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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隆万大改革始于明穆宗继位，终于张居正去世。隆庆大阅的发起者，正是锐意改革的一代名臣张居正。他建议皇帝“饬武备”、“申严军政，设法训练”，而大阅是“饬武备”的重要措施之一。万历九年大阅场面亦很壮观，像是奏响了改革的凯歌。不料大阅次年，张居正溘然长逝，改革戛然而止，明朝开始走上衰亡之路，这次大阅竟成绝响。
【关键词】 隆万阅兵 改革 军事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渊源：明朝以前的大阅
在中国古代，祭祀与军事被视为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故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而旨在检阅军队、宣扬武威的“大阅”，则是国家对军事高度重视的表现和象征。
目前见于文字的最早一次“大阅”，是《竹书纪年》所记殷纣王“四十三年春，大阅”，不过对于《竹书纪年》之真伪，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周礼》中有“仲冬教大阅，遂以狩田”的记载，即在仲冬时节检阅车马，借狩猎以训练军队。此外周代还有“讲武”活动，《礼记》谓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射箭、驾车和徒手搏斗是当时最重要的作战技能，所以进入农闲时节，天子要命令将帅对部队进行集中训练和检阅。
唐朝时期，多次举行过大阅之礼，规模大小不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十三日，唐玄宗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因军容不整，兵部尚书郭元振差点被斩于纛下，幸赖宰相刘幽求等跪在马前苦谏，才得以免死流放。而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被以“制军礼不肃”的罪名处斩。宋朝建立后，太祖、太宗“征伐四方，亲讲武事”，但仪规和地点都不固定。宋真宗时，在含辉门外东武村建了一个广场，以作为大阅的固定场所，并规定了大阅的仪规程式。此后宋朝诸帝大阅，基本都遵循这一程式而稍加变通。元朝没有固定化的大阅礼，至元五年（1268年）海都叛乱，元世祖在出兵征讨之前，曾“大阅兵”以震慑之。
背景：隆万大阅的缘起
明太祖以一介贫民，凭借武力夺取天下，深知武力之重要，经常派人检阅兵士，自己也数次在校场或午门外“阅武”。明成祖崇尚武功，曾多次“大阅”，但都是出征前或出征途中“随地阅武”。宣德四年（1429年）十月，明宣宗“阅武”于近郊，此乃明代大阅礼之肇端。此次阅武规模较大，“命各都督府整兵从卫，文武衙门各以堂上官一员、属官一员扈从”。明英宗正统年间，曾“亲幸近郊以大阅师旅”；天顺年间，数次“阅射于西苑”。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因“武备懈弛”，“亲阅骑射于西苑”；十四年端午，“阅武于万岁山之阳”。自此以后，就连这种形式化的阅武仪式也不再举行了。
时隔九十余年，到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忽然在京城北郊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次大阅得以举行，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可以说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改革运动的产物。明朝初期，国力强盛，《明史》描述其情形云：“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但从正统开始，以“土木之变”为标志，明朝走上衰落的道路。期间有过数次短暂改革，不久便故态复萌。明武宗在位期间，行事尤其怪诞，朝政荒殆不堪。明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锐意革新，时人霍与瑕赞誉：“嘉靖初政，自洪武、永乐以后，百年仅见。”可惜没过几年，明世宗便日趋怪戾懈怠，其后沉溺斋醮，大兴土木，致使国家陷入深重危机。直到他漫长的统治结束，明朝才再次迎来改革的契机。
