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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底，当记者在北京王府世纪6层的中非商会办公室见到刘建军时，他身边正围绕着一批想去非洲淘金的“冒险者”，其中有农民、下岗工人、大学毕业生，也有公务员和白领。在他的热心帮助下，14年间已有两万多名中国人在非洲各国建立了50多个“华人老板村”，实现了财富梦想。从县长到市外贸局长，再到“西非六部联合大酋长”，刘建军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
局长闯非洲，华人“桃花源”里发现大商机
年过六旬的刘建军出生在河北景县农村，曾当过县长和保定市外贸局长。1998年，中国尚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作为外贸局长，刘建军发现保定的外贸出口形势越发不妙。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他发现只有非洲似乎与这场金融灾难无关，他决定去非洲考察。
数月时间，刘建军跑了非洲10多个国家。同一样商品，他比较当地与中国的价格，结果发现：非洲虽然发展滞后，但当地富人及白人的消费能力很强，许多商品的售价要比我国高出许多倍。
刘建军有一位朋友在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工作，考察即将结束时，朋友找到他，希望他能帮个忙。对方说：“赞比西河北岸有一群保定人，他们的签证已经过期8个多月了还不肯走，这样滞留下去会惹麻烦的。你是保定的官，赶紧做做工作，让他们回去吧!”刘建军很不解：不是说非洲很贫苦吗?怎么还有老乡不愿意回国的?
他赶了好几个小时的路，终于在赞比西河畔见到了被当地人尊称为“中国专家”的老乡，他们大部分是保定吕家庄一带的农民，也有几个河南人和安徽人。两年前，他们跟随北京一个建设单位来援助莫桑比克兴修水坝。到非洲后，他们发现当地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种什么产量都很高，根本不用施肥。但当地人的种植观念和生活方式还很原始，比如：玉米成熟了不收割，吃多少掰多少；要继续种植，就从已经干枯的玉米秆上直接掰一个玉米棒，剥点玉米粒下来，然后用脚随便在老玉米秆旁边扒一个小坑种下，没有垄，种哪算哪。玉米秆越立越多，实在找不到空地的时候，他们就趁着刮风，从上风处用火烧。
时间一长，这帮中国人就和当地农民成了朋友，并将自己的耕种方法教给他们，当地黑人也乐意将自家多不胜数的土地给这些“农业专家”耕种一部分，连租金都不收。当地一斤白菜卖2美元，一斤黄瓜2.5美元，一根葱都要1美元!由于气候较暖，这里每年可以收获三季水稻。于是，援建工程结束后，他们就不愿意离开了。
当天，刘建军不但没能做通这些人的工作，老乡们还反过来央求他帮忙续签，而且他们还想把妻儿也接到非洲来团聚。
刘建军回国后费了不少劲帮河北同乡办妥了续签手续，并把他们的妻儿也护送到了非洲。但孩子们到了异国他乡，上学怎么办呢?抱着“帮人帮到底”的想法，刘建军又开始张罗着在河北寻找老师，但有着稳定工作的老师们都不愿去非洲。最后，一对教师夫妻勉强答应去一年，条件是保定这边的学校要给他们办停薪留职。
1999年5月，当刘建军再次来到这个赞比西河畔的小村庄时，眼前的景象把他惊呆了：一年内，有近百名中国北方农民到此谋生，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华人村”。原本在国内当村长的人到了这里还是村长，会计仍当会计，男人种菜，女人种花，篱笆圈里，六畜兴旺。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十分富裕，一年下来，人均收入竟高达三四万美元。
而之前来到这里的那对教师夫妻见到刘建军十分激动。原来，这对夫妇在当地开办的学校不仅解决了“华人村”孩子的学习问题，还吸纳了不少非洲本地人来学习汉语。他们还成了农场主，拥有草场、水井、磨坊、牛羊、池塘和森林。薄暮时分，倚着面包树欣赏美丽花田和头顶的彩云，吟几句惠特曼的《草叶集》……这对夫妻感慨道：“这哪里是贫穷落后的非洲，简直就是理想中的桃花源啊!”一年下来，两口子种植收入4万美元，学校收入3万多美元，一不小心就在非洲圆了富人梦。
