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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赛珍珠是“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人桥”，她的作品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冲突、理解和共融的过程。《大地》三部曲是她的代表作，小说中描述的家庭伦理、国人道德、爱情观以及自由追求等都体现出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之间的交流沟通，反映了赛珍珠本人的文化观。
关键词： 中国文化 基督教文化 冲突 共融
《大地》三部曲是赛珍珠的杰出作品，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1]而获得很高赞誉。小说中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生活做出了生动而又真切的描写，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朴实情感和不拔毅力表示敬意。赛珍珠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厚的情感，她发现这些农民“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做得最多，挣得最少。他们与大地最亲近，无论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实的。”
郭英剑先生认为：“赛珍珠的文化思想是复杂的，双重文化互有融合，互相渗透，颇具调和性，其中，东方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文化思想中是表层，是外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实质，是内在。”赛珍珠在中国生活长达40年，中国文化对她产生深刻影响。她也是一名基督教信徒，所以她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体现着中西文化，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理解和共融的过程。德里达有句名言，“一切事物没有那么简单”，《大地》三部曲中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融也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它的魅力正在于此。
一、从人伦到道德
中国文化讲求天理、伦理。儒家伦理要求人们在家庭内部要孝顺父母、敬爱兄弟。赛珍珠欣赏中国家庭的人伦之美，明白中国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础，所以，《大地》开头第一句就是“这天是王龙结婚的日子”[2]。同时，她在作品中展示了中国几代同堂的家庭模式，王龙结婚后很快有了儿子，形成三世同堂之家。王父死后，王龙有了孙子，依旧三世同堂。年轻时的王龙每早坚持给他的父亲烧水和煮饭，大旱荒年中困顿的他竭力为年老的父亲安排起居生活，生活富足后的他在父亲去世后为父亲举办隆重的葬礼。韦伯把这种给中国人带来强固凝聚力的孝道称为不可破的宗教性力量。然而，在王龙的孙子们的时代里，当这种力量与充满个性精神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力量发生了冲突，激烈的碰撞下，王龙开创的三世同堂的局面被毫不留情地摧毁。王龙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住在同一个庭院里，却约定各不相干、各走各门，王龙的三儿子王虎则独自为其目标在异地奔波劳碌。三世同堂的家族不存在了，一个个小家庭却仍然坚强地生活着。也就是说，在这场冲突中，家庭伦理与基督教文化最终彼此融合。
赛珍珠对中国的传统伦理特别是家庭伦理给予了赞扬，但是对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却给予了激烈的批评，她说：“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道德素质差”[3]。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赛珍珠通过塑造王源这个人物形象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方向：“他，源，是王虎的儿子、王龙的孙子，他将永远地保存自我，永不会在成千上万的白种异乡人中丧失自我。”[4]王源的身上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伊藤虎丸认为基督教文化的精髓是“个”的观念，如“自我沟通的上帝”，当个性精神与儒家的仁心思想碰撞，就形成“道德自我”。“道德自我”自我主动地流现善性，其中通过各种苦难和罪恶的煎磨，渡过种种曲折，滋润中国儒家心性之学的性格。在《大地》三部曲中，王源的父亲王虎想尽办法企图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军阀头子，但王源只想成为农民。