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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塔”来自于梵语，原指砖、石、土、木等构成的建筑物，用以安置佛陀舍利等物。我国佛塔以东汉中期敦煌小浮屠（即小佛塔）为最早。三国之后，建立舍利塔及像塔、经塔、僧塔等渐多。佛教信徒以造塔为功德，故乐趋鹜赴。后为省工、省料、省财、省时，乃雕造小石塔，唐代以来又出现“泥拓佛塔”、“华塔剪纸”及“心经法塔”，进一步将造塔功德活动推进到普及化、简易化、大众化层面。
[关键词]佛塔；筑塔；雕塔；剪刻塔；写经塔
（一）
“塔”，语源来自于梵语stūpa，音译作窣睹婆或窣堵波、蘇偷婆。唐？遁伦《瑜伽伦记》卷十一（上）载：“窣堵波者，此云‘供养处’，旧云“浮圖”者，音讹也。”浮圖，又作浮屠、佛驮、佛陀，本是梵語buddha之译音 ，并非遁伦所谓窣堵波（stūpa）的“音讹”。“浮屠”的本义即“佛”。后来称佛陀所创教法谓之“浮屠道”，祭祀佛陀之祠谓之“浮屠祠”，安放佛舍利的塔，梵語谓之stūpa（窣堵波），巴利语作thūpa（塔婆）。汉语的“塔”，应是巴利语thūpa（塔婆）的译音。《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载：“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枝提。”枝提又作制底耶、支帝，为梵文 caitya的音译。这就是说，凡藏有佛陀舍利者称为“塔”，亦称作“浮屠”；无佛陀舍利者称为“枝提”。后世将藏有佛陀舍利的“塔”及安放佛衣、佛像、佛经以及僧人遗体、骨灰的枝提，都概称为“塔”。于是，“塔”的词义变得泛而不专了。
建塔安置佛舍利，原是出于对佛祖的纪念和礼敬，《大般涅槃经》说：“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 《大般若经》说：佛身及舍利 “为一切世间天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舍利塔又成为礼佛奉佛的场所，形成最早的佛寺。由于佛舍利代表着佛体，象征着佛法， 具有无量功德、无边法力，因而逐渐被神化，进一步发展到建塔塑绘佛像、顶礼膜拜，乃至演变为偶像崇拜。其实，原始佛教本来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即《金刚经》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后世，人们称佛教为“象教”，其实同原始佛教并不相侔。
《佛祖统纪》卷五十四《建寺造塔》条云：“汉明帝始造白马寺……白马寺东造佛舍利塔。”于是，后人以为东汉白马寺舍利塔为我国最早的佛塔。但《佛祖统纪》乃是根据《牟子理惑论》之说加以曲解附会而来。《牟子理惑论》云：汉明帝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本来是说在佛寺墙壁上“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的壁画，后人附会为在洛阳白马寺建有佛舍利塔，显然不足倚信。
就今所知，我国最早出现的佛塔，应为东汉中期的敦煌小浮屠。张德芳先生《悬泉汉简中的“浮屠简”略考——兼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刊布了敦煌悬泉置出土Ⅵ91DXF13C②：30号汉简云：
“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 （图1）
根据简文内容及书写形式推断，可以方之后世的请柬。大意是说：略置薄酒，聊备歌乐，定于本月二十三日恭请光临。发请柬者名谭堂，家在小浮屠里内，从第七门向西而入即到。“小浮屠里”是东汉敦煌县一个“里”名 。 大约这个“里”修建了一座样式新奇的小浮屠（即小佛塔），于是将此“里”取名为“小浮屠里”。
