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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治乱用重典、杀贪平民愤。明朝正德五年的秋天，也就是1510年，北京城出了件大事，巨贪刘瑾将被凌迟！行刑那天，万人空巷，北京城内老幼争相一睹刘瑾死状，事后，不少人还争着将刘瑾的一片片肉拿回家“食之解恨”。
2008年9月19日，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这条消息于当天傍晚时分逐渐传开，郴州人开始了全城狂欢，人流、车流堵塞了街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庆贺曾锦春落马”。
曾锦春的贪腐罪恶比之刘瑾，级别和危害都不同，但民众对贪官的愤恨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贪官的最终下场，正是全民围观其被惩的高潮，人们也一直钟爱这种高潮。
于是，真要揪出了贪官，人们往往会矛头一致，对其口诛笔伐之后，更寄望在他身上留下几个枪眼，即使用注射死刑也被会被人批评是“让贪官享受了‘特权’”。
一部仇贪史
如果说，中国的贪官非要寻一个“开山鼻祖”来供奉的话，那么，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羊舌鲋就是当之无愧的祖师爷了。
羊舌鲋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见诸文字记载的大贪官。他在任职期间，“渎货无餍”、“邀宠窃官”、“卖法纵贪”，成了第一个被以“墨”罪论处、杀头示众的人。上下千年，民间对贪墨者无不是恨得牙痒痒，总是希望能除之而后快，让其“以死谢罪”。苏州大学法学院周永坤教授认为，古代政府往往对贪官污吏保持法律上的高压，维持社会管理机构的权威和政权的正当性，以慰民意，安民心。
因此，历代王朝对官吏犯罪法律的惩罚是重于常人的，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比盗窃为重。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剌字并服苦刑。不少封建帝王常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但大多不赦贪官。
在中华法系中最有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中，官吏职务犯罪的规定几乎占全律的一半，由此可见唐朝统洽者对官吏职务犯罪的重视程度。惩治官吏职务犯罪与唐代的兴衰息息相关，唐前期严于治吏，带来了盛世和繁荣，伴随着后期法纪废弛的，则是吏治的败坏，最终积累、爆发为一场充斥着赤裸裸杀贪情结的黄巢起义。
可以说，唐朝的经验几乎适用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后继者则小心翼翼的引以为鉴。出身乞丐的朱元璋深谙民间疾苦与贪官之间的关系，他把贪官看作大敌，对其下了“剥皮实草”等死手，且一点不讲“特殊政策”，对跟随他多年的老臣照样不给面子。明朝甚至还动员社会力量，允许民众将害民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各级官府“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这些做法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却充满着强烈的个人爱恨情感。
可以说，古代社会对贪官的痛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西部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法官就表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句话还常被死刑判决书所引用，后来随着法治理念的渐入人心，就不怎么再用了，但有时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却仍保留。似乎贪官被判处死刑，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行极其严重，而是在于人民的愤怒。
“贪官必须被严惩，最好杀头”，似乎成为了普遍的社会心态。
受害者的愤怒
“罪恶流过了你的心涧，冲动是你的弱点，我看着那些无辜的小伙伴受到伤害，就想把你碎尸万段，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
这句话出自2010年3月底，福建南平一名小学生给制造校园惨案的凶手郑民生写的一封信。
一个小小的孩子，居然有如此杀伤力的想法，着实让成人们震惊，小小孩子哪来这么严重的仇贪情绪。有评论指出，“这足见我们对贪官的仇恨，早已远远超过了对凶手郑民生的仇恨。即便是年幼的孩子，也梦想着要将其绳之以法，或将其痛打！”
