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研究资料》出版，里面收了茹志鹃一篇文章：《从王安忆说起》。文章写于上世纪80年代初，却没有发表过，是今年王安忆从母亲的遗稿中发现，交给我的。
　　文章主要是回答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你是怎么培养王安忆的?”母亲是作家，女儿又成了作家，人们好奇，提这样的问题，也很自然。 　“于是我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重重复复地说明：我有三个孩子，假如我能够培养作家的话，我就要培养三个，而事实上老大是一个教师，一个较好的语文教师；老三是个售票员，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可见王安忆并不是我所能培养得出来的。”
　　看怎么理解“培养”这个词。其实还是有培养。茹志鹃特意说到的，有这么几点。
　　一是教育上的。“在孩子还小的时候，我除了给他们吃饱、穿暖之外，还给了他们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认为这在目前盛行‘实惠’价值观的时候，提一提是必要的。给孩子一些感情上的、文学上的熏陶。孩子们还小的时候，背过一些唐诗宋词，先是背，然后让他们懂一些诗里的意境。这千万别误会是让他们死背书本，我曾在深夜里，听见过邻居叱责、威逼孩子做功课的声音，只听大人的怒骂，甚至动手打，却听不见孩子一点声音，连饮泣的声音都听不见。这样‘关心’孩子的功课，其效果不知怎么样。不过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大人、孩子都十分疲劳，‘看见做功课，都认为是一件苦事，一件恐怖无比的事。”
　　二是对写作才能的发现。王安忆刚过了16岁的生日就去淮北插队，母亲除了每月寄10元钱给她吃饭之外，便是一星期写两封长信，“她也给我两封信，信里写了她的劳作，生活，环境，农村里的小姐妹，老大爷老大娘，写他们对自己的爱惜，也写他们发生的纠纷。我发现她写的这些平常的生活情景，生动，亲切，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使人看了就难忘。她写的有些事，我直到现在也还记得。比如她们下工回家以后，农村生活的寂寞、刻板，一旦听见井边有人吵架，于是在挑水的丢下水桶，在切菜的丢下菜刀，纷纷赶出去看，结果，人家不吵了，大家就叹了一口气，不无遗憾地又纷纷回到屋里做饭。有一年的春天，她写信来说：乡亲说燕子不来做窝，这家人一定是恶人，要倒霉的，而她住的那屋子，梁上还是空的。过了几天她来信报告说：今天早上我一睁眼，就看见梁上有燕子来做窝了。她写了一些小事，但从这些琐琐碎碎的事里，我了解到她的生活，她的思想感情，甚至她的形象，都能透过纸感觉到。”
　　三是不管。王安忆在北京文讲所学习时，曾把她写的《幻影》寄回来给母亲看。“我就写了长长的一封回信，详尽地提了意见。”王安忆的父亲却说，“你不要管她，让她自己去摸索，去走路。”这话给茹志鹃一个提醒：“我提这些意见为什么呢?无非是要她照自己的意见写，要把她纳入自己思路的轨道上来进行创作。这篇如此，以后呢?篇篇如此吗?这有利吗?这对我对她不都是一件苦差，一件累极的事?想到这里，我便立即又追了一封信去，收回前信的意见，要她照自己的想法写。从这时开始，我基本不看她的初稿。弄到后来，连她已经发表、或者已经得奖的作品都来不及看了。忠实的读者倒还是她的爸爸。”
　　“回想起来，‘不去管她，让她自己去探索，去走路。’这恐怕和王安忆在创作上较快形成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有点关系。在她的成长道路上，我如果有点作用的话，这恐怕要算一功。”
　　茹志鹃谈到的这几点，对应着王安忆成长的不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