张德芳先生文云：此简出土于“悬泉置坞院内靠北墙的一间小房子里，发掘时编号F13。这间房子是坞院北面一排房子的其中一间”。在这同一间小房子里共出土11枚纪年简，排其年代，为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八月至永初元年十二月（C.E 51—108年）。因断此简为公元51～108年间物。而敦煌之小浮屠里既已存在于此时，则“小浮屠”之兴建，更当在“小浮屠里”命名之前无疑。张德芳先生指出：根据悬泉小浮屠简推测，“早在公元一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而且一开始就流行在民间”，不仅流行于贵族圈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早期的“浮屠”，既是安置佛舍利的塔，也是佛徒供奉礼拜佛祖的处所，相当于后来的佛寺。据此言之，东汉时期敦煌的“小佛塔浮屠”（小浮屠），也就是敦煌所建的“小佛寺”。这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无疑是重大事件。
三国吴赤乌十年（248），康僧会在建邺“感得”佛舍利，孙权特在建邺为其建塔收藏，“因名其地为佛陀里”。建邺某处因建一舍利塔而名其地为“佛陀里”，不禁让人联想敦煌“小浮屠里”得名之由。
三国之后，建立舍利塔及像塔、经塔、僧塔等渐多，略举数例于下：
西晋太康二年（281），慧达于浙江鄮县地中得一小宝塔，遂为之建造大塔安置；
北魏熙平元年（516），胡太后令建洛阳永宁寺九层木塔，百里之外犹可望见，飞檐所悬铃铎，随风交鸣，声闻十余里；
北魏正光年间（520～524），河南嵩山嵩岳寺造五层砖塔；
隋炀帝时，曾为天台大师智顗于天台山国清寺造九层砖塔；
初唐在西安建大小雁塔等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孝明帝时“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隋炀帝两次令数十州兴建舍利塔。在皇权推动下，造塔活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此后，各种性质的塔（舍利塔，及“支提”类佛像塔、经塔、僧塔、窟寺中心柱塔等等）、各种材质的塔（如砖塔、土塔、木塔、石塔、铁塔、铜塔、金塔、银塔、鎏金塔、琉璃塔、大塔、小塔等）不断涌现。塔不仅成为伽蓝建设重要的建筑物，也成为信众供奉礼拜的场所。
（二）
佛教信徒之所以热心造塔，是由于多种佛经宣说造塔有极大功德，如《佛说造塔功德经》云，造塔者，“其人功德如彼梵天，命终之后生于梵世，于彼寿尽生五净居，与彼诸天等无有异”。《譬喻经》列举造塔十种殊胜果报：一不生于边国，二不受贫困，三不得愚痴邪见之身，四可得十六大国之王位，五寿命长远，六可得金刚那罗延力，七可得无比广大之福德，八得蒙诸佛菩萨之慈悲，九具足三明、六通、八解脱，十得往生十方净土。因此，信徒们乐于造塔。但前举之砖塔、木塔，形体高大，造价昂贵，非轻而易举者。后来人们用石头雕凿成小石塔。20世纪以来，在敦煌、武威、酒泉、吐鲁番、大同等地陆续发现北凉及北魏时期雕造的十多座小型石塔（图2）。这些小塔通高多半1～2米左右，远比大型砖塔、木塔省工、省料、省财、省时，所以便捷易行。 唐代又有比雕造小石塔更为“方便易行”的“造塔功德”，即泥拓佛塔。唐代长安称为“善业泥”， 敦煌称为“脱塔”（又作“拓塔”）。
敦煌莫高窟发现有两式：其Ⅰ式为模 图2 北凉高善穆石塔
制圆塑小泥塔（图3、图4），皆高不过10厘米；Ⅱ式为泥片模压浮塑小泥塔（图5、图6），板片直径不过8厘米。
后至五代，敦煌又出现比泥拓小佛塔更为“方便易行”的“华塔剪纸”。敦煌也发现有两式（图7、图8）。其Ⅰ式，敦煌遗书编号P.4517（5），是在硬纸上彩绘华塔，塔室内绘立佛及头光、身光，然后剪刻出塔形；其Ⅱ式，敦煌遗书编号P.4518（38），是在白纸上剪成华塔形，又在塔座下剪出云纹，表示佛塔空中示现。这种“华塔剪纸”，让人人都可以造塔并从而求取造塔功德，进一步将造塔功德活动推进到普及化、简易化、大众化层面，造塔活动不再是多财者的专利了。
