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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94年至2004年，这跨越世纪的10年，对于中国东部沿海的一个默默无名的小镇来说是风云际会、铸造辉煌的10年。在旧建制消亡、新建制诞生的空白处，历史长河悄悄选准了浙江台州的路桥镇作为突破口。
10年间，依靠民营经济，路桥小镇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6亿元猛增到130亿元，则政收入从1．82亿元猛增到12．77亿元。这个过去的农村集镇一跃成为一个经济强市的主城区，成为民资的天堂。
历史条件的约束
路桥这个人均不足3分地，资源匮乏的小地方，何以能在建制转换的烈火中涅涅槃民营资本的福地?路桥区政府何以能够和市场走得如此亲近，而没有越俎代庖?政府支持民营经济的动力何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行为主体总是在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政府也一样。政府选择支持民营经济，必然是因为这种选择更有利、更便宜。而要想理解究竟便宜何在，就要回到当地政府的约束条件上。
浙江尤其台州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地区，解放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浙江省自然资源总量全国排名倒数第三)，国家在当地的工业投入少得可怜。国家投入少，自然也没有庞大低效的计划经济官僚体制。因祸得福，国家资金投入的缺位和官僚体制的缺位反而节约了当地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的代价。套在脚上的“体制铁镣”少，行动就相对轻松容易，政府行为电就更灵活自如。
中国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制造了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其中最重要的竞争就是彼此GDP的竞争。自然资源匮乏和国有企业基础薄弱决定了台州乃至整个浙江的政府要想发展经济，做大GDP，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可以依靠，只有扶植民营经济这—条路。
加之国有体制的束缚少，就更加降低了政府亲近民资的成本。他们要晋升，要通过做大的GDP发送政绩信号，依靠民营经济的代价相对较低。台州路桥乃至浙江大大小小的政府就是这样和市场的力量走到一起的，至少比国内其他地方的政府与市场的距离近得多。
逼出来的市场
浙江的自然资源约束决定了政府能够低成本配置的资源不是矿山、森林和石油，而是流动的金融。金融是经济的血脉，经济活动都是要钱的，只有钱“活”起来了，才能把别的地方的资源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民营经济风起云涌。很多中小企业在起步阶段大都依靠亲朋好友、相亲邻里的自由借贷来弥补资金缺门。随着民营企业迅速壮大，融资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但他们的融资需求却和国有银行的放贷要求格格不入。虽然民企融资需求的总量庞大，但每笔贷款额小而分散、周期短且随机性大，“小买卖”的商机瞬息万变。民企成长快，消亡也快，经营状况与信誉度都难以把握，其经营特点要求金融服务方便、快捷，而国有银行却有一套繁琐的贷款手续。
面对浙江成千上万的市场英雄和失败者，国有银行甄别和筛选的信息费用太高，无法也没有激励把他们组织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人手里。相反小额灵活的民间金融体制却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的融资需求。
以路桥“金融双雄”之一的泰隆城信社为例，信用社300多名员工中有 100多名是信贷员，每一个信贷员分管一个街区，并被授予金额不等的贷款市批权限，这些信贷员与企业主联系密切，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了如指掌。一般情况下，小企业主20万元以下的贷款几分钟内就可办妥。在贷款保证方面也很灵活，无论是企业法人还是自然人，只要具备泰隆认可的资信条件就可以充当保证人，没有任何产权证明文书的摊位、小型设备、汽车等都可以抵押，通常他们还要求三五个企业法人之间进行互保。
在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的金融领域，泰隆这样的民间金融却开拓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作业方式，将搜索信息的费用分摊到每个信贷员头上，以此降低甄别贷款企业的信息费用。这是国有银行很难做到的。
对于一个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可以利用的省份，政府只好听任和支持有效率的民间金融组织把钱和资源组织起来，创造他们发送政绩信号所需要的GDP。谁能做大GDP，就是他们的上帝；何种办法能够做大GDP，自然就是他们的选择。政府依靠民间高效率的金融组织聚集资源，然后号召全国资源为我所用。
