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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诗言志”和“诗缘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两个重要的命题，他们在我国诗学理论中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主要以陶渊明的诗为例，来谈“诗言志”、“诗缘情”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诗言志 诗缘情 情志一也
一.诗言志
“诗言志”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诗人创作诗歌离不开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的联系较为密切，因此“志”一般被理解为思想、志向、政治抱负等。比如陶渊明《饮酒》诗中的第二十首：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诛泅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这首诗以历史的思考为基础，慨叹眼前世风日下，而思慕远古伏羲，神农时的真朴之风，表现了诗人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开篇感叹羲农时代那淳真的风尚久已遗失难再，随即想到曾欲拯救这种淳朴自然之风的孔子。“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汲汲”表现了孔子为此做出的不懈努力。之后话风一转“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感叹孔子生不逢时，即使他不懈努力，但仍然无法阻挡世风日频的现实。之后描写了儒家思想以及六经在秦汉魏晋时期的悲惨遭遇。面对这种社会背景，诗人无能为力，唯有饮酒来麻醉自己，发泄自己内心的忧愤。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云：“这首诗通过深沉的感叹，清醒的思索，表现自己的忧世之情。”
再如《饮酒》诗中的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这首诗主要表现隐居生活的情趣，写诗人于劳动之余，饮酒致醉之后，在晚霞的辉映之下，在山岚的笼罩中，采菊东篱，遥望南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了诗人悠然自得、超凡脱俗的心境，将田园风光之优美和远离市嚣的身心愉悦达到完美的融合。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中《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一文中谈到，“渊明最可贵的修养，乃在于他有着一种‘知止’的智慧与德操。在精神上，他掌握了‘任真’的自得；在生活上，他掌握了‘固穷’的持守，因此他终于脱出了人生的种种困惑与矛盾，而在精神与生活两方面都找到了足可以托身不移的止泊之所。”面对东晋衰败，刘裕即将篡位的现实状况，陶渊明壮志难酬，既焦虑又愤激，但无力改变，索性使自己进入一个纯然平和、任真自得、超然洒脱的精神状态。
胡晓明的《中国诗学之精神》第十章，谈到“诗是外在的语言形态的志，志是内在的心里形态的诗。”可见，“志”是一种心理状态，“诗言志”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达自己情感意志。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到“诗缘情”。
二.诗缘情
“诗缘情”始于于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诗歌本质上是用来表达感情的，是作者的情感体验。正如王维的《人间词话》所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喜、怒、哀、乐也是人心中的一种境界，只有真实地摹写景物，表达感情，才能称的上有境界。
中国的文学作品不同于西方文学。在西方文学中，我们很难找到作者的影子，难以用作品去判断作家的人格。如胡晓明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所云：“西方文学以打动读者、向外交流为特色，所以作者往往将自我幻化为多种人格，而作品很难与作者发生对应关系。”
而在中国文学中，作品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有关，我们可以通过作品去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揣摩作者的内心世界，品味作者的人格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在我们看来，文学作品的功能首先诗向别人传递真实的思想，描摹真实的世界。比如诗歌，我们可以说诗与人具有同一性，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作者借诗歌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无论是咏怀诗、山水田园诗、亦或是游仙诗等，几乎所有诗歌都是缘乎于“情”，所以在这里对“诗缘情”不做过多论述。
三.情志一也
对于“诗言志”和“诗缘情”，我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二者的差别，我用表格的形式来进行比较（表格见文末）。
由此可见，“诗言志”和“诗缘情”是有差别的，并不是“缘情”代替了“言志”，而是文学观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由“诗言志”到“诗缘情”，再到“言情并举”的过程。
