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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客在古代是一种很时髦的职业，性质大概跟今天公司里的职业经理人差不多。只不过，今天的职业经理人靠的是帮老板赚钱，而古代刺客靠的是帮老板杀人。杀人要有武功，这是必备条件，但光有盖世武功还不够，要成为著名刺客，也得有境界，有节操，更要有气度。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所描写的那些刺客，凭的都不仅仅是杀人的本领，而是他们在替老板复仇过程中所展示出的气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刺客在放弃刺杀任务之际，他们的人性光辉也会显得分外迷人。
晋灵公是个很不靠谱的国君。他加重赋税用来彩饰宫里的墙壁，从台上用弹弓打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来取乐。一次厨师炖熊掌没有炖熟，晋灵公即下令将其杀死，把尸体装在筐里，让女人用车拉着尸体经过朝堂。晋国的正卿（执政官）赵盾屡次劝谏，晋灵公感到异常腻味，视赵盾为眼中钉，遂遣刺客鉏麑前去暗杀。鉏麑清早赶到赵盾家，看到赵盾卧室的门已经打开，赵盾正准备上朝，但由于时间还早，便衣冠齐整地端坐在一旁假寐（闭目养神）。此时夜幕尚未退却，天地间仍是一片黑暗，赵盾盛装待朝已经很久，经不住疲惫的侵袭正在蒙眬恍惚之间，此时下手刺杀正是绝佳时机，但鉏麑却变得迟疑，继而感慨：“如此勤勉恭敬之人是社稷之重臣。杀国之重臣对不起国家，受君命而不从是无信于国君。违君负国莫如去死！”于是鉏麑“触槐而死”。
鉏麑是一名刺客，但他在武功之外，有思想，有见地，在大义与君命的两难之下，他竟然选择自尽，这份决绝很让人动容。
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汉代梁王派去暗杀袁盎的一位刺客。梁王刘武是汉文帝的次子，他与汉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也深得窦太后宠爱。窦太后和汉景帝甚至一度想“立梁王为嗣”。大臣袁盎劝谏汉景帝，说传帝位给儿子而非兄弟，这是汉高祖刘邦定下的祖制，您不宜擅自改变。历史上很多传位给兄弟做国君的，最后都引发了政治动乱，历史的惨痛教训不可不汲取。听了袁盎的劝说，汉景帝打消了“立梁王为嗣”的念头。
梁王求嗣不成，觉得是袁盎破坏了自己的好事，就派刺客去刺杀袁盎。刺客到长安后，打听袁盎的相关情况，结果发现众人对袁盎都赞不绝口，这袁盎指不定是位好人，还需三思而行。于是，他去见袁盎，说道：“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而刺君者十余曹，备之。”意为梁王花钱雇我来刺杀您。我看您是一位难得的贤者，不忍心刺杀您。但梁王派来刺杀您的人据说有十多个，您还是防备着点吧。这真是个讲道义的刺客。他虽没有像鉏麑那样“触槐而死”，但其中足以表达他对贤者的那份尊重和爱。后来，已经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的袁盎，最终还是被梁王其余的刺客杀死了。与这位不执行刺杀任务的刺客相比，其余的刺客境界就差太多了——他们只讲职业道德而没有更高的人文情怀。
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职业要求，古代叫“行规”，现代叫“职业道德”。不讲职业道德，当然不好，可厉害之人往往是那些能超越职业道德的人。比如，刺客的职业道德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报仇”，可本文所提的这两个刺客，他们超越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在发现要刺杀的人是真正的贤者时，他们会放下手中的利刃，以达成心中更高的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完成刺杀任务，是为了报私仇，而放弃刺杀一位贤者，可以让更多的人获益。与社会大众的福祉相比，个人之间的恩怨就是小事一桩。
“刺客”这一职业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两个在关键时刻放下杀念的刺客对今人理解职业道德仍大有裨益。不是说职业道德不好，而是说职业道德需要有更高的善念和普适的价值来统辖。有了这种统辖，职业道德就有了超越性。有了超越性，人的真正魅力才能得以最充分地展示。德国柏林法庭的一则判例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1992年2月，卫兵英格·亨里奇因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格夫洛伊，在统一后的德国柏林法庭上受审。士兵的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法官西奥多·赛德尔说：“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也由此成为传遍世界的名言，这条原则告诉人们，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职业道德和上级的命令一样，其本身带有一定的工具性，即它可以用来行善，亦可用来作恶。因此，若不用良知、人道主义情怀等更高的价值体系来对职业道德进行“升級”的话，那么，职业道德就会因缺乏人性而显得冰冷与僵硬。而奉行此种职业道德的人也因缺乏人文情怀而沦为“干活儿的机器”。
孔子讲“君子不器”，马克思也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导致了工人的“异化”。职业确实会让人“异化”，即人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会变得只知道职业道德而不知其他，只认职场上的规则、潜规则及上司的指示，而对职业之外的道德关注不多甚至置若罔闻。现在很多行业都有行内的潜规则，大家明明知道这些风气不好，但在自己无力改变之时，往往就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职业需要”等来作为自己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的借口。职业确实是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更关键的是，在职业道德之外，人类还有更普适、更高的道德体系，那个体系比某个具体职业要宽泛得多，重要得多。法国作家雨果在名著《九三年》中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革命家都要有比革命本身更高远的超越性情怀，遑论其他职业？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晋灵公是个很不靠谱的国君。他加重赋税用来彩饰宫里的墙壁，从台上用弹弓打人，观看人们躲避弹丸来取乐。一次厨师炖熊掌没有炖熟，晋灵公即下令将其杀死，把尸体装在筐里，让女人用车拉着尸体经过朝堂。晋国的正卿（执政官）赵盾屡次劝谏，晋灵公感到异常腻味，视赵盾为眼中钉，遂遣刺客鉏麑前去暗杀。鉏麑清早赶到赵盾家，看到赵盾卧室的门已经打开，赵盾正准备上朝，但由于时间还早，便衣冠齐整地端坐在一旁假寐（闭目养神）。此时夜幕尚未退却，天地间仍是一片黑暗，赵盾盛装待朝已经很久，经不住疲惫的侵袭正在蒙眬恍惚之间，此时下手刺杀正是绝佳时机，但鉏麑却变得迟疑，继而感慨：“如此勤勉恭敬之人是社稷之重臣。杀国之重臣对不起国家，受君命而不从是无信于国君。违君负国莫如去死！”于是鉏麑“触槐而死”。