回眸改革开放20多年，财政包干引出了政府官员的GDP之争；台州国企“争”不过别人，官员就押宝民资；民资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国有银行不肯支持，就逼出了民间金融。这二重约束环环相套，套出了今日路桥乃至浙江民间融资的高效。浙江依靠民间金融发展起全国最大的三合板市场、皮革市场和塑料制品市场，就是这种体制高效的证明。浙江大大小小的政府就这样和市场的力量走到了一起，这就是浙扛官员依靠民资发送GDP信号的原因所在。
10年间，依靠民营经济，路桥小镇的国内生产总值从26亿元猛增到130亿元，则政收入从1．82亿元猛增到12．77亿元。这个过去的农村集镇一跃成为一个经济强市的主城区，成为民资的天堂。
历史条件的约束
路桥这个人均不足3分地，资源匮乏的小地方，何以能在建制转换的烈火中涅涅槃民营资本的福地?路桥区政府何以能够和市场走得如此亲近，而没有越俎代庖?政府支持民营经济的动力何在?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一个行为主体总是在约束下追求利益最大化，政府也一样。政府选择支持民营经济，必然是因为这种选择更有利、更便宜。而要想理解究竟便宜何在，就要回到当地政府的约束条件上。
浙江尤其台州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地区，解放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浙江省自然资源总量全国排名倒数第三)，国家在当地的工业投入少得可怜。国家投入少，自然也没有庞大低效的计划经济官僚体制。因祸得福，国家资金投入的缺位和官僚体制的缺位反而节约了当地从“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的代价。套在脚上的“体制铁镣”少，行动就相对轻松容易，政府行为电就更灵活自如。
中国80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制造了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其中最重要的竞争就是彼此GDP的竞争。自然资源匮乏和国有企业基础薄弱决定了台州乃至整个浙江的政府要想发展经济，做大GDP，没有多少国有企业可以依靠，只有扶植民营经济这—条路。
加之国有体制的束缚少，就更加降低了政府亲近民资的成本。他们要晋升，要通过做大的GDP发送政绩信号，依靠民营经济的代价相对较低。台州路桥乃至浙江大大小小的政府就是这样和市场的力量走到一起的，至少比国内其他地方的政府与市场的距离近得多。
逼出来的市场
浙江的自然资源约束决定了政府能够低成本配置的资源不是矿山、森林和石油，而是流动的金融。金融是经济的血脉，经济活动都是要钱的，只有钱“活”起来了，才能把别的地方的资源为我所用。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民营经济风起云涌。很多中小企业在起步阶段大都依靠亲朋好友、相亲邻里的自由借贷来弥补资金缺门。随着民营企业迅速壮大，融资的需求也日益迫切，但他们的融资需求却和国有银行的放贷要求格格不入。虽然民企融资需求的总量庞大，但每笔贷款额小而分散、周期短且随机性大，“小买卖”的商机瞬息万变。民企成长快，消亡也快，经营状况与信誉度都难以把握，其经营特点要求金融服务方便、快捷，而国有银行却有一套繁琐的贷款手续。
面对浙江成千上万的市场英雄和失败者，国有银行甄别和筛选的信息费用太高，无法也没有激励把他们组织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最需要的人手里。相反小额灵活的民间金融体制却能够更好地满足当地的融资需求。
以路桥“金融双雄”之一的泰隆城信社为例，信用社300多名员工中有 100多名是信贷员，每一个信贷员分管一个街区，并被授予金额不等的贷款市批权限，这些信贷员与企业主联系密切，对企业的经营状况了如指掌。一般情况下，小企业主20万元以下的贷款几分钟内就可办妥。在贷款保证方面也很灵活，无论是企业法人还是自然人，只要具备泰隆认可的资信条件就可以充当保证人，没有任何产权证明文书的摊位、小型设备、汽车等都可以抵押，通常他们还要求三五个企业法人之间进行互保。
在资本密集和知识密集的金融领域，泰隆这样的民间金融却开拓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作业方式，将搜索信息的费用分摊到每个信贷员头上，以此降低甄别贷款企业的信息费用。这是国有银行很难做到的。
对于一个没有多少自然资源可以利用的省份，政府只好听任和支持有效率的民间金融组织把钱和资源组织起来，创造他们发送政绩信号所需要的GDP。谁能做大GDP，就是他们的上帝；何种办法能够做大GDP，自然就是他们的选择。政府依靠民间高效率的金融组织聚集资源，然后号召全国资源为我所用。
回眸改革开放20多年，财政包干引出了政府官员的GDP之争；台州国企“争”不过别人，官员就押宝民资；民资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国有银行不肯支持，就逼出了民间金融。这二重约束环环相套，套出了今日路桥乃至浙江民间融资的高效。浙江依靠民间金融发展起全国最大的三合板市场、皮革市场和塑料制品市场，就是这种体制高效的证明。浙江大大小小的政府就这样和市场的力量走到了一起，这就是浙扛官员依靠民资发送GDP信号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