理智一派则认为，连无邪的童真世界里，都被贪官这个词汇肆意地布满了乌云，说明不少人作为贪官行为下的受害者，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失，有的遭受“权钱勾结”下的强拆，有的遭遇“萝卜招聘”的无奈，有的更是饱受贪官对伪劣食品、药品放任生产之害。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仍处在一个剧烈的变革期，许多事的发生、发展都让人惊愕和沮丧，这些变迁给民众带来了太多疼痛，需要寻找发泄的对象，贪官则成为最佳人选。
反腐专家任建明表示，新中国成立60多年，前30年官员的廉洁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后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部门比较严重，要保持前30年那样的低水平腐败，就需要全社会形成一种对腐败零容忍的文化价值观。
据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日前透露，最近30年，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去年一年则有484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处分。老百姓虽认可国家反腐败的诸多努力，但这离他们对反腐败的理想状态依然还有不少差距。有人办过民间反腐网站，也有人不惜实名举报，而山东平度60多岁的普通农妇张秀芳，更是在自家院中立起了“贪官碑”。
中央纪委十七届七次全体会议公报在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时，就指出了“三个并存”。即反腐倡廉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
与此对应的是，大面积贪腐现象层出不穷。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认为，落马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期权化交易越来越隐蔽，“冷衙门”腐败有所抬头等都是贪腐现象大面積扩散的表现形式。
首钢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丛义认为，从一些落马高官来看，他们权位越高，谋私就越“方便”，腐败链条也更长，“缓冲”地带就越宽。他们还普遍抱有“少也是贪，多也是贪”，反正也是上了“贼船”的思想。北京大学教授李成言则进一步指出，这种意识蔓延开来，可能在一些地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成为腐败领域里重要的生长点，“生长”出来大批贪官。比如在韩桂芝腐败案一下涉及到几百人，显然是有“贪腐文化”作为支撑，如果没有支撑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
更可怕的是，“贪腐文化”除了“批量制造”贪官本身，更让人担心的是影响普通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形成一种“我要办成这件事，我一定要用多少钱才能够能把它拿过来”的潜规则。 恶性贪腐挑战公众容忍度
程枫（化名）是一名有着30多年纪检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在办案过程中，接触过不少贪官，他直言，“随着反腐败力度增大，照理说贪官也应该越来越‘谨慎’，但有些贪官的恶性行为，却是无法无天，令人发指！”
程枫表示，从过去的一些案件来看，贪腐手段的恶劣程度，和个人的素质、品行有很大关系。一部分贪官飞扬跋扈、骄横霸道、唯我独尊，他们凭其爱好办事情，对持有不同意见者打击报复，容不得其它“杂音”。原河南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就是这样的一个跋扈贪官。在卢氏县，杜保乾每到一地，都是前呼后捅，他的活动都会被县电视台记者录入镜头，返回台里，中断正常播出，打出“重要新闻”字样。
信仰的缺失，让贪官的恶劣行径不仅冲击着法律底线，也冲击着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据新华社报道，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贪污受贿案件中，贪官100％包养二奶。在海南省临高县原县领导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干部兴起包养“二奶”热，一度到了公开、半公开的地步，一些腐败干部公然带着“二奶”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甚至互相攀比炫耀。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养着一个“情妇团队”，他开创性地设置了“首席情妇”的头衔，并用其去管理这个“情妇团队”，贪官们的“色胆包天”令人震惊。
