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始点，也是主要港口之一，在该航线的运转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泉州港的地理区位优势、生产力与消费能力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奠定了物质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泉州港为中华文化与海外文化的交融创生提供了一方开放包容的沃土，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双向互动的重要窗口。
关键词：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 角色
作为一个史学概念，“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在空间上的延展，最早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提出。0这条贯通亚欧非的海上贸易通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经济的双向交流，是古代中国融入世界贸易网络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典型代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口岸和地方经济的助力。泉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在该航线的开拓和运转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泉州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经济基础
（一）地理位置与区位优势
泉州港之所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最直接的原因是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岸是宝岛台湾，其海岸线曲折而漫长，拥有四湾十二港，水域广阔，航道通畅，是一个难得的避风良港。在历代祖辈的努力下，泉州形成了“四湾”（湄洲湾、泉州湾、围头湾、深沪湾）以及两江（晋江、洛阳江）范围内由众多码头构成的集群港。泉州港位于中国东部海岸线的中部，是沟通内地城市与海外各国的十字路口。泉州与朝鲜半岛、日本、印度、北非和东南亚地区的平均距离较广州和明州更近。就国内市场而言，泉州港的辐射范围可达中部、南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城市。南宋时，皇室建都临安，杭州成为国家最大的商品销售地，大量消费品由泉州港供应。因此，泉州港的地理优势使其具备了成为中外交通枢纽的基本条件，这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二）生产能力与消费市场
自唐末经济重心南移以来，泉州的人口大量增加，农业商品化速度加快，经济作物的种植在泉州得到了快速发展。据《诸蕃志》统计，宋代从泉州出口的61种货品中，农副产品占23种。0宋元时期，泉州的制瓷业在质量和规模上都有所提高。至今在泉州考古發现的宋元窑址已达一百三十多处，其中德化的屈斗宫窑址以及晋江的磁灶窑址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古窑体、宋元瓷器遗存物和生产工具，向后世展示了宋元时期泉州陶瓷业欣欣向荣的景象。另外，泉州造船业和造桥技术的发展也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基础设施的保障。自隋唐以来，泉州就是国家的造船基地，至宋元时代则愈加兴盛。1974年于泉州后渚港发现的一艘帆船，其中的多重板构造、水密隔舱等技术均代表着当时世界造船技术的最高水平。宋元年间，大量桥梁在泉州建成，这不仅反映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也为物产运输、商品交换和对外贸易提供了便利，提升了泉州港的运转效率。
泉州不仅是重要的商品生产地，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其区域内部的市场转换也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升，为进口贸易提供了很大的消费市场，这亦是泉州港的特殊性所在。从海外贸易中获利的本地富商、长期定居在泉州的外国商人，以及凭借种植经济作物、从事手工业而富裕起来的百姓，均是这一市场转换的主要推动力，他们极大地扩充了泉州本地的商品消费市场。南宋时期，皇室衣冠南渡，于1129年在泉州设立南外宗正司。13世纪中期，定居于泉州的皇室宗亲数量达到几千人，其享受着大量州府供给的财政给养，大大提高了泉州地区奢侈品的消费需求。0
二、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包含商贸往来的经济活动，从文化内涵的角度看，它更是以商品贸易为物质载体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而泉州港正是中外文化双向互动的重要窗口。
