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是1975年5月15日回到法国，原本是要服兵役的。但是，我当时非常不愿意去服兵役，因为在中国留学了两年，中文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意识到中文在法国开始有一点使用价值了。我想抓住机遇寻找与教授中文有关的工作。所以，我回到法国几天后，就向部队提出我身体状况不好，在中国扭伤了腰肌，被军方送到军事医院检查身体。他们发现我不愿意当兵，而且年龄又不小，已经25岁了，所以对我采取了宽容态度，免去了我服兵役的义务。这样一来，夏天的时候，我就到法国南方休假，一边调整自己，一边寻找可以教授中文的学校。快到开学的时候，我有机会教书了。
　　1975年的秋天开学的时候，我同时得到了一所大学和一所中学邀请我前去教授中文的通知。不过，这两份都是临时性的工作，是合同制的工作。即使如此，这些也是我本来没想到，真是有点喜出望外。我选择了中学，同时也在大学兼课。虽然两边都不是正式教师，可是，我能开始正式教汉语了。别忘了，在两年前我去中国之前，学中文的在法国几乎没有任何就业机会。中法恢复文化交流之后两年，我就开始在中学教汉语了，同时也在大学兼上与中国有关的课程。你想想，我该有多么激动！
　　所以，我特别高兴，尤其是教中学特别高兴。为什么呢？我虽然几乎没有任何教汉语的经验，但感觉特别舒服，感觉这是最适合我的一种工作，因我教中学生们学习汉字。但在大学，我当时有一点压力，因为我教的不是中国语言课，有一段时间我教的是中国当代历史。我兼课的大学巴黎第八大学，也就是我的母校。在这所大学任教的鲁阿夫人比较喜欢我，她是教授，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所以，她希望我参加她的研究团队，从事鲁迅研究。我也一直比较喜欢鲁迅的作品，这样除了在第八大学兼课之外，我开始做一点点鲁迅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翻译鲁迅的作品。我的所谓研究工作也就从这时、从研究鲁迅开始。我特别喜欢《孔乙己》这篇小说，后来还将它译成了法文，也正是因从事与鲁迅有关的研究，我有了第二次来中国的机会。第二次来中国是在1978年底至1979年初，此时我回国已经四年了。这在我一生当中到中国来间隔时间是最长的一次，因为以后我最少是每两年来一次，更多的时候是每年一次，甚至每年好几次。这次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西单“民主墙”——北京电报大楼附近一堵大约两百米的灰墙上，张贴了许多个人鸣冤和表达政治、经济诉求的大小字报。不过，我这次来中国主要是参加有关鲁迅的学术会议。又过了两年，1981年第三次来到北京，参加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在纪念大会上，我还听到了胡耀邦的讲话。会后，我还去了绍兴参观。在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我正式翻译和出版了一些鲁迅的作品，有杂文，也有小说，如《坟》《花边文学》等等。从到巴黎第八大学兼职搞研究一直到第二次来中国之前，我在这段时间里主要做这个工作。
　　在回国后最初的四年里，我既在中学教中文课，也在巴黎第八大学讲中国历史课，同时还与鲁阿夫人的团队进行鲁迅研究。所有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1978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年，也就是说我回法国的三年以后，我通过了法国教育部主办的全法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会考，这种会考是各个专业都有的。法国当时已经有汉语作为正规教学的科目，欧洲其他国家还没有。所以，法国才有这样一个师资会考。在法国，任何一个学科，你要想当上终身老师，就必须通过本学科的会考，数学、语文、物理、体育等全都一样。这种会考的要求很高，1978年那次全法会考有三个名额，我就通过了。隔了一个月的时间，1978年的5月份，我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我博士论文的主题很有意思，它标志着或反映了我求学生涯第一阶段的结束。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月之前，我通过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会考，这意味着我以后可以在中学或大学里以教授汉语为职业了。