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证的含义是由国家依法授以权力的机关（公证处）对有关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所作出的有法律效力的证明。公证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保护公共财产，保护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身份上、财产上的权利和合法利益。而当前有些公证行为很难名副其实，甚至形成某些公证乱象。
　　最近，北京数十名老人参加“以房养老”项目遭遇公证骗局、导致名下房产被夺一事被媒体曝光。随后，司法部推“五不准”堵公证漏洞，整肃公证行业。这“五不准”包括：一、不准为未查核真实身份的公证申请人办理公证；二、不准办理非金融机构融资合同公证；三、不准办理涉及不动产处分的全项委托公证；四、不准办理具有担保性质的委托公证；五、不准未经实质审查出具公证书。
　　“五不准”的出台可谓是对当下公证乱象的对症下药。公证，与公正一字之差，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诚实信用，制止欺诈、虚假行为的发生，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但在媒体报道的“以房养老”项目中，部分受骗老人表示“签完之后一起合了个影，整个过程既没有公证员的解释和询问，也没有做笔录”；相关公证处则坚称“这就是老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并有老人签字的询问笔录为证。一些无良公证人员利用老人的不明所以，既不做全程记录，也不从弱势群体的困难和利益出发，貌似遵循公证程序，实际上玩忽职守，可以说玷污了公证这块金字招牌。
　　“五不准”还对公证程序作进一步规范：公证机构、公证员应严格审查公证申请人的身份，告知冒充他人、伪造证件、骗取公证书的法律责任后果，未经证件视读、单独谈话、交叉印证、身份证识别仪核验等程序，不得办理公证。应该说，查核真实身份的程序规范以往就有，但未得到很好落实。在“以房养老”等骗局中，骗子会拿老人的身份证件，找人冒名顶替申请公证，甚至伪造证件，骗取公证文书，在老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凭借售房全权委托或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书，骗取老人财产。在该“以房养老”案中，相关公证机关应承担连带责任。
　　公证制度是预防性司法证明制度，也是保障民法、经济法实施的程序性法律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国家设立公证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预防纠纷，制止不法行为，减少诉讼，向社会提供公证法律服务，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如果公证机关玩忽职守甚至徇私舞弊，那就无法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也失去了社会诚信的标尺。
　　我国公证机构“行政转事业”的改革始于2000年。目前，80%的公证机构已改为事业体制。实践证明，此举不仅满足了民众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公证服务的新需求，更使便民利民工作推进了一大步。但必须看到，公证机构作为“两栖类组织”很有可能是个改革不彻底的产物，即它们既归属权力部门，可以利用体制内的权力搞垄断，同时又是市场主体，利用市场将其本位利益最大化，或者捞好处，可谓左右逢源。公证机构一但走偏，就可能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造成剥奪或损害。
　　当前，一边利用体制优势博取垄断利益，一边又利用市场便利捞取好处的现象，还是不乏其例的。比如某些垄断部门制定“霸王条款”，乱涨价乱收费；有些垄断部门对消费者要求改革的呼声充耳不闻；有些垄断部门一边拿着国家的补贴，一边又拿着市场涨价的红利。对这些既有违社会公平公正，又有违市场竞争原则的做法，必须改革。类似公证领域的某些乱象，一方面要靠司法部门的监管和督导，另一方面恐怕还是要进一步改革，使其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加强竞争，优胜劣汰，让破坏行规的“害群之马”无立足之地，让优质公证机构具有品牌效应。此外，就是公证机构要广泛接受社会监督，包括传媒监督。
　　当然，我们对公证机构还应有更高的要求。作为社会公正的一部分，公证业应成为社会诚信的标尺。当前社会风气要转变，社会秩序要避免劣币逐良币，就必须在各行各业树立诚信标尺。政府诚信的标尺是什么？是说话算数，政令畅行。商界诚信的标尺是什么？是以行践言，是要从信守契约开始。当前商界的信用危机，有市场体系不健全因素，更有遵守诺言者少的原因。好的制度不应让诚信者吃亏。我们应在政商各界树立诚信的榜样，只有这样，整个社会风气才能根本转变过来。
　　公证业应成为社会诚信的关键标尺。那么，不只法律界，各界都应树立起社会诚信的标尺。一个社会的失范是从失去标尺开始的；一个社会的兴盛是从建章立制、奖优罚劣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