着双脚，欧阳锋似的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那个卖烤洋芋的彝族妇人送他一只洋芋，我看见他时，他正拿了洋芋坐在那里啃。
“嗨，你！”阿乌拉人看见我了，他满嘴包着洋芋，惊慌地说出这两个字。他的两只手黑乎乎的，好像是从垃圾桶里拣出来装在身上的。他用这两只黑手努力摇摆，嘴巴忙着吞洋芋什么也说不出来。
“啊，你咋变成这样？”我走过去，上下打量他的行头。这可不像去挣大钱的，出了一趟国门的。
“他妈的！”阿乌拉人暴躁地弹起身，想摔掉剩下的半只洋芋出气，但在扬起手的一秒钟转而塞进了嘴巴。
“你挣到钱啦？”我越来越不会说话。他这副模样哪儿像是挣到了钱？
“挣个■！”他斜眼瞪我一下，伤心欲绝的样子，拍拍手上的洋芋皮又坐到地上去了。
“怎么？”我语塞。
“被骗啦！被卖进采石场啦！他妈的三个杂种！”他咆哮道，像练蛤蟆功一样摇头晃脑。因为说话用力，声带受到一阵影响，他捂着嘴咳嗽了几声。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过分地和我说话。好像卖他的人不是那三个杂种，而是我。
他这种样子实在令人同情不起来。
“你不是说，你们一人一泡口水也淹死他们么？”我冷冷地盯着他的眼睛。
阿乌拉人不看我，眼皮垂下去，头发被风吹来站在头顶。他感到委屈的脸有些发红。他说：“我们被卖到采石场，那三个人扔下我们就走了。我以为男人不会被卖……我以为……嗨，不说这个，说出去我还咋混？丢先人！”他沉默了一下，又说：“算了，说给你听也不怕，你也不是外人。
“我们到了那里，负责看守的人像狼一样盯住我们，吃饭或上厕所都盯住。日他妈！晚上说梦话都会被鞭子抽一顿！他们以为是在商量逃跑。他们不懂我们的语言。哎，但是，还是怪我自己，梦话说的是彝语。但我不说彝语说什么呢？见他妈的鬼！反正我为此挨了不少鞭子。这些杂种！在那里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吃得最好的就是在火车上，他们三个像财神爷那样大方，给我们钱，随便买东西吃。
“到了采石场，我们去的几个人都被分开了。我被分在一群陌生人里面。这群人也是被骗来的，整天不说话，也不让说话，实在没有什么话说，就像哑巴。裤脚都是撕破的，身上全是伤疤。有的人眼睛瞎了一只，另外一只也像失灵了，看着你眨也不眨，像死鱼的眼睛。要是你也跟着我们去，那就可以直接被吓死啦，都不用被打死。有的瘸了腿，听说逃跑被抓回来打断的。那眼睛也是被打瞎的。”
“你聽谁说被打瞎了？不是不让说话吗？”
“白痴！不让说话就不说话吗？”他头也不抬地骂我一句，又说，“他们有时也看不紧。只要工地上来了一群穿花裙子的女人，他们就看不紧了，只派几个人站岗，那时候就可以悄声说几句话。”阿乌拉人吞了一下口水，他咧嘴笑了一声，把上嘴唇拉得很薄，整个上门牙露在外面。
“你怎么跑出来的？”我又多嘴了。
这回他没有骂我。他抬起头，望着天上的云彩说：“那天晚上月亮不是很白，星星倒是亮晃晃的，云彩也亮。就在这样一个晚上，我和几个想要逃跑的人一起跑了。我来不及找我的同伴。我想，他们自己有脚，如果想跑可以自己想办法。我喊了他们也不能扛着他们跑呀。那晚石场来了好几个女人，大部分看守都和女人在小房子里喝酒，喝醉了。到了深夜，留在门口看守的人开始打瞌睡，我们就找机会避开他们狂奔了出去，可惜没跑几步就被狗发现了。狗那种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好人和坏人根本分不清，长了眼睛跟没长眼睛一样，只要哪个养它它就帮哪个。去他妈的！好在老子长了一双长跑冠军的腿。
“狗一叫，看守的人全部冲了出来，我不管狗叫不叫，不管那帮杂种喊不喊，我只管跑我的。我不像其中的几个工人，他们一听见狗叫，慌慌张张，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好像听见的不是狗叫而是他爹在喊！他们往回一看，看见后面追来一大帮人，脚一软就跑不动了。我是凭想象知道后面有很多人在追赶我们，因为我斜眼看见和我平齐的工友扭头往后看，然后就跑不动了。我听见追我们的人在说‘贱种贱种’，也可能是说‘站住站住’，不管说的啥，老子管不起那么多。
“哈，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跑脱了，其他人又被捉了回去。我和那个人跑着跑着也跑散了。树林太大，也不认识路，我只好追着天上的勺子星跑。我是仰着头跑的，眼睛望着天，我感觉我不是在地上跑，路也不在我的脚下，而是在天上，我是在天上跑。
“他们想卖我？哈，做梦去。老子要饭也能跑回家！”
阿乌拉人走到垃圾桶边，捡起刚才有人扔在地上的一只罐头往嘴里倒水喝，摇晃几下没有倒出水来。罐头是空的。
“你……”我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我啥我？我就是这样回来的。看不顺眼么？哈，你是没有被逼到绝路上。”他揉了一下眼睛，“我走了半年才回到这里。一路上爬火车，偷东西吃，也要饭。可惜没有人给我饭吃，他们看见我就说我是假叫花子，因为我的头发是染黄的，他们说：‘你妈的，哪有叫花子还染头发的？有钱染头发还出来要饭么？你妈的，骗子！’他们一边诅咒一边向我吐口水。对了，我在逃跑的路上偷了一块猪肉，扛着跑了一路，被那家主人发现了，人追狗撵的，鞋子也跑掉了一只。他妈的，还是被追回去了！我最可惜那块猪肉。那家人的狗比采石场的狗跑得快，也可能我的力气在采石场用完了。
“我在渡口要了一个月的饭。渡口的人要好一点儿，给我一些剩饭剩菜。遇着同样是要饭的人也受欺负，我要到的饭还要孝敬老大。妈的，他当叫花子也长得那么壮实，干不过他。”他朝手心吐一泡口水洗手，顺便理了理他的黄头发。
“回来了就好。”我不能再取笑他。他竟然也去了渡口。说不定就是因为到了那儿，他才有机会顺利回来。渡口，说不定是他人生的关口，设定好了的，他只要在那儿渡过来，一切就好办了。
“到了这里我就不担心啦。这是我的地盘。对了，我今天有人来接，我的一个小弟。你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小宁呢？”
“我在这里上班。小宁走了。”
“哟，我以为你们早就是情人呢。你不喜欢他吗？”阿乌拉人摊开手，表示不理解。
“不。”我说。其实我想说：“不知道。”
阿乌拉人的“小弟”来了，一个瘦得像豆芽菜一样的混混，女的，皮肤黑得像炭。她走到阿乌拉人面前，很自然地拉住阿乌拉人的手说：“想不到你会被卖，真是……”她的眼眶泛红。
“哟——”我想笑。
“好吧，看在认识一场的份上告诉你，没有她，我就没有勇气逃回来。”阿乌拉人说完话，牵着女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车站。风冷飕飕的。
卖票的女人拿着一沓车票坐在车子前排的单椅上，晚风吹乱了她的头发，我收回看落叶的目光，望着卖票女人的背影发呆。车子晃着我，好像我还是个婴儿，正躺在母亲的摇篮里。
车子将我送到马道镇火车站门口。我时常来这里买票，这是始发站，可以买到座位。
靠着车站门口的花坛边，我选了一个台阶坐下。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我时常有这样的茫然，对着火车站看半天不知道自己要去何处。