但是，我认为“言志”和“缘情”也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志”和“情”都是人的心理活动，“志”一定程度上也是“情”，“志”是缘于“情”的。下面我仍然借用陶渊明的《饮酒》诗来论述。
比如上文所提到的陶渊明《饮酒》诗中的第二十首，诗人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当时社会虚伪的风尚进行抨击。诗人认为，举世少真，只有通过崇尚六经去挽救，去伪存真，返朴还淳，但举世没有一个人去这样做，因此，可痛可恨，借用这首诗来抒写自己内心的悲愤，表达自己有志却无法施展的忧伤。从诗句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无限的感慨和难言的苦衷，可谓“诗缘情”；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他有志于通过六经去感化教育人民，抨击当时追名逐利的丑态，可谓“诗言志”。
再如上文所提到的陶渊明《饮酒》诗中的第五首，这首诗的前四句中，“车马喧”，意味着上层人士之间的交往，它代表着整个为权位、名利翻腾不休的官僚社会。“远”？指超脱于世俗利害的、淡然而全足的精神状态。诗人虽然处追逐名利的官僚社会，人来人往的环境中，但是仍能超凡脱俗，淡然闭之。可见诗人凭着“心远”而将“在人境”和“无车马喧”之间的矛盾完美统一起来，实现了心脱俗境自高远的人生理想。这里隐含了作者的志向，正所谓“诗言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在诗人笔下“菊”、“南山”、“山气”、“飞鸟”都是不寻常之物，他们承载了诗人爱好自由、悠然自得的主观情感，这就是所谓的“诗缘情”。
当家国理想成为文化阶层的一种内在的直觉时，兴寄怀抱既是个人情感，也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在这时，诗歌所传达的不只是一己之私，不仅是诗人的个人情感，而是能够代表一个民族整体的人格精神，显示出“诗言志”的力量。因为人不只是单个的个体，人是社会人，人的情感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等诸多因素。
由此看来，“诗言志”和“诗缘情”并不相互矛盾，相互排斥，反而二者在同一首诗中可以很好地融合，可谓“一体两面”。诗歌是吟咏性情的，“情”和“志”都属于人的心理活动，一个侧重理性，一个侧重感性；一个强调诗的道德内容，一个强调诗的审美特征。“诗缘情”，诗人要缘着“情”，顺从本心，用心去发现，去创作。只要有人类就有情感，只要有情感，就有文学。诗人在缘“情”的时候，有时这种“情”正好是“家国情”“人生理想”时，这种“情”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志向”“抱负”。“诗言志”由此也就顺理成章的生成了。
总之，借用陶渊明的这两首《饮酒》诗，可以很好的诠释“诗言志”、“诗缘情”以及“情志一也”。我更倾向于“情志一也”，志中饱含深情，情中亦有脱俗志向，二者一脉相承 、辩证统一，它们共同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诗人积极主动地将社会、自然与自我融为一体的文学精神。
参考文献
[1]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2]廖仲安，唐满先.陶渊明及其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关键词：诗言志 诗缘情 情志一也
一.诗言志
“诗言志”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合声。”诗人创作诗歌离不开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社会环境的联系较为密切，因此“志”一般被理解为思想、志向、政治抱负等。比如陶渊明《饮酒》诗中的第二十首：
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诛泅辍微响，漂流逮狂秦。诗书复何罪？一朝成灰尘。区区诸老翁，为事诚殷勤。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
这首诗以历史的思考为基础，慨叹眼前世风日下，而思慕远古伏羲，神农时的真朴之风，表现了诗人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情绪。开篇感叹羲农时代那淳真的风尚久已遗失难再，随即想到曾欲拯救这种淳朴自然之风的孔子。“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汲汲”表现了孔子为此做出的不懈努力。之后话风一转“凤鸟虽不至，礼乐暂得新”，感叹孔子生不逢时，即使他不懈努力，但仍然无法阻挡世风日频的现实。之后描写了儒家思想以及六经在秦汉魏晋时期的悲惨遭遇。面对这种社会背景，诗人无能为力，唯有饮酒来麻醉自己，发泄自己内心的忧愤。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所云：“这首诗通过深沉的感叹，清醒的思索，表现自己的忧世之情。”
再如《饮酒》诗中的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这首诗主要表现隐居生活的情趣，写诗人于劳动之余，饮酒致醉之后，在晚霞的辉映之下，在山岚的笼罩中，采菊东篱，遥望南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表现了诗人悠然自得、超凡脱俗的心境，将田园风光之优美和远离市嚣的身心愉悦达到完美的融合。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中《从“豪华落尽见真淳”论陶渊明之“任真”与“固穷”》一文中谈到，“渊明最可贵的修养，乃在于他有着一种‘知止’的智慧与德操。在精神上，他掌握了‘任真’的自得；在生活上，他掌握了‘固穷’的持守，因此他终于脱出了人生的种种困惑与矛盾，而在精神与生活两方面都找到了足可以托身不移的止泊之所。”面对东晋衰败，刘裕即将篡位的现实状况，陶渊明壮志难酬，既焦虑又愤激，但无力改变，索性使自己进入一个纯然平和、任真自得、超然洒脱的精神状态。