四川省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韩旭教授指出，贪官除了品质和行为上的恶劣，那些直接触及到公众利益的不法手段，更容易激起公愤。当下一些拆迁充斥着暴力和血泪，其中不乏贪官的身影。南京市检察院曾发布过一份调研报告，该市在2009年落马的贪官中，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是搞拆迁的。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甚至发明出一种“嘉禾拆迁模式”，最终事实证明，里面存在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和徇私枉法。
贪官的疯狂行为，让老百姓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郑筱萸独揽药品注册大权，大肆受贿，“创造”出不少的“新药”和批文，让全国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秩序大乱，人们一度不敢买药。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则称，“郑筱萸案危害性严重性无他案可比”。
人民论坛杂志曾发起过一个“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调查。其中，占受访人数的82.3%的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是最严重的问题。在震惊全国的青岛聂磊涉黑案，检察机关查处的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就达到30多名，其中包括两名公安局局长。专家认为，黑恶势力与一些领导干部的“共生共存”，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更大，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也更大。
程枫还指出，有一类被查处的贪官很有“心计”，在人事调整时，会瞄准一两个刚查出过贪污腐败分子的单位，主动要求到这种单位担任一把手，因为有一种观点是“刚查过的地方，不会再查”，他过去以后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掩人耳目，大搞腐败。在一些建设部门，他们则会经常找机会下工地“检查”工程项目，稍不“如意”，就会为了“工程质量”要求返工。对方为了节省资金和时间，往往用钱财开道，此时贪官们则不顾工程质量好坏，盖上过关的大印。之前上海在建楼盘垮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后果被查出该项目有政府官员参股。
社会学家认为，当公众的容忍度底线受到挑战时，他们会基于日常经验的积累，对官员从不信任转向怀疑，从仇贪官发展到了仇官。网络上大家用激烈或讽刺的语言表达着对贪腐现象的不满，其实也是对自身现状不满的一种投射。但有的人却是既沽名钓誉又色厉内荏，他们恨贪官并非恨贪官造成的社会危害，而是恨“贪官不是我爸爸”。人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卻生怕办事少了关系。
广州某小学一个6岁学生说今后她想“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一年级小学生的“理想”折射出了现实世界中“公开的秘密”，有评论认为“小孩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其实每个人都想当官，并用那点权力来自肥”。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则说：“在我看来，民众并不‘仇富’，他们反对的是‘不仁’；民众也不‘仇官’，他们反对的是‘不正’。”而解决民众的仇官情绪，势必要减少贪官对政府公信力造成的危害和影响。
2008年9月19日，湖南郴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被湖南省纪委专案组“控制”。这条消息于当天傍晚时分逐渐传开，郴州人开始了全城狂欢，人流、车流堵塞了街道，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庆贺曾锦春落马”。
曾锦春的贪腐罪恶比之刘瑾，级别和危害都不同，但民众对贪官的愤恨从来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减弱。贪官的最终下场，正是全民围观其被惩的高潮，人们也一直钟爱这种高潮。
于是，真要揪出了贪官，人们往往会矛头一致，对其口诛笔伐之后，更寄望在他身上留下几个枪眼，即使用注射死刑也被会被人批评是“让贪官享受了‘特权’”。
一部仇贪史
如果说，中国的贪官非要寻一个“开山鼻祖”来供奉的话，那么，春秋时期晋国大夫羊舌鲋就是当之无愧的祖师爷了。
羊舌鲋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见诸文字记载的大贪官。他在任职期间，“渎货无餍”、“邀宠窃官”、“卖法纵贪”，成了第一个被以“墨”罪论处、杀头示众的人。上下千年，民间对贪墨者无不是恨得牙痒痒，总是希望能除之而后快，让其“以死谢罪”。苏州大学法学院周永坤教授认为，古代政府往往对贪官污吏保持法律上的高压，维持社会管理机构的权威和政权的正当性，以慰民意，安民心。