隆庆大阅的发起者，正是锐意改革的一代名臣张居正。他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面对国事日非的时局，思考振弊起衰的对策，逐渐形成了一套改革思路。隆庆元年，张居正进入内阁，次年八月奏呈《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改革方案，而大阅是“饬武备”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建议皇帝敕令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而每年或隔年，皇帝于季冬农隙之时“亲临校阅”。兵部认为“当戎务废弛之秋，正四方改观易听之会”，大力支持张居正的建议。给事中骆问礼则表示反对，认为“大阅古礼，非今时所急”。大学士赵贞吉也不赞同，试图联合其他内阁大臣阻止。明穆宗排除异议，断然决定举行大阅。
在张居正看来，大阅并非无裨实用的礼仪活动，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一，整顿京营。京营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力量之一，盛时士兵多达数十万，除肩负保卫首都的重大责任外，必要时还要出外作战。明朝中叶以降，京营兵力日趋衰弱。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率军直逼北京，时“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经历这次惨痛教训，朝廷曾下大力气整顿京营。但时过未久，故态复萌，到隆庆初年，京营虽有八九万人，但“春秋操练徒虚文耳”。张居正认为，“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亲临阅视，不足以振积弱之气，而励将士之心”。
其二，威慑外敌。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虽然陆续接受明朝封授的爵位和官职，但时常率兵南下侵扰，对明朝构成很大威胁。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军逼近北京后，“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明朝政府和百姓都遭受惨重损失。此后蒙古军队连年入塞，隆庆元年（1567年）土蛮部入犯蓟镇、昌黎等地，游骑抵达滦河，“京师震动”。张居正认为，如果举行大阅，“不惟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
大阅的结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的。经过一年整顿，京营汰弱补强，实力大增。而且“不惟京营生气，而边海之区，咸知朝廷锐意武事，喁喁然亦思所以自效”，可见大阅还起到振奋全国人心的作用。边境方面，由于任用了一批通晓军事的官员，有效抵御了蒙古军入侵，“边境得无事”。而且明朝积极与俺答进行谈判，以大阅为例宣扬明朝军事的振兴，最终在隆庆五年实现了“俺答封贡”，自此“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这是明朝北部边境二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安定局面。 按照张居正和兵部的建议，大阅应当隔年一举。可能是因为皇帝身体欠佳，政务渐怠，隆庆五年并未大阅。次年四月，明穆宗去世，年方十岁的明神宗继位。张居正得到首辅职位，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明朝国力大为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明神宗于万历九年（1581年）三月举行了大阅。大阅后四日，张居正向皇帝进献《大阅图》以及诗、颂各一首。在进呈疏中，张居正称赞大阅“诚修内攘外之鸿猷，致治保邦之长策也”。或许在张居正心目中，站在台上检阅的虽然是皇帝，但这场仪式本身，其实是其丰功伟业的一次盛大展示。
场景：隆万大阅的盛况
大阅之礼虽然起源甚早，但历代仪规却很少完整保存下来。明穆宗决定举行大阅后，礼部“略参古制，兼酌时宜”，制定了一套详细仪规。而万历九年的大阅，则完全沿用了这套仪规。