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迷路在城市的羊，前不见山，后不见水。
花坛里有几棵矮树，一只小狗在树下晃着尾巴，它偶尔抬起头望一望我，好像在表示它的同情。我一厢情愿觉得它的眼光是在同情——我认为它是一只有灵性的狗。“难道我需要同情吗？”这样想了一想，心里有受辱似的难过。
车站门口站着一个卖烤洋芋的彝族女人，她背着孩子，一边烤洋芋，一边跟客人说话。她的孩子在背上大哭，小手抓住她的头发乱晃。她反手打了孩子，显得很烦躁。
“洋芋多少钱一个？”我走向她。
她用彝语说，五角钱。
“谱潜。”我用彝语表示她的洋芋卖贵了。
女人说没有比她卖得更便宜的了。她迅速瞟了我一眼，很快划开一个，往上撒了许多辣椒粉、花椒粉以及一些盐巴，用袋子一卷就将它递了过来。
我只好买下。
回到花坛边吃完土豆，想好了要去攀枝花，但是走到售票窗口时，莫名其妙买了一张去成都的火车票。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
等车的时间过得慢，寂寞的夜里一个人坐在花坛边总感觉像个乞丐。虽然自己的样貌与乞丐并不沾边。一个人心里感到是乞丐，那就与乞丐脱不开关系，就真的是乞丐了吧！
像往常那样，到站台右边的超市买一些水果、一盒泡面，对于晕车的我，这些东西完全是多余的。但我总要准备一些食物，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带这些无用的食物。我在车上并不想吃什么东西，一杯水就能对付整个旅程。可能我仅仅想证明自己不是乞丐。
灯光落在我的脚下，卡在水泥板缝隙里的石头披了一層影子，我用脚尖拱出它们，踩着翻几个面，然后一抬脚将它踢到别处。“去别的地方。换一个地方。”我低声说。
时间就这样有一脚没一脚地踩掉了。我重新走到花坛边坐下。先前卖烤洋芋的女人已经离开，那个位子换了主人。
“嘿！老同学！”一个声音像炮弹一样打进我的耳朵。接着就是一只手掌拍在我的肩上。
我扭头一看，并不是我的同学，而是我同学的哥哥。说来我们也算是校友，他一直喊我老同学。他的家住在山上，离我家不远。偶尔我会看见他放羊的父亲，披一件彝族褂子，满身酒气。
“打疼了吗？”他看我摸了一下肩膀，有些惊慌和不好意思。
他身后有七八个人像饺子一样跟在身后，都空着手，什么也没带。这些人全是彝族人，面熟的没有几个。他们一色地冲着我笑，好像见到了亲戚。
“哈！还有我呢！”阿乌拉人像地雷一样弹出人群，他摊开两手挡在我面前，大嗓门响在广场上。
“你也在。要去哪儿？”我感到好奇。阿乌拉人可是出了名的小混混，阿乌是他的姓，拉人（彝语意为混混）是他的绰号。我想不通这位老同学跟他混在一起干什么。
“小宁，你跟……”我喊着老同学的汉名，想问他跟阿乌拉人这样的混混在一起有什么意思。话只说到一半，当着阿乌拉人的面，实在也不好说下去。
阿乌拉人甩了一下盖在耳后的长头发，还来不及回答我的话，小宁已经将我喊到一边说话去了。我看到阿乌拉人吞下他滑到嘴边的话时窘迫的样子。
“我们去打工，出国。”小宁半笑不笑的样子，说到“出国”时眼睛亮了一下。
“哪国？”
“缅甸。”他坐到一块凸起来的水泥堆上。
“做什么？”
“采石头。”
“啥？”我的话像气球一样鼓起来，望着他的眼睛喊道，“难道凉山没有石头给你采吗？”
小宁低头看了一眼地上的树影，捡起一块小石子在树影上胡乱地画来画去。他一定想要说什么，但是无法说清楚。我看见一些茫然的情绪写在他的脸上。
“有三个老板来普格招工，找了好多个。”他指一指阿乌拉人和其他几个同伴说，“老板包车费，路上吃的也包。听说那里工资高，一天可以挣一百块。”
“一百块？”我感到这是个天文数字。我在理发店一个月最多挣五百。
“是的。你看，现在是1999年了，出去打工的人都好有钱的样子了，因为外面的工资高，高得很啊。肯定是高。我看得出来。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如果我去了那里工资好，就捎信给你。”小宁说得十分投入，他突然抬起眼睛痴痴地望着我。
我避开他的目光。
“上次的信你没有回我……你，”他不知道怎么往下说。
我装作不知道窗台上的信，故意做出惊讶的样子望着他。
“又没有看见吗？噢……”他低下头，很伤感。
“呀！你们谈情吗？也不避嫌，光天化日的。”阿乌拉人像鬼一样从花坛后面冒出来，举着两只爪子在头顶晃了几下。
“白痴！这是光天化日吗！”小宁瞪着他。
阿乌拉人找了一块地方坐下，从衣兜里掏出一支烟点燃，吐出一口烟。“来一支吗？”他问小宁。
“那里工资可以。”阿乌拉人说。
“我也去采石头吗？你太看得起我了。”我沉闷地说，心里埋了几分委屈。
“这信……”
我的袖子被小宁拽了一下，反身一看，他的手里握着一张叠好的信。信纸是彩色的，和小学时候抄歌词的本子颜色一模一样。我喜欢这种纸。上学时为了得到这样一张纸，我要替同学写三天的作文。可我现在不喜欢这样的信纸了。 “又是亲手交给我吗？嗯，长这么大，你是第一个写信不用经过邮局给我的人。”
“以前我放在窗台的信……”
“我沒看见。”我赶紧拖住他的话。我实在没有心情提示他，把信放在窗台上是多么愚蠢的事情。我母亲有一次打扫窗台，在窗缝里抽出一封信，好在信的内容绕山绕水，说星星指月亮，她看完了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那既不是情书，也不是普通的信件。他的每一封信都隐约有爱情的味道，仔细看却又是别的意思。不管怎么样，我把这些信捡起来，读完，然后撕掉、烧毁。反正窗台上的信最终逃不开我家的灶火。
“小宁，你有什么话可以直接跟我说，为什么要写信呢？”我还是忍不住这样问了。我实在不明白，写了大半年的信，到底想表达什么呢？自从收到他的信以来，我很多次怀疑自己的智力。读不懂。
小宁低着脑袋，好像做错了什么事。
“你不要这样，我没有怪你的意思。我是说，”我也说不清了。难道我要告诉他，这样写信有多无聊，我把他的信都转交给灶火了吗？
“这个，这封信，等我……”
“等你走了再看。是吧？”
他点头。
“把老子当空气啰。真你妈肉麻！”阿乌拉人拍拍屁股，起身走到他的同伴身边去。
这回小宁没有责怪阿乌拉人。
他们的三个老板从车站里走出来了，手里拿着几张车票，在谈着什么事情。小宁和阿乌拉人赶紧围了上去。他们操着带了彝腔的普通话与老板交流。
“这位是？”电线杆子一样的老板站到我的面前，他的领带像黑花蛇稳稳地扎着他的脖子。
“我是我。”我有点白痴地抬起头望着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好看。
“哈，姑娘，你真幽默。”他漂亮地眨了一下眼。他的热情是西昌两个太阳的温度。他转身要给我买橘子水。
“我不渴。我自己买了水。”我赶紧制止。
阿乌拉人和他的同伴站在台阶上吹风。要出国了，他们看起来精神抖擞，好像此去不是采石头，而是八抬大轿请他们去做官。
三个老板看起来很有派头，一色的黑西装加领带，皮鞋油亮，手腕戴着表，看时间的时候，顺便理一理乌黑的头发。他们搽了香水，我的鼻子被呛了一下。
“妹妹，你做什么工作呢？”另一个老板更加温和地与我说话，他指一指阿乌拉人一伙，“是亲戚吗？”
“我就在附近上班。我们是朋友。他是我表哥。”我指小宁。
小宁猛地抬起头，睁大了眼睛望着我。
“啊，难怪你们长得有些像。”高瘦的男人坐到候车室的椅子上。外面风凉，我们一行人进了候车室。他们一排地坐着，我罚站似地立在旁边。
