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云在粉碎“四人帮”、党和国家的历史出现转机的关键时期，以对党和人民利益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大无畏的气概，与邓小平等党内其他同志一起，做了几件对党和国家发展前途起关键作用的大事，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
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就有这样的意见：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应该平反，邓小平自然应该恢复原职，而且，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也没有关系。但干部群众中的这些意见，只是在下边议论，有的人给中央写信提出这一意见，也得不到答复。原来，当时的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他们认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是毛主席定的，批邓也是毛主席定的，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都要坚持，不能改变。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该再提出。当时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状况和党内政治气氛，也使党内高层许多同志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不敢或者不愿意冒与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唱对台戏的风险站出来说话。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以大无畏的气概，在中央高层两次带头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1977年3月13日，陈云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书面发言，在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在党内有很高威望的陈云提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意见后，对当时的党中央某些领导人触动很大。一方面，他们害怕陈云的意见在党内引起更大的反响，就对陈云的意见采取封锁的办法。他们指示会议工作班子派人找陈云，提出让陈云按照中央主要领导的讲话口径修改发言稿，然后再下发，但陈云却断然拒绝，陈云说：要发简报，就照我讲的，一个字不改地发。中央某些领导人听说陈云是这个态度，竟然决定会议简报不发陈云的讲话。但陈云的讲话在上海代表团引起很大反响后，又通过上海代表团成员，很快就在全体与会人员中间传开了。第二天（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说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为了缓和气氛，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这次提出让邓小平复出，显然已经在当时这个封得很死的问题上打开了一个口子。
但陈云对华国锋的表态并不满意。他决定再促一促华国锋。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发言指出：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陈云用这种方式促华国锋，既肯定了华国锋关于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表态，又得到了与会全体同志的支持。不久，陈云的提议不仅在北京，各省也都知道了陈云的提议。党内、党外很多同志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陈云意见的赞同，很快就在全党和全国形成了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舆论。
此时，华国锋也在认真考虑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4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经华国锋批示，中共中央于5月1日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向全党表达了不久即让邓小平复出的信息。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除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外，还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邓小平的复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大事。由于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央主要领导人，他的正确主张才能在中央内部得到更好的贯彻，这对于我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改变方针政策，最终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奉行“两个凡是”的方针，这些冤假错案并没有得到平反，相反，一些新的冤假错案还在不断产生。目睹这一情况，陈云心中很着急。他率先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
早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不久，陈云就以一种特殊方式，向中央提出了善待黄克诚的意见。11月25日，他致信叶剑英并转华国锋，信后附上了他转交的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允许黄克诚回北京治疗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陈云在信中写道：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二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陈云的意见被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同意调黄克诚回北京治疗眼病。
提出给黄克诚治病这件事，只是陈云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此后，他从具体事情入手，多次推动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8月23日，他在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回答有关遵义会议等历史问题时，提到了刘少奇和张闻天，认为刘少奇、张闻天二人也对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作用。当时，刘少奇、张闻天二人均是党内确定了的反面人物，人们想不到，也不敢为刘少奇、张闻天二人说句公道话。陈云能这样做，这在当时是需要有勇气的。9月26日、27日，陈云应邀两次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再次提到了刘少奇，并且指出，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陈云讲这些话，具体涉及到了对刘少奇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其中心意思就是：过去我们给刘少奇定的所谓“罪名”，其中是有问题的，这为他后来提出为刘少奇平反，作了很好的铺垫。1978年1月3日，陈云就转送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在陈云的建议下，王鹤寿从外地被接回北京，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同年4月24日，陈云就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陈云率先从几件事情入手，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许多蒙冤受屈的干部及其家属从此敢于向组织提出平反问题了；另一方面，有陈云这样的老同志带头提出平反问题，固守“两个凡是”的人想压制平反冤假错案也压制不了。正是在陈云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央逐步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改变了中央政治局领导班子的状况；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使一大批老干部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而一批紧跟“四人帮”的造反派头目则被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这种人事变化，改变了中央委员会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状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而多次讲话，还写了一篇重要文章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束缚最大的，是“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束缚，不光表现在阻止邓小平复出和阻止平反冤假错案上，而且表现在妨碍拨乱反正之上。
