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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反向春运”是“春运”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一种新现象，是经济因素、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反向春运”的出现，为参与“春运”的社会大众提供了更多出行的可能性，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生存压力。与此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对伦理价值的挑战，并由此引发的出行安全问题、代际价值观和消费观念的冲突等仍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正确规范出行行为，创新出行方式，引导人们对价值观的科学把握是应对新时代“反向春运”现象的重点。
[关键词] “春运”;“反向春运”;生成动因;文化症候;价值思考
[中图分类号] C91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1）03-0109-08
“反向春运”作为一种缓解春运压力、减少人口在春节期间大规模流动的一种现象，为合理引导人口流动带来了新的思路。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还未散去的当下，“反向春运”研究恰逢其时。“反向春运”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反向春运”因发生在特定的时刻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比如，“反向春运”在文化领域，对家庭文化的解构与重构、对现代性的冲击与挑战、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持存与观照，带来了新思考。对于铁路管理部门来说，如何在“反向春运”过程中提供多樣化的服务，如何合理引导“反向春运”合理有序发展，是优化“反向春运”建设路径、推进“反向春运”向纵深发展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
一、话题背景：“春运”的发展简史
“反向春运”是相对“春运”而言的一种社会现象，因而“春运”是研究“反向春运”的起始之点。“春运”作为社会大众习以为常的现象，最早被当作一个需要解决铁路运输压力的棘手问题被提出。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通知 保证春节铁路装卸工作 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为题，刊登了新华社的两则消息，消息称铁道部要求铁路各级部门“充分利用现有车、使用备用车、用棚车代替不足车、加开短途车”[1]等方式保障解决春节客运的问题。如此，春节客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人们对“春节客运”的认识更侧重于“运输”，并未涉及对文化因素的思考。1954年《人民日报》刊载了题为《做好春节期间铁路客运工作》的一则短评，认为春节期间存在一个客运高潮[2]，说明春节运输问题具有周期性，而非短期性。之后，管理部门一直在寻求增加铁路运力的办法，1955年成立了“春节旅客运输委员会”[3]。1957年《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文章中提出四种解决交通问题的建议：一是春节期间能不回家的尽量不要回家;二是尽量错开春节客运的高峰期;三是要旅客忍受运输过程中的不便;四是希望运用社会力量完成春节客运任务[4]。1959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希望“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搭坐火车、汽车和轮船”[5]。195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各大媒体更强调“春耕”，即抓好粮食生产。由此可知，“春运”现象引起的讨论并非一成不变，国内情况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春运”的发展及其讨论。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推行，农村生产力得到长足提高，农村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城镇的迅速扩张，用工需求的增加，吸引广大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每到春节期间，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学生、探亲人员等大量流向农村，形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6]，以致成为每年春节期间的一大社会热点。《人民日报》在1980年1月1日转载铁道部在“春运”期间关于解决铁路运输的方案[7]，至此，“春运”一词正式出现，并在1981年后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高频词汇。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春运”人数逐渐递增，从1979年春节期间有1亿人次乘火车到2019年春运40天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29.8亿人次[8]，春节旅客运输成为运输部门的头等大事。人民的出行需要同有限的铁路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春运”独特现象出现，如凌晨火车站人们排长队买火车票、不少人骑摩托返家等。从“春运”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它是时代的产物。生产关系的变革，助推生产力的提高，并引发城镇的快速发展及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这一现象是在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感召下，于特定时间节点爆发的周期性的人口大规模流动。
二、自我适应：“反向春运”现象的生成动因
“春运”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春节的很多细节、内涵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回家过年”这一传统形式正在被重新定义[9]。“反向春运”是指“年轻人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节后再返乡”[10]。“反向春运”是在城乡人口频繁流动的环境下诞生的一种反向出行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反向春运”在人口流动方向上与“春运”相反。“春运”所形成的人口流动从成因上来看，来源于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指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从人口流向上来说，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对于离开乡村选择来到城市发展的青年人口而言，他们的流动选择往往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交通的发展，社会流动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加入到这个队伍，寻找在城市发展的机遇。一方面，大量农村富余人口转入城镇，增加城镇劳动力，为城镇现代化建设带来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如留守儿童、土地闲置等问题。此消彼长，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为城乡人口的流动制造了经济动能。而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唤起了人们的“思乡”情结，将隐藏在游子心中那份至善释放出来，并内化为回家的行动。1959年1月，《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指出了“春运”的方向，即“几千万人回家过节，有的从城市回到农村，有的从内陆回到沿海，有的下放到农村回到城里来，这是一次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最广泛的交流”[5]。从城市到农村是“春运”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而“反向春运”的方向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春运”人口的逆向流动呢？或者说，“反向春运”形成的动因是什么？ （一）经济考量是“反向春运”产生的动因之一