因此，历代王朝对官吏犯罪法律的惩罚是重于常人的，贪赃受贿的刑事责任比盗窃为重。在秦朝，“通一钱者黥为城旦”，即行贿受贿达到一个铜钱就要在脸上剌字并服苦刑。不少封建帝王常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但大多不赦贪官。
在中华法系中最有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中，官吏职务犯罪的规定几乎占全律的一半，由此可见唐朝统洽者对官吏职务犯罪的重视程度。惩治官吏职务犯罪与唐代的兴衰息息相关，唐前期严于治吏，带来了盛世和繁荣，伴随着后期法纪废弛的，则是吏治的败坏，最终积累、爆发为一场充斥着赤裸裸杀贪情结的黄巢起义。
可以说，唐朝的经验几乎适用于任何一个封建王朝，后继者则小心翼翼的引以为鉴。出身乞丐的朱元璋深谙民间疾苦与贪官之间的关系，他把贪官看作大敌，对其下了“剥皮实草”等死手，且一点不讲“特殊政策”，对跟随他多年的老臣照样不给面子。明朝甚至还动员社会力量，允许民众将害民恶吏“绑缚赴京治罪”，各级官府“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这些做法对贪官污吏有一定的震慑作用，但却充满着强烈的个人爱恨情感。
可以说，古代社会对贪官的痛恨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西部某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名法官就表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句话还常被死刑判决书所引用，后来随着法治理念的渐入人心，就不怎么再用了，但有时在检察官的起诉书中却仍保留。似乎贪官被判处死刑，并不是因为他的罪行极其严重，而是在于人民的愤怒。
“贪官必须被严惩，最好杀头”，似乎成为了普遍的社会心态。
受害者的愤怒
“罪恶流过了你的心涧，冲动是你的弱点，我看着那些无辜的小伙伴受到伤害，就想把你碎尸万段，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
这句话出自2010年3月底，福建南平一名小学生给制造校园惨案的凶手郑民生写的一封信。
一个小小的孩子，居然有如此杀伤力的想法，着实让成人们震惊，小小孩子哪来这么严重的仇贪情绪。有评论指出，“这足见我们对贪官的仇恨，早已远远超过了对凶手郑民生的仇恨。即便是年幼的孩子，也梦想着要将其绳之以法，或将其痛打！”
理智一派则认为，连无邪的童真世界里，都被贪官这个词汇肆意地布满了乌云，说明不少人作为贪官行为下的受害者，利益受到了很大损失，有的遭受“权钱勾结”下的强拆，有的遭遇“萝卜招聘”的无奈，有的更是饱受贪官对伪劣食品、药品放任生产之害。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仍处在一个剧烈的变革期，许多事的发生、发展都让人惊愕和沮丧，这些变迁给民众带来了太多疼痛，需要寻找发泄的对象，贪官则成为最佳人选。
反腐专家任建明表示，新中国成立60多年，前30年官员的廉洁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后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部门比较严重，要保持前30年那样的低水平腐败，就需要全社会形成一种对腐败零容忍的文化价值观。
据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日前透露，最近30年，共有420余万党政人员受处分，去年一年则有4843名县处级以上干部受到处分。老百姓虽认可国家反腐败的诸多努力，但这离他们对反腐败的理想状态依然还有不少差距。有人办过民间反腐网站，也有人不惜实名举报，而山东平度60多岁的普通农妇张秀芳，更是在自家院中立起了“贪官碑”。
中央纪委十七届七次全体会议公报在分析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时，就指出了“三个并存”。即反腐倡廉成效明显和问题突出并存，防治力度加大和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并存，群众对反腐败期望值不断上升和腐败现象短期内难以根治并存。
与此对应的是，大面积贪腐现象层出不穷。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二部副主任辛向阳研究认为，落马官员级别越来越高，腐败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大，期权化交易越来越隐蔽，“冷衙门”腐败有所抬头等都是贪腐现象大面積扩散的表现形式。
首钢发展研究院研究员张丛义认为，从一些落马高官来看，他们权位越高，谋私就越“方便”，腐败链条也更长，“缓冲”地带就越宽。他们还普遍抱有“少也是贪，多也是贪”，反正也是上了“贼船”的思想。北京大学教授李成言则进一步指出，这种意识蔓延开来，可能在一些地方产生巨大的影响，并成为腐败领域里重要的生长点，“生长”出来大批贪官。比如在韩桂芝腐败案一下涉及到几百人，显然是有“贪腐文化”作为支撑，如果没有支撑不会有这么大的规模。