乐当“摆渡人”，助中国同胞异乡当富翁
这些中国农民在非洲种地致富的经历深深触动了刘建军。他当过多年县长，知道国内耕地少，有些地方，农民平均也就一亩甚至几分田地。“我国一是劳动力过剩，二是资本流动性过剩。而非洲是地球上唯一一块没有被完全开发的富饶之地，说田地，到处是肥沃的黑土腐殖层；说宝藏，黄金、钻石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为什么不能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流转起来?为什么不把资本引出国门流动生利?”刘建军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兴奋，他有了在非洲建立“华人老板村”的最初构想。
这次回国后，刘建军印了很多宣传资料，见人就宣传“非洲是个好地方”。但宣传了3个月，却没有一个人找他报名。大家都不相信印象中贫瘠落后、疾病横行的非洲会是一个黄金遍地的创业乐园。刘建军不理会别人的怀疑，又在保定召开了“走进非洲”大会，并以自己在政界的影响请来各县的县长，作动员报告。他还请求各个县政府开通电视直播，让所有保定的农民都能在家收看。如此宣传，却还是没人响应。
就在刘建军心灰意冷的时候，两个在保定经商的温州人给他打来电话，说想去非洲。结果，保定人没招到，倒是有50多个温州人报了名。刘建军很快就帮他们办好了出国手续，并且不收取一分钱的“中介费”。
第一批温州人在异国他乡创业很艰辛。因为不通当地语言，他们到市场上买卖东西要用计算器来完成。你按出一个1000，顾客摇头；他按一个500，你要不同意，再按一个800，他点头就成交了。为了扫除语言障碍，这些温州人开始用汉语拼音把当地语言记下来，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开始拿着本本说，时间长了就不用了。这种交易和学习的办法，后来也变成了“中国老板村”里通用的方式。
见精明的温州人都去了非洲并在短短几个月内赚了不少钱，保定人纷纷躁动起来。从1999年初开始，找刘建军报名去非洲“插队”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有农民，有老板，也有知识分子。商人李柱是其中一员，他在非洲的掘金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李柱原本计划搞一个农场。巧的是，他租的那块地里有一座山，山间有一挂瀑布。有一天在瀑布边，一块石头吸住了他的公文包——他的公文包上有两块磁铁。李柱迅速请来专家进行勘察，勘察结果把他高兴坏了。这是一个含铁量在60％以上的富铁矿。继续勘察，专家还发现了金矿、钻石矿和蛭石矿!于是李柱改变计划搞起了矿业……如今，他已是大名鼎鼎的达菲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资产过亿。
局长闯非洲，华人“桃花源”里发现大商机
年过六旬的刘建军出生在河北景县农村，曾当过县长和保定市外贸局长。1998年，中国尚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作为外贸局长，刘建军发现保定的外贸出口形势越发不妙。在查阅了大量资料后，他发现只有非洲似乎与这场金融灾难无关，他决定去非洲考察。
数月时间，刘建军跑了非洲10多个国家。同一样商品，他比较当地与中国的价格，结果发现：非洲虽然发展滞后，但当地富人及白人的消费能力很强，许多商品的售价要比我国高出许多倍。
刘建军有一位朋友在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工作，考察即将结束时，朋友找到他，希望他能帮个忙。对方说：“赞比西河北岸有一群保定人，他们的签证已经过期8个多月了还不肯走，这样滞留下去会惹麻烦的。你是保定的官，赶紧做做工作，让他们回去吧!”刘建军很不解：不是说非洲很贫苦吗?怎么还有老乡不愿意回国的?