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摆脱出来，因此，党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与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一起，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在党内有重要影响的陈云利用各种机会讲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有特点的是，陈云讲实事求是的传统，最先是从评弹说起的。1977年6月13日、15日、19日，陈云三次就评弹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对文艺形式、文艺历史、文艺工作者工资政策等问题，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传统做法，党的老干部的作风就是这样。之后，陈云便结合各方面工作谈实事求是的传统。同年8月13日，在中共十一大上海代表团讨论华国锋报告的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治党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对抬轿子、吹喇叭，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第二，要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8月15日，他在上海代表团讨论党章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发言提议：党章中要加上允许党员保留意见一句话。陈云的这些谈话，都围绕一个主题：必须提倡实事求是，必须发扬党内民主以保障实事求是。
在这时，陈云以其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配合邓小平共同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所写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文章指出：毛泽东在我国历史上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许多伟大贡献。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毛泽东长期坚持的革命作风，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了浓厚的基础，但也要看到，“四人帮”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对抗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是我们党历史上所罕见的。今天还有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甚至在一些人中，报喜不报忧、靠说假话办事的恶劣作风还没有根除。
陈云这篇系统、全面、深刻地阐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章的发表，对于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大作用。
陈云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开始在突破“两个凡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风气，过去那种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对待中央指示的不正常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扭转。正是在此基础上，党才实事求是地对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当时继续执行从外国进口成套设备改造企业的政策，从国外进口粮食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给职工调整工资的政策，就是在纠正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实行的。
陈云的文章起到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作用。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党内逐步形成了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风气。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教育路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实现的；为党的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原来比较沉闷的思想理论界逐步活跃起来，中央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倡导实事求是的文章和提倡按劳分配原则的文章；也正是在思想理论界逐渐活跃的条件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陈云继续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真理标准讨论。1978年7月31日，他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这就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的问题。此外，在同年8月和9月，他在谈到对待文艺工作和党的历史时，专门强调要实事求是。他在9月11日致胡耀邦的信中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20世纪30年代的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的其他革命文艺团体，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必须把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问题，过去一直被人们视为禁区。陈云敢于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他确实具有为了坚持实事求是而大无畏的勇气。在全国展开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下，陈云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将这场讨论引向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和处理一切重要而又具体的问题的道路，其意义是重大的，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铺好了路。
推动中央解决妨碍工作重点转移的两个重要问题
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党内民主风气初步形成之后，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得到了充分表达，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看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经成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尽快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合乎党心，顺乎民意，也是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却在解决“文化大革命”乃至此前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迟迟不表态，而这些重大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会使我党陷入对历史问题的纠葛之中，妨碍广大党员、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
陈云很早就看到，这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他于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作重要发言，率先向党中央郑重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例如，（一）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应当承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现在并未发现有新叛党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也应复查，对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期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尾巴”，例如说陶铸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专案组，其中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11月2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再次指出：为彭德怀、彭真、陶铸、杨尚昆等人平反的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在陈云的提议下，党中央着手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在1978年11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61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问题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放入八宝山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使我们党抛掉了历史包袱，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提出让邓小平复出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就有这样的意见：天安门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应该平反，邓小平自然应该恢复原职，而且，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也没有关系。但干部群众中的这些意见，只是在下边议论，有的人给中央写信提出这一意见，也得不到答复。原来，当时的党中央一些领导人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他们认为，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是毛主席定的，批邓也是毛主席定的，凡是毛主席决定的，就都要坚持，不能改变。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不该再提出。当时党中央的组织、领导状况和党内政治气氛，也使党内高层许多同志在这个敏感问题上不敢或者不愿意冒与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唱对台戏的风险站出来说话。