“春运”期间，铁路运输依然是“春运”的主力，其日常运力与“春运”庞大需求间的失衡短期内注定难以消弭，而大幅增加运力会造成非“春运”期间铁路运力的闲置和浪费。在铁路承载逐年增长的情况下，铁路运力仍是有限的，人们往往仍然一票难求，加之铁路班次增多给铁路调度造成了压力，导致列车时有晚点，同时非法抢票软件的出现也间接增加了人们出行的成本。飞机也是人们春运出行的选择之一。根据携程网大数据显示，2019年一线城市的机票预订量比同期增长40%，春运期间机票不打折。由此可见，“春运”出行的成本较高。与此相反，“反向春运”航线不仅票源丰富，而且票价较低。除此之外，“春运”产生的隐性成本才是人们选择“反向春运”的最主要动因。为了节省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红包支出、应邀参加宴会的礼金支出、家族应酬产生的费用和时间成本等是人们选择“反向春运”的经济考量。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而言，“反向春运”的兴起是降低生活成本的一种办法。“反向春运”以相对低廉的方式，在实现家庭成员团聚的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成员相聚的样态，在生活成本降低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二）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流动加快，家庭结构发生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为“反向春运”的出现创造了基础。
一是从家庭职能的角度而言，伦理性家庭逐渐朝向功能性家庭转变[11]。伦理性家庭主要是指家庭的组织原则是以伦理为核心，在家庭中更强调父母的权威，更看重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古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表明在伦理性家庭中，成员之间的流动受制于家庭内部的关系。家的概念接近于父母的概念，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加上“安土重迁”等思想的影响，在城市打拼的游子想通过“反向春运”实现家庭的团聚似乎存在某种阻力。当社会流动加快，家庭再生产扩大化时，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模式和代际交往随之发生变化。农村中的青壮年开始走进城市，从事非农业领域的生产;城市中的学生选择更加发达的城市就业，这时功能性家庭逐渐出现，并展示出一幅非常复杂的家庭转型的图景[12]。城市务工的青壮年群体离开父母，开始摆脱来自家庭内部条条框框的伦理束缚，并且与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伦理关系变得模糊，更容易释放出应对现代性压力的潜能。这种“功能性家庭”不再是心灵的港湾，而提供了一种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可能。或者说，“功能性家庭”使得在外漂泊的游子适应了发达工业社会的价值选择，也使得家庭在应对现代市场经济时保有一种张力，“反向春运”就是这种张力作用的结果。“反向春运”使得家庭的角色走向了功能性家庭层面，虽然传统伦理关系在现代生活方式面前被瓦解，但是实际上强化了家庭的凝聚力。
二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而言，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积极调整限制了流动现代性的“分离”效应。天伦之乐是家庭伦理法则的一种价值旨趣。在流动现代性的冲击下，亲缘关系愈发具有黏合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功能性家庭是一种高度整合的家庭形态。它不会因为家庭成员进城务工而使家庭的凝聚力变得松散，反而让家庭成员之间有更强的聚合力，有着“形散而神聚”的特质。特别是在“春运”期间返家成本高的情形下，家庭的伦理价值观念促使“反向春运”成为可能。
三是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而言，家庭结构的变迁助推“反向春运”成为可能。家庭成员的结构发生了以下几个显著变化：第一，老龄化程度加深[13]。随着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开始出现。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家中的长辈更看重春节团聚。特别是在“春运”返乡潮导致子女出行不便的情况下，“反向春运”得以出现。第二，生育政策的影响。人们生育的观念发生变化，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改变了以往因子女多而形成以二老（父母）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并逐渐向独生子女家庭过渡。如今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往往出于体谅子女奔波之苦、感受子女生活工作的环境及体验城市生活等目的，选择以“反向春运”的出行方式去子女所在的城市中度过春节，为“反向春运”现象的诞生创造了意愿动机。第三，农村隔代家庭的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增加，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形成“隔代家庭”。外出务工人员与家中父母和孩子一年四季难以见面，加上春节的节庆文化本身具有的团圆意味，为“反向春运”的产生增添现实动力。
（三）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反向春运”产生的思想动因
在中国的诗词歌赋中，思乡之情一直是古代文人墨客的一种情怀，从隋朝诗人薛道衡的《人日思归》中“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到唐朝诗人戴叔伦在《除夜宿石头驿》中写的“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无不展现出思乡的情怀。也就是说，思乡情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因而，在“春运”期间，返家成为每一位游子内在的情感诉求。当思乡的情感遇到春节运输拥堵的现实难题时，“反向春运”体现了一种居中的办法。如果把“春运”当作文化现象，那么“反向春运”的出现，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性时展现出了自洽性的一面。传统文化逐渐褪去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外壳，重新解构了那些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文化构件，使自身以各式各样的生存样态存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洪流中。但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要素被保存下来，就“反向春运”而言，对承载着“敬亲”“团圆”等要素的节庆文化的认同依然是一些家庭选择“反向春运”的主要动因。
三、文化症候：“反向春运”现象的特征
“春运”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反向春运”则体现了此种文化现象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的新特征。
（一）“反向春运”的价值选择具有微观性质
