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道明
　　“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一项事业，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也成为一个能让有情趣的人”
　　对学者童道明来说.每年的7月15日都是特殊的。那一天是契诃夫的逝世纪念日。
　　2018年7月15日，童道明邀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濮存昕、国家话剧院演员伊春德、青年导演李唫，在蓬蒿剧场举办了《契诃夫四则》剧本朗读演出，这个剧本是他为纪念契诃夫逝世114周年而创作的。
　　人们说，童道明爱契诃夫爱了将近60年。他是研究俄罗斯文学、研究戏剧的学者，进入古稀之年后还成了剧作家。写戏，他依旧追随着“老朋友”契科夫的足迹：用知识分子的悲悯之心，描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
　　在北京潘家园的一座老式居民楼里，童道明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他81岁了，声音是老者的，思维却比年轻人更敏捷，说到契诃夫。就像说到于是之、冯至等故人一样亲切，常忍不住轻仰着头，微笑起来。
　　77岁时，童道明曾写过这样的诗：“世界很大/人生很短/生命要如何燃烧/才能给这个世界/带去些许温暖？”
　　“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一项事业，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也成为一个能让有情趣的人喜欢的人。”这是契诃夫说过的一句话，也是童道明的座右铭，或许，这正是他对“生命要如何燃烧”的回答。

“为契诃夫做点事”

　　在蓬蒿剧场举办那场契诃夫纪念演出前，童道明去剧场探班，并把他翻译自作家伊利亚·爱伦堡的作品《重读契诃夫》放在了剧场入口处。
　　《重读契诃夫》是童道明在莫斯科留学时买下的一本小书。童道明和契诃夫的故事，也始于1959年的莫斯科。
　　那天，莫斯科大学的一间教室里，童道明浏览文学系三年级备选进修班的简介，他的目光被“契诃夫戏剧进修班”所吸引。这个班的导师是拉克申，他刚刚硕士毕业，年纪只比童道明大四岁。
　　很多心高气傲的俄罗斯同学，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名师所开的进修班上，童道明觉得抢不过其他人，“就選这个契诃夫戏剧进修班吧。”
　　22岁的他就此迎来了人生第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进修班，他完成了一篇题为《论契诃夫戏剧的现实主义象征》的学年论文。比起俄罗斯同学，他更上心——和那一代留苏学生一样，他的上心带着“为祖国争光”的较劲。
　　拉克申很欣赏这篇论文，写下评语：“一篇独立思考的论文，写得饶有趣味。”拉克申还对俄罗斯学生说：“你们不要以为童的论文还有语法修辞错误，他的风格比你们都高。”
　　写这篇文章让童道明“开了窍”，让他觉得“契诃夫的戏剧是很美妙的”。
　　在他眼里，契诃夫能够发现人性中的真善美，他一直怀着悲悯述说现代人内心的痛苦。
　　1960年冬天，因强直性脊柱炎病发，童道明不得不中断在莫斯科大学的学业，回到中国，后进入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
　　拉克申后来成为俄罗斯契诃夫学会主席。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去俄罗斯访问，拉克申逢人便问：“你知道童道明吗？”直到1993年拉克申去世，这对师徒都未再见面，但互赠过礼物。
　　拉克申在1960年送给童道明的临别赠言是：“我希望你今后不要放弃对于契诃夫和戏剧的兴趣。”
　　“我听了他的话。这让我一劳永逸地决定了日后安身立命的职业。”童道明想，如果来年7月15日他还活着，“还是要为契诃夫做点事”。

“我的剧本，将来也会有人演”