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以大无畏的气概，在中央高层两次带头提出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
1977年3月13日，陈云向中央工作会议上海代表团提交书面发言，在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在党内有很高威望的陈云提出让邓小平复出的意见后，对当时的党中央某些领导人触动很大。一方面，他们害怕陈云的意见在党内引起更大的反响，就对陈云的意见采取封锁的办法。他们指示会议工作班子派人找陈云，提出让陈云按照中央主要领导的讲话口径修改发言稿，然后再下发，但陈云却断然拒绝，陈云说：要发简报，就照我讲的，一个字不改地发。中央某些领导人听说陈云是这个态度，竟然决定会议简报不发陈云的讲话。但陈云的讲话在上海代表团引起很大反响后，又通过上海代表团成员，很快就在全体与会人员中间传开了。第二天（3月14日），华国锋在全体会议上讲话，一方面坚持认为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说粉碎“四人帮”后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他为了缓和气氛，表示：经过调查，邓小平根本没有插手天安门事件，要在适当时机让邓小平出来工作。陈云这次提出让邓小平复出，显然已经在当时这个封得很死的问题上打开了一个口子。
但陈云对华国锋的表态并不满意。他决定再促一促华国锋。3月17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西南组发言指出：时机成熟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很赞成。陈云用这种方式促华国锋，既肯定了华国锋关于让邓小平出来工作的表态，又得到了与会全体同志的支持。不久，陈云的提议不仅在北京，各省也都知道了陈云的提议。党内、党外很多同志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对陈云意见的赞同，很快就在全党和全国形成了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舆论。
此时，华国锋也在认真考虑让邓小平复出的问题。4月10日，邓小平致信中共中央，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全党。经华国锋批示，中共中央于5月1日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向全党表达了不久即让邓小平复出的信息。同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除选举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外，还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
邓小平的复出，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大事。由于邓小平重新担任中央主要领导人，他的正确主张才能在中央内部得到更好的贯彻，这对于我党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步改变方针政策，最终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率先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奉行“两个凡是”的方针，这些冤假错案并没有得到平反，相反，一些新的冤假错案还在不断产生。目睹这一情况，陈云心中很着急。他率先提出了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
早在1976年粉碎“四人帮”不久，陈云就以一种特殊方式，向中央提出了善待黄克诚的意见。11月25日，他致信叶剑英并转华国锋，信后附上了他转交的黄克诚夫人关于请求允许黄克诚回北京治疗眼疾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陈云在信中写道：黄克诚是红三军团的老干部。军队干部对他比较熟悉。解放战争时期他带新四军二师到东北。全国解放后，他担任总参谋长时参加中央财经小组与我接触较多，曾有几次应我要求调动军队汽车支援河北农田基本建设，感到他是照顾全局的，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只已瞎，另一只也很危险，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只眼睛，请考虑调他回京治疗。陈云的意见被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同意调黄克诚回北京治疗眼病。
提出给黄克诚治病这件事，只是陈云推动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始。此后，他从具体事情入手，多次推动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8月23日，他在同遵义会议纪念馆来访人员谈话，回答有关遵义会议等历史问题时，提到了刘少奇和张闻天，认为刘少奇、张闻天二人也对遵义会议上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了作用。当时，刘少奇、张闻天二人均是党内确定了的反面人物，人们想不到，也不敢为刘少奇、张闻天二人说句公道话。陈云能这样做，这在当时是需要有勇气的。9月26日、27日，陈云应邀两次去中国革命博物馆审查《中共党史陈列》，再次提到了刘少奇，并且指出，所谓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这句话不要再提了，这是见之于文件的。陈云讲这些话，具体涉及到了对刘少奇历史功过的评价问题，其中心意思就是：过去我们给刘少奇定的所谓“罪名”，其中是有问题的，这为他后来提出为刘少奇平反，作了很好的铺垫。1978年1月3日，陈云就转送胡耀邦关于王鹤寿“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王鹤寿是1937年国共合作时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在审查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时，从当时的所有材料看，他的历史是清楚的。建议由中央组织部把他的材料再审查一次，并把他调到北京治病。在陈云的建议下，王鹤寿从外地被接回北京，并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同年4月24日，陈云就转交曾志关于陶铸历史问题的来信一事致信华国锋并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指出：此案牵涉到一大批省部级干部，弄清陶铸问题非常必要，建议由中央组织部主持，会同专案组，将全部案卷和有关人员都调到北京，再审查一次。陈云率先从几件事情入手，提出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在党内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方面，许多蒙冤受屈的干部及其家属从此敢于向组织提出平反问题了；另一方面，有陈云这样的老同志带头提出平反问题，固守“两个凡是”的人想压制平反冤假错案也压制不了。正是在陈云的推动和支持下，中央逐步开展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
邓小平的复出，改变了中央政治局领导班子的状况；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使一大批老干部重新担任了领导职务。而一批紧跟“四人帮”的造反派头目则被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这种人事变化，改变了中央委员会和各级领导班子的状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奠定了组织基础。
为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而多次讲话，还写了一篇重要文章
“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束缚最大的，是“两个凡是”。“两个凡是”的束缚，不光表现在阻止邓小平复出和阻止平反冤假错案上，而且表现在妨碍拨乱反正之上。
由于“左”的思想的长期影响和束缚，许多人还不能正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还不能正确区分毛泽东的伟大历史功绩和他晚年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从“文化大革命”的指导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摆脱出来，因此，党的事业在前进中出现了徘徊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陈云与重新出来工作的邓小平一起，突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段时间里，在党内有重要影响的陈云利用各种机会讲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有特点的是，陈云讲实事求是的传统，最先是从评弹说起的。1977年6月13日、15日、19日，陈云三次就评弹问题发表谈话，提出对文艺形式、文艺历史、文艺工作者工资政策等问题，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指出：实事求是是党的传统做法，党的老干部的作风就是这样。之后，陈云便结合各方面工作谈实事求是的传统。同年8月13日，在中共十一大上海代表团讨论华国锋报告的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治党要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对抬轿子、吹喇叭，逆风恶浪袭来时随风倒的人保持警惕。这样的人都不是实事求是的人。第二，要认真做到毛主席历来倡导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样做有助于防止不正之风的横行。8月15日，他在上海代表团讨论党章修改草案的会议上发言提议：党章中要加上允许党员保留意见一句话。陈云的这些谈话，都围绕一个主题：必须提倡实事求是，必须发扬党内民主以保障实事求是。