他热爱大自然，热爱诗歌写作，憎恨一切形式的杀戮，“无法使自己憎恨到能够杀人的地步”，不愿追随父亲走上粗俗而又危险的从军之路。他反感叔伯们的骄奢淫靡，不想看着他们打扮得光鲜亮丽地在宴会上放纵自己，无奈受托于人，必须跟随爱兰、照顾爱兰。他同情弱者，每每遇到生活窘迫的乞丐或在码头看到辛苦工作的纤夫、搬运工等，都会在心里为他们鞠一捧同情的泪，并更加憎恨残忍的权贵剥削者。但他本身能力有限，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作用在他的内心，使他的心灵不断接受拷问和煎磨。这种挣扎、忏悔和赎罪意识正是基督教思想的体现。这时，西方姑娘玛丽和他庶母的养女梅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源最终用宽恕而非激进的对抗拯救了自我，避免了步入道德堕落之路。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赛珍珠她自己的道德观。因为对赛珍珠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人道主义思想，宣扬一种以仁慈为核心的基督教精神，希望用仁爱、宽恕、和解来替代阶级对抗。所以，在其影响下，赛珍珠认为“仁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德行，善良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5]
二、艰难爱情
梁燕城分析中西哲学的关键相遇点总在于性情。性情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往往决定了情际关系的发展走向。认真研究王龙和王源的爱情史，会发现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其中的作用。
《大地》三部曲中，第一代主人公王龙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他的婚姻没有爱情。即便阿兰为这个家庭付出良多--在生第一个孩子前一天还坚持到田里劳作、在荒年亲手溺杀了自己的出生女儿、为使小女儿免受歧视忍痛为其裹上小脚，王龙仍然可以忍心夺过她仅有的两颗珍珠，只为讨茶馆里妓女荷花的欢心。
王龙的身上体现的是极端的男权意识，但这并没有在王源身上得以延续。第三代主人公王源不时受到新思潮和西方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不自觉地形成了“我-你相关”的思考模式[6]。马丁·布伯提出的这种思考模式以人与人的情际关系为核心，沟通者双方各有其“眼界”，这眼界是各自人生历史中形成的观点和偏见，在沟通过程中，双方均须以自己原有的眼界，尝试融入对方的眼界中，造成“眼界的融合”，因而产生理解。王源由于生活在新与旧、中与外的对比与转型、矛盾与冲撞之中，也便成了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特征的人。他的爱情观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他不喜欢女革命家，因为她对革命过于热衷，他生性不喜欢过于超前于时代的女性。理智使王源不愿娶玛丽为妻，不想她了解自己民族的令人不快的一面。为捍卫民族尊严，他甘愿牺牲与玛丽的爱情。在遇到庶母的养女梅琳后，王源自己发出了爱情的呼喊。他苦闷的心灵发出真诚的呼唤，渴望唤醒梅琳，从而促进新生。这正是克尔凯郭尔指出的《圣经》中的爱情模式--“呼喊与应答”式。“爱必须要经历无爱之后的选择过程，爱是在无爱的荒漠中创造出来的，不是靠回忆温习出来，失爱的体验与有爱的选择是精神成长必须要经历的阶段”。[7]正如鲁迅与许广平一样，王源与梅琳的分开是为了精神成长，此后双方通过信件，两人的呼喊与应答更为频繁。小说中祖孙俩的爱情史的鲜明对比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冲突、理解直至共融的过程。这种强调心灵相交而不是肉体贴近的情际关系成了赛珍珠提倡东西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 三、自由的追求
赛珍珠对西方的“自由”观念输入中国一直抱有某种警惕，她的观点在作品中有所体现。《大地》三部曲第三部《分家》，表现的就是王龙的孙子们在西方现代经济、文化、生活影响下的不同追求以及古老的东方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发生的裂变。王源接触到的一些时髦青年，追求“自由平等”，却又往往将其曲解为“放纵享受”。王源的妹妹爱兰的教训更为深刻。爱兰为王源的庶母所生。王源的庶母用娘家的遗产使其接受高等教育，希望其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可悲的是，在爱兰身上，妇女解放的意义只剩下一句“不做姬妾”的口号[8]。