“你们彝族人自己出去根本不好找工作，尤其男人。女人好一些。我看你肯定好找工作。”瘦男人笑了一下，吹出一口烟，弹掉指上的烟灰，又说，“我们这次来凉山闲玩，看这里的彝族人很有力气的样子，临时动了招工的念头。这纯粹是为了照顾你们。上一次，大约是五月左右，我们那里的一家厂子门口明白地贴着‘不招彝族人’。他们怕彝族人酗酒，喝多了闹事。”
我想起曾在一列火车上见到出外打工回来的彝族人，他们叫苦连天，说在外面找不到好工作。一些厂子更是因为语言沟通的问题拒绝招收彝族人。我看见他们的包袱里裹着衣服、旧鞋子和被褥。他们中的一些人拖家带口，女人和孩子跟坡地里出来的土豆一样灰扑扑——她们安静而又有几分胆怯地躲在男人身后，就像躲在泥土里。我不想说她们像乞丐，可是她们的眼神和乞丐一样可怜、无助。尤其在没有买到座位的火车上，女人们将自己的裙摆撩起来兜住年幼的孩子。孩子像小袋鼠一样缩在裙兜里。
我一时语塞，被眼前的瘦男人说得没有反驳的理由。望着小宁，我想象着他将来婚后的样子。
“嗯。”我半天才吐出一个字。的确有部分彝族人喜欢酗酒闹事，这样的事情我曾遇到过。也是在一列火车上，我买了座票却不能拥有那个座位，我的座位被一个剽悍的彝族男人占住。他像一头野牛似地横躺在位置上，冒着酒气，说着胡话，一只背包垫在他的脑袋下。他整个人躺在那里发酵，嘴巴不停叨叨着用彝语在骂人。因为话中提到“工资”和“开除”这样的字眼，我确定他是因为闹事被辞退了。我像呆子一样立在自己的位置旁不敢喊他起来，站了一晚上，白白给他当了一夜保镖。
“他们都是年轻人，有的是力气。采石头也不是太累。伙食费可以放心，天天有肉吃。”
不知道瘦老板之前还说了些什么。我走神了。
“嗨。”小宁拽了一下我的衣角，指了指边上的座位。
我坐了下来。
“老板，你们那里招女工吗？”小宁客气地问。
瘦老板歪着脑袋认真地看了我一眼，好像之前没有见过一样。“招。是她吗？”他伸出一根手指向着我。
“是。”小宁自作主张，根本不在乎我的意思。
瘦老板换了位置，坐到与我相邻的椅子上。
“姑娘，你想去吗？”
“不想。”我原本要这样说，但是冲出口的话是，“多少钱一个月？”
瘦老板一点也没有反感，很高兴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然后给他们的上司打电话。上司是男是女不清楚，电话里只能听见瘦老板的话。瘦老板向他的上司汇报，说我二十岁左右，最后还问到，给这个姑娘多少工钱。
很快有了结果。他们正巧缺一个煮饭的。瘦老板挂了电话，急忙问我：“这个工资可以了吧？两千块，不少啦。早上不用煮，可以睡懒觉。煮中饭和晚饭。你看，你们这边的工地可是一天三顿都要忙。我们那里早上买馒头给工人吃，可以省掉一些麻烦。”瘦老板看了看他的同伴，他的同伴马上向我点头，表示瘦老板说了实在话。
听到“两千块”这样的字眼，我的心里激动了一番，这是我在理发店辛苦四个月的工资。
“这个钱可以啦。早上还可以睡懒觉。老板，要是她不去，饭给我煮吧？我炒菜的手艺巴适得很。”阿乌拉人腾地站起身，又突然意识到在抢我饭碗，晃晃地又坐回去。 “这个工钱……还不是很满意。我觉得还是成都好。那里空气和这里差不多。”我回答得自己也听不懂。
“那么，你想要多少呢？”瘦老板微笑著。
受到这样的重视，我突然感觉自己是电杆上的灯泡，高高地亮在他们头顶。可是心里明显有嘀咕，现在不是钱少的问题，而是钱多的问题。两千块一个月，这是我打工以来劳力最值钱的时候。会有这么好的事吗？我的疑心病每一年都在加深。所以我妈说，像我这样的人根本不适合在外面混江湖，应该找个笼子躲起来。反正我在外面也会因为怀疑的毛病交不上一个朋友，做事情更不会有多大的起色。这话我一点也不反对。她肯定是在记恨我。很多时候，我都在莫名其妙地想象我有可能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
“你们最高可以给多少？”我装出一副老狐狸的样子，心里却感到一阵害怕，直觉告诉我，这块天上掉下来的大饼就要把我砸扁了。我望过去，看见阿乌拉人和小宁他们绽着笑脸，好像捡到了金子。
瘦老板踌躇了一会儿，与他的同伴又商量一下，最后打电话给他的上司，说这个女孩踏实本分，能不能再加一点工资。当然还说了一些什么，用他们的方言，我听不懂。
我看见瘦老板替我忙碌说好话，这种热情肯定会让人以为我是他的亲人。我也看见另外两个老板关注的眼神。他们是热情的，可不知道为什么，我怕他们，越是这样热情越害怕。我联想到村里的妇人，她们在年底的几个月给猪喂最好的食物，然后在新年到来之前杀猪吃肉。
最后，工钱定在了两千五。
阿乌拉人更不得了。“啥？比我们采石头只少五百！”他有些暴跳如雷的样子。
“不对，采石头可以拿到三千五，甚至四千。”瘦老板赶紧这样说，并且友好地拍了一下阿乌拉人的肩膀。
阿乌拉人听到“四千”便止住了呼声。他的情绪像安了开关，立刻变了一张好看的笑脸。
“可以去了吧？你看，两千五了。”小宁说。
我心里正在打鼓。一个声音明明告诉我：“去不得。”
“你们最好找个借口走了吧。我看他们像骗子。我的直觉一向很准。我在一些杂志上看到类似的事情。上半年在火车上，有个人极力劝我去重庆，我没有去。总之，你们不要去。”为了不让三个老板起疑，我用彝语告诫小宁他们，语气像在恳求。
“书呆子。你看书中毒了。”阿乌拉人瞪我一眼，又说，“杂志上都是假的。你不去算了，我们是要去的。你的胆子太小。我们一群男人，还怕被他们卖掉吗？你听说过哪个男人被卖掉吗？没有！你数数，我们八个，他们三个。我们一人放个屁也能熏死他们。四千块呢，至少也有三千五，这里没有这么高的工资，而且又是出国。啊，我长这么大头一次出国，我要见见外国是什么样子。”阿乌拉人捧着下巴，被自己的话感动了，小宁他们一伙人的眼睛也被阿乌拉人说得亮亮的。
我知道这群财迷已经不能被劝说。如果我继续说下去，阿乌拉人就会要求我赔他的损失。
小宁犹豫了，他是这群人中间唯一犹豫的。我高兴得像个花匠，仿佛看见自己的辛劳在一棵小草上有了成效。
“小宁！”我带着颤音喊他，然后是一种祈求似的语气，“不要去啦。”
“你们在说什么？嗨，不要用彝语。”瘦老板和他的同伴齐声说。他们非常警惕。
阿乌拉人的脸上飘起一片乌云，他用彝语说：“你不去就不去，赶紧走吧。他们已经买好了票，我是要去的。你们呢？”他回头问一下包括小宁在内的七个人。六个人猛点头。小宁站在一边没有表示。
“你是不想去了。我看得出来。你们找个借口走吧，我们不会告诉他们。”阿乌拉人望着小宁，口气很有几分仁至义尽的味道。
三个老板听见我们又用彝语交谈，脸色更不好看了，但又努力挤着笑容，那种勉强就像在空壳子里挤牛奶。
我抬眼望了一下车站的时钟，已经快要到我上车的时间。
“你去吗？”瘦老板又问我。他似乎一定要我去煮饭不可。
“去。”我突然灵机一动，微笑着回答他。我觉得这是个溜走的好时机。
“你确定不去了吗？”我又问一下小宁。
小宁肯定地点了一下头，他也意会到这三个人的反常。当我们用彝语说话的时候，三个老板的眼里含着十分的怒气和慌张。
我装作很高兴地去退了票。瘦老板一直跟着我和小宁。他很热情，争着要给我提行李。我只好把超市里买来的泡面和几杯饮料递过去。
“放心吧，我会帮你吃掉的。”阿乌拉人坏坏地用彝语跟我说。
小宁的额头冒出一些汗珠子，看瘦老板的时候目光闪躲。他的紧张更让我多了些害怕。
终于耗到瘦老板他们快要上车了，只有四十分钟的样子。已经排起了长队。我和小宁逃走了。
我们逃到了郊区一家私人旅店。小宁歪着脑袋眯眼看了一下，读着院门上用红布写着的大字：“乡——村——旅——馆。”