　　童道明并不避讳谈生死。
　　《契诃夫四则》演出结束后，他在外孙为他建立的微信公众号“童道明札记”上发布了一篇文章《最后一杯香槟酒》，分享了契诃夫妻子在日记中记录的契诃夫去世前的场景：感知到死亡的契诃夫向妻子和医生要了一杯香摈，平静地喝下这杯酒后，便长眠了。
　　文章的题目原本叫《美丽的死亡》。但外孙看到这个标题后提出了异议：“姥爷。不要说‘死亡’好不好？”
　　于是，题目改成了《最后一杯香槟酒》。
　　“活到80岁，你要时刻准备死亡。”童道明顿了一下，“我觉得我没有大的遗憾了。”他从没有想过自己能活到80岁——在幼时生活的江苏江阴县杨舍镇里，从未听说有谁活到了他现在的年纪。
　　壮年时的一场大病，曾让童道明在死亡面前思考“生命要如何燃烧”。
　　1972年从河南干校同到北京后，童道明每天坐两站无轨电车到北京图书馆读书，读的全是与戏剧、契诃夫相关的书。经历五年苦读，“文革”结束，在可以恢复业务时，他病倒了。
　　“躺在病床上，我的头脑非常清楚，感到有很多遗憾。我觉得我还能写很多东西。”他想，如果挺过来，就将头脑里全部的积累形诸文字发表出去。
　　1979年，童道明身体恢复，他履行诺言，开始拼命写文章，1983年结集出版了三十万字的《他山集》。
　　他成为20世纪80年代最活跃的戏剧评论家之一，与杜清源、林克欢合称“杜林童”。
　　童道明一直在发挥潜能。20世纪80年代，他主要写戏剧论文、戏剧评论，90年代开始尝试散文。
　　1996年，恰逢契诃夫名作《海鸥》问世一百周年，他悄悄写了一个献给契诃夫的剧本——《我是海鸥》。2005年是诗人冯至诞辰一百周年，他又写了致敬冯至的剧本《塞纳河少女的面模》。
　　两个写好的剧本都被童道明放进了抽屉，直到2008年蓬蒿剧场成立。剧场“远离商业，走进文学”的口号，让他觉得可以把剧本交出去了。
　　童道明
　　1937年生于江苏，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戏剧评论家、剧作家。著有论文集《他山集》、专著《戏剧笔记》《我爱这片天空（契诃夫评传）》，散文集《惜别樱桃园》等，戏剧代表作有《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我是海鸥》《一双眼睛两条河》等。 　　“一般民营剧场演戏一定演让人笑的戏。不然没有人看。我就说我们演那种一个笑声都没有的戏，看看行不行。”《塞纳河少女的面模》和《我是海鸥》分别在2009年、2010年首演。都获得了成功。
　　戏剧评论家王育生看了童道明的戏之后。对他说：“你这辈子没有白活。”
　　在年逾古稀时留下了注入生命的戏剧作品，童道明感到无憾：“我的剧本。相信将来也是会有人演的。”

“不批评不是胆子小”

　　童道明之所以对契诃夫的良善与谦卑产生深刻认同感，和他的本性有关。
　　濮存昕将童道明视作师长，他们是忘年交。濮存昕说：“童先生为人好，谁都说他温暖，温文尔雅，没有伤害过人，没有一点恶习，没有一点恶意。”
　　“我心软，所以比较容易走进契诃夫。”童道明说，这是受了母亲的影响。
　　出生那年，正是战乱。母亲抱着襁褓中的他坐船逃难，夜晚要经过一座日本兵看守的大桥，同船有几个人将这个不时啼哭的婴儿当作累赘，放出了话：如果在桥下时他哭出来，就把他掐死。
　　回忆这件事时，母亲没有抱怨那些人，只是说：“道明没有哭，道明真乖。”
　　后来，童道明在散文《献给母亲》中写道：“我知道不是‘道明真乖’，而是‘母亲真爱’……母亲身上的崇高、善良、理想和同情，即便是战争也扼杀不了的。”
　　母亲怕伤害别人，童道明也是。“别人伤害我，我能承受，如果伤害于人，我承受不了。我没办法批评别人，因为批评比表扬的害处大得多得多。”
　　在20世纪80年代，除了介绍革新性的戏剧理论，童道明做得最多的，就是为当时的青年戏剧导演和戏剧创新作辩护。
　　那是中国话剧创新思维非常活跃的时期，产生了几出“有争议的剧目”，如林兆华导演的《绝对信号》、王贵导演的《WM》、陈颙导演的《街上流行红裙子》。在激烈的争论中，童道明盛赞过这些充满创新性的演出。
　　“不批评不是胆子小。有时候，对一种批评说‘不’，也是需要勇气的。”童道明说，“我不可能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有时候胆子也挺大的。”
　　濮存昕也曾对童道明的刚直不阿“目瞪口呆”：出于对新戏剧的热爱，童道明支持林兆华，但是当林兆华有偏颇时，他也会直接当众说：“林兆华，你不对，你不应该这样说。”
　　“一定要正听，一定要正直，一定不能够让谬误存在，童先生内心里有这个追求。”濮存昕说。