除了上面介绍的多种形式的造塔功德活动之外，唐代佛徒又发明了一种将供佛、写经、读经和造塔四种功德巧妙和合、畢功于一役的“方便法门”，笔者拟名谓之“心经法塔”。其法是书写《心经》，并以诵读的顺序将《心经》文字组成宝塔之形。敦煌遗书保存有两件这样的实物，编号分别为P.2168及P.2731。今举P.2168号文本于右（图9）。
此图以经名全称《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0字，组成“华盖”形；其下，将《心经》经文260字组成五级宝塔形；起自 “观”字，终于“诃”字，按诵读字序以虚线连接，循此可以一笔勾画出此塔走笔线路图（图10）。塔身中绘一佛像，趺坐于莲花座上，表示塔中供佛。塔顶用一“無”字化作塔刹。如此，将写经、读经、造塔、供佛四项功德集于一体，既省财、省力、省时、省事，又兼具四种功德，可谓用心精巧矣！
《佛说造塔功德经》载：“随所在方未有塔处，能于其中建立之者，其状高
妙出过三界，乃至至小如庵罗果；所有表剎上至梵天，乃至至小犹如针等；所有轮盖覆彼大千，乃至至小犹如枣叶，于彼塔内藏掩如来，所有舍利、发、牙、髭、爪，下至一分；或置如来所有法藏十二部经，下至于一四句偈，其人功德如彼梵天，命终之后生于梵世，于彼寿尽生五净居，与彼诸天等无有异。”前述种种大塔、小塔、泥拓塔、剪纸塔、写经塔，都作为佛教信众的供养功德而流传世间。
（三）
佛经教人礼敬佛塔，《法苑珠林》卷第37《敬塔篇？旋绕部》引《提谓经》云：“佛言，旋塔（引者按：亦曰绕塔）有五福德：一后世得端正好色；二得声音好；三得生天上；四得生王侯家；五得泥洹道。”（“泥洹道”即“涅槃道”， 就是修佛法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绕塔又有一定形式，如一律以右绕为准，《右绕佛塔功德经》说“右绕于佛塔，所得诸功德”有“远离于八难，常生无难处”，“念慧常无失，具足妙色相”，“住来天人中，福命悉长远”，“在于阎浮提，常生最尊胜”，“仪貌常端正，富贵多财宝，恒食大封邑”，“从此生天上，常有大威德”等等，真可谓福德无边。绕塔之时，须低头视地，不得误蹈地上虫只，不得左右顾视，不得于塔前之地唾吐，不得中住与人语。
唐代以来流行“泥拓佛塔”、“ 华塔剪纸”及“心经法塔”，虽然也是“造塔功德”，却不宜对之“右绕”礼拜。在此情况下，“绕塔”礼拜仪式也就成了空文。
古无轻唇音（今云唇齿音），，故浮、佛皆音bu，遂译buddha为浮屠、佛图或佛陀。
《牟子理惑论》收入梁僧佑《弘明集》卷一。
此简全文，我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敦煌学导论》16页注○1中曾予透露。因是得自友人，不宜迳予刊布，故用出注的方式加以透露。
古代城内置坊，城外置里。据此度之，小浮屠里当在敦煌城外。
[关键词]佛塔；筑塔；雕塔；剪刻塔；写经塔
（一）
“塔”，语源来自于梵语stūpa，音译作窣睹婆或窣堵波、蘇偷婆。唐？遁伦《瑜伽伦记》卷十一（上）载：“窣堵波者，此云‘供养处’，旧云“浮圖”者，音讹也。”浮圖，又作浮屠、佛驮、佛陀，本是梵語buddha之译音 ，并非遁伦所谓窣堵波（stūpa）的“音讹”。“浮屠”的本义即“佛”。后来称佛陀所创教法谓之“浮屠道”，祭祀佛陀之祠谓之“浮屠祠”，安放佛舍利的塔，梵語谓之stūpa（窣堵波），巴利语作thūpa（塔婆）。汉语的“塔”，应是巴利语thūpa（塔婆）的译音。《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三载：“有舍利者名塔，无舍利者名枝提。”枝提又作制底耶、支帝，为梵文 caitya的音译。这就是说，凡藏有佛陀舍利者称为“塔”，亦称作“浮屠”；无佛陀舍利者称为“枝提”。后世将藏有佛陀舍利的“塔”及安放佛衣、佛像、佛经以及僧人遗体、骨灰的枝提，都概称为“塔”。于是，“塔”的词义变得泛而不专了。