院落里一位老者在低头整理木柴，穿着很厚的衣服，头上裹着一条帕子。老者放下柴火来到“乡村旅馆”的横幅下，问道：“你们租房子吗？”
“是。听朋友说‘乡村旅馆’便宜。”我扯谎的功夫越来越高。我感到一阵透骨的疲惫，头有些晕，好像感冒了。
小宁显得精神了。“住一晚，多少钱？”他问。
老者耳朵不灵光，用手掌像罩子一样罩住耳朵。“你说什么？我的耳朵不好使了。你再说一遍。”
小宁又说了一遍。老者指着二楼的房间，“有二十块一间的。也有十块一间。十块的是小间，隔层房，一个人住可以。你们怎么住？”
“两间，”我赶紧说，“要十块一间的。”
我掏出二十元递给老者。小宁站在一边，有些不好意思。
“我这次出来没带钱。只有几块钱，不够。”他想解释得漂亮一些。
隔层房小得像火柴盒，一道门进来，里面装着三间小房子。小房子又是各自一道门，这样一来，一间房子就有四把锁。住进来的客人各自两把钥匙。有点像儿童游戏间。门口一个公用洗浴室，台子上躺着一块肥皂，站着两只玻璃杯。毛巾倒是很干净的样子。 “这房子好小。装耗子的。”小宁摊开手，冷笑。
我失眠。小宁应该也失眠了。我听见他的房间有走走停停的脚步聲。
小房间只够摆一架木床，周围连个柜子也站不下。我收了收身子，害怕放开架子会把这个房间撑破。
突然想到小宁的信。这大概是我收到的第二十封信了（放窗台的不算）。他每给我一封信，过几天就要问回信。我能想象他等信的焦急，但实在没有兴致回信，一想到这封信写完还得和他一样亲自交到收信人手中就感到别扭。这不是正常人做的，疯子才会这么干。
我掏出信，把床头的台灯拧到最小。弱光下的信纸被照出一股怀旧的感觉。我盯着淡黄的纸页：
……羊只有白天去放，晚间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就数它们。你上回跟阿兰说笑时提到过，你说你睡不着就数羊。
……我想着，你十四岁的样子——我比你大一岁，我在十五岁认识你——如今你十八岁。那时候你还在上学，还没有出去打工。你还不会买连衣裙装扮自己。那时候你的红色有帽子的衣服我很喜欢，我也去买了一件花色一样的穿在身上。你肯定没有注意。
现在没有放羊了。和我一样的青年都出去打工，我也想出去，但是我没有那么高的文凭。虽然我喜欢看书，看了很多书，但是没有一个工厂会因为你看了很多书重用你。我最远去过成都，找了好几天没有找到工作。他们一听见我是彝族就怕了，说上半年在荷花池某个菜市场，一群彝族女人穿了披毡偷煮熟的鸭子。他们嘲笑的语气，让我很受伤，感到委屈。
想想她们也真是没什么骨气，煮熟的鸭子也值得去偷。但是，有些人确实饿得没有办法。住在山顶的彝人，你懂他们的艰苦，我也懂，可我们没有办法跟外人解释。她们的确不应该去偷。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你出去打工的前一个月，我放了一封信在窗台。我想，你可能还是没有收到。不知道为什么，放在窗台的信你都收不到。山沟里跑来的风实在太大了，怪不得你。
这封信写了很长，请一定看完，也请一定回我。
等信……
小宁是个浪漫的人，他习惯把心事写在纸上。从前在什么地方，他说，只有面对本子的时候，想说的话才会完整地说出来，而且写信是一种特别美妙的感觉，你要说的话不是直接进入对方的耳朵，而是经过对方的眼睛“看”进去。耳朵可能会这边进那边出，眼睛不会。
他的这些道理很有意思。但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写信——当然，几个月前我在写信，我给我的男朋友写信。但是现在，我一辈子也不用给他写信了。
隔壁响起了一阵鼾声。他终于睡着了，不需要再数羊。
我也抠着墙板，在墙板上画了一个月亮，最后这个月亮长出两只弯角，是一只老山羊的模样。
次日又是雨天，我躺在床上不想起来。小宁站在门口，我听见他的脚步声。
“你醒了没有？”他说。
“醒啦！”想赖床是不行了。
打开门，小宁像柱子一样立在眼前。
“这么早吗？”懒散地问了一句。我感到一阵无力，心里纠结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有结果。
“你属什么的？我忘了你属什么。快说，是属猪，还是属狗？我看是属猪。你越来越懒了。不是吗？我记得你小时候很勤快。”洗脸时，小宁追在我后面说。
“我属凤凰。”
“什么？”
我瞪他一眼，高声道：“鸡——就是凤凰！”
“我们该去哪里呢？现在。”他换了话题。
“你不打算回家？”
“我原本就想出来打工。不能这么快回去。起码……”他尴尬地笑了一笑，“起码要挣到回家的路费。你看，一个大男人住一间旅馆还要你给钱。”他叹口气，摇了摇脑袋。
“你想去哪里？”我心里没有打算和他一路，但又不能丢下他不管。
“你呢？”他很茫然。
“谁知道呢。也许是米易，也许是别的地方。你去打工，身份证带了吗？”昨天晚上店老板问他身份证，他半天也掏不出。
“忘了去办！”他说。
不带身份证打什么工呢？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去成都打工把身份证弄丢了，一直没有补办。”他看我焦急无语的样子，安慰道，“不要担心，建筑工地一般不要身份证。反正是卖力气，哪个管你有没有身份？有身份的就不去卖力气啦。”
“去攀枝花吧。听说那里正在修路。”我别过脸。下雨了，背对着雨。一股凉飕飕的冷意扑在我的背心。
小宁答应了。
火车站因为落雨的原因显得冷清，湿漉漉的广场站了十来个撑着雨伞等车的人。
小宁伸出一只手挡在我的头顶。又是昨夜给我挡雨的手。也许可以说点感动的话，只要我愿意，立刻就可以。没有。我默默地顶着这只手走进售票厅。
小宁在一边等着，我想也不多想买了一张到米易境内的一个小地方的票。我曾经去过那里，以为这一生将会住在那里。
“为什么不直接买到攀枝花？这是什么地方？”小宁打断我的回忆。他把票面上的地名递到我眼前。
“在那里休息一下然后再去攀枝花。”我说。
他把要说的话咽下去了。我看到他的喉咙鼓了一下。
“不知道阿乌拉人他们怎么样了？”小宁说。
我想起阿乌拉人想出国的笑脸。
“我写的信你看了吗？”
“看了。”
“我等你的信……检票了。”他说。
火车上乘客并不多，但是因为喧闹显得很拥挤的样子。几个中年男人脱了鞋子平躺在三个位置的椅子上，车厢里充斥了一股脚臭味。
“我给你一杯水吧？可以淡化一些怪味道。”小宁准备起身。
我赶紧抓住他的衣角说：“不喝了。”
“为什么？”
“感觉在喝洗脚水。”
小宁从鼻腔里发出一声轻笑。 车子摇着我，恍如半年前。半年，并不长的时间，想来却是上辈子的事情。
半年前我就坐在窗边，车子也是这样摇着我。他坐在我旁边的位子上，眼神甜蜜地飘在窗外，手环住我的肩膀，跟我唱《再回首》。我指的是已经分手的男朋友。现在我要对他换一种称呼。他已经没有“再回首”，已经是我的一段伤心的回忆了，我干脆叫他“黄连”。
我们是怎样认识的不重要了。我曾经写了很多信。那些信是我在夜晚偷偷完成，并且多半是在有月亮的时候，或者下雨的时候，总之，我当时认为情书应该在晚上写。但不论怎样对着雨水或者月亮，也写不出黄连那样的句子。他的信里的文采总是让我羡慕，一想到那些字都是写给我的，心里就像藏着一千只蝴蝶。
我读到一些句子会突然感动，我承认我很容易感动（也很容易生气），这是我最大的弱点。我曾经因为他的那些漂亮的句子没头没脑地说过一句话：“我这辈子非你不嫁。”
很显然我是个白痴。容易说些白痴才说的冲动的话。
我看了一眼小宁，想把这些心事说给他听，可他的眼睛望着窗外。