以往社会对“春运”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实现人口的流动问题，而较少考虑出行人群中的价值选择。这些研究范式将人口的流动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即默认在反向春运人口中，人与人之间的价值选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意向性。进一步说，他们将此种价值选择的一致性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认为“反向春运”的流动方式具有文化导向性。以此为据，思考在“春运”交通拥堵期间如何解决人口的高效流动问题，便具备了很强的现实意义。然而，“反向春运”现象是“系统社会”向“原子社会”转型的一种尝试，实际为出行人口的价值选择提供了一种微观的视角。它在追问造成“反向春运”现象的原因时，更注重研究单个家庭和单个社会成员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城乡生产逐渐一体化的新时代，个人的价值选择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趋势，并汇聚成“春运”期间人口流动中独具特色的“反向”方式。微观层面的反向流动人口中，一部分人受制于车票难买、返乡成本高等经济因素;另一部分人受制于加班、考试、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工作学习因素，但更多的流动人口是因为文化的因素选择“反向春运”。尤其在春节这样重要的节日，“反向春运”既实现了个人对家庭的承诺，又迎合了现代社会对个人的生产要求。因此，“反向春运”侧重从个体价值选择的角度考虑整个人口流动面对的文化现状，实质为人口反向流动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二）“反向春运”的文化价值具有重构性质
“反向春运”现象背后映射出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境遇下走向何处的问题。一般而言，“反向春运”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解构，不是在推倒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而是一次创新发展和重构。中华传统文化受制于时代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必然要求传统文化改变其生存样態和发展形态，以适应当前时代变化的要求。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上层结构，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时，会逐渐改变存在样态，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构件被重新定义，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构件则被逐渐淘汰。就“反向春运”现象而言，思乡、孝敬、亲情和团聚等美好的愿望牵引着在外的游子在不具备正向流动条件的前提下，与家人选择反向流动，从而使人们对“春运”的方式及其背后所映射出的文化景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而，时代发展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构。
（三）“反向春运”的文化景观具有时间性质
“反向春运”，顾名思义，是和“春运”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铁道部门大致将春节前十五天和春节后二十五天界定为“春运”，就是说，在该时间段内谈论“反向春运”才具有意义。“反向春运”的时间性质间接映射出其蕴涵的文化内核。不论是“春运”还是“反向春运”都强调在中国传统佳节期间实现家庭团圆。一家几代人团聚在一起，辞旧迎新，对每一个家庭成员而言，具有很强的参与感、仪式感和认同感。然而，节日具有时间限制，一旦错开此时间段，庆祝活动将失去意义。正因如此，“反向春运”才可能出现，由其产生的文化景观才能多样化发展。因此，“反向春运”的时间属性取决于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保有的张力大小。
四、价值思考：“反向春运”现象的正向意义
最近几年，“反向春运”作为一个新生现象，在媒体和群众之间进行了广泛的思考与讨论。“反向春运”缓解了铁路运输承载的压力，适应了现代社会对青年人群的压力，调和了家庭与工作、学习的矛盾，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使在外游子春节返乡有了更多选择。
（一）“反向春运”缓解了铁路运输压力，实现了家庭成员的逆向流动和团聚
现阶段，铁路运输依然是“春运”实现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主要方式。尤其是“春运”期间，人口密集性流动给铁路运输部门带来巨大压力，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出行安全问题。“反向春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铁路运输部门的运载压力，让流动人口有了多种出行选择。
人们选择铁路运输基于以下特点：票价稳定、相对安全、购票相对便捷。但是，当选择铁路运输的人数出现短暂的爆发式增长时，这些运输便利似乎变得难以把握。比如，“春运”期间的火车票难买一直是年关返乡人群最头疼的事情，尽管有手机应用等移动终端技术的辅助购买，但并未根本解决“出行难”的问题。此外，出行拥堵也是“春运”亟待解决的问题。20世纪的“春运”，媒体将返乡流动的人口称为“人潮”，直观说明人群拥堵的场面。返乡人数暴增也带来火车频繁晚点、旅途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总之，“春运”返乡的体验并不太好。
“‘反向春运’为‘春运’的人口流动方式提供了逆向思维”[14]。首先，“反向春运”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多样化的出行服务。不论是铁路、航空运输还是公路运输都十分便利，只要提前预订，票价相对便宜，交通相对不拥堵。其次，“反向春运”缓解铁路运输压力，有利于铁路交通运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春运”期间，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城镇到乡村、从沿海到内陆方向的铁路运力资源紧张，而反方向的车次、航班等交通资源闲置，“春运”存在交通运输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而“反向春运”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状况。
（二）“反向春运”现象背后，是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反向春运”通常是外出人员将乡村的父母或者孩子接来城市的家，即这批早年“北漂”“南漂”“东南飞”的“70后”“80后”和“90后”，已经在城市中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和收入。能实现“反向春运”的人群往往蕴含着一个文化的心理动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子女而言，他们希望通过“反向春运”的方式将父母接来城市居住，让父母看见他们在城市中相对安定的生活，并隐性地消解父母对其生存状况的担忧;二是对父母而言，只有确知子女在城市有相对安定的生活条件时，才会选择“反向春运”的方式实现团聚。所以，“反向春运”现象的出现，侧面说明外出人员生活水平的提升。不仅如此，“反向春运”的实现还会带动城市旅游业和服务业发展，刺激消费。
（三）“反向春运”预示着社会流动加快，体现城乡融合发展
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用“液态”“流动”等词汇来形容现代社会折射出的个体特征。他认为，“个体的自由流动成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15]。就是说，“反向春运”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城镇化进程，畅通了城乡流动通道，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变得愈发频繁，社会处于一个流动的现代性中。这种健康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流动，重塑城乡融合的发展格局，让每一个城乡居民都能成为“剧中人”，在“流动”中拓宽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历史。“反向春运”的正向意义在于加快了城乡循环流动的周期，打破了城乡流动的壁垒，使城乡经济的循环发展实现一体化。因而，“否认甚至贬低这种深刻的变化都是草率的”[16]。