（一）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隋唐末年，大量北民南迁，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也随之南移。在理学大师云集的背景下，泉州书院教育应时兴起，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优良传统在此地得以发扬，并成为了泉州港对外输出的有机构成。大批书籍经过泉州港运往高丽、日本等地，使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汉字文化在东亚得到了广泛传播。除了文化产品的输出，泉州港的文化交流功能更多地表现在以贸易商品为载体的物质文化上。丝绸的远销不仅美化了外国人民的生活和服饰，加速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与此同时，还使中国传统的桑蚕织造技术远扬海外，成为了东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作为宋元瓷器的主要生产地和输出地，泉州港在中国瓷文化的对外传播中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瓷器向来以精致美观和经济实用而著称，因兼有日常使用和艺术鉴赏的双重价值而深受海外人民的喜爱。
在东西方贸易交流的背景下，泉州港出现了许多海外华侨，这一特殊群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之一。北宋末年，侨居泉州和广州的外国人向地方官府申请在“广州泉南建蕃学”，0专门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字，传播中华文化。此外，中国旅居海外的侨民也为当地带去了中国古代先进的生产技艺和思想文化，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二）海外文化的对内输入
泉州港不仅是海外文明的输入地，更是多元文化之间融会创生、交流互鉴的宝地。其中，既包含了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也包含各种外来文化之间的融合。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我们得以窥见世界各地的宗教在宋元泉州的发展盛况。早在唐代，伊斯兰教便经由穆罕默德的四大高徒传入泉州，但直至宋朝，“泉州港”兴起之时，才随着大量阿拉伯人的移居而真正传播开来。建于北宋年间的清净寺和修复于元代的灵山圣墓，即是其得到发展的明证。印度教在泉州的传布也得益于宋元商贸交流的勃兴。元朝泉州建有一座金碧堂皇的蕃佛寺，是印度教在泉州留下的历史印记。元朝时，基督教在泉州也得到了其发展的历史机缘。据出土文物发现，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留下的碑文同时运用多种文字，包括汉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叙利亚语和突厥语等，0反映了基督教在当地的流布之广。可以说，宋元时期的泉州港为海内外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提供了一方宝贵的沃土。当时的外国人在泉州拥有传教自由、信仰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在泉州不仅未受排斥，反而能够和谐共存，这也说明了泉州地区有容乃大的海洋文化和民族气象。
参考文献：
[1]孟原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研究，2019（00）：379-404.
[2]（元）脱脱.宋史[O].北京：中华书局，1977.
[3]黄鸿艺.宋元时期泉州外贸产业研究[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01）：34-38.
[4]苏基朗.刺桐梦华录[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5]（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O].北京：中华书局，1983（09）.
[6]陈水德.泉州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4（04）：6-10.
关键词：泉州; 海上丝绸之路; 角色
作为一个史学概念，“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在空间上的延展，最早由日本学者三杉隆敏提出。0这条贯通亚欧非的海上贸易通道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经济的双向交流，是古代中国融入世界贸易网络和全球贸易体系的典型代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离不开周边口岸和地方经济的助力。泉州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在该航线的开拓和运转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一、泉州奠定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经济基础
（一）地理位置与区位优势
泉州港之所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口岸，最直接的原因是其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对岸是宝岛台湾，其海岸线曲折而漫长，拥有四湾十二港，水域广阔，航道通畅，是一个难得的避风良港。在历代祖辈的努力下，泉州形成了“四湾”（湄洲湾、泉州湾、围头湾、深沪湾）以及两江（晋江、洛阳江）范围内由众多码头构成的集群港。泉州港位于中国东部海岸线的中部，是沟通内地城市与海外各国的十字路口。泉州与朝鲜半岛、日本、印度、北非和东南亚地区的平均距离较广州和明州更近。就国内市场而言，泉州港的辐射范围可达中部、南部和北部的大部分城市。南宋时，皇室建都临安，杭州成为国家最大的商品销售地，大量消费品由泉州港供应。因此，泉州港的地理优势使其具备了成为中外交通枢纽的基本条件，这也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二）生产能力与消费市场