胡晓明的《中国诗学之精神》第十章，谈到“诗是外在的语言形态的志，志是内在的心里形态的诗。”可见，“志”是一种心理状态，“诗言志”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表达自己情感意志。由此，我们可以引申到“诗缘情”。
二.诗缘情
“诗缘情”始于于陆机《文赋》中的“诗缘情而绮靡”。诗歌本质上是用来表达感情的，是作者的情感体验。正如王维的《人间词话》所云：“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喜、怒、哀、乐也是人心中的一种境界，只有真实地摹写景物，表达感情，才能称的上有境界。
中国的文学作品不同于西方文学。在西方文学中，我们很难找到作者的影子，难以用作品去判断作家的人格。如胡晓明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所云：“西方文学以打动读者、向外交流为特色，所以作者往往将自我幻化为多种人格，而作品很难与作者发生对应关系。”
而在中国文学中，作品与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生经历有关，我们可以通过作品去了解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揣摩作者的内心世界，品味作者的人格所达到的精神境界。在我们看来，文学作品的功能首先诗向别人传递真实的思想，描摹真实的世界。比如诗歌，我们可以说诗与人具有同一性，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作者借诗歌来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无论是咏怀诗、山水田园诗、亦或是游仙诗等，几乎所有诗歌都是缘乎于“情”，所以在这里对“诗缘情”不做过多论述。
三.情志一也
对于“诗言志”和“诗缘情”，我认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关于二者的差别，我用表格的形式来进行比较（表格见文末）。
由此可见，“诗言志”和“诗缘情”是有差别的，并不是“缘情”代替了“言志”，而是文学观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由“诗言志”到“诗缘情”，再到“言情并举”的过程。
但是，我认为“言志”和“缘情”也是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的。“志”和“情”都是人的心理活动，“志”一定程度上也是“情”，“志”是缘于“情”的。下面我仍然借用陶渊明的《饮酒》诗来论述。
比如上文所提到的陶渊明《饮酒》诗中的第二十首，诗人不满当时的社会现实，对当时社会虚伪的风尚进行抨击。诗人认为，举世少真，只有通过崇尚六经去挽救，去伪存真，返朴还淳，但举世没有一个人去这样做，因此，可痛可恨，借用这首诗来抒写自己内心的悲愤，表达自己有志却无法施展的忧伤。从诗句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他无限的感慨和难言的苦衷，可谓“诗缘情”；同时，我们也能感受到他有志于通过六经去感化教育人民，抨击当时追名逐利的丑态，可谓“诗言志”。
再如上文所提到的陶渊明《饮酒》诗中的第五首，这首诗的前四句中，“车马喧”，意味着上层人士之间的交往，它代表着整个为权位、名利翻腾不休的官僚社会。“远”？指超脱于世俗利害的、淡然而全足的精神状态。诗人虽然处追逐名利的官僚社会，人来人往的环境中，但是仍能超凡脱俗，淡然闭之。可见诗人凭着“心远”而将“在人境”和“无车马喧”之间的矛盾完美统一起来，实现了心脱俗境自高远的人生理想。这里隐含了作者的志向，正所谓“诗言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在诗人笔下“菊”、“南山”、“山气”、“飞鸟”都是不寻常之物，他们承载了诗人爱好自由、悠然自得的主观情感，这就是所谓的“诗缘情”。
当家国理想成为文化阶层的一种内在的直觉时，兴寄怀抱既是个人情感，也代表了整个民族的共同精神追求。在这时，诗歌所传达的不只是一己之私，不仅是诗人的个人情感，而是能够代表一个民族整体的人格精神，显示出“诗言志”的力量。因为人不只是单个的个体，人是社会人，人的情感离不开具体的社会环境，时代氛围等诸多因素。
由此看来，“诗言志”和“诗缘情”并不相互矛盾，相互排斥，反而二者在同一首诗中可以很好地融合，可谓“一体两面”。诗歌是吟咏性情的，“情”和“志”都属于人的心理活动，一个侧重理性，一个侧重感性；一个强调诗的道德内容，一个强调诗的审美特征。“诗缘情”，诗人要缘着“情”，顺从本心，用心去发现，去创作。只要有人类就有情感，只要有情感，就有文学。诗人在缘“情”的时候，有时这种“情”正好是“家国情”“人生理想”时，这种“情”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理解为“志向”“抱负”。“诗言志”由此也就顺理成章的生成了。
总之，借用陶渊明的这两首《饮酒》诗，可以很好的诠释“诗言志”、“诗缘情”以及“情志一也”。我更倾向于“情志一也”，志中饱含深情，情中亦有脱俗志向，二者一脉相承 、辩证统一，它们共同记录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表现了诗人积极主动地将社会、自然与自我融为一体的文学精神。
参考文献
[1]胡晓明.中国诗学之精神[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
[2]廖仲安，唐满先.陶渊明及其作品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