王源的自由追求却偏向于破除自身的“初始限制”或其“命限”的设定。他单纯地想回归土地，不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开始时他在内心默默抗争，直到后来违背他的父亲王虎的意愿甚而离家出走。然而，真正的自我和自由，恰恰不能在自我、人性乃至人类的封闭系统内打下根基，唯有神圣根基才能给个体带来自由，若把这根基错置于现实人间，必然会陷入与永恒脱节的绝望。个体就不得不与黑暗和绝望进行无休止的斗争。所以，王源的自由追求必将受限。幸运的是，他在经历挫折后遇到了西方姑娘玛丽。玛丽和她的父亲在传统宗教信仰上既有尖锐的分歧，又互相宽容，互相尊重。她的这种基督教信念对王源产生了影响，使他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保持自我并且最终成功重归人群，完成了共同体化的过程。
四、融汇的文化观
《庄子·齐物论》所谓：“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一系统或世界观所定之“是”，可能为另一不同世界观所定的“非”。中国文化中传承已久的包办婚姻、缠足、纳妾、男人统治女人、一夫多妻等与基督教文化中自由、平等、“已婚男女要相互忠贞，相互理解”的一夫一妻等观念势必发生冲突。斯密斯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提出，每个民族的文化在本质上都是拒绝被改革的，文化有意无意总想以独特性名义保存自己，从而拒斥和化解引起变革的压力。文化是自私的，它有意无意的格言是“我，而不是你。”然而，每一种文化活动，均有其求成就善的道德理性贯注其中。面对冲突，我们所能做的便是依着这道德理性寻求不同文化（尤其是异质文化）之间的理解，从而达成共融。
赛珍珠信奉文化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理念，这是与林语堂文化馆最大的契合点。正如哈贝马斯的“普遍实用”思想指出，伦理的是非判断不是只在主观上各有各的见解和情绪，却可在沟通上建立理性的共识，大家在“理想的交谈处境”中沟通来达至共识。
赛珍珠站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形成了类似于后现代“并行不悖学”的她自己的“文化和合主义”的文化观。在《大地三部曲》中，一夫多妻文化背景下的王龙纳妾本无可厚非，然而，赛珍珠却在其中隐藏了“基督教关于人类堕落-救赎-恢复人神和睦的宗教心理”。王龙自厌弃结发妻子阿兰开始，其心灵深处逐渐产生且越来越强烈的负疚感。在王龙把阿兰仅留的两颗珍珠抢去向荷花献殷勤后，面对阿兰的哭诉，“他不再做声，显得有点坐立不安，一个人喃喃自语着。在她面前他感到惭愧，因而走开了，留下她一人。是的，在法律面前，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阿兰的，她为他生了三个不错的儿子，他们都活着。除了他的情欲之外，他找不出借口”。[9]王龙的救赎是给了阿兰庄重体面的传统葬礼。
五、在路上
斯密斯推崇希伯来文化带来的信仰和正义。认为中国需要信仰和正义，而这种基督教文化可以满足中国的需要。我们正行于这条融汇不同文化的艰难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唯有“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1938年货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
[2][4][9][美]赛珍珠著.王逢振等译.大地三部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571、116.
[3]陈敬著.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63.
[5]赛珍珠著.张志强译.我欠狄更斯一笔债[J].镇江师专学报，2000，（3）.
[6]梁燕城著.破晓年代——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M].东方出版社，1999.213-218.
[7]齐宏伟著.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M].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53.
[8]姚锡佩.论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J].当代外国文学，1996，（3）：88-98.
关键词： 中国文化 基督教文化 冲突 共融
《大地》三部曲是赛珍珠的杰出作品，因其“对中国农民生活史诗般的描述”[1]而获得很高赞誉。小说中对中国农村和乡镇生活做出了生动而又真切的描写，对中国劳苦民众的朴实情感和不拔毅力表示敬意。赛珍珠对中国农民有着深厚的情感，她发现这些农民“承担着生活的重负，做得最多，挣得最少。他们与大地最亲近，无论是生是死，是哭是笑，都是最真实的。”
郭英剑先生认为：“赛珍珠的文化思想是复杂的，双重文化互有融合，互相渗透，颇具调和性，其中，东方文化，即中国传统文化在其文化思想中是表层，是外化，而西方文化则是实质，是内在。”赛珍珠在中国生活长达40年，中国文化对她产生深刻影响。她也是一名基督教信徒，所以她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体现着中西文化，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的冲突、理解和共融的过程。德里达有句名言，“一切事物没有那么简单”，《大地》三部曲中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共融也不是简单的加减法，它的魅力正在于此。