“反向春运”给社会带来的正向意义显而易见。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反向春运”在提升现代人口的生存境遇时，也试着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道路，即传统文化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保有自我张力。
五、应对之道：引导与创新
“反向春运”不仅给社会带来正向意义，也留下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何规范“反向春运”，规避“反向春运”引发的负面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现实维度。就价值层面而言，“反向春运”是否应该被提倡和引导？
（一）“反向春运”的现实问题 “反向春运”必然会带来一些现实性的问题。一是管理部门如何规范安全出行的问题。对城镇务工的青年来说，如果选择“反向春运”的方式，那么出行主体将是父母和孩子。以“80后”为例，“80后”的父母的年龄普遍在55～70岁，子女则在3～12岁，均是“弱势群体”，是需要被照顾的对象。尽管现在的旅客服务较之以前大幅度提升，已经具备专业水准和职业素养，但“反向春运”中的安全问题应该如何保障，依然较为迫切和棘手。二是由年龄代沟引发的价值观、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家庭冲突。2018年曾经火爆网络的《啥是佩奇》间接说明了时代的发展让父母很难跟上子辈和孙辈的生活节奏、娱乐方式及出行方式。他们在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等方面与子女存在代沟，这是否会引发父母与孩子的价值冲突、家庭关系的恶化？这已成为老生常谈，并且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
（二）创新“反向春运”的出行服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在引导“反向春运”时，可以在出行服务上创新管理方式，提供更为便民的服务。中国铁路总公司于2019年11月正式公布了四批“无纸车票”站点，即在这些站点坐车，无须持火车票进站，“刷脸”或刷身份证都可进站，极大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旅客出行效率，自2019年12月起，中国铁路进入“无纸化时代”。同时，对于“反向春运”带来的老人和小孩等特殊群体的出行安全问题，也应通过开辟绿色通道、专属候车区域等方式，让特殊群体享受周到服务，提供安全的出行环境。
（三）引导“反向春运”的价值选择
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对于“反向春运”的看法必然不尽相同。一种看法是“反向春运”挑战了传统的过节方式，冲淡了过年的氛围;另一种看法认为，“反向春运”所体现的价值选择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扬弃。其实，“春运”和“反向春运”只是关于春节的一种仪式和记忆，它希望唤醒人们对春节文化的一种集体认同。从经济意义上而言，社会的发展冲击了人们对传统过节方式的留恋。就个体而言，“反向春运”更强调的是一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节日庆祝仪式的体验，也是现在社会表现出来的文化症候。所以，引导人们对“反向春运”的价值观选择，就是让人知悉，“‘反向春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7]，不论人们在价值观上接受与否，作为一种新生现象将赋予生活越来越多种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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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做好春节期间铁路客运工作[N].人民日报，1954-0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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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铁道部决定全路在春运期间将增开临时长途客车24对[N].人民日报，1980-0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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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郭銘旺，郭军.反向春运成为时尚：家人团聚就是年[EB/OL].（2019-01-25）[2020-12-17].https：//life.gmw.cn/2019-01/25/content_3240717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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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杜洁芳.“反向春运”凸显观念变化[N].中国文化报，2019-02-01（3）.
[15]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54.
[16] 鲍曼.流动的生活[M].徐朝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33.
[17] 范芷欣.传统文化视角下的“中国春运”剖析[J].鄂州大学学报，2019（2）：29.
[责任编辑：李 妍]
Reflections on the Flow： The Logic behind Revers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and Its Guidance
Xiong Jie
Abstract： Revers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is a new phenomenon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It offers more travel option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during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relives their survival pressure in the modern society. Meanwhile， it also brings some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such as its impact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hallenge to ethical values， and the resulting travel safety issue， the conflicts on inter-generational values and consumption concepts. The priorities to address the revers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in the new era include regulating the travel behaviors， innovating the mode of travel and guiding the public to following the sound values.
