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一切的个人反抗，深信现实社会中存在腐败和恶习，布拉有意无意的尖锐，像附在骨头上的蛆虫，令人坐立不安。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骷髅爬满窗子，为什么茶壶的表情这样怪诞，为什么女人穿的如此妖艳？不合逻辑的戏剧化，令人费解的形式感，使英国画家布拉很难被大众所接受。
　　不顾一切的个人反抗，深信现实社会中存在腐败和恶习，布拉有意无意的尖锐，像附在骨头上的蛆虫，令人坐立不安。
　　1931年，资本主义经济史上最持久、最深刻、最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正在肆虐全球。那个写出鸿篇巨制《历史研究》的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评价这一年的世界形势时认为，“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汤因比研究过21种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后来又相继消亡的文明，犀利地指出这些文明死亡的原因无一例外都不是他杀，而是自杀。他们由于失去了创新的活力，被历史淘汰出局。
　　布拉用比史学家们更敏锐的眼光观察社会百态，注意到当时的精英们尽管腔调轻狂，甚至不少终日寻欢作乐，同时怀着深深的忧思，忧惧经济持续下探，担心灾难会突然降临。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却鲜有人敢公开站出来针砭时弊。
　　想起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刻着一个牧师发人深省的碑文：“纳粹杀共产党时，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犹太人；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我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我没有出声，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
　　以一种尖锐挑战另一种尖锐，硬碰硬时，你真的敢吗？尖锐是一种智慧的锋芒，是一种阅历的沉淀。我们躯体里隐藏着的某种坚硬的东西，其中有一些是压底的。我们带着它们，走过生命每个起伏。就算随波逐流，就算被磨平棱角，但是不能变形为自己憎恶的模样。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说“绝大多数人都在平静地过着绝望的生活”。无论你认同与否，每一秒都有丑恶在上演，每一刻都有死亡在发生，每一个收获季节都有良田在荒芜，每一年都有动物物种在濒临灭绝。“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当高晓松的监狱生活感悟被翻唱成歌曲爆红当下，我想许多人心有戚戚焉。
　　因为职业习惯，对于那些能直面尖锐的人格外记得。当年采访老布什时，外交部工作人员特别将一些敏感话题勾掉，但鬼使神差还是问老布什怎么看外界称他为挑起“2.5次世界大战”的美国总统，这个话题似乎蛰到了他，从他嘴里反复地爆裂出“just war”（正义的战争）。“我认为战争的确是邪恶的。但是有一类是正义的战争，是有理由的。以伊拉克来说吧，当年在军事上是世界第四强的伊拉克侵略并占领了邻国科威特，而后者是联合国的成员国。……有时必须打仗。我不同意一些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动用武力就是不道德的。但是当外交手段失败后，必须动用正义的武力去纠正非正义的武力——对邻国的侵略。”最终布什打赢了战争，输掉了再次大选，但布什还强作欢笑，对他的追随者们说“回家真是太妙了。”
　　前几日，信奉“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安迪？格鲁夫去世，这个尖锐行事、风格特立的英特尔前CEO，曾引领着整个芯片与PC行业前行的旗帜性人物，让人们有理由坚信，时间的洪流并非卷走所有痕迹，其实时间也抵挡不住人类的锐意进取。
　　有弟子请教南师人生的问题，南师解“我就三句话：莫名其妙的生来；无可奈何的活着；不知所以然的死掉。……人生毕竟是苦；可是有一个不苦的东西，你去找，这就是佛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