但是，我的博士论文写的不是我后来从事的汉语教学这个专业。假如要是以汉语教学为主题写这篇博士论文，那么就可以说我的博士论文是我以后学术生涯的开端。然而，事实不是这样。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是中国哲学方面的问题，而且是现代哲学。在我留学那個时代，中国曾搞过几场运动，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普及哲学。我觉得，在中国，哲学虽然与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但现代中国毕竟有它的哲学生活，无论是官方机构还是一些所谓的运动，包括《光明日报》定期发表的一些有关哲学的文章，都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以中国当代哲学为题材写了我的博士论文。这也反映了我当时对哲学偏爱，我在学习中文的同时，也一直在同时主修哲学，一直到硕士都是这样。1978年，通过了这篇博士论文，也算我的学习哲学过程的结束。从我通过了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会考开始，中文专业才成了我真正的、明确的、单一的方向。我的教学与研究开始是单一方向的了，不再跟哲学混在一起了。

　　1973年我去中国时在巴黎第八大学已经是四年级了。在当时的法国，大学读三年就可以获得学士学位。所以，我去中国的时候，已经拿到学士以上的学位，差不多就是硕士了。所以，我回国后，就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写博士论文。我用三年的时间，就是1975年到1978年写完了博士论文。当然，我在中国已经收集了很多资料，因为一直对哲学是比较感兴趣的。但在1978年，也是在我博士论文通过的前一个月，法国每年一次的师资合格认证会考有汉语专业，这几乎是百年难遇的机会，因为像汉语这样的小语种专业不是每年都有。于是，我决定试一试，先将博士论文放一放。准备这个会考也不容易，必读的文献中会有《水浒传》，李白的诗，白居易的诗，沈从文的作品等。笔试完了之后还有口试。我只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没有太复习。但最后，我通过了，这主要得益于我的口语比较好。 　　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法国通过这个资格认证对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尤其是汉语。几年以前，我连去中国的计划都没有，更不用说用中文找一份工作这样的事了。在法国，通过博士论文，并不意味着你很快就有工作了，不一定。可是，通过了这个会考，按中国的说法，你就有了铁饭碗，你就有了教育部的公务员身份，而且是终身的。所以，我从1978年起就成了公务员。事实上，在法国获得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是很难的，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不是每年的会考都有汉语专业，偶尔有名额也很少。所以，如果和别的专业相比，如英语，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是很难的。我有一些英语系的朋友，他们23岁甚至在22岁就通过同样的全法英语师资合格认证。这也不能说英语师资合格认证比较容易，其实要求也很高。但是，英语是与法语相近的语言，每年的会考都有这个专业，而且名额也很多，所以，学习和准备考试的时间都会很短，相对容易获得通过。西班牙语也一样，如果坚持学西班牙语，我可能22岁就获得了师资合格认证。可是，我获得汉语师资合格认证时已经28岁了。你看看，22岁和28岁差距很大。我认为，汉语是远距离语言，而由于与法语相差很大，学的时间要很长。这是一种挑战，这种挑战感很重要。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你可能会放弃。所以，从1975年回国到我获得汉语师资认证，我是做了三条线的事，一是在中学教书，二是在大学里兼课和做鲁迅研究，三是写博士论文。这三年对我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时期，一方面结束了过去的研究，另外一方面又开始了新的工作领域。在这三个工作中，我感到最舒服的是教高中生汉语。