Key words：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revers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reason; cultural symptom; reflection on value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研究”（3142016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研究”（20BKS206）、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及其基本经验研究”（20CKS047）
[作者简介] 熊杰，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关键词] “春运”;“反向春运”;生成动因;文化症候;价值思考
[中图分类号] C913.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21）03-0109-08
“反向春运”作为一种缓解春运压力、减少人口在春节期间大规模流动的一种现象，为合理引导人口流动带来了新的思路。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还未散去的当下，“反向春运”研究恰逢其时。“反向春运”是近几年出现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反向春运”因发生在特定的时刻而具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思考。比如，“反向春运”在文化领域，对家庭文化的解构与重构、对现代性的冲击与挑战、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持存与观照，带来了新思考。对于铁路管理部门来说，如何在“反向春运”过程中提供多樣化的服务，如何合理引导“反向春运”合理有序发展，是优化“反向春运”建设路径、推进“反向春运”向纵深发展不得不去面对的问题。
一、话题背景：“春运”的发展简史
“反向春运”是相对“春运”而言的一种社会现象，因而“春运”是研究“反向春运”的起始之点。“春运”作为社会大众习以为常的现象，最早被当作一个需要解决铁路运输压力的棘手问题被提出。1953年2月8日，《人民日报》以《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布通知 保证春节铁路装卸工作 铁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节客运》为题，刊登了新华社的两则消息，消息称铁道部要求铁路各级部门“充分利用现有车、使用备用车、用棚车代替不足车、加开短途车”[1]等方式保障解决春节客运的问题。如此，春节客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受到广泛关注。但是，人们对“春节客运”的认识更侧重于“运输”，并未涉及对文化因素的思考。1954年《人民日报》刊载了题为《做好春节期间铁路客运工作》的一则短评，认为春节期间存在一个客运高潮[2]，说明春节运输问题具有周期性，而非短期性。之后，管理部门一直在寻求增加铁路运力的办法，1955年成立了“春节旅客运输委员会”[3]。1957年《人民日报》刊登文章《春节期间的交通问题》，文章中提出四种解决交通问题的建议：一是春节期间能不回家的尽量不要回家;二是尽量错开春节客运的高峰期;三是要旅客忍受运输过程中的不便;四是希望运用社会力量完成春节客运任务[4]。1959年，《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希望“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搭坐火车、汽车和轮船”[5]。195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各大媒体更强调“春耕”，即抓好粮食生产。由此可知，“春运”现象引起的讨论并非一成不变，国内情况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春运”的发展及其讨论。
改革开放后，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和推行，农村生产力得到长足提高，农村开始出现剩余劳动力。城镇的迅速扩张，用工需求的增加，吸引广大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每到春节期间，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学生、探亲人员等大量流向农村，形成大规模的人口迁徙[6]，以致成为每年春节期间的一大社会热点。《人民日报》在1980年1月1日转载铁道部在“春运”期间关于解决铁路运输的方案[7]，至此，“春运”一词正式出现，并在1981年后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高频词汇。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春运”人数逐渐递增，从1979年春节期间有1亿人次乘火车到2019年春运40天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累计发送旅客29.8亿人次[8]，春节旅客运输成为运输部门的头等大事。人民的出行需要同有限的铁路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春运”独特现象出现，如凌晨火车站人们排长队买火车票、不少人骑摩托返家等。从“春运”发展史的角度而言，它是时代的产物。生产关系的变革，助推生产力的提高，并引发城镇的快速发展及人口由农村向城市流动。这一现象是在中国传统节庆文化的感召下，于特定时间节点爆发的周期性的人口大规模流动。
二、自我适应：“反向春运”现象的生成动因
“春运”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春节的很多细节、内涵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回家过年”这一传统形式正在被重新定义[9]。“反向春运”是指“年轻人将老家的父母和孩子接来自己工作的城市过年、节后再返乡”[10]。“反向春运”是在城乡人口频繁流动的环境下诞生的一种反向出行方式，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现象。“反向春运”在人口流动方向上与“春运”相反。“春运”所形成的人口流动从成因上来看，来源于城镇化。城镇化的核心内容主要指农村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从人口流向上来说，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并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对于离开乡村选择来到城市发展的青年人口而言，他们的流动选择往往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随着社会交通的发展，社会流动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加入到这个队伍，寻找在城市发展的机遇。一方面，大量农村富余人口转入城镇，增加城镇劳动力，为城镇现代化建设带来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镇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如留守儿童、土地闲置等问题。此消彼长，加剧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为城乡人口的流动制造了经济动能。而中国传统节庆文化唤起了人们的“思乡”情结，将隐藏在游子心中那份至善释放出来，并内化为回家的行动。1959年1月，《人民日报》的社论文章指出了“春运”的方向，即“几千万人回家过节，有的从城市回到农村，有的从内陆回到沿海，有的下放到农村回到城里来，这是一次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最广泛的交流”[5]。从城市到农村是“春运”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而“反向春运”的方向是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内陆到沿海，从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到经济发达地区。那么，为什么会形成“春运”人口的逆向流动呢？或者说，“反向春运”形成的动因是什么？ （一）经济考量是“反向春运”产生的动因之一