建塔安置佛舍利，原是出于对佛祖的纪念和礼敬，《大般涅槃经》说：“若见如来舍利，即是见佛”。 《大般若经》说：佛身及舍利 “为一切世间天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所以舍利塔又成为礼佛奉佛的场所，形成最早的佛寺。由于佛舍利代表着佛体，象征着佛法， 具有无量功德、无边法力，因而逐渐被神化，进一步发展到建塔塑绘佛像、顶礼膜拜，乃至演变为偶像崇拜。其实，原始佛教本来是反对偶像崇拜的，即《金刚经》所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后世，人们称佛教为“象教”，其实同原始佛教并不相侔。
《佛祖统纪》卷五十四《建寺造塔》条云：“汉明帝始造白马寺……白马寺东造佛舍利塔。”于是，后人以为东汉白马寺舍利塔为我国最早的佛塔。但《佛祖统纪》乃是根据《牟子理惑论》之说加以曲解附会而来。《牟子理惑论》云：汉明帝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 本来是说在佛寺墙壁上“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的壁画，后人附会为在洛阳白马寺建有佛舍利塔，显然不足倚信。
就今所知，我国最早出现的佛塔，应为东汉中期的敦煌小浮屠。张德芳先生《悬泉汉简中的“浮屠简”略考——兼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刊布了敦煌悬泉置出土Ⅵ91DXF13C②：30号汉简云：
“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 （图1）
根据简文内容及书写形式推断，可以方之后世的请柬。大意是说：略置薄酒，聊备歌乐，定于本月二十三日恭请光临。发请柬者名谭堂，家在小浮屠里内，从第七门向西而入即到。“小浮屠里”是东汉敦煌县一个“里”名 。 大约这个“里”修建了一座样式新奇的小浮屠（即小佛塔），于是将此“里”取名为“小浮屠里”。
张德芳先生文云：此简出土于“悬泉置坞院内靠北墙的一间小房子里，发掘时编号F13。这间房子是坞院北面一排房子的其中一间”。在这同一间小房子里共出土11枚纪年简，排其年代，为东汉建武二十七年八月至永初元年十二月（C.E 51—108年）。因断此简为公元51～108年间物。而敦煌之小浮屠里既已存在于此时，则“小浮屠”之兴建，更当在“小浮屠里”命名之前无疑。张德芳先生指出：根据悬泉小浮屠简推测，“早在公元一世纪下半叶，佛教就已传入敦煌，而且一开始就流行在民间”，不仅流行于贵族圈内。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早期的“浮屠”，既是安置佛舍利的塔，也是佛徒供奉礼拜佛祖的处所，相当于后来的佛寺。据此言之，东汉时期敦煌的“小佛塔浮屠”（小浮屠），也就是敦煌所建的“小佛寺”。这在我国佛教发展史上无疑是重大事件。
三国吴赤乌十年（248），康僧会在建邺“感得”佛舍利，孙权特在建邺为其建塔收藏，“因名其地为佛陀里”。建邺某处因建一舍利塔而名其地为“佛陀里”，不禁让人联想敦煌“小浮屠里”得名之由。
三国之后，建立舍利塔及像塔、经塔、僧塔等渐多，略举数例于下：
西晋太康二年（281），慧达于浙江鄮县地中得一小宝塔，遂为之建造大塔安置；
北魏熙平元年（516），胡太后令建洛阳永宁寺九层木塔，百里之外犹可望见，飞檐所悬铃铎，随风交鸣，声闻十余里；
北魏正光年间（520～524），河南嵩山嵩岳寺造五层砖塔；
隋炀帝时，曾为天台大师智顗于天台山国清寺造九层砖塔；
初唐在西安建大小雁塔等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北魏孝明帝时“令诸州各建五级浮图”，隋炀帝两次令数十州兴建舍利塔。在皇权推动下，造塔活动在全国掀起了高潮。此后，各种性质的塔（舍利塔，及“支提”类佛像塔、经塔、僧塔、窟寺中心柱塔等等）、各种材质的塔（如砖塔、土塔、木塔、石塔、铁塔、铜塔、金塔、银塔、鎏金塔、琉璃塔、大塔、小塔等）不断涌现。塔不仅成为伽蓝建设重要的建筑物，也成为信众供奉礼拜的场所。
（二）