我站在学生面前，而且是同时站在大学生和中学生面前，给他们讲汉语语言课和中国历史课。在高中，我当时主要教的是现代汉语。实际上，我未接受过任何教学的培训，当时也没有培训专家。我喜欢教书并且教得也比较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时候看我父亲教别人，我现在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汉语是法国高中正规的课程，也就是说我教的那些学生要参加汉语考试，就是现在很多欧洲国家都做不到这一点，可法国1978年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当然，从程度上说，学生们也只是能认一些汉字，大概是认400个汉字，能达到一个基础水平的口语表达和听力。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日常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虽然只能是初级水平，但是，学生们同时也对中国文化有了初步了解。
　　我特别想强调，我在高中教的是正规课，不是一般的讲座，所有选课的学生都得去学习。这是法国的特征，是正规的课程，不是兴趣班。当然，中文班跟其他的班不一样，有一种特殊的气氛。这些学生告诉我，他们很自豪地对其他同学说他们上中文课，就跟我当初一样。我当时就想要学别人没学过的，所以选了学汉语。我的同学大多都去学西班牙语、英语等相近的语言。所以，我的这些中学生有着和我当年一样的心境。他们当时也有很多种语言学习的选择，其中之一就是汉语。所以，他们是主动选择学习汉语的。和现在不同的是，当时开汉语课的并不多，而且大多数情况是当作第三外语学的。第三外语的意思是，学生只从高一开始学到高三，正规的课程学三年。不过，我在巴黎第八大学教的是中国当代历史，肯定不会教法国历史。我对中国当代历史一直很感兴趣，读过很多书，看过不少文章。所以，我觉得我能胜任。可是也许是因为教的是大学生，也许是因为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当时觉得还有一点压力，必须得备课了。
　　通过了汉语专业师资合格认证，并不意味着马上就可以当教授汉语的老师，还得有一年的实习期。所以，我从1978年开始实习了一年，主要到别的学校观察一些熟练的老师怎么教课。那时候，我很明显感觉到，我应当从事汉语教学。所以，我就开始脱离了哲学专业，但对它的兴趣到现在还有。但是，作为一种职业，我明显地转向了现代汉语。但是，1978年时，在大学兼课，我还都属于合同制的老师。在大学，如果想当上一个正式的教师，也就是说要当一个副教授，必须得具备一个条件，那就是博士学位，而恰恰在1978年，我已经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获得了博士学位。
　　说实话，如果换成别人，拿到了博士学位，汉语教学方面已经开始有一点发展，那他一定赶快朝大学教师的方向走，因为毕竟副教授比中学老师的地位高。但是，我不一样。我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去大学作为正式的副教授。说实话，在中学教汉语倒是让我感觉特别舒服，因为这是个终身职业，可以积累很多很多的经验。直到现在，我仍认为真正的教学不在大学，而是在中学。中学的师生关系没有分工，你什么都管，口语教学和书面教学要平衡，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都由你来平衡。真正的课堂教学只有中学才有。大学就不一样，大学老师主要是传授知识，少有互动，学生多，老师分工也很细，有的讲语法，有的讲口语，有的讲写作。但是，在中学，我当时什么都讲，已经加入现代的教学法了。我认为，外语，无论是英语、西班牙语还是汉语，真正有活力的教学法就在中学，而不在大学。在这方面，大学实际上还处于一个原始时代。什么意思呢？比如，在英语系或西班牙语系，你问他们的主任教学目标是什么？他们也就是说拿到学士学位而已。你问一个学西班牙语的学生，他用西班牙语达到了什么目标，用西班牙语能做什么，能不能详细地描述阅读理解、听力理解、口头表达等方面目标？他们都回答不出来，或者回答不知道。你去问英语系同样的问题，问中文系同样的问题，他们都会说不知道。所以，我说西方大学的普通外语系在教学法方面还处于原始时代。比如说，你问他们对外语评估有什么看法？他们几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但在中学，这是几乎每天或每次培训班都谈的一个问题，评估现在是越来越热门的话题。所以，真正的教学法，真正具有活力教学法已经融入的地方就是在中学。