自唐末经济重心南移以来，泉州的人口大量增加，农业商品化速度加快，经济作物的种植在泉州得到了快速发展。据《诸蕃志》统计，宋代从泉州出口的61种货品中，农副产品占23种。0宋元时期，泉州的制瓷业在质量和规模上都有所提高。至今在泉州考古發现的宋元窑址已达一百三十多处，其中德化的屈斗宫窑址以及晋江的磁灶窑址保留有较为完整的古窑体、宋元瓷器遗存物和生产工具，向后世展示了宋元时期泉州陶瓷业欣欣向荣的景象。另外，泉州造船业和造桥技术的发展也为对外贸易提供了基础设施的保障。自隋唐以来，泉州就是国家的造船基地，至宋元时代则愈加兴盛。1974年于泉州后渚港发现的一艘帆船，其中的多重板构造、水密隔舱等技术均代表着当时世界造船技术的最高水平。宋元年间，大量桥梁在泉州建成，这不仅反映了地方经济的繁荣，也为物产运输、商品交换和对外贸易提供了便利，提升了泉州港的运转效率。
泉州不仅是重要的商品生产地，与此同时，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其区域内部的市场转换也促进了消费水平的提升，为进口贸易提供了很大的消费市场，这亦是泉州港的特殊性所在。从海外贸易中获利的本地富商、长期定居在泉州的外国商人，以及凭借种植经济作物、从事手工业而富裕起来的百姓，均是这一市场转换的主要推动力，他们极大地扩充了泉州本地的商品消费市场。南宋时期，皇室衣冠南渡，于1129年在泉州设立南外宗正司。13世纪中期，定居于泉州的皇室宗亲数量达到几千人，其享受着大量州府供给的财政给养，大大提高了泉州地区奢侈品的消费需求。0
二、泉州是“海上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事实上，“海上丝绸之路”不仅包含商贸往来的经济活动，从文化内涵的角度看，它更是以商品贸易为物质载体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而泉州港正是中外文化双向互动的重要窗口。
（一）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隋唐末年，大量北民南迁，历史悠久的华夏文化也随之南移。在理学大师云集的背景下，泉州书院教育应时兴起，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优良传统在此地得以发扬，并成为了泉州港对外输出的有机构成。大批书籍经过泉州港运往高丽、日本等地，使中国的儒家思想和汉字文化在东亚得到了广泛传播。除了文化产品的输出，泉州港的文化交流功能更多地表现在以贸易商品为载体的物质文化上。丝绸的远销不仅美化了外国人民的生活和服饰，加速了这些地区的文明进程，与此同时，还使中国传统的桑蚕织造技术远扬海外，成为了东西方共同的文化遗产。作为宋元瓷器的主要生产地和输出地，泉州港在中国瓷文化的对外传播中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瓷器向来以精致美观和经济实用而著称，因兼有日常使用和艺术鉴赏的双重价值而深受海外人民的喜爱。
在东西方贸易交流的背景下，泉州港出现了许多海外华侨，这一特殊群体也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媒介之一。北宋末年，侨居泉州和广州的外国人向地方官府申请在“广州泉南建蕃学”，0专门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字，传播中华文化。此外，中国旅居海外的侨民也为当地带去了中国古代先进的生产技艺和思想文化，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二）海外文化的对内输入
泉州港不仅是海外文明的输入地，更是多元文化之间融会创生、交流互鉴的宝地。其中，既包含了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也包含各种外来文化之间的融合。从大量的历史遗存中，我们得以窥见世界各地的宗教在宋元泉州的发展盛况。早在唐代，伊斯兰教便经由穆罕默德的四大高徒传入泉州，但直至宋朝，“泉州港”兴起之时，才随着大量阿拉伯人的移居而真正传播开来。建于北宋年间的清净寺和修复于元代的灵山圣墓，即是其得到发展的明证。印度教在泉州的传布也得益于宋元商贸交流的勃兴。元朝泉州建有一座金碧堂皇的蕃佛寺，是印度教在泉州留下的历史印记。元朝时，基督教在泉州也得到了其发展的历史机缘。据出土文物发现，元代泉州的基督教留下的碑文同时运用多种文字，包括汉文、八思巴文、回鹘文、叙利亚语和突厥语等，0反映了基督教在当地的流布之广。可以说，宋元时期的泉州港为海内外多元文化的共生共存提供了一方宝贵的沃土。当时的外国人在泉州拥有传教自由、信仰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宗教在泉州不仅未受排斥，反而能够和谐共存，这也说明了泉州地区有容乃大的海洋文化和民族气象。
参考文献：
[1]孟原召.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几个问题[J].考古学研究，2019（00）：379-404.
[2]（元）脱脱.宋史[O].北京：中华书局，1977.
[3]黄鸿艺.宋元时期泉州外贸产业研究[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01）：34-38.
[4]苏基朗.刺桐梦华录[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5]（南宋）蔡绦.铁围山丛谈[O].北京：中华书局，1983（09）.
[6]陈水德.泉州外来宗教文化的传播[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2014（04）：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