佛教信徒之所以热心造塔，是由于多种佛经宣说造塔有极大功德，如《佛说造塔功德经》云，造塔者，“其人功德如彼梵天，命终之后生于梵世，于彼寿尽生五净居，与彼诸天等无有异”。《譬喻经》列举造塔十种殊胜果报：一不生于边国，二不受贫困，三不得愚痴邪见之身，四可得十六大国之王位，五寿命长远，六可得金刚那罗延力，七可得无比广大之福德，八得蒙诸佛菩萨之慈悲，九具足三明、六通、八解脱，十得往生十方净土。因此，信徒们乐于造塔。但前举之砖塔、木塔，形体高大，造价昂贵，非轻而易举者。后来人们用石头雕凿成小石塔。20世纪以来，在敦煌、武威、酒泉、吐鲁番、大同等地陆续发现北凉及北魏时期雕造的十多座小型石塔（图2）。这些小塔通高多半1～2米左右，远比大型砖塔、木塔省工、省料、省财、省时，所以便捷易行。 唐代又有比雕造小石塔更为“方便易行”的“造塔功德”，即泥拓佛塔。唐代长安称为“善业泥”， 敦煌称为“脱塔”（又作“拓塔”）。
敦煌莫高窟发现有两式：其Ⅰ式为模 图2 北凉高善穆石塔
制圆塑小泥塔（图3、图4），皆高不过10厘米；Ⅱ式为泥片模压浮塑小泥塔（图5、图6），板片直径不过8厘米。
后至五代，敦煌又出现比泥拓小佛塔更为“方便易行”的“华塔剪纸”。敦煌也发现有两式（图7、图8）。其Ⅰ式，敦煌遗书编号P.4517（5），是在硬纸上彩绘华塔，塔室内绘立佛及头光、身光，然后剪刻出塔形；其Ⅱ式，敦煌遗书编号P.4518（38），是在白纸上剪成华塔形，又在塔座下剪出云纹，表示佛塔空中示现。这种“华塔剪纸”，让人人都可以造塔并从而求取造塔功德，进一步将造塔功德活动推进到普及化、简易化、大众化层面，造塔活动不再是多财者的专利了。
除了上面介绍的多种形式的造塔功德活动之外，唐代佛徒又发明了一种将供佛、写经、读经和造塔四种功德巧妙和合、畢功于一役的“方便法门”，笔者拟名谓之“心经法塔”。其法是书写《心经》，并以诵读的顺序将《心经》文字组成宝塔之形。敦煌遗书保存有两件这样的实物，编号分别为P.2168及P.2731。今举P.2168号文本于右（图9）。
此图以经名全称《佛说般若波罗蜜多心经》10字，组成“华盖”形；其下，将《心经》经文260字组成五级宝塔形；起自 “观”字，终于“诃”字，按诵读字序以虚线连接，循此可以一笔勾画出此塔走笔线路图（图10）。塔身中绘一佛像，趺坐于莲花座上，表示塔中供佛。塔顶用一“無”字化作塔刹。如此，将写经、读经、造塔、供佛四项功德集于一体，既省财、省力、省时、省事，又兼具四种功德，可谓用心精巧矣！
《佛说造塔功德经》载：“随所在方未有塔处，能于其中建立之者，其状高
妙出过三界，乃至至小如庵罗果；所有表剎上至梵天，乃至至小犹如针等；所有轮盖覆彼大千，乃至至小犹如枣叶，于彼塔内藏掩如来，所有舍利、发、牙、髭、爪，下至一分；或置如来所有法藏十二部经，下至于一四句偈，其人功德如彼梵天，命终之后生于梵世，于彼寿尽生五净居，与彼诸天等无有异。”前述种种大塔、小塔、泥拓塔、剪纸塔、写经塔，都作为佛教信众的供养功德而流传世间。
（三）
佛经教人礼敬佛塔，《法苑珠林》卷第37《敬塔篇？旋绕部》引《提谓经》云：“佛言，旋塔（引者按：亦曰绕塔）有五福德：一后世得端正好色；二得声音好；三得生天上；四得生王侯家；五得泥洹道。”（“泥洹道”即“涅槃道”， 就是修佛法达到不生不灭的境界）绕塔又有一定形式，如一律以右绕为准，《右绕佛塔功德经》说“右绕于佛塔，所得诸功德”有“远离于八难，常生无难处”，“念慧常无失，具足妙色相”，“住来天人中，福命悉长远”，“在于阎浮提，常生最尊胜”，“仪貌常端正，富贵多财宝，恒食大封邑”，“从此生天上，常有大威德”等等，真可谓福德无边。绕塔之时，须低头视地，不得误蹈地上虫只，不得左右顾视，不得于塔前之地唾吐，不得中住与人语。
唐代以来流行“泥拓佛塔”、“ 华塔剪纸”及“心经法塔”，虽然也是“造塔功德”，却不宜对之“右绕”礼拜。在此情况下，“绕塔”礼拜仪式也就成了空文。
古无轻唇音（今云唇齿音），，故浮、佛皆音bu，遂译buddha为浮屠、佛图或佛陀。
《牟子理惑论》收入梁僧佑《弘明集》卷一。
此简全文，我在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敦煌学导论》16页注○1中曾予透露。因是得自友人，不宜迳予刊布，故用出注的方式加以透露。
古代城内置坊，城外置里。据此度之，小浮屠里当在敦煌城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