“你困吗？”小宁推了我一下。我走神的样子在他看来像是在打瞌睡。
我望著他的脸，看见他下巴上的胡子在玻璃光的反射下更加显眼。他的头发并不乌黑，是少白头。如果把脸遮住，他是老人的样子。
我睡了一小会儿。等我醒来，车已到站。
这是个乡镇，四面高山耸立，浑黄的河水顺着上游的峡沟流来，沿着山边直奔下游。当我站在小街最高的台阶往前看，那股浩大的水流仿佛在奔着我来，要把我冲到天边去。一股更大的冷意袭上心头。
半年前那场雨比眼前的雨更大。那是一场大暴雨，突如其来，打在人身上是一种冰冷的疼。那是一个傍晚，我第一次冒着暴雨走在这个有些荒凉的小镇上。黄连撑着伞站在我身边。镇上的房子虽然不多，也不美观，却给人一种朴实的亲切。我想着这辈子是从高山走进更高的山，就会有一股感动在心里跳跃，认为这辈子是从故乡走进故乡，全都是安排好了的。
我曾为了走进这座大山而庆幸。
那时候黄连就站在我所立的位置，他指着这条河水，告诉我河的名字以及它的来处、去向。
如今这条河的来处我已经忘记，我只记得它的去处——渡口。那也是我将要前往的地方。那里有码头，有船，有摆渡的人，有商贩和游客，有木棉花——有与我无关的一切。我不需要摆渡的人。我去的只是一个“渡口”，一个充满意义的名字。
我转过头，看见一家小煤场。小煤场早就停工了，几间黑破的简易房寂寞地站在雨中。黄连告诉我，他小的时候曾在这里做工，每月能挣三百左右。
小宁从什么地方跑了过来。
“要去哪里呢？”他不安地问。这是他目前最关心的问题。这里没有熟人。
“去哪里呢？”我这样问自己，也像在反问他。眼睛望着一座山峰发呆。那山顶住着我想见又没有理由再见的人。我应该恨他，应该写一封信诅咒他的背叛。
我挪了一下位置，背对着河水。
“今晚就住在这里吧。”我说。
“跑到这里莫名其妙住一晚上，为什么事情，你虽然不跟我说，我也能感觉到。你不用说了。先找家旅店吧？这里太荒凉，有没有旅店也不好说。”小宁抬着眼睛四处看。
这儿当然有旅馆，都是私人开的小旅店，收费便宜。这些旅店不会大张旗鼓挂着招牌，只在自家门口的墙壁上或者门板上写上两个简单的字：住宿。
我们在一片房子密集的地方找到了“住宿”。因为雨水冲刷，墙壁上的字是这样写的：主宿。
店主是个瘸腿的女人，好像是个寡妇（我看见敞开的堂屋正墙上挂着一张年纪不大的男子的遗照）。她看见我们，并不十分热情，反倒有几分冷淡的味道。
妇人的孩子倒很活泼，五六岁左右，拿着一根什么树枝在玩骑木马，可是在看到我们的那一刻却害羞地躲开。
“我们想住店。有空房间吗？”我逼着自己把笑脸挂在鼻子两边，如果对方还不给我笑脸，我也很快把笑脸摘下来。
她果然没有笑。我从她半低着的脑袋下看见一张毫无表情的脸。
“几个人住？”她明知故问。
“两个人，开两间。”我继续问她，当然笑脸也是取下来了。
“有是有，但……”她终于抬起头来。
我等着她继续说。
女人站起身，丢开手里的活走到门前，指着那张墙壁上的照片说：“他去年走的。楼上有两间房子是他亲手盖起来，你们要是不忌讳，我就开给你们。”
我不由自主地走到堂屋的门边，深深望了一眼墙上的男人。他装在一个小木框里，有着黑色的皮肤和深陷的眼睛，好像他生前是多么遭罪，现在装进木框里还是一副悲惨的模样。他的衣服领子上打了一个补丁，扣子缺了一粒；头发还来不及剪短，有些偏长，并且蓬乱。
“你怕吗？”我转头问小宁。
“你呢？”小宁毫无主见，脸上的惊慌掩饰不住。
“就住这里吧。”我对妇人说。
她将我们带到楼上。这是两间不小的房子，她打开第一间房子的门。“你住这里。”她望着小宁说。
再打开第二间房子的时候，一股草花的香气扑向我。这是半年前的一种味道，我记得，它曾经是一朵兰花，躺在信封里被我拆出来。
“这间房是我们以前住的。现如今他挂在墙上，这儿我也就不想住了。唉，跟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女人打扫了一下墙边的桌子和条板上站着的兰草。我看见她的手拂过兰花，背对着我。“这是他去年初栽的。今年开花了。是不是很香？”
“你保重身体。人死如灯灭。”我原想安慰她，谁料说出来的话这么绝情。
“你怎么流眼泪？”女人指着我的眼睛。
“没有。”我否认。
小宁递给我一张纸。
晚上我睡不着觉，心里有些恐惧，十五瓦的灯光打在墙上，条板上的兰花因为灯光的缘故显出一片古旧的神秘。窗外又在落雨，沙沙地响。我感到一阵害怕，仿佛自己正躺在蒲松龄的《聊斋》里。我起来，推开窗户。外面空气清凉，灯火阑珊。小孩在夜间嬉戏的笑声撞进我的耳朵。我确定自己站在他所在的镇上，而非《聊斋》里。可是，他永远不会像书生一样飘进我的门，站在那里给我道一句“小生有礼”。 我又陷入幻想了。自从分手后，我总幻想自己是《聊斋》里的人。我希望他会在某个时刻飘进我的窗口。
我合上窗门。刚坐到床边，就听见一阵短促的敲门声。
“你们要喝热水吗？”女店主在说话。
“要。”我立刻给她开门。
“我们这样的小地方很少有人来。你不是第一次来吧？”女人平静地说，脸上依旧没有笑容。
我放下她倒好的热水，实在想不出怎么回答。
“那个是男朋友吗？我看不大像。”女人似乎很想和我说话，虽然不带笑容，与白天相比却判若两人。
在这样的地方，我没有熟人，她有熟人大概也不想说她的心事。我从她的神色里捉到一丝孤独。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的男朋友在那座山上住着，和他新婚的老婆。”走到窗边，我将那座山指给她看。对陌生人说心事，可以随说随丢，是一件没有负担的痛快事。
“为什么没有去？都到了这里。”
“突然不想去了。”
女人搬了条凳子摆在窗前，我们一起坐了下来。她准备好了听我的往事。但我沒有说下去。眼里有些刺热，我赶紧仰着头。
房间静了好一会儿。
她站起身，靠在窗前。“我就是忘不掉，”她指着远处一盏灯，“也是像今晚一样的大雨——比这场雨还大一些。也是这个时辰。他躺在煤堆下。我指我死掉的男人——挂在墙上呢。”女人抱紧了双肩，说话的声调像一只夜鸟的孤啼。
“你一定很难过。”我说了一句世界上最白痴的话。以我往常的智力，应该会说：“你的孩子多可爱呢，你看看。明天一定可以天晴，你一定要相信日子会好起来。”
我信吗？我问自己。墙上挂着的人不会因为天晴再活过来。
我感到一阵绝望。
“他一天要做多少活？我算不出来（叹气摇头）。我的男人是一台机器，不，是一头牛。”女人肯定地转头望着我，她紧锁的眉头忽然舒展了一下。“我记得我们相见时的样子。他穿一身蓝布衣服，一双黑底胶鞋，裤脚有些短，翘在小腿上，像个刚从田里回来的泥巴汉子。当然裤脚上没有泥巴。你一定认为他难看。不对，他那天很有样子。我的父母也说他很有样子：实在，舍得吃苦。农村人就要有农村人的样子。我的父母答应了他的提亲。你一定感到好笑，提亲穿得那样糟糕。他有新裤子，只是太随意了。我们结婚后他也是那样随意。现在，”她停顿了一下，低头抹了一把眼泪又道，“……现在挂到墙上也是这样随意。他死前死后都没有多大的改变。有时候我会很高兴看到这个样子——他是熟悉的，挂到墙上也是熟悉的，就像还活着一样。有时候我又很伤心，人怎么会一个样子走到头呢？要是早晓得他会突然死掉，应该让他去拍张好看的照片。可惜……”
房间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全世界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
我沉默着。她也沉默着。
房间里只有她落泪的声音和窗外的雨声。这两种声音都像是树叶上滴着水：嗒——嗒——冷寂而悲哀的味道。
