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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老能摸到石头?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而是因为底层总有变革的要求。
记者：回顾中国30年改革历程，我们是怎么与市场经济握手的?一个很形象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如何摸对了石头?
周其仁：今天，我们回看改革开放30年，是个蛮好的题目。当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看看过去，会帮助我们从被经验证明有效的办法中吸取力量。
改革开放应该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逼”，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30年前的中国，处在这个被“逼”的环境中：人口数量非常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屹立在世界，非常不容易；原来选定的体制困难重重。包产到户是30年前发生的改革。包产到户有个前身，就是允许农民有块自留地。自留地哪来的?就是饥荒逼出来的。
仔细回想，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我们老能摸到石头?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而是因为底层总有变革的要求。
为什么1978年改革开放呢?一个是这个“逼”的力量，是底层自发的活动：一个是得到上层的承认，提供一个合法化的空间。改革要触动传统的观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逼”的力量。中国之所以有希望，就是基层总有厉害的人。
邓小平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国家遇到“逼”的环境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反应。这个反应，给它取个名字，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机器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光凭教条、书本，就以为可以把国家搞好。要在底层的实践活动中，去吸取力量。再也不能将一个大的国家的现代化，简单地建在模仿这个模式或那个模式上。
在中国，只要认真摸，总会摸到石头，终会走出一条路来。
记者：如何把握改革开放30年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以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诸多新挑战?为什么说，从回看30年的角度看，诸多困难和挑战，也可能是一个机会?
周其仁：今天，我们的经济有了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承认，但要看到，这个改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在别的领域，政治领域、行政体制领域，不那么配套。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没有均衡的推进，到一定时候就很难推下去。什么东西会把中国进一步往前推呢?
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坏的时候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坏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逼”的力量。这几年，内需起不来，为什么起不来?居民家庭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中不到50％。
20世纪80年代改革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比例达到70％多，接近80％，老百姓有钱买东西，市场就活起来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经济涨得非常快，但税收涨得更快，相当一部分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上。而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最典型就是土地，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于是，从收入的角度看，国民收入就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集中在政府手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每个政府都想多做事情，比如解决民生困难，比如多创造政绩。这无可厚非。如果顺风顺水，问题就被规避了，一旦国民经济受到冲击，遇到困难，这个“逼”的力量就显现了。就当下而言，如果不做调整，我们的经济很难继续走下去：高度依赖出口，外销市场出了问题，大量的沿海生产力受到影响，这就可能酿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回看30年的角度看，这可能也是一个机会。正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形成一个合力，看怎么把收入分配结构进行一个大的调整。比如税收，能不能相应地减一减：比如说，政府控制的很多资源能否更多地往市场上放。我们不是30年前的中国，中国已经尝到过逼迫下改革、改革加强了国力，尝到了这条道路的甜头。这个记忆犹在，这就是一个机会。
中国需要建设、需要投资的领域，非常广泛。但制度不对头，谁好去投?谁有权投?谁有权转让这些资源?这些问题，我相信今天跟30年前有共同之处。不同的地方是，我们30年的实践，会让我们对所有的困难、挑战，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因为现实的逼迫，然后调整我们的制度，调节我们的政府、企业，中央、地方，国有、民营利益板块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就在困难的情况下反而会“逼”出一条路。去看看过去的30年，“逼迫”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在中国，只要认真摸，总会摸到石头，终会走出一条路来。
1840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别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也是学啊。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后来学南斯拉夫，后来学日本、学韩国，然后学美国。这一次，美国的金融机构出了大问题。现在教我们控制风险的老师，自己出问题了。老师都不行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靠自己了。这就是开始走向成熟了。我们必须回到30年前邓小平讲的话，所有的本本条条主义，都是错的。从实际出发这条路，才走得对——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人民，有她自己走过的路。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机会来了。而且我们的心理更加成熟了，我们不会把自己国家的命运，简单地说成是仿照这个还是仿照那个了。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一条路，今天的中国人还在继续往前走。我相信，中国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中国经济增长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记者：回顾中国30年改革历程，我们是怎么与市场经济握手的?一个很形象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如何摸对了石头?