更可怕的是，“贪腐文化”除了“批量制造”贪官本身，更让人担心的是影响普通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形成一种“我要办成这件事，我一定要用多少钱才能够能把它拿过来”的潜规则。 恶性贪腐挑战公众容忍度
程枫（化名）是一名有着30多年纪检工作经验的老干部，在办案过程中，接触过不少贪官，他直言，“随着反腐败力度增大，照理说贪官也应该越来越‘谨慎’，但有些贪官的恶性行为，却是无法无天，令人发指！”
程枫表示，从过去的一些案件来看，贪腐手段的恶劣程度，和个人的素质、品行有很大关系。一部分贪官飞扬跋扈、骄横霸道、唯我独尊，他们凭其爱好办事情，对持有不同意见者打击报复，容不得其它“杂音”。原河南卢氏县县委书记杜保乾就是这样的一个跋扈贪官。在卢氏县，杜保乾每到一地，都是前呼后捅，他的活动都会被县电视台记者录入镜头，返回台里，中断正常播出，打出“重要新闻”字样。
信仰的缺失，让贪官的恶劣行径不仅冲击着法律底线，也冲击着作为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据新华社报道，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贪污受贿案件中，贪官100％包养二奶。在海南省临高县原县领导吴光华的带动下，当地一些干部兴起包养“二奶”热，一度到了公开、半公开的地步，一些腐败干部公然带着“二奶”出入酒席和公众场所，甚至互相攀比炫耀。安徽省宣城市原市委副书记杨枫养着一个“情妇团队”，他开创性地设置了“首席情妇”的头衔，并用其去管理这个“情妇团队”，贪官们的“色胆包天”令人震惊。
四川省社科院法学所副所长韩旭教授指出，贪官除了品质和行为上的恶劣，那些直接触及到公众利益的不法手段，更容易激起公愤。当下一些拆迁充斥着暴力和血泪，其中不乏贪官的身影。南京市检察院曾发布过一份调研报告，该市在2009年落马的贪官中，每4个人里就有一个是搞拆迁的。原湖南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甚至发明出一种“嘉禾拆迁模式”，最终事实证明，里面存在着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和徇私枉法。
贪官的疯狂行为，让老百姓成为最终的受害者。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郑筱萸独揽药品注册大权，大肆受贿，“创造”出不少的“新药”和批文，让全国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秩序大乱，人们一度不敢买药。监察部副部长屈万祥则称，“郑筱萸案危害性严重性无他案可比”。
人民论坛杂志曾发起过一个“未来10年10个最严峻挑战”调查。其中，占受访人数的82.3%的受访者认为“腐败问题突破民众承受底线”是最严重的问题。在震惊全国的青岛聂磊涉黑案，检察机关查处的充当“保护伞”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就达到30多名，其中包括两名公安局局长。专家认为，黑恶势力与一些领导干部的“共生共存”，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威胁更大，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也更大。
程枫还指出，有一类被查处的贪官很有“心计”，在人事调整时，会瞄准一两个刚查出过贪污腐败分子的单位，主动要求到这种单位担任一把手，因为有一种观点是“刚查过的地方，不会再查”，他过去以后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掩人耳目，大搞腐败。在一些建设部门，他们则会经常找机会下工地“检查”工程项目，稍不“如意”，就会为了“工程质量”要求返工。对方为了节省资金和时间，往往用钱财开道，此时贪官们则不顾工程质量好坏，盖上过关的大印。之前上海在建楼盘垮塌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后果被查出该项目有政府官员参股。
社会学家认为，当公众的容忍度底线受到挑战时，他们会基于日常经验的积累，对官员从不信任转向怀疑，从仇贪官发展到了仇官。网络上大家用激烈或讽刺的语言表达着对贪腐现象的不满，其实也是对自身现状不满的一种投射。但有的人却是既沽名钓誉又色厉内荏，他们恨贪官并非恨贪官造成的社会危害，而是恨“贪官不是我爸爸”。人们讥讽不正之风，自己卻生怕办事少了关系。
广州某小学一个6岁学生说今后她想“做贪官，因为贪官有很多东西”。一年级小学生的“理想”折射出了现实世界中“公开的秘密”，有评论认为“小孩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其实每个人都想当官，并用那点权力来自肥”。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则说：“在我看来，民众并不‘仇富’，他们反对的是‘不仁’；民众也不‘仇官’，他们反对的是‘不正’。”而解决民众的仇官情绪，势必要减少贪官对政府公信力造成的危害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