我站到窗前，与她并肩。
“我们起初没有房子，可那没有什么关系，我的父母说他这样能吃苦的人不怕没有房子。果然他一辈子都这样吃苦。房子么，修好不到三年——我嫁过来十年。
“父母说能吃苦的人一定会有好福气。一定比他们强。我现在想来，这话也不对。我的男人每天起早贪黑在田地里累得像鬼，也不见他累出什么甜头，日子照样是那样苦。我一个妇人能帮什么大忙？那几年猪也喂不胖——尤其是老母猪，下完一窝崽就胖不起来了，再也胖不起来，肚皮拖在它自己的粪便里，像一片黑抹布。”
女人悲痛怨恨地望着夜幕，眼里闪着的好像不是泪水，而是火。
“一下给你扯这么些旧事情。你看。嗨！”她无奈地看我一眼。
“没关系，”我说，“我本来就没有值得伤心的事。”
我还想知道他们接下来的故事，但又后悔去打开她眼泪的闸门了。
雨小了些，只听见风把芭蕉叶吹得很响。她把另一扇窗也推开了。
“看见了吗？那盏灯。”她指着我白天呆看的煤场，“他就在那里做活。做了五年。五年的工钱换得这几间房子。去年他死了。我好像跟你说过了，他是去年死的，我的记性越来越差了。”她拍了一下脑门。
“我也记性不好。”我说。
“也是这样的雨天，我正在补一件旧衣服，有人来喊我。这样的晚上一般不会有人来。但是去年的那个晚上，来喊我的人是哭着跑来的。他是我的亲戚。他只会说‘清民……清民……’，然后摇着手比画。‘清民’是我男人的名字。我的针一歪，手戳破了，冒出一串血花，我心里突突地跳。
“‘清哥咋了？’我这样问是带了哭腔的，心里埋着不好的预感。
“果然是出了大事。我连雨衣都来不及带，冒着大雨跟那个喊话的人跑到煤场，看到煤场有好几个人打着电筒在煤堆里翻找什么。那晚停电了。我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我感觉那些人的背影里没有清民。
“我当时来不及哭。我是把他刨出来才开始哭的。他已经断气了。他的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全都塞满了煤末，眼睛因为大大地睁着，被煤末堵住了，合不上，抬回家洗干净才合上。衣服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烂，一些碎肉像泥浆一样淌在地上。血是黑色的——从身体里淌出来还有一点红色跟着就染黑了。我使劲地想要捂住他的伤口。可是哪里还有伤口！半边腰杆已经砸碎，是空的，另外半边腰杆扭曲，我想抱他起来，刚一起身就听见哗啦哗啦有东西从他的肚子里往外倒。我赶忙将他放下，用手捧着地上的东西往他身上填，也许捧着的是煤末。我从来不知道人是这种死法，我从来以为人是要善始善终的。我的父母说，人能吃苦老天爷都会保佑。你看它保佑了什么！
“我跪在清民的面前，看着他的尸体哭，哭了一会儿就没有眼泪了，嗓子也哑了，心里空荡荡的。我想我应该多流一些眼泪，但是眼泪淌到一半就这样断了，好像它们也死在我的眼里头。”
女人的眼泪此时比先前还多，好像窗外的雨都下到了她的脸上——她的眼泪不够用，雨水续着她的泪在流。 “我没有像今晚这样哭过。在煤场哭干了眼泪就没有再哭了。有几次我是想哭，但哭不出来。今天是他的生日。你看，我换了当初和他第一次见面时穿的衣裳。要是我没有娃娃，我就准备穿了这件衣裳躺在这间房子里死掉，或者去当尼姑。可是，当了尼姑就不伤心了吗？”她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我想，我是不是可以永久住下来，住十年八年，等到她的孩子长大我再离开。而这样的生活将是：她面对冷寂的墙壁，我面对空茫的山。我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空山，她更不会真的希望我住下来。我们只是因为彼此陌生才袒露心事。
“说了一晚上，我堵在心里的烦闷终于倒完了。你呢？我还没有问你，真的不喜欢他吗？”她指着隔壁的房间。
“不。”我说。
雨又下大了。不清楚到了什么时辰，困意全无的两个人在夜里又聊了许久，直到雨再小下去，她才抽身回自己的房间。
我整夜陷入失眠，躺在床上想了许多事情。
第二天一早，小宁又准时站在门口。他夜里睡得很好，精神饱满，眼眉上方的头发已经偏偏地梳来顺在一边，是个很土的帅哥模样。
“你可以抹点猪油在头发上，这样看起来油光水滑。”我踩了他一脚。
我来到楼下与女店主道别。
女店主的眼泡还有些浮肿，但是精神并不差。她递给我一支粉笔，抿嘴笑了一下说：“妹子，你帮我把‘住宿’写完整，让雨水刷掉半边不好看。你下次来住，免费。”
我在“主”的旁边添了一个单人旁，就像一只肩膀，稳稳撑着旁边的“主”。我第一次感觉到读书写字的用处。
“那家旅馆好冷清，以后不要来。我做了一晚上噩梦。”去站台买票的路上，小宁这样抱怨。
“跟认不得的人有啥好聊的。你知道人家叫什么名字么？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停住脚步，这才想起我们聊了一晚上竟然忘了问彼此的名姓。我突然又笑了。不知名姓又怎样呢？
我跑去老远，故意在回头的时候对小宁喊：“她的名字叫——断肠人在天涯！”
这句话把我自己也酸死了。小宁在背后嫌弃地瞪着。
我们去了渡口。
我们在渡口城边租了一处房子。为了省钱只租一间，单间用木板分出一个很小的厨房，余下的空间只够摆几样小家具。阳台倒也宽敞，有门隔着。
“你就住这里。这么宽的阳台，雨水滴不进来，阳光强烈的季节可能已经不住这里了，你将就一下。”我指着阳台跟小宁说。
他耷拉着脑袋从里间走到阳台，脚下踢着几张纸板，手中抱了一床毯子和棉被。他像个逃难的士兵极其勇猛又极其狼狈地三下两下搭了一个窝。为了使他的窝更加舒适，他借了我的绿裙子挂在阳台的边缘遮挡光线。
“好了，从今天起我就是燕子，住在你的屋檐下。”他拍掉手上的灰尘，笑了一下。
我笑不出来。
“你只有去建筑工地了。建筑工地不要身份证，你自己说的嘛。我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有别的办法吗？”过了几天，实在找不着合适的工作，我对小宁这样说。
他站在阳台的外面，我看不见他的表情。
“好。我去建筑工地。”过了许久，他的声音从阳台传来。阳光正好，我听着那句话感到一阵温暖。
小宁去建筑工地的日子，阳台上的窝一直保留着。那条绿裙子也没有扯下来，任它挂在那里。窝虽然被裙子挡掉一些阳光，但依然有散碎的光点落在上面，挨着阳台的攀枝花树叶也落在上面，有时引来几只鸟雀，在棉絮上留一个不太清晰的脚印便飞走了。这一切看在眼里极其落寞，好在我已习惯并且享受这有点惨淡的光景。
渡口的街道大多是陡坡形状，像我这样不爱运动的年轻人在周末的早晨或黄昏都不怎么出门，孤守在自己的阳台看风景。
我来渡口有三次。一次是在春天，多雨，空气里飘着雨水刷湿的花香。另一次在冬天，在山上，并没有走进渡口的中心城市，当时天空飘着雪花，我在山顶看山下分散的城市：楼房像纸盒子一样摆在山脚，弯曲的街道像绳子捆着楼房，也捆着楼房里住着的人们。那时候我下定决心不住到这个地方来。然而我违背了这个心意。如今我不仅自己住进了这样的楼房，还把小宁带了来。
我冲着这个城市的另一个名字而来——渡口。它像是一个出口。我以为是个出口。