一、从人伦到道德
中国文化讲求天理、伦理。儒家伦理要求人们在家庭内部要孝顺父母、敬爱兄弟。赛珍珠欣赏中国家庭的人伦之美，明白中国家庭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基础，所以，《大地》开头第一句就是“这天是王龙结婚的日子”[2]。同时，她在作品中展示了中国几代同堂的家庭模式，王龙结婚后很快有了儿子，形成三世同堂之家。王父死后，王龙有了孙子，依旧三世同堂。年轻时的王龙每早坚持给他的父亲烧水和煮饭，大旱荒年中困顿的他竭力为年老的父亲安排起居生活，生活富足后的他在父亲去世后为父亲举办隆重的葬礼。韦伯把这种给中国人带来强固凝聚力的孝道称为不可破的宗教性力量。然而，在王龙的孙子们的时代里，当这种力量与充满个性精神的西方基督教文化力量发生了冲突，激烈的碰撞下，王龙开创的三世同堂的局面被毫不留情地摧毁。王龙的大儿子和二儿子住在同一个庭院里，却约定各不相干、各走各门，王龙的三儿子王虎则独自为其目标在异地奔波劳碌。三世同堂的家族不存在了，一个个小家庭却仍然坚强地生活着。也就是说，在这场冲突中，家庭伦理与基督教文化最终彼此融合。
赛珍珠对中国的传统伦理特别是家庭伦理给予了赞扬，但是对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却给予了激烈的批评，她说：“中国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人道德素质差”[3]。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赛珍珠通过塑造王源这个人物形象为我们提供了思考方向：“他，源，是王虎的儿子、王龙的孙子，他将永远地保存自我，永不会在成千上万的白种异乡人中丧失自我。”[4]王源的身上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融合。伊藤虎丸认为基督教文化的精髓是“个”的观念，如“自我沟通的上帝”，当个性精神与儒家的仁心思想碰撞，就形成“道德自我”。“道德自我”自我主动地流现善性，其中通过各种苦难和罪恶的煎磨，渡过种种曲折，滋润中国儒家心性之学的性格。在《大地》三部曲中，王源的父亲王虎想尽办法企图将儿子培养成一个军阀头子，但王源只想成为农民。他热爱大自然，热爱诗歌写作，憎恨一切形式的杀戮，“无法使自己憎恨到能够杀人的地步”，不愿追随父亲走上粗俗而又危险的从军之路。他反感叔伯们的骄奢淫靡，不想看着他们打扮得光鲜亮丽地在宴会上放纵自己，无奈受托于人，必须跟随爱兰、照顾爱兰。他同情弱者，每每遇到生活窘迫的乞丐或在码头看到辛苦工作的纤夫、搬运工等，都会在心里为他们鞠一捧同情的泪，并更加憎恨残忍的权贵剥削者。但他本身能力有限，现实和理想的冲突作用在他的内心，使他的心灵不断接受拷问和煎磨。这种挣扎、忏悔和赎罪意识正是基督教思想的体现。这时，西方姑娘玛丽和他庶母的养女梅琳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王源最终用宽恕而非激进的对抗拯救了自我，避免了步入道德堕落之路。从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赛珍珠她自己的道德观。因为对赛珍珠产生过深刻影响的英国作家狄更斯在他的作品中始终贯穿着人道主义思想，宣扬一种以仁慈为核心的基督教精神，希望用仁爱、宽恕、和解来替代阶级对抗。所以，在其影响下，赛珍珠认为“仁慈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德行，善良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5]
二、艰难爱情
梁燕城分析中西哲学的关键相遇点总在于性情。性情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往往决定了情际关系的发展走向。认真研究王龙和王源的爱情史，会发现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其中的作用。
《大地》三部曲中，第一代主人公王龙继承的是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他的婚姻没有爱情。即便阿兰为这个家庭付出良多--在生第一个孩子前一天还坚持到田里劳作、在荒年亲手溺杀了自己的出生女儿、为使小女儿免受歧视忍痛为其裹上小脚，王龙仍然可以忍心夺过她仅有的两颗珍珠，只为讨茶馆里妓女荷花的欢心。
王龙的身上体现的是极端的男权意识，但这并没有在王源身上得以延续。第三代主人公王源不时受到新思潮和西方男女平等观念的影响，不自觉地形成了“我-你相关”的思考模式[6]。马丁·布伯提出的这种思考模式以人与人的情际关系为核心，沟通者双方各有其“眼界”，这眼界是各自人生历史中形成的观点和偏见，在沟通过程中，双方均须以自己原有的眼界，尝试融入对方的眼界中，造成“眼界的融合”，因而产生理解。王源由于生活在新与旧、中与外的对比与转型、矛盾与冲撞之中，也便成了具有双重身份和双重特征的人。他的爱情观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双重性。他不喜欢女革命家，因为她对革命过于热衷，他生性不喜欢过于超前于时代的女性。理智使王源不愿娶玛丽为妻，不想她了解自己民族的令人不快的一面。为捍卫民族尊严，他甘愿牺牲与玛丽的爱情。在遇到庶母的养女梅琳后，王源自己发出了爱情的呼喊。他苦闷的心灵发出真诚的呼唤，渴望唤醒梅琳，从而促进新生。这正是克尔凯郭尔指出的《圣经》中的爱情模式--“呼喊与应答”式。“爱必须要经历无爱之后的选择过程，爱是在无爱的荒漠中创造出来的，不是靠回忆温习出来，失爱的体验与有爱的选择是精神成长必须要经历的阶段”。[7]正如鲁迅与许广平一样，王源与梅琳的分开是为了精神成长，此后双方通过信件，两人的呼喊与应答更为频繁。小说中祖孙俩的爱情史的鲜明对比正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冲突、理解直至共融的过程。这种强调心灵相交而不是肉体贴近的情际关系成了赛珍珠提倡东西文化交流的一种形式。 三、自由的追求