　　1991年，巴黎第七大学有一个副教授位子。在法国，每个教师位子都有相应的專业，或是历史，或是其他什么专业。我一看这个招聘位子，竟然是中国语言。于是，我就抱着试一下的想法去应聘了。结果，我真的通过了，获得了这个教职。我们有好几个人参加面试，但只有我通过了。
　　所以，1991年我就离开了从教十几年的中学，到了巴黎第七大学。但是，中学的那些年可能是我收获非常丰富的一个时期，而且在教学法方面做了一些有很多创意的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创意就是编写了那本我敢说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的教材（《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北大汉语语言学著名教授陆俭明在几年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大大地肯定了我这个教学思路。这本教材的销量很大，至今发行已达十七万册，出版是在1990年，可我写这本教材的时候却是在中学教汉语的时候，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这本教材到现在销售量还是很大的。所以，没有在中学的教授汉语的经验，我可能不会写这样一本书。 　　说到这儿，我还得回过头去讲讲20世纪80年代在中学教汉语的经历。直到今天，我特别自豪的一点，实话说也可能是我做得最好的一点，就是在法国是我最早带领中学生来中国上汉语短训班。第一次是在1981年的时候。我任教的是巴黎名牌中学，非常有名，一直是重点学校。这所中学的名字叫阿尔萨斯学校，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它不是位于巴黎东部，而是在巴黎市中心，离卢森堡公园不远。阿尔萨斯中学是十四年一贯制，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这所学校的精神是非常开放的。早在1963年，它就在巴黎市区的中学里第一个开设了汉语课程。要知道，那时法国与中国还没有建交。当时，有人找到学校的校长，问能不能开一点汉语课。校长说为什么不呢？校长的意思是说可以，他的思想是很开放的。校长没说这个建议是什么奇怪的想法，更没有反对。另外，这个建议也得到了一些汉学家的支持。所以，从1963年，阿尔萨斯学校就成了巴黎市区第一所开汉语课的中学。我就是在这所中学度过了美好的十年。校方特别支持汉语教学，所以我每次有些想法时，校长都非常支持。我可以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发生在1981年。某一天，我去找校长，说“我有一个想法”。校长说，“什么想法？你说说看”。我说，“我的这个想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经验，别的学校都没有做过”。校长说，“没关系，告诉我你的想法是什么？”我说“我想带我们学汉语的中学生，比如高二的学生，暑假时能去北京上一个短训班，这样可以直接接触中国”。校长连一秒钟都没犹豫，马上就说，“没有问题，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不过，校长同意后，我自己反倒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也不搞旅游业，不知道跟谁和怎么打交道。在这方面，我做了不少努力，最后决定与北京的景山中学建立校际交流。我是最早跟景山中学打交道的法国人。经过两年的努力，我终于在1983年7月初带33个高中生来到了北京。这是历史性的事件。现在高中生来中国短期培训的数都数不清，可在当时暑假来中国学习汉语的中学生并不多。我第一次带33个中学生来到中国。这批中学生中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其中有一个学生，当时16岁，现在成了我的同事，是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研究中国经济的正教授。他们当时选择学习汉语不容易，我带他们来中国学习当然就更不容易了。这是当年的合影，我太太也带小孩随团来了。