大阅前一日，司礼监在将台上搭设御幄，总协戎政大臣与巡视科道官，则督率将领军兵整肃教场内外。当日一早，皇帝遣官到教场祭祀旗纛之神。京营官兵披戴鲜明盔甲，盛陈旌旗器械，各在本营摆列；并选拨将官四员，统领马兵二千名，于长安左门外伺候扈驾。文武官员身穿大红便服，悬带扈从牙牌，先赴教场伺候。
锦衣卫在皇极门下陈设卤簿和御辇，皇帝乘辇由长安左门出，扈驾官军一部分在前引导，一部分在后扈从，钲鼓响器齐鸣。因教场位于京城北郊，所以御驾从安定门出，抵达教场阅武门外，总协戎政官率领大小将佐，身着戎服跪迎，待御驾过后，起身跟随来到将台下。御驾进入阅武门内，中军鸣炮三响，各营钲鼓响器大作，扈从官们在行宫门外依序排列，迎接皇帝。御驾至行宫门外，皇帝下辇，由兵部官员引导进入行宫，此时鸣金止鼓，皇帝升座，扈从官行一拜礼，皇帝传旨赏赐酒饭，各官谢恩出，在将台下分成东西两班，依序站立。
兵部官员奏请皇帝登台大阅。在兵部、鸿胪寺官员引导下，皇帝登将台，升御幄，此时鸣炮三响。兵部尚书奏请令各营整搠人马，皇帝准许后，将台上吹响号笛，挥动黄旗，总协戎政及将佐等官，各归所部整搠人马。兵部尚书奏请阅阵，此时鸣炮三响，马步官军演练阵法。演毕，再次吹响号笛，挥动黄旗，于是将官军士各回本营。少顷，兵部尚书奏请阅射，于是总协戎政官以下军将，以及公、侯、驸马、伯、锦衣卫等官，都在台下比试射箭技术，骑马者各射三箭，徒步者各射六箭，中的者鸣鼓以报，由御史和兵部官员监视记录。下级军官和士卒也要分头较射，由府部大臣、御史和兵部官员监视记录。总协戎政官还要从各营挑选一队士兵，在皇帝面前比试枪刀、火器等技术。
演毕，兵部尚书奏大阅毕，将台下举号旗，总协戎政官及大小将领，都在台下集合，面北依序站立。鸿胪寺官奏请传达皇帝制命，各官皆跪，待宣读制命毕，各官叩头，退到阅武门外伺候。皇帝回行宫稍微休息，然后出宫登辇，此时中军鸣炮三响，各营鼓吹齐鸣，大乐亦同时奏起，所奏曲子名为《武成之曲》，歌词是：“吾皇阅武成，简戎旅，壮帝京。龙旗照耀虎豹营，六师云拥甲胄明。威灵广播，蛮夷震惊，稽首颂升平，四海澄清。”
关于这次大阅的盛况，《太师张文忠公行实》描述：“选卒十二万，戈鋋连云，旌旗耀日。天子坐武帐中，观诸将士为偃月五花之阵。已，乃阅骑射，简车从。礼毕，三军之士皆呼万岁，欢声如雷。都城远近，观者如堵。军容之盛，近代罕见。”万历九年大阅，场面亦很壮观，清初朱彝尊观看《大阅图》后，曾写诗描述其感受云：“仙仗移平乐，霓旌拥上兰。忽惊千骑并，旋讶六营团。作气陈金鼓，前驱建玉銮。轻云承翠盖，丽日表朱竿。”
隆万大改革始于明穆宗继位，终于张居正去世。期间的两次大阅，一次举行于改革初期，像是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另一次举行于改革盛时，像是奏响了改革的凯歌。不料大阅次年，张居正溘然长逝，改革戛然而止，明朝开始走上衰亡之路，这次大阅竟成绝响。
（作者为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①（清）张廷玉等著：《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于珊
栏目负责人：周素丽
联系方式：[email protected]
【关键词】 隆万阅兵 改革 军事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渊源：明朝以前的大阅
在中国古代，祭祀与军事被视为国家头等重要的大事，故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而旨在检阅军队、宣扬武威的“大阅”，则是国家对军事高度重视的表现和象征。
目前见于文字的最早一次“大阅”，是《竹书纪年》所记殷纣王“四十三年春，大阅”，不过对于《竹书纪年》之真伪，学术界还存在争议。《周礼》中有“仲冬教大阅，遂以狩田”的记载，即在仲冬时节检阅车马，借狩猎以训练军队。此外周代还有“讲武”活动，《礼记》谓孟冬之月，“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射箭、驾车和徒手搏斗是当时最重要的作战技能，所以进入农闲时节，天子要命令将帅对部队进行集中训练和检阅。
唐朝时期，多次举行过大阅之礼，规模大小不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先天二年（713年）十月十三日，唐玄宗讲武于骊山之下，“征兵二十万，旌旗连亘五十余里”。因军容不整，兵部尚书郭元振差点被斩于纛下，幸赖宰相刘幽求等跪在马前苦谏，才得以免死流放。而给事中、知礼仪事唐绍就没有这么幸运了，被以“制军礼不肃”的罪名处斩。宋朝建立后，太祖、太宗“征伐四方，亲讲武事”，但仪规和地点都不固定。宋真宗时，在含辉门外东武村建了一个广场，以作为大阅的固定场所，并规定了大阅的仪规程式。此后宋朝诸帝大阅，基本都遵循这一程式而稍加变通。元朝没有固定化的大阅礼，至元五年（1268年）海都叛乱，元世祖在出兵征讨之前，曾“大阅兵”以震慑之。