“春运”期间，铁路运输依然是“春运”的主力，其日常运力与“春运”庞大需求间的失衡短期内注定难以消弭，而大幅增加运力会造成非“春运”期间铁路运力的闲置和浪费。在铁路承载逐年增长的情况下，铁路运力仍是有限的，人们往往仍然一票难求，加之铁路班次增多给铁路调度造成了压力，导致列车时有晚点，同时非法抢票软件的出现也间接增加了人们出行的成本。飞机也是人们春运出行的选择之一。根据携程网大数据显示，2019年一线城市的机票预订量比同期增长40%，春运期间机票不打折。由此可见，“春运”出行的成本较高。与此相反，“反向春运”航线不仅票源丰富，而且票价较低。除此之外，“春运”产生的隐性成本才是人们选择“反向春运”的最主要动因。为了节省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红包支出、应邀参加宴会的礼金支出、家族应酬产生的费用和时间成本等是人们选择“反向春运”的经济考量。从机会成本的角度而言，“反向春运”的兴起是降低生活成本的一种办法。“反向春运”以相对低廉的方式，在实现家庭成员团聚的同时，也改变了家庭成员相聚的样态，在生活成本降低方面，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
（二）家庭结构的变化是“反向春运”产生的社会动因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流动加快，家庭结构发生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为“反向春运”的出现创造了基础。
一是从家庭职能的角度而言，伦理性家庭逐渐朝向功能性家庭转变[11]。伦理性家庭主要是指家庭的组织原则是以伦理为核心，在家庭中更强调父母的权威，更看重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关系。古語“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表明在伦理性家庭中，成员之间的流动受制于家庭内部的关系。家的概念接近于父母的概念，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加上“安土重迁”等思想的影响，在城市打拼的游子想通过“反向春运”实现家庭的团聚似乎存在某种阻力。当社会流动加快，家庭再生产扩大化时，家庭成员之间的生活模式和代际交往随之发生变化。农村中的青壮年开始走进城市，从事非农业领域的生产;城市中的学生选择更加发达的城市就业，这时功能性家庭逐渐出现，并展示出一幅非常复杂的家庭转型的图景[12]。城市务工的青壮年群体离开父母，开始摆脱来自家庭内部条条框框的伦理束缚，并且与父母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伦理关系变得模糊，更容易释放出应对现代性压力的潜能。这种“功能性家庭”不再是心灵的港湾，而提供了一种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联系的可能。或者说，“功能性家庭”使得在外漂泊的游子适应了发达工业社会的价值选择，也使得家庭在应对现代市场经济时保有一种张力，“反向春运”就是这种张力作用的结果。“反向春运”使得家庭的角色走向了功能性家庭层面，虽然传统伦理关系在现代生活方式面前被瓦解，但是实际上强化了家庭的凝聚力。
二是从家庭伦理的角度而言，家庭关系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积极调整限制了流动现代性的“分离”效应。天伦之乐是家庭伦理法则的一种价值旨趣。在流动现代性的冲击下，亲缘关系愈发具有黏合效应。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功能性家庭是一种高度整合的家庭形态。它不会因为家庭成员进城务工而使家庭的凝聚力变得松散，反而让家庭成员之间有更强的聚合力，有着“形散而神聚”的特质。特别是在“春运”期间返家成本高的情形下，家庭的伦理价值观念促使“反向春运”成为可能。
三是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而言，家庭结构的变迁助推“反向春运”成为可能。家庭成员的结构发生了以下几个显著变化：第一，老龄化程度加深[13]。随着医疗保健水平的提高，我国人口老龄化开始出现。由于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家中的长辈更看重春节团聚。特别是在“春运”返乡潮导致子女出行不便的情况下，“反向春运”得以出现。第二，生育政策的影响。人们生育的观念发生变化，家庭的子女数量减少，改变了以往因子女多而形成以二老（父母）为中心的家庭结构，并逐渐向独生子女家庭过渡。如今在独生子女家庭中，父母往往出于体谅子女奔波之苦、感受子女生活工作的环境及体验城市生活等目的，选择以“反向春运”的出行方式去子女所在的城市中度过春节，为“反向春运”现象的诞生创造了意愿动机。第三，农村隔代家庭的出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增加，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形成“隔代家庭”。外出务工人员与家中父母和孩子一年四季难以见面，加上春节的节庆文化本身具有的团圆意味，为“反向春运”的产生增添现实动力。
（三）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反向春运”产生的思想动因
在中国的诗词歌赋中，思乡之情一直是古代文人墨客的一种情怀，从隋朝诗人薛道衡的《人日思归》中“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到唐朝诗人戴叔伦在《除夜宿石头驿》中写的“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无不展现出思乡的情怀。也就是说，思乡情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流淌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因而，在“春运”期间，返家成为每一位游子内在的情感诉求。当思乡的情感遇到春节运输拥堵的现实难题时，“反向春运”体现了一种居中的办法。如果把“春运”当作文化现象，那么“反向春运”的出现，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在面对现代性时展现出了自洽性的一面。传统文化逐渐褪去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外壳，重新解构了那些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文化构件，使自身以各式各样的生存样态存在于现代经济的发展洪流中。但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要素被保存下来，就“反向春运”而言，对承载着“敬亲”“团圆”等要素的节庆文化的认同依然是一些家庭选择“反向春运”的主要动因。
三、文化症候：“反向春运”现象的特征