赛珍珠对西方的“自由”观念输入中国一直抱有某种警惕，她的观点在作品中有所体现。《大地》三部曲第三部《分家》，表现的就是王龙的孙子们在西方现代经济、文化、生活影响下的不同追求以及古老的东方在西方文明冲击下发生的裂变。王源接触到的一些时髦青年，追求“自由平等”，却又往往将其曲解为“放纵享受”。王源的妹妹爱兰的教训更为深刻。爱兰为王源的庶母所生。王源的庶母用娘家的遗产使其接受高等教育，希望其获得自由平等的权利。可悲的是，在爱兰身上，妇女解放的意义只剩下一句“不做姬妾”的口号[8]。
王源的自由追求却偏向于破除自身的“初始限制”或其“命限”的设定。他单纯地想回归土地，不想继承父亲的事业。开始时他在内心默默抗争，直到后来违背他的父亲王虎的意愿甚而离家出走。然而，真正的自我和自由，恰恰不能在自我、人性乃至人类的封闭系统内打下根基，唯有神圣根基才能给个体带来自由，若把这根基错置于现实人间，必然会陷入与永恒脱节的绝望。个体就不得不与黑暗和绝望进行无休止的斗争。所以，王源的自由追求必将受限。幸运的是，他在经历挫折后遇到了西方姑娘玛丽。玛丽和她的父亲在传统宗教信仰上既有尖锐的分歧，又互相宽容，互相尊重。她的这种基督教信念对王源产生了影响，使他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保持自我并且最终成功重归人群，完成了共同体化的过程。
四、融汇的文化观
《庄子·齐物论》所谓：“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一系统或世界观所定之“是”，可能为另一不同世界观所定的“非”。中国文化中传承已久的包办婚姻、缠足、纳妾、男人统治女人、一夫多妻等与基督教文化中自由、平等、“已婚男女要相互忠贞，相互理解”的一夫一妻等观念势必发生冲突。斯密斯在《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提出，每个民族的文化在本质上都是拒绝被改革的，文化有意无意总想以独特性名义保存自己，从而拒斥和化解引起变革的压力。文化是自私的，它有意无意的格言是“我，而不是你。”然而，每一种文化活动，均有其求成就善的道德理性贯注其中。面对冲突，我们所能做的便是依着这道德理性寻求不同文化（尤其是异质文化）之间的理解，从而达成共融。
赛珍珠信奉文化的普遍性和超越性理念，这是与林语堂文化馆最大的契合点。正如哈贝马斯的“普遍实用”思想指出，伦理的是非判断不是只在主观上各有各的见解和情绪，却可在沟通上建立理性的共识，大家在“理想的交谈处境”中沟通来达至共识。
赛珍珠站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立场形成了类似于后现代“并行不悖学”的她自己的“文化和合主义”的文化观。在《大地三部曲》中，一夫多妻文化背景下的王龙纳妾本无可厚非，然而，赛珍珠却在其中隐藏了“基督教关于人类堕落-救赎-恢复人神和睦的宗教心理”。王龙自厌弃结发妻子阿兰开始，其心灵深处逐渐产生且越来越强烈的负疚感。在王龙把阿兰仅留的两颗珍珠抢去向荷花献殷勤后，面对阿兰的哭诉，“他不再做声，显得有点坐立不安，一个人喃喃自语着。在她面前他感到惭愧，因而走开了，留下她一人。是的，在法律面前，他没有什么可以抱怨阿兰的，她为他生了三个不错的儿子，他们都活着。除了他的情欲之外，他找不出借口”。[9]王龙的救赎是给了阿兰庄重体面的传统葬礼。
五、在路上
斯密斯推崇希伯来文化带来的信仰和正义。认为中国需要信仰和正义，而这种基督教文化可以满足中国的需要。我们正行于这条融汇不同文化的艰难之路，“漫漫其修远兮”，唯有“上下而求索”。
参考文献：
[1]1938年货诺贝尔文学奖得奖评语.
[2][4][9][美]赛珍珠著.王逢振等译.大地三部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3、571、116.
[3]陈敬著.赛珍珠与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与共融[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63.
[5]赛珍珠著.张志强译.我欠狄更斯一笔债[J].镇江师专学报，2000，（3）.
[6]梁燕城著.破晓年代——后现代中国哲学的重构[M].东方出版社，1999.213-218.
[7]齐宏伟著.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M].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53.
[8]姚锡佩.论赛珍珠的《大地》三部曲[J].当代外国文学，1996，（3）：8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