背景：隆万大阅的缘起
明太祖以一介贫民，凭借武力夺取天下，深知武力之重要，经常派人检阅兵士，自己也数次在校场或午门外“阅武”。明成祖崇尚武功，曾多次“大阅”，但都是出征前或出征途中“随地阅武”。宣德四年（1429年）十月，明宣宗“阅武”于近郊，此乃明代大阅礼之肇端。此次阅武规模较大，“命各都督府整兵从卫，文武衙门各以堂上官一员、属官一员扈从”。明英宗正统年间，曾“亲幸近郊以大阅师旅”；天顺年间，数次“阅射于西苑”。明宪宗成化九年（1473年），因“武备懈弛”，“亲阅骑射于西苑”；十四年端午，“阅武于万岁山之阳”。自此以后，就连这种形式化的阅武仪式也不再举行了。
时隔九十余年，到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年），忽然在京城北郊举行了一次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次大阅得以举行，既有偶然性，又有必然性，可以说是当时方兴未艾的改革运动的产物。明朝初期，国力强盛，《明史》描述其情形云：“百姓充实，府藏衍溢”，“上下交足，军民胥裕”。但从正统开始，以“土木之变”为标志，明朝走上衰落的道路。期间有过数次短暂改革，不久便故态复萌。明武宗在位期间，行事尤其怪诞，朝政荒殆不堪。明世宗以外藩入继大统，锐意革新，时人霍与瑕赞誉：“嘉靖初政，自洪武、永乐以后，百年仅见。”可惜没过几年，明世宗便日趋怪戾懈怠，其后沉溺斋醮，大兴土木，致使国家陷入深重危机。直到他漫长的统治结束，明朝才再次迎来改革的契机。
隆庆大阅的发起者，正是锐意改革的一代名臣张居正。他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面对国事日非的时局，思考振弊起衰的对策，逐渐形成了一套改革思路。隆庆元年，张居正进入内阁，次年八月奏呈《陈六事疏》，从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改革方案，而大阅是“饬武备”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建议皇帝敕令戎政大臣“申严军政，设法训练”，而每年或隔年，皇帝于季冬农隙之时“亲临校阅”。兵部认为“当戎务废弛之秋，正四方改观易听之会”，大力支持张居正的建议。给事中骆问礼则表示反对，认为“大阅古礼，非今时所急”。大学士赵贞吉也不赞同，试图联合其他内阁大臣阻止。明穆宗排除异议，断然决定举行大阅。
在张居正看来，大阅并非无裨实用的礼仪活动，可以在以下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其一，整顿京营。京营是明朝主要的军事力量之一，盛时士兵多达数十万，除肩负保卫首都的重大责任外，必要时还要出外作战。明朝中叶以降，京营兵力日趋衰弱。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率军直逼北京，时“禁军仅四五万，老弱半之”，“驱出城门，皆流涕不敢前”。经历这次惨痛教训，朝廷曾下大力气整顿京营。但时过未久，故态复萌，到隆庆初年，京营虽有八九万人，但“春秋操练徒虚文耳”。张居正认为，“今人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亲临阅视，不足以振积弱之气，而励将士之心”。
其二，威慑外敌。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虽然陆续接受明朝封授的爵位和官职，但时常率兵南下侵扰，对明朝构成很大威胁。嘉靖二十九年俺答军逼近北京后，“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明朝政府和百姓都遭受惨重损失。此后蒙古军队连年入塞，隆庆元年（1567年）土蛮部入犯蓟镇、昌黎等地，游骑抵达滦河，“京师震动”。张居正认为，如果举行大阅，“不惟使辇毂之下，常有数万精兵，得居重驭轻之道，且此一举动传之远近，皆知皇上加意武备，整饬戎事，亦足以伐狂虏之谋，销未萌之患，诚转弱为强之一机也”。