我能把自己渡到哪里去呢？它不过是一座城市，白天和夜晚都比我的故乡喧哗。我曾经搭了一艘小船，从这边到那边，发现心境还是一样，只是江水比较寒凉。如果我在晚上站在河边看水，就会有年老的妇女走来与我说话。她说，这里有吸毒的人，不要去酒吧，不要去KTV，不要吃陌生人给你的东西，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她们告诫着我，不要染上恶习，要做一个住在城市却始终保持乡下人品性的好人。
我想逃走，但没有真的逃走。我有点痴念这些老年人的话，并且我在某些瞬间，会以为她们不是平白无故地出现，而是命运给我安排好了的，是在这儿摆渡的人——她们教我在渡口要这样生活，在渡口以外也要这样生活。我因此留念江邊的风景。起码要让人以为，我仅仅是留念江边的风景。我假装不在乎那些告诫的话而使她们对我关注得越多。
我偷偷去建筑工地看了小宁几次。
他和别的苦力没什么两样，在太阳下，他们的肤色和面貌是一样的：弯腰驼背，头发脏乱，衣衫破旧，如果他们停下来休息，垂在身前的手必然有些发抖；当他们扛着重物走不动路了，嘴里就会喊出劳工的号子。我躲在离小宁五十米左右的地方，这里阴凉，有树叶落在地上，我踩上去就像踩响了一声一声的号子。我停住脚，呆立着动也不动。我仿佛看到这些喊号子的劳工的妻子，她们住在缺水的高山，扛着水桶去山下取水，绳子套住脑袋，水桶站在背上。她们走不动路了就唱山歌，应该是取水的山歌，她们走路，水花就从背上跳下来。这时候我突然想到爱情，想到劳工们的爱情，他们喊号子，她们唱背水调，一喊一唱。
可没有人给小宁背水。在我看来，他是孤单的，他的号子也孤单。我侧着耳朵，差不多可以分辨他的声音：沙哑、无奈、倔强、委屈、忍受。 他为了谁在奔命呢？
“小宁……”有一次，我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扭过头，狼狈地揩一下脸才转身和我说话。不过七八天时间，他变得黑瘦，就像病了一场，手心全是水泡，有的水泡已经破开，露出一层新鲜却粘着泥巴的嫩肉，有的结了茧子，粗糙地缠在指节上。
我想喊他回去换一个工作，但没有说出口。我不知道处处需要文凭和身份证的厂子谁愿意开恩招他。虽然我认为看文凭和身份证是多么幼稚的行为，但没有这两样东西，你很可能找不到工作，即使找到工作也是最低等的工种，与建筑工地又有什么区别呢？当你拿不出本事证明文凭是无用的废纸，那么你就只能傻兮兮地亮出一张文凭。
“没关系，我可以坚持。”他安慰我。
可是，他终于不能在建筑工地坚持下去了。半个月后，他疲惫地回到我租住的地方，摇摇晃晃走到阳台观察了一下，说：“窝还在。这……我暂时在这里住几天，看看有没有别的工作可干。那里实在太累了，他妈的，吃的像猪食！”他抱怨着，然后认真整理他的窝。
在窝里住了两天，小宁还是没有去建筑工地上班的意思。我每天从理发店下班回来，都会听见阳台上小宁的歌声：“啊，我的那个土妹妹，请你不要为我担心，这个世界复复杂杂，我会好好保护自己。”
“你保护哪个土妹妹呢？”我跟他开玩笑。
“你。”他回答。
我们偶尔去逛夜市。夜市上有卖小吃的人，因为摊子处于陡坡地段，摊车脚下总会垫着几块小石板。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对小宁有点反感，晚上也不和他去夜市，下了班就把自己关在房间，要么看书，要么胡思乱想。
有天晚上，我实在睡不着觉，摸着兜里的票子感到一阵绝望。我为什么不在阳台栽上一株喜欢的花草呢？现在正是秋季花开的好时节。可是那只肥燕子，他的歌声总从阳台传来。他的饭量那么大，喝水那么多，鞋子那么臭，袜子还摆在枕头上。我突然觉得他的情书充满了一股脚气味，逃难时为我遮挡雨水的那只手也不可爱了。
他依然在写信，即使没有换洗的袜子和衣服，没有一双像样的鞋子，每天还是照样要写信。他不知道我已经很不耐烦。信从阳台的窗缝里塞进来，啪的一声落在地板上，像一声沉闷的冷笑。
我打开信，照样还是要看信。信的内容大概是我每天可以亲自看到的场景（想象的除外）：
那树上的叶子像是我的命运。这时候，我想做个诗人。
你知道吗？我一生都想住在这个阳台上，这样可以一生给你写信。给你写一生的信是多浪漫的事情呢，我想想就很开心。
我昨天看见树上又落了许多叶子。你上次说它有好几个名字：攀枝花，平民花，木棉花。我喜欢喊它木棉花，这个名字有一种温柔的味道。
胶桶里快要没有米了。白菜还有一棵，葱还有，盐巴快没了。
我发现正在与你过柴米油盐的日子。虽然隔着一道门，我感到我们像一对情人。你觉得呢？
我实在忍不住了，给他回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不为了别的，为了能养活你自己也该去。不为了养活你自己为了我也该去。不为了我为了你将来的她也该去。难道写这么多的信只为了抒情吗？你不可能一辈子躲在阳台写情诗。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幸运和闲散的时间。”
于是小宁又去了建筑工地。
小宁又从建筑工地回来是在一个早上。他的衣服比之前还脏，破了几个洞，手上有伤。头发因为粘了一层泥灰看起来简直是一蓬枯焦的乱草。我拉开门见他的一刹那，感觉立在门前的是一只被打劫的活鬼。奇怪的是，这回他穿了一双不是他的半新的皮鞋回来。
“哪里来的？”放他进门后，我像个家长一样指着那双皮鞋问。
他装作没听见，闷闷地走到阳台，蹲着想什么心事。
我很想骂他，但忍住了。他默默地脱下鞋子摆在一边，袜子破开的洞口里钻出几个脚趾。
“你怎么落成这般田地？”我心里这样想时，忽然感到一阵自责，如果当初我不阻止他，如果那三个老板真的不是骗子，他现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我这才发现这一路的坚持和帮助好像是为了赎罪，可惜这种赎罪也带了几分残酷和绝情。我并没有真正帮到他什么，反而开始厌恶他。
“我想要回家了，在外面不习惯，想进好点的厂进不了。你晓得的，即使我有身份证也进不了。彝族人进不去好厂。你看，他们除了在建筑工地干苦力，哪里也去不了。在工地干活脏得像只猴子，又累。谁晓得你累呢？过路的女人只会看见你笑，不，我不是说只有女人会那样笑，我是说，大部分都是女人在笑。你们女人是最现实的动物，不，我不是在说你。总之，她们看我的眼神就像在动物园遇到一只脏猴子。难道我不是人吗？脏一点就不是人吗？卖苦力就不是人吗？我是人，谁知道呢？过几年会好吧？也许过几年彝族人也可以进好厂，衣服可以不用这么脏了。到那时候我再出来，你看呢？”有一天，他很悲哀地对我说，说完就把眼睛避开。
他抱着头，蹲下去，眼望着脚尖。
那雙皮鞋他始终不怎么穿，脱在阳台的角落，连阳光也晒不到。偶尔出门时他才会套上那双鞋子，回来立刻脱掉，打着赤脚走来走去。
“彝族人也有进厂的，他们还做到了管理那样的职位，真的。”我撒谎安慰他。不见得这谎言一辈子不得实现。也许明天就有了不一样的局面，我们只要努力，我想。虽然这些年在外地遇到的彝族人，没有一个做到管理人员的位置。他们大多因为背井离乡的愁闷酗酒，有的甚至躺在街边胡言乱语，但我还是相信明天会有不一样的局面。
“我不信。我没有听村里出去的谁做到管理人员的位置。你忘了去年那两口子么？他们在外面找不到好工作，在工地卖力没有拿到工资。他们怎么回来的？他们差一点去卖身，差一点去要饭，差点干了坏事，如果他们不是及时得到帮助！”小宁的声音高得把他自己也震住了。
“如果你想回去，那就回去吧。但要等一等，等到我的工资可以自由预支。大概再等十天。”我平静地说。我不想再讨论那对夫妻的事情。 十天很快到了，我预支了一部分工资。小宁买了一张回州府的火车票。他走的前一天夜里给我写了一封信，在车站道别时才交到我手上。