鉏麑是一名刺客，但他在武功之外，有思想，有见地，在大义与君命的两难之下，他竟然选择自尽，这份决绝很让人动容。
同样令人动容的还有汉代梁王派去暗杀袁盎的一位刺客。梁王刘武是汉文帝的次子，他与汉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也深得窦太后宠爱。窦太后和汉景帝甚至一度想“立梁王为嗣”。大臣袁盎劝谏汉景帝，说传帝位给儿子而非兄弟，这是汉高祖刘邦定下的祖制，您不宜擅自改变。历史上很多传位给兄弟做国君的，最后都引发了政治动乱，历史的惨痛教训不可不汲取。听了袁盎的劝说，汉景帝打消了“立梁王为嗣”的念头。
梁王求嗣不成，觉得是袁盎破坏了自己的好事，就派刺客去刺杀袁盎。刺客到长安后，打听袁盎的相关情况，结果发现众人对袁盎都赞不绝口，这袁盎指不定是位好人，还需三思而行。于是，他去见袁盎，说道：“臣受梁王金来刺君。君长者，不忍刺君。然而刺君者十余曹，备之。”意为梁王花钱雇我来刺杀您。我看您是一位难得的贤者，不忍心刺杀您。但梁王派来刺杀您的人据说有十多个，您还是防备着点吧。这真是个讲道义的刺客。他虽没有像鉏麑那样“触槐而死”，但其中足以表达他对贤者的那份尊重和爱。后来，已经加强了安全防范措施的袁盎，最终还是被梁王其余的刺客杀死了。与这位不执行刺杀任务的刺客相比，其余的刺客境界就差太多了——他们只讲职业道德而没有更高的人文情怀。
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职业要求，古代叫“行规”，现代叫“职业道德”。不讲职业道德，当然不好，可厉害之人往往是那些能超越职业道德的人。比如，刺客的职业道德就是“拿人钱财，替人报仇”，可本文所提的这两个刺客，他们超越了自己的职业道德。在发现要刺杀的人是真正的贤者时，他们会放下手中的利刃，以达成心中更高的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完成刺杀任务，是为了报私仇，而放弃刺杀一位贤者，可以让更多的人获益。与社会大众的福祉相比，个人之间的恩怨就是小事一桩。
“刺客”这一职业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但这两个在关键时刻放下杀念的刺客对今人理解职业道德仍大有裨益。不是说职业道德不好，而是说职业道德需要有更高的善念和普适的价值来统辖。有了这种统辖，职业道德就有了超越性。有了超越性，人的真正魅力才能得以最充分地展示。德国柏林法庭的一则判例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1992年2月，卫兵英格·亨里奇因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西德的青年格夫洛伊，在统一后的德国柏林法庭上受审。士兵的辩护律师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
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法官西奥多·赛德尔说：“作为军人，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这一点无可置疑。但在这里，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请不要忽视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一名军人，打不准是无罪的。作为一个心智健全的人，当你发现有人翻墙越境时，此时此刻，你在举枪瞄准射击时，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这是你应主动承担的良心义务！”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你有把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权利”也由此成为传遍世界的名言，这条原则告诉人们，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才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职业道德和上级的命令一样，其本身带有一定的工具性，即它可以用来行善，亦可用来作恶。因此，若不用良知、人道主义情怀等更高的价值体系来对职业道德进行“升級”的话，那么，职业道德就会因缺乏人性而显得冰冷与僵硬。而奉行此种职业道德的人也因缺乏人文情怀而沦为“干活儿的机器”。
孔子讲“君子不器”，马克思也批判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导致了工人的“异化”。职业确实会让人“异化”，即人在长期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会变得只知道职业道德而不知其他，只认职场上的规则、潜规则及上司的指示，而对职业之外的道德关注不多甚至置若罔闻。现在很多行业都有行内的潜规则，大家明明知道这些风气不好，但在自己无力改变之时，往往就以“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职业需要”等来作为自己随波逐流乃至同流合污的借口。职业确实是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更关键的是，在职业道德之外，人类还有更普适、更高的道德体系，那个体系比某个具体职业要宽泛得多，重要得多。法国作家雨果在名著《九三年》中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革命家都要有比革命本身更高远的超越性情怀，遑论其他职业？
（作者系文史学者）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9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