大阅的结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目的。经过一年整顿，京营汰弱补强，实力大增。而且“不惟京营生气，而边海之区，咸知朝廷锐意武事，喁喁然亦思所以自效”，可见大阅还起到振奋全国人心的作用。边境方面，由于任用了一批通晓军事的官员，有效抵御了蒙古军入侵，“边境得无事”。而且明朝积极与俺答进行谈判，以大阅为例宣扬明朝军事的振兴，最终在隆庆五年实现了“俺答封贡”，自此“三陲晏然，一尘不扰，边氓释戈而荷锄，关城熄烽而安枕”。这是明朝北部边境二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安定局面。 按照张居正和兵部的建议，大阅应当隔年一举。可能是因为皇帝身体欠佳，政务渐怠，隆庆五年并未大阅。次年四月，明穆宗去世，年方十岁的明神宗继位。张居正得到首辅职位，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明朝国力大为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明神宗于万历九年（1581年）三月举行了大阅。大阅后四日，张居正向皇帝进献《大阅图》以及诗、颂各一首。在进呈疏中，张居正称赞大阅“诚修内攘外之鸿猷，致治保邦之长策也”。或许在张居正心目中，站在台上检阅的虽然是皇帝，但这场仪式本身，其实是其丰功伟业的一次盛大展示。
场景：隆万大阅的盛况
大阅之礼虽然起源甚早，但历代仪规却很少完整保存下来。明穆宗决定举行大阅后，礼部“略参古制，兼酌时宜”，制定了一套详细仪规。而万历九年的大阅，则完全沿用了这套仪规。
大阅前一日，司礼监在将台上搭设御幄，总协戎政大臣与巡视科道官，则督率将领军兵整肃教场内外。当日一早，皇帝遣官到教场祭祀旗纛之神。京营官兵披戴鲜明盔甲，盛陈旌旗器械，各在本营摆列；并选拨将官四员，统领马兵二千名，于长安左门外伺候扈驾。文武官员身穿大红便服，悬带扈从牙牌，先赴教场伺候。
锦衣卫在皇极门下陈设卤簿和御辇，皇帝乘辇由长安左门出，扈驾官军一部分在前引导，一部分在后扈从，钲鼓响器齐鸣。因教场位于京城北郊，所以御驾从安定门出，抵达教场阅武门外，总协戎政官率领大小将佐，身着戎服跪迎，待御驾过后，起身跟随来到将台下。御驾进入阅武门内，中军鸣炮三响，各营钲鼓响器大作，扈从官们在行宫门外依序排列，迎接皇帝。御驾至行宫门外，皇帝下辇，由兵部官员引导进入行宫，此时鸣金止鼓，皇帝升座，扈从官行一拜礼，皇帝传旨赏赐酒饭，各官谢恩出，在将台下分成东西两班，依序站立。
兵部官员奏请皇帝登台大阅。在兵部、鸿胪寺官员引导下，皇帝登将台，升御幄，此时鸣炮三响。兵部尚书奏请令各营整搠人马，皇帝准许后，将台上吹响号笛，挥动黄旗，总协戎政及将佐等官，各归所部整搠人马。兵部尚书奏请阅阵，此时鸣炮三响，马步官军演练阵法。演毕，再次吹响号笛，挥动黄旗，于是将官军士各回本营。少顷，兵部尚书奏请阅射，于是总协戎政官以下军将，以及公、侯、驸马、伯、锦衣卫等官，都在台下比试射箭技术，骑马者各射三箭，徒步者各射六箭，中的者鸣鼓以报，由御史和兵部官员监视记录。下级军官和士卒也要分头较射，由府部大臣、御史和兵部官员监视记录。总协戎政官还要从各营挑选一队士兵，在皇帝面前比试枪刀、火器等技术。
演毕，兵部尚书奏大阅毕，将台下举号旗，总协戎政官及大小将领，都在台下集合，面北依序站立。鸿胪寺官奏请传达皇帝制命，各官皆跪，待宣读制命毕，各官叩头，退到阅武门外伺候。皇帝回行宫稍微休息，然后出宫登辇，此时中军鸣炮三响，各营鼓吹齐鸣，大乐亦同时奏起，所奏曲子名为《武成之曲》，歌词是：“吾皇阅武成，简戎旅，壮帝京。龙旗照耀虎豹营，六师云拥甲胄明。威灵广播，蛮夷震惊，稽首颂升平，四海澄清。”
关于这次大阅的盛况，《太师张文忠公行实》描述：“选卒十二万，戈鋋连云，旌旗耀日。天子坐武帐中，观诸将士为偃月五花之阵。已，乃阅骑射，简车从。礼毕，三军之士皆呼万岁，欢声如雷。都城远近，观者如堵。军容之盛，近代罕见。”万历九年大阅，场面亦很壮观，清初朱彝尊观看《大阅图》后，曾写诗描述其感受云：“仙仗移平乐，霓旌拥上兰。忽惊千骑并，旋讶六营团。作气陈金鼓，前驱建玉銮。轻云承翠盖，丽日表朱竿。”
隆万大改革始于明穆宗继位，终于张居正去世。期间的两次大阅，一次举行于改革初期，像是吹响了改革的号角。另一次举行于改革盛时，像是奏响了改革的凯歌。不料大阅次年，张居正溘然长逝，改革戛然而止，明朝开始走上衰亡之路，这次大阅竟成绝响。
（作者为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
【参考文献】
①（清）张廷玉等著：《明史》，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责编/潘丽莉 美编/于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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