“你回去再看。好吗？”他又重复那句话。
我望着他的背影，眼睛不由自主地盯着他的脚。来了一趟渡口，穿了一双别人的鞋子回去，而他自己的鞋子从此就留在异乡了。我在站台轻声叹了口气，看他走上火车，找到自己的位子，然后伸出一只手在窗边费力摇两下。他说：“再见。”
晚上我打开信，内容空前的少，一共十六个字：
“对不起。贫穷和懦弱使我不能拥有爱情。”
这些话不像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好像是对他自己说的，也像是对全世界的人说的。不管对谁说，我确定他可以做诗人了。
小宁走后，我偶尔去阳台看看，那里没有窝，没有旧鞋子，只剩一条绿裙子挂在阳台的边缘。我有时会想起那位女店主的话：“真的不喜欢他吗？”
独自在渡口呆了五个月后，我又回到了州府，在马道镇找了一份工作。闲时我爱去火车站看看，我似乎在等待某个人，又实在无人可等。
奇迹般地，我竟在马道遇见了阿乌拉人。阿乌拉人披头散发，赤着双脚，欧阳锋似的坐在火车站的台阶上，那个卖烤洋芋的彝族妇人送他一只洋芋，我看见他时，他正拿了洋芋坐在那里啃。
“嗨，你！”阿乌拉人看见我了，他满嘴包着洋芋，惊慌地说出这两个字。他的两只手黑乎乎的，好像是从垃圾桶里拣出来装在身上的。他用这两只黑手努力摇摆，嘴巴忙着吞洋芋什么也说不出来。
“啊，你咋变成这样？”我走过去，上下打量他的行头。这可不像去挣大钱的，出了一趟国门的。
“他妈的！”阿乌拉人暴躁地弹起身，想摔掉剩下的半只洋芋出气，但在扬起手的一秒钟转而塞进了嘴巴。
“你挣到钱啦？”我越来越不会说话。他这副模样哪儿像是挣到了钱？
“挣个■！”他斜眼瞪我一下，伤心欲绝的样子，拍拍手上的洋芋皮又坐到地上去了。
“怎么？”我语塞。
“被骗啦！被卖进采石场啦！他妈的三个杂种！”他咆哮道，像练蛤蟆功一样摇头晃脑。因为说话用力，声带受到一阵影响，他捂着嘴咳嗽了几声。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么过分地和我说话。好像卖他的人不是那三个杂种，而是我。
他这种样子实在令人同情不起来。
“你不是说，你们一人一泡口水也淹死他们么？”我冷冷地盯着他的眼睛。
阿乌拉人不看我，眼皮垂下去，头发被风吹来站在头顶。他感到委屈的脸有些发红。他说：“我们被卖到采石场，那三个人扔下我们就走了。我以为男人不会被卖……我以为……嗨，不说这个，说出去我还咋混？丢先人！”他沉默了一下，又说：“算了，说给你听也不怕，你也不是外人。
“我们到了那里，负责看守的人像狼一样盯住我们，吃饭或上厕所都盯住。日他妈！晚上说梦话都会被鞭子抽一顿！他们以为是在商量逃跑。他们不懂我们的语言。哎，但是，还是怪我自己，梦话说的是彝语。但我不说彝语说什么呢？见他妈的鬼！反正我为此挨了不少鞭子。这些杂种！在那里没有吃过一顿饱饭。吃得最好的就是在火车上，他们三个像财神爷那样大方，给我们钱，随便买东西吃。
“到了采石场，我们去的几个人都被分开了。我被分在一群陌生人里面。这群人也是被骗来的，整天不说话，也不让说话，实在没有什么话说，就像哑巴。裤脚都是撕破的，身上全是伤疤。有的人眼睛瞎了一只，另外一只也像失灵了，看着你眨也不眨，像死鱼的眼睛。要是你也跟着我们去，那就可以直接被吓死啦，都不用被打死。有的瘸了腿，听说逃跑被抓回来打断的。那眼睛也是被打瞎的。”
“你聽谁说被打瞎了？不是不让说话吗？”
“白痴！不让说话就不说话吗？”他头也不抬地骂我一句，又说，“他们有时也看不紧。只要工地上来了一群穿花裙子的女人，他们就看不紧了，只派几个人站岗，那时候就可以悄声说几句话。”阿乌拉人吞了一下口水，他咧嘴笑了一声，把上嘴唇拉得很薄，整个上门牙露在外面。
“你怎么跑出来的？”我又多嘴了。
这回他没有骂我。他抬起头，望着天上的云彩说：“那天晚上月亮不是很白，星星倒是亮晃晃的，云彩也亮。就在这样一个晚上，我和几个想要逃跑的人一起跑了。我来不及找我的同伴。我想，他们自己有脚，如果想跑可以自己想办法。我喊了他们也不能扛着他们跑呀。那晚石场来了好几个女人，大部分看守都和女人在小房子里喝酒，喝醉了。到了深夜，留在门口看守的人开始打瞌睡，我们就找机会避开他们狂奔了出去，可惜没跑几步就被狗发现了。狗那种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好人和坏人根本分不清，长了眼睛跟没长眼睛一样，只要哪个养它它就帮哪个。去他妈的！好在老子长了一双长跑冠军的腿。
“狗一叫，看守的人全部冲了出来，我不管狗叫不叫，不管那帮杂种喊不喊，我只管跑我的。我不像其中的几个工人，他们一听见狗叫，慌慌张张，完全失去了方向感，好像听见的不是狗叫而是他爹在喊！他们往回一看，看见后面追来一大帮人，脚一软就跑不动了。我是凭想象知道后面有很多人在追赶我们，因为我斜眼看见和我平齐的工友扭头往后看，然后就跑不动了。我听见追我们的人在说‘贱种贱种’，也可能是说‘站住站住’，不管说的啥，老子管不起那么多。
“哈，只有我和另外一个人跑脱了，其他人又被捉了回去。我和那个人跑着跑着也跑散了。树林太大，也不认识路，我只好追着天上的勺子星跑。我是仰着头跑的，眼睛望着天，我感觉我不是在地上跑，路也不在我的脚下，而是在天上，我是在天上跑。
“他们想卖我？哈，做梦去。老子要饭也能跑回家！”
阿乌拉人走到垃圾桶边，捡起刚才有人扔在地上的一只罐头往嘴里倒水喝，摇晃几下没有倒出水来。罐头是空的。
“你……”我想说什么，但说不出来。
“我啥我？我就是这样回来的。看不顺眼么？哈，你是没有被逼到绝路上。”他揉了一下眼睛，“我走了半年才回到这里。一路上爬火车，偷东西吃，也要饭。可惜没有人给我饭吃，他们看见我就说我是假叫花子，因为我的头发是染黄的，他们说：‘你妈的，哪有叫花子还染头发的？有钱染头发还出来要饭么？你妈的，骗子！’他们一边诅咒一边向我吐口水。对了，我在逃跑的路上偷了一块猪肉，扛着跑了一路，被那家主人发现了，人追狗撵的，鞋子也跑掉了一只。他妈的，还是被追回去了！我最可惜那块猪肉。那家人的狗比采石场的狗跑得快，也可能我的力气在采石场用完了。
“我在渡口要了一个月的饭。渡口的人要好一点儿，给我一些剩饭剩菜。遇着同样是要饭的人也受欺负，我要到的饭还要孝敬老大。妈的，他当叫花子也长得那么壮实，干不过他。”他朝手心吐一泡口水洗手，顺便理了理他的黄头发。
“回来了就好。”我不能再取笑他。他竟然也去了渡口。说不定就是因为到了那儿，他才有机会顺利回来。渡口，说不定是他人生的关口，设定好了的，他只要在那儿渡过来，一切就好办了。
“到了这里我就不担心啦。这是我的地盘。对了，我今天有人来接，我的一个小弟。你呢？你在这里做什么？小宁呢？”
“我在这里上班。小宁走了。”
“哟，我以为你们早就是情人呢。你不喜欢他吗？”阿乌拉人摊开手，表示不理解。
“不。”我说。其实我想说：“不知道。”
阿乌拉人的“小弟”来了，一个瘦得像豆芽菜一样的混混，女的，皮肤黑得像炭。她走到阿乌拉人面前，很自然地拉住阿乌拉人的手说：“想不到你会被卖，真是……”她的眼眶泛红。
“哟——”我想笑。
“好吧，看在认识一场的份上告诉你，没有她，我就没有勇气逃回来。”阿乌拉人说完话，牵着女友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车站。风冷飕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