周其仁：今天，我们回看改革开放30年，是个蛮好的题目。当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候，看看过去，会帮助我们从被经验证明有效的办法中吸取力量。
改革开放应该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逼”，是人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30年前的中国，处在这个被“逼”的环境中：人口数量非常多，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屹立在世界，非常不容易；原来选定的体制困难重重。包产到户是30年前发生的改革。包产到户有个前身，就是允许农民有块自留地。自留地哪来的?就是饥荒逼出来的。
仔细回想，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我们老能摸到石头?不是因为我们运气好，而是因为底层总有变革的要求。
为什么1978年改革开放呢?一个是这个“逼”的力量，是底层自发的活动：一个是得到上层的承认，提供一个合法化的空间。改革要触动传统的观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逼”的力量。中国之所以有希望，就是基层总有厉害的人。
邓小平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当国家遇到“逼”的环境的时候，他会做一个反应。这个反应，给它取个名字，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机器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光凭教条、书本，就以为可以把国家搞好。要在底层的实践活动中，去吸取力量。再也不能将一个大的国家的现代化，简单地建在模仿这个模式或那个模式上。
在中国，只要认真摸，总会摸到石头，终会走出一条路来。
记者：如何把握改革开放30年时代赋予我们的机遇，以应对我们目前面临的诸多新挑战?为什么说，从回看30年的角度看，诸多困难和挑战，也可能是一个机会?
周其仁：今天，我们的经济有了发展，我们的民营企业得到了承认，但要看到，这个改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我们在别的领域，政治领域、行政体制领域，不那么配套。邓小平说过，如果改革没有均衡的推进，到一定时候就很难推下去。什么东西会把中国进一步往前推呢?
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坏的时候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因为坏的时候会形成一个“逼”的力量。这几年，内需起不来，为什么起不来?居民家庭的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中不到50％。
20世纪80年代改革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比例达到70％多，接近80％，老百姓有钱买东西，市场就活起来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经济涨得非常快，但税收涨得更快，相当一部分资源集中到政府手上。而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最典型就是土地，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于是，从收入的角度看，国民收入就有相当大的一个比例集中在政府手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每个政府都想多做事情，比如解决民生困难，比如多创造政绩。这无可厚非。如果顺风顺水，问题就被规避了，一旦国民经济受到冲击，遇到困难，这个“逼”的力量就显现了。就当下而言，如果不做调整，我们的经济很难继续走下去：高度依赖出口，外销市场出了问题，大量的沿海生产力受到影响，这就可能酿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从回看30年的角度看，这可能也是一个机会。正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形成一个合力，看怎么把收入分配结构进行一个大的调整。比如税收，能不能相应地减一减：比如说，政府控制的很多资源能否更多地往市场上放。我们不是30年前的中国，中国已经尝到过逼迫下改革、改革加强了国力，尝到了这条道路的甜头。这个记忆犹在，这就是一个机会。
中国需要建设、需要投资的领域，非常广泛。但制度不对头，谁好去投?谁有权投?谁有权转让这些资源?这些问题，我相信今天跟30年前有共同之处。不同的地方是，我们30年的实践，会让我们对所有的困难、挑战，产生一种新的认识。因为现实的逼迫，然后调整我们的制度，调节我们的政府、企业，中央、地方，国有、民营利益板块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就在困难的情况下反而会“逼”出一条路。去看看过去的30年，“逼迫”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力量，在中国，只要认真摸，总会摸到石头，终会走出一条路来。
1840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别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改革开放也是学啊。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后来学南斯拉夫，后来学日本、学韩国，然后学美国。这一次，美国的金融机构出了大问题。现在教我们控制风险的老师，自己出问题了。老师都不行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靠自己了。这就是开始走向成熟了。我们必须回到30年前邓小平讲的话，所有的本本条条主义，都是错的。从实际出发这条路，才走得对——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人民，有她自己走过的路。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机会来了。而且我们的心理更加成熟了，我们不会把自己国家的命运，简单地说成是仿照这个还是仿照那个了。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正确的一条路，今天的中国人还在继续往前走。我相信，中国有非常美好的未来。
中国经济增长令人瞩目的成就，为邓小平启动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无可更改的背书。如果用最多数人口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一定会被写入历史。当然，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我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