在这时，陈云以其对实事求是的深刻理解，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配合邓小平共同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陈云为纪念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所写的《坚持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一文。文章指出：毛泽东在我国历史上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丰功伟绩，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做出了许多伟大贡献。我们对毛主席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和发扬他倡导的党的优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作风，不是一个普通作风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思想路线问题。坚持毛泽东思想，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是否坚持实事求是，是区别真假马列主义、真假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标志之一。毛泽东长期坚持的革命作风，在我们党内已经形成了浓厚的基础，但也要看到，“四人帮”用主观唯心主义来对抗唯物主义，其流毒之广，危害之大，是我们党历史上所罕见的。今天还有一些领导机关、一些党员干部，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实事求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报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区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字句和实质，用它作为分析具体问题的指南。甚至在一些人中，报喜不报忧、靠说假话办事的恶劣作风还没有根除。
陈云这篇系统、全面、深刻地阐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文章的发表，对于我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起到了重大作用。
陈云的文章发表之后，我们党和国家开始在突破“两个凡是”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思考和处理问题的风气，过去那种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对待中央指示的不正常状况，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扭转。正是在此基础上，党才实事求是地对一些重要政策进行调整。例如，当时继续执行从外国进口成套设备改造企业的政策，从国外进口粮食让农民休养生息的政策，给职工调整工资的政策，就是在纠正教条式对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逐步提出和实行的。
陈云的文章起到了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作用。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党内逐步形成了敢于思考问题、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风气。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艺、教育路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和实现的；为党的历史上的重大冤假错案平反，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展开的。
陈云的文章发表后，原来比较沉闷的思想理论界逐步活跃起来，中央的报刊上出现了一些倡导实事求是的文章和提倡按劳分配原则的文章；也正是在思想理论界逐渐活跃的条件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首先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了。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陈云继续宣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支持真理标准讨论。1978年7月31日，他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这就提出了在经济工作中实事求是的问题。此外，在同年8月和9月，他在谈到对待文艺工作和党的历史时，专门强调要实事求是。他在9月11日致胡耀邦的信中建议：中组部、中宣部对上海文艺界20世纪30年代的问题，对创造社，对当时的其他革命文艺团体，要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必须把他们的功过是非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问题，过去一直被人们视为禁区。陈云敢于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他确实具有为了坚持实事求是而大无畏的勇气。在全国展开真理标准讨论的情况下，陈云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将这场讨论引向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析和处理一切重要而又具体的问题的道路，其意义是重大的，这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铺好了路。
推动中央解决妨碍工作重点转移的两个重要问题
突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在党内民主风气初步形成之后，党内大多数人的意见得到了充分表达，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人也看到，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已经成为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共识，尽快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合乎党心，顺乎民意，也是当时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但是，当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却在解决“文化大革命”乃至此前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上，迟迟不表态，而这些重大问题不能妥善解决，将会使我党陷入对历史问题的纠葛之中，妨碍广大党员、群众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的发挥。
陈云很早就看到，这是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于是，他于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作重要发言，率先向党中央郑重提出：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必须由中央解决“文化大革命”遗留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例如，（一）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党组织和中央决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组织部关于所谓自首分子的决定和1941年类似内容的决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应当承认。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定为叛徒、现在并未发现有新叛党行为的同志，应该恢复党籍。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由党组织决定在敌伪政权中任职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叛徒的，也应复查，对无背叛行为的同志应恢复党籍。（三）陶铸、王鹤寿等是抗战后期由我党从国民党监狱中要出来的一批党员。这些同志现在或者被定为叛徒，或者恢复了组织生活，但仍留着“尾巴”，例如说陶铸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专案组，其中党内部分的问题应移交给中央组织部。既有中央组织部又有专案组的不正常状态应该结束。（四）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过去说他犯过错误，但没有听说过把他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门事件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该肯定这次运动。（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随便点名，对在中央各部和全国各地造成党政机关瘫痪负有重大责任，中央应该在适当的会议上对他的错误给以应有的批评。11月2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再次指出：为彭德怀、彭真、陶铸、杨尚昆等人平反的问题不解决，在党内党外都很不得人心。在陈云的提议下，党中央着手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在1978年11月2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和薄一波等61人问题、陶铸问题、“二月逆流”问题平反；纠正对彭德怀问题的错误结论，将其骨灰放入八宝山公墓；撤销中央专案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组织部；对康生、谢富治问题可以揭发，材料送中央组织部。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解决，使我们党抛掉了历史包袱，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