“春运”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反向春运”则体现了此种文化现象在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的新特征。
（一）“反向春运”的价值选择具有微观性质
以往社会对“春运”的关注点在于如何实现人口的流动问题，而较少考虑出行人群中的价值选择。这些研究范式将人口的流动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即默认在反向春运人口中，人与人之间的价值选择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意向性。进一步说，他们将此种价值选择的一致性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因而认为“反向春运”的流动方式具有文化导向性。以此为据，思考在“春运”交通拥堵期间如何解决人口的高效流动问题，便具备了很强的现实意义。然而，“反向春运”现象是“系统社会”向“原子社会”转型的一种尝试，实际为出行人口的价值选择提供了一种微观的视角。它在追问造成“反向春运”现象的原因时，更注重研究单个家庭和单个社会成员的文化价值的选择。在商品经济不断发展和城乡生产逐渐一体化的新时代，个人的价值选择呈现出多样化、碎片化趋势，并汇聚成“春运”期间人口流动中独具特色的“反向”方式。微观层面的反向流动人口中，一部分人受制于车票难买、返乡成本高等经济因素;另一部分人受制于加班、考试、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等工作学习因素，但更多的流动人口是因为文化的因素选择“反向春运”。尤其在春节这样重要的节日，“反向春运”既实现了个人对家庭的承诺，又迎合了现代社会对个人的生产要求。因此，“反向春运”侧重从个体价值选择的角度考虑整个人口流动面对的文化现状，实质为人口反向流动提供了方法论的指导意义。 （二）“反向春运”的文化价值具有重构性质
“反向春运”现象背后映射出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境遇下走向何处的问题。一般而言，“反向春运”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解构，不是在推倒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种新的文化，而是一次创新发展和重构。中华传统文化受制于时代的发展。时代的发展，必然要求传统文化改变其生存样態和发展形态，以适应当前时代变化的要求。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的上层结构，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时，会逐渐改变存在样态，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构件被重新定义，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构件则被逐渐淘汰。就“反向春运”现象而言，思乡、孝敬、亲情和团聚等美好的愿望牵引着在外的游子在不具备正向流动条件的前提下，与家人选择反向流动，从而使人们对“春运”的方式及其背后所映射出的文化景观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因而，时代发展促进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重构。
（三）“反向春运”的文化景观具有时间性质
“反向春运”，顾名思义，是和“春运”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铁道部门大致将春节前十五天和春节后二十五天界定为“春运”，就是说，在该时间段内谈论“反向春运”才具有意义。“反向春运”的时间性质间接映射出其蕴涵的文化内核。不论是“春运”还是“反向春运”都强调在中国传统佳节期间实现家庭团圆。一家几代人团聚在一起，辞旧迎新，对每一个家庭成员而言，具有很强的参与感、仪式感和认同感。然而，节日具有时间限制，一旦错开此时间段，庆祝活动将失去意义。正因如此，“反向春运”才可能出现，由其产生的文化景观才能多样化发展。因此，“反向春运”的时间属性取决于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保有的张力大小。
四、价值思考：“反向春运”现象的正向意义
最近几年，“反向春运”作为一个新生现象，在媒体和群众之间进行了广泛的思考与讨论。“反向春运”缓解了铁路运输承载的压力，适应了现代社会对青年人群的压力，调和了家庭与工作、学习的矛盾，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同时，使在外游子春节返乡有了更多选择。
（一）“反向春运”缓解了铁路运输压力，实现了家庭成员的逆向流动和团聚
现阶段，铁路运输依然是“春运”实现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主要方式。尤其是“春运”期间，人口密集性流动给铁路运输部门带来巨大压力，由此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出行安全问题。“反向春运”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铁路运输部门的运载压力，让流动人口有了多种出行选择。
人们选择铁路运输基于以下特点：票价稳定、相对安全、购票相对便捷。但是，当选择铁路运输的人数出现短暂的爆发式增长时，这些运输便利似乎变得难以把握。比如，“春运”期间的火车票难买一直是年关返乡人群最头疼的事情，尽管有手机应用等移动终端技术的辅助购买，但并未根本解决“出行难”的问题。此外，出行拥堵也是“春运”亟待解决的问题。20世纪的“春运”，媒体将返乡流动的人口称为“人潮”，直观说明人群拥堵的场面。返乡人数暴增也带来火车频繁晚点、旅途服务质量下降等问题。总之，“春运”返乡的体验并不太好。
“‘反向春运’为‘春运’的人口流动方式提供了逆向思维”[14]。首先，“反向春运”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多样化的出行服务。不论是铁路、航空运输还是公路运输都十分便利，只要提前预订，票价相对便宜，交通相对不拥堵。其次，“反向春运”缓解铁路运输压力，有利于铁路交通运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春运”期间，从大城市到小城市，从城镇到乡村、从沿海到内陆方向的铁路运力资源紧张，而反方向的车次、航班等交通资源闲置，“春运”存在交通运输资源配置不合理的状况，而“反向春运”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状况。
（二）“反向春运”现象背后，是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反向春运”通常是外出人员将乡村的父母或者孩子接来城市的家，即这批早年“北漂”“南漂”“东南飞”的“70后”“80后”和“90后”，已经在城市中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和收入。能实现“反向春运”的人群往往蕴含着一个文化的心理动机，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对子女而言，他们希望通过“反向春运”的方式将父母接来城市居住，让父母看见他们在城市中相对安定的生活，并隐性地消解父母对其生存状况的担忧;二是对父母而言，只有确知子女在城市有相对安定的生活条件时，才会选择“反向春运”的方式实现团聚。所以，“反向春运”现象的出现，侧面说明外出人员生活水平的提升。不仅如此，“反向春运”的实现还会带动城市旅游业和服务业发展，刺激消费。
（三）“反向春运”预示着社会流动加快，体现城乡融合发展