“写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

　　80岁之后，除了和自己有关的话剧演出，童道明很少再去剧场看戏。接受的采访也不如前几年多了。2018年夏天，除了因为《契诃夫四则》而谈契诃夫之外，童道明在公众面前还提了另一个人的名字——于是之。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戏剧大师于是之躺在病床上，已经对外界无感。但童道明和王育生仍会定期探视，坐在他身边聊戏剧。童道明觉得，于是之能感知到这些——有时能看见泪水从他紧闭的眼角溢出。
　　二人相识，是因为1979年童道明发表的文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是非谈》。文章引起了于是之的注意，不久后，在于是之的建议下，《中国戏剧》编辑部找到了童道明约稿。
　　后来，他和于是之交往颇深，二人常结伴去紫竹院公园散步。“能够得到是之老师的信任，说明我做人还是及格的，因为是之老师能够非常敏锐地发现一个人身上的庸俗。”
　　在童道明眼里，于是之不是演员，而是一个知识分子。上世纪80年代，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曾到东京演出，演出前有演员讨论要买什么日本电器带回去，于是之摔了杯子，质问：“我们干嘛来了？”
　　童道明欣赏与他在一个单位工作的冯至，也是因为“他有知识分子的风骨”。
　　“没演过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是我最大的遗憾。”于是之曾对童道明说过这句话，并给后者深深的震撼和影响。
　　在写作《塞纳河少女的面模》时，童道明心里明白，这部以冯至为主角的戏，就是为知识分子说话的：“写他们的痛苦，写他们的精神追求。”
　　剧作的题目，源自冯至在德国留学期间购得的一件艺术品。在柏林、北平、昆明和后来的北京。它一直挂在冯至家中，直到“文革”时被砸毁。
　　至善至美之物的毁灭能带来警醒。这部戏演出时，观众常为戏中人落泪。主持人敬一丹观看时本不想哭，但当扮演冯至的演员念出“我再也不批判人道主义了”这句台词时，她仍然忍不住流泪了。
　　抱着和对契诃夫一样的爱，童道明爱着这些逝去的有风骨的灵魂。

“他不老”

　　由于患有强直性脊柱炎，童道明上身一直挺得笔直。濮存昕说：“有这种疾患会影响到他的生命，但是他的生命是那么的有滋养，他不老。”
　　童道明想过什么是老。他觉得，“即便是学富五车，但当你不会和年轻人交流了，说的话年轻人已不愿听，那就是老了。”
　　濮存昕说，就在2017年的一场有关俄罗斯戏剧的研讨会上，“很多老前辈们还在念稿子，还在争论半个世纪以前的话题，俄罗斯专家们就撇嘴。但是童先生不。”童道明在說戏剧的创新性，在谈前进，“前进不是标新立异的，是有根的。”
　　无论是在剧场里、在座谈会上，每次看到童道明的身影，濮存昕总忍不住默默赞叹他的生命。“他的能量来源于契诃夫，来源于文学，所以他写文人戏，他写剧本，哪怕这剧本只用在蓬蒿。他不讲排场。”
　　童道明写剧本有两个领路人，一个是契诃夫，一个是曹禺。他牢记契诃夫戏剧的基本经验：“戏剧表现人的精神生活。”还有曹禺在《雷雨》序言中写的：“我用一种悲悯的心情来写剧中人的争执。”
　　2013年，童道明的第六部戏剧作品《一双眼睛两条河》问世。观众没有笑声，没有叫好，散场后掌声也不热烈，但是他们不愿离开，直到工作人员提醒可以离场，仍“沉在那里面”。
　　童道明觉得高兴，“剧场效果是这样的，触动他们了。”
　　中国戏剧学院一位教授看了《我是海鸥》之后，曾写下这样的评价：“不媚上，也不媚票房。”
　　童道明喜欢老一代优秀知识分子，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和人民有赤忱、深刻的爱。但是，他也用《塞纳河少女的面模》的一句台词说出了他的反思：“再也不能赶浪头。”
　　“不能跟风了。永远要想到，文艺创作就是要真善美。”童道明说。
　　2017年11月，中国社科院为80岁的童道明举办了“童道明先生戏剧艺术与戏剧批评”专题学术研讨会。
　　会上，童道明再次提及了契诃夫的那句话：“将自己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一项事业，从而让自己成为一个有情趣的人，也成为一个能让有情趣的人喜欢的人。”
　　“这句话真妙。”童道明说，“我努力努力，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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