　　在这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我又多次带阿尔萨斯中学的中学生来北京上暑假短训班。有意思的是，1986年那次出现的“差错”还促成了一桩姻缘，这次中方接待单位是北京语言学院。我刚开始带队时到中国都是聘一个学中文的高年级学生作为陪同，他们办事能力强，而且能够直接用中文处理问题。1986年那一次的陪同是一个很棒的小伙子，19岁，我给起的中文名字叫李克然。由于没有买到巴黎到北京的直飞机票，我们需要转机香港，从香港再飞北京。在香港过了一夜，我们第二天早上再去机场。过关的时候，我在队伍后面负总责，看看有没有学生落下。就在我快到海关的时候，听到旁边一个中文名字叫李德玲的女生小声地说：“我的护照！”我脸都吓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她把护照放到托运的箱子里了。我马上意识到，李德玲今天没有办法和我们一起去北京了。于是，我就对陪同的那个小伙子说：“李克然，留下陪她吧。”我相信他会有办法。其他学生已经登机，作为负责人我也必须和这些学生在一起。于是，我在慌乱中给他们写下了我的一个朋友的地址，然后赶紧跑上飞机。坐在飞机上的同学都吃惊地看着惊魂未定的我，而且他们已经发现少了两个人。在飞机上，我立即与空姐沟通，幸好她当天还要飞回香港，我请她将护照带给那位女学生。到了北京，我立即找到那个女学生的箱子，拿出护照，交给了空姐。在这过程中，由于语言的误会，我等错了地方，差点与空姐失之交臂。

　　到了北京语言学院，我一直在学院的大门口等他们。当时也没有现代化的通信工具，根本无法与他们联系，我只能焦急地等著他们的消息。按照规矩，到了北京我应当与法国学生的家长取得联系。我实话实说了，说我们有两个人落在香港了，并嘱咐女学生的父亲不要告诉她的妈妈，等有消息我会立即与他们联系。等到第二天，在黄昏的灯光下，我终于看到一男一女两个人慢悠悠地向学校走来，原来就是李克然和李德玲。我高兴地迎上去，焦急地向他们了解情况，你们住在哪儿？这两天遇到什么问题没有？怎么买的机票？小伙子不慌不忙地说，您不是给了您朋友的地址了吗？我们住得可舒服了，机票什么的也没有问题。
　　这两天对我来说是最心焦的时候，可对他们俩来说却是浪漫的。6年之后的某一天，我收到这一对年轻人的婚礼请柬。婚礼举行的地点就在北京的南堂，宗教婚礼之后，晚上又举行了中式婚礼。新郎新娘披红挂彩，新娘戴着红盖头坐着轿子，放鞭炮、吹唢呐、跳火盆，整个过程还上了中国电视。因为红色是中国传统的吉祥颜色，所以他们让来宾都穿上红色的衣服。他们邀请了80多位法国亲友，其中绝大多数没有来过中国，并不了解中国。所以，这对小夫妻精心准备了一个“红宝书”，也就是红色封面印着喜字的小册子。这本精巧的观礼指南为法国亲友画了北京的地图、乘车路线，上海、西安等地旅游景点介绍，还有中国的生肖，甚至按字母发音给每个客人起了个中文名字！他们邀请我写个序言。我在序言里描述了六年前发生在香港的那一幕，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非常得意的一篇作品。以后，我常到他们在巴黎的家做客。他们两个都非常热爱中文，家就像一个中国博物馆。我再带学生来中国的时候，邀请他们作陪同。
　　第二件事情是我向校长建议在小学进行汉语教学试验。说实话，我当时并不是有先见之明，而是越来越意识到我个人的性格特点，也就喜欢干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比如学中文，我的朋友都没有做过，我就去学中文。当汉语老师时，我发现没有人带学生去过中国，于是我就带学生去中国了。后来，我又有了一个想法，能不能把中文作为一个启蒙教育呢？出发点就是以开发智力为主要目标，去幼儿园、小学教汉语。我觉得汉字是能培养智力的，像大脑训练一样，能增强记忆能力。汉字能让学生接触他们从来没接触过的一个现象，那就是声调。西方的语言哪有声调，没有，有语调，没有声调。我觉得，中文有声调，只要有机会去接触年龄很小的学生，肯定对他们的大脑和耳朵的细胞有帮助。另外，汉字在视觉记忆方面跟拉丁字母很不一样，甚至完全对立，这也能激发孩子们对别的文化的兴趣，对别的文字的兴趣。我当时也读过有关大脑的文章，发现没有人想过此问题。也正好因为没有人想过和做过，所以，我愿意去想和去做。于是我就去找阿尔萨斯中学的这个校长。阿尔萨斯中学不是十四年一贯制嘛，做这个实验方便。我当时是教中学生的老师，可学校还有幼儿园中班，他们都是四五岁的小孩子，还有小学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学生，他们也只是六至八岁。所以我去找校长，我向校长讲了我的一个研究教学的计划。校长说，你的想法很新鲜，我支持。他让我去找负责小学的校长，也获得了那位校长的支持。就这样，我开始教小孩子学汉语的试验。当然，这是在我工作以外做，但非常正规。我教了好几年，每周一个课时，对象是五六岁的小朋友们，也有七八岁的。通过几年的尝试，我在汉语教学法方面收获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