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一书中，用“液态”“流动”等词汇来形容现代社会折射出的个体特征。他认为，“个体的自由流动成为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表现”[15]。就是说，“反向春运”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城镇化进程，畅通了城乡流动通道，城乡居民的自由流动变得愈发频繁，社会处于一个流动的现代性中。这种健康有序、充满活力的社会流动，重塑城乡融合的发展格局，让每一个城乡居民都能成为“剧中人”，在“流动”中拓宽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历史。“反向春运”的正向意义在于加快了城乡循环流动的周期，打破了城乡流动的壁垒，使城乡经济的循环发展实现一体化。因而，“否认甚至贬低这种深刻的变化都是草率的”[16]。
“反向春运”给社会带来的正向意义显而易见。作为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反向春运”在提升现代人口的生存境遇时，也试着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道路，即传统文化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保有自我张力。
五、应对之道：引导与创新
“反向春运”不仅给社会带来正向意义，也留下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如何规范“反向春运”，规避“反向春运”引发的负面影响是当前研究的现实维度。就价值层面而言，“反向春运”是否应该被提倡和引导？
（一）“反向春运”的现实问题 “反向春运”必然会带来一些现实性的问题。一是管理部门如何规范安全出行的问题。对城镇务工的青年来说，如果选择“反向春运”的方式，那么出行主体将是父母和孩子。以“80后”为例，“80后”的父母的年龄普遍在55～70岁，子女则在3～12岁，均是“弱势群体”，是需要被照顾的对象。尽管现在的旅客服务较之以前大幅度提升，已经具备专业水准和职业素养，但“反向春运”中的安全问题应该如何保障，依然较为迫切和棘手。二是由年龄代沟引发的价值观、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家庭冲突。2018年曾经火爆网络的《啥是佩奇》间接说明了时代的发展让父母很难跟上子辈和孙辈的生活节奏、娱乐方式及出行方式。他们在生活习惯、消费观念等方面与子女存在代沟，这是否会引发父母与孩子的价值冲突、家庭关系的恶化？这已成为老生常谈，并且在新闻报道中屡见不鲜。
（二）创新“反向春运”的出行服务
交通运输管理部门在引导“反向春运”时，可以在出行服务上创新管理方式，提供更为便民的服务。中国铁路总公司于2019年11月正式公布了四批“无纸车票”站点，即在这些站点坐车，无须持火车票进站，“刷脸”或刷身份证都可进站，极大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旅客出行效率，自2019年12月起，中国铁路进入“无纸化时代”。同时，对于“反向春运”带来的老人和小孩等特殊群体的出行安全问题，也应通过开辟绿色通道、专属候车区域等方式，让特殊群体享受周到服务，提供安全的出行环境。
（三）引导“反向春运”的价值选择
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对于“反向春运”的看法必然不尽相同。一种看法是“反向春运”挑战了传统的过节方式，冲淡了过年的氛围;另一种看法认为，“反向春运”所体现的价值选择是对传统伦理观念的扬弃。其实，“春运”和“反向春运”只是关于春节的一种仪式和记忆，它希望唤醒人们对春节文化的一种集体认同。从经济意义上而言，社会的发展冲击了人们对传统过节方式的留恋。就个体而言，“反向春运”更强调的是一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节日庆祝仪式的体验，也是现在社会表现出来的文化症候。所以，引导人们对“反向春运”的价值观选择，就是让人知悉，“‘反向春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7]，不论人们在价值观上接受与否，作为一种新生现象将赋予生活越来越多种可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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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鲍曼.流动的现代性[M].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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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 妍]
Reflections on the Flow： The Logic behind Revers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and Its Guidance
Xiong Jie
Abstract： Revers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is a new phenomenon and it is the result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It offers more travel options for the general public during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and to a certain extent relives their survival pressure in the modern society. Meanwhile， it also brings some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such as its impact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hallenge to ethical values， and the resulting travel safety issue， the conflicts on inter-generational values and consumption concepts. The priorities to address the revers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in the new era include regulating the travel behaviors， innovating the mode of travel and guiding the public to following the sound values.
Key words：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reverse Spring Festival travel rush; reason; cultural symptom; reflection on value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习近平关于文化自信的重要论述研究”（3142016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重要论述研究”（20BKS206）、国家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制度化及其基本经验研究”（20CKS047）
[作者简介] 熊杰，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