他赶了好几个小时的路，终于在赞比西河畔见到了被当地人尊称为“中国专家”的老乡，他们大部分是保定吕家庄一带的农民，也有几个河南人和安徽人。两年前，他们跟随北京一个建设单位来援助莫桑比克兴修水坝。到非洲后，他们发现当地水源丰富，土地肥沃，种什么产量都很高，根本不用施肥。但当地人的种植观念和生活方式还很原始，比如：玉米成熟了不收割，吃多少掰多少；要继续种植，就从已经干枯的玉米秆上直接掰一个玉米棒，剥点玉米粒下来，然后用脚随便在老玉米秆旁边扒一个小坑种下，没有垄，种哪算哪。玉米秆越立越多，实在找不到空地的时候，他们就趁着刮风，从上风处用火烧。
时间一长，这帮中国人就和当地农民成了朋友，并将自己的耕种方法教给他们，当地黑人也乐意将自家多不胜数的土地给这些“农业专家”耕种一部分，连租金都不收。当地一斤白菜卖2美元，一斤黄瓜2.5美元，一根葱都要1美元!由于气候较暖，这里每年可以收获三季水稻。于是，援建工程结束后，他们就不愿意离开了。
当天，刘建军不但没能做通这些人的工作，老乡们还反过来央求他帮忙续签，而且他们还想把妻儿也接到非洲来团聚。
刘建军回国后费了不少劲帮河北同乡办妥了续签手续，并把他们的妻儿也护送到了非洲。但孩子们到了异国他乡，上学怎么办呢?抱着“帮人帮到底”的想法，刘建军又开始张罗着在河北寻找老师，但有着稳定工作的老师们都不愿去非洲。最后，一对教师夫妻勉强答应去一年，条件是保定这边的学校要给他们办停薪留职。
1999年5月，当刘建军再次来到这个赞比西河畔的小村庄时，眼前的景象把他惊呆了：一年内，有近百名中国北方农民到此谋生，这里俨然成了一个“华人村”。原本在国内当村长的人到了这里还是村长，会计仍当会计，男人种菜，女人种花，篱笆圈里，六畜兴旺。大家的生活都过得十分富裕，一年下来，人均收入竟高达三四万美元。
而之前来到这里的那对教师夫妻见到刘建军十分激动。原来，这对夫妇在当地开办的学校不仅解决了“华人村”孩子的学习问题，还吸纳了不少非洲本地人来学习汉语。他们还成了农场主，拥有草场、水井、磨坊、牛羊、池塘和森林。薄暮时分，倚着面包树欣赏美丽花田和头顶的彩云，吟几句惠特曼的《草叶集》……这对夫妻感慨道：“这哪里是贫穷落后的非洲，简直就是理想中的桃花源啊!”一年下来，两口子种植收入4万美元，学校收入3万多美元，一不小心就在非洲圆了富人梦。
乐当“摆渡人”，助中国同胞异乡当富翁
这些中国农民在非洲种地致富的经历深深触动了刘建军。他当过多年县长，知道国内耕地少，有些地方，农民平均也就一亩甚至几分田地。“我国一是劳动力过剩，二是资本流动性过剩。而非洲是地球上唯一一块没有被完全开发的富饶之地，说田地，到处是肥沃的黑土腐殖层；说宝藏，黄金、钻石等矿产资源十分丰富。为什么不能把劳动力作为商品流转起来?为什么不把资本引出国门流动生利?”刘建军为自己的想法感到兴奋，他有了在非洲建立“华人老板村”的最初构想。
这次回国后，刘建军印了很多宣传资料，见人就宣传“非洲是个好地方”。但宣传了3个月，却没有一个人找他报名。大家都不相信印象中贫瘠落后、疾病横行的非洲会是一个黄金遍地的创业乐园。刘建军不理会别人的怀疑，又在保定召开了“走进非洲”大会，并以自己在政界的影响请来各县的县长，作动员报告。他还请求各个县政府开通电视直播，让所有保定的农民都能在家收看。如此宣传，却还是没人响应。
就在刘建军心灰意冷的时候，两个在保定经商的温州人给他打来电话，说想去非洲。结果，保定人没招到，倒是有50多个温州人报了名。刘建军很快就帮他们办好了出国手续，并且不收取一分钱的“中介费”。
第一批温州人在异国他乡创业很艰辛。因为不通当地语言，他们到市场上买卖东西要用计算器来完成。你按出一个1000，顾客摇头；他按一个500，你要不同意，再按一个800，他点头就成交了。为了扫除语言障碍，这些温州人开始用汉语拼音把当地语言记下来，活学活用，急用先学。开始拿着本本说，时间长了就不用了。这种交易和学习的办法，后来也变成了“中国老板村”里通用的方式。
见精明的温州人都去了非洲并在短短几个月内赚了不少钱，保定人纷纷躁动起来。从1999年初开始，找刘建军报名去非洲“插队”的人突然多了起来，有农民，有老板，也有知识分子。商人李柱是其中一员，他在非洲的掘金经历极富传奇色彩。
李柱原本计划搞一个农场。巧的是，他租的那块地里有一座山，山间有一挂瀑布。有一天在瀑布边，一块石头吸住了他的公文包——他的公文包上有两块磁铁。李柱迅速请来专家进行勘察，勘察结果把他高兴坏了。这是一个含铁量在60％以上的富铁矿。继续勘察，专家还发现了金矿、钻石矿和蛭石矿!于是李柱改变计划搞起了矿业……如今，他已是大名鼎鼎的达菲国际投资集团董事长，资产过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