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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海尔、联想同时诞生的戴尔、思科都已成就世界级的声誉，而中国企业却似乎总缺少临门一脚的实力。要跻身世界级品牌行列，要真正融入世界体制，中国企业所需要的是一个与之无缝对接的法制生态环境。
在2012年Interbrand世界品牌排行榜上，中国企业再次名落孙山。与此同时传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一年内因违法行为取消30多家中国企业证券注册资格的消息。两件事并无直接联系，但足以让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企业到底缺了点什么？
细细究来，殊途同归，缺的正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中华民族潜能的法制生态环境。培育对法律的敬畏，打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养成遵守游戏规则的良好习惯，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在此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英美发达国家甚至邻国日韩的经验。“师夷长技”，虽然不一定用来“制夷”，但起码可以提升自我。
意大利制造的灵魂
2009年，意大利汽车巨头菲亚特（Fiat）入主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Chrysler）。短短3年多时间，前任主帅李·艾柯卡（Lee Iacocca）让克莱斯勒起死回生的奇迹再度上演。突破金融危机的迷雾，勇战世界汽车大腕，克莱斯勒愈战愈勇，销售额和市场份额比翼齐飞，被业内人士评为“过去两年内在美国表现最佳的汽车公司”。而2009年时，它被认为是“还有最后一个月薪水可拿的即将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
究竟是怎样的意大利仙丹妙药，使得这家病入膏肓的汽车公司不但起死回生，而且重现历史辉煌？
在庆祝克莱斯勒公司旗下Ram1500卡车赢得“北美年度卡车”殊荣和宣布将要增加工人的好消息时，菲亚特集团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马奇奥尼（Sergio Marchionne）发表的感言与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们在同样场合的发言大相径庭，完全不符合美国的企业文化：“我们要居安思危，营销部的人可以举着奖杯炫耀我们的产品。其他的人该回去搞生产和销售啦！我看到太多的笑脸！”
当马奇奥尼提及要把意大利品牌阿尔法·罗密欧（Alfa-Romeo）重新带回美国市场时，他同样直言不讳：“尽管我对美国朋友和同事们无比尊重，但这家伙（阿尔法·罗密欧）必须用意大利的主机，对不对？让我们大家都老老实实地说一声，对不对？”—又是一段冒天下之大不韪、褒意贬美的狂言。然而经历了数度濒临倒闭威胁的美国工人，似乎对这位意大利主人不合文化和时宜的讲话并无反感，汽车工业内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氛好像早已烟消云散，美国民族个性中讲究实际的基因占了上风。
事实上，马奇奥尼颇具霸气和王者风范的狂言中，洋溢着的是意大利制造的灵魂，更确切地说是意大利的民族性格。意大利的民族性格，用最简练地四个字来概括：追求完美。在这种对完美的不断追求中，意大利更是塑造了对追求完美的执著和骄傲，于是才有了在时尚、机械、家具和汽车等众多行业百花齐放的品牌。在2012年的Interbrand品牌百强榜上，意大利占据了三席，Gucci、普拉达（Prada）、法拉利（Ferrari）分别排在第38、84和99位。
德国制造的灵魂
追求完美显然并非意大利人的专属，严谨的德国人俨然是精益求精的高手。改革开放初期，笔者在扬州一家服装厂参观时发现，两个德国工程师居然在一件件检验他们在工厂代工的风衣—100%的抽检率。而笔者当时供职的公司也在此加工风衣，验货标准却只有5%。
不过，切不要把意大利和德国人等同起来，笔者的一位意大利亲戚曾说过：“意大利人在外国人眼中很像德国人。其实德国人喜欢意大利人，但是不尊重他们；而意大利人正相反，他们尊重德国人，但是不喜欢他们。你若不信，就看他们对待对方的产品的态度就好。”当时似懂非懂，可是后来每次到欧洲都会对他的这种说法产生更多认同。
虽然少了一点艺术和浪漫气息，德国制造对完美的追求与意大利人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国制造”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德国品牌在Interbrand百强榜上强悍地占据了九席：奔驰（11）、宝马（13）、SAP （25）、大众（39）、西门子（51）、奥迪（55）、阿迪达斯（60）、安联（Allianz，62）、保时捷（72）。汽车在德国制造中的比例之高更是显而易见。不管德国人是否尊重意大利人，德国制造与意大利制造在追求完美上如出一辙。
笔者2011年10月在德国度假购物有感，曾在《新财富》发表《漫步柏林话品牌》一文，其中提到BREE皮包、日默瓦旅行箱和菲仕乐炊具等品牌的成功之道。它们虽然无缘跻身世界百强之列，但是那种不甘寂寞、专注追求、精益求精的德国制造精神却和上榜的大腕品牌如出一辙。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有着其不可磨灭的民族性格。
美国制造的灵魂
“欧洲的管理信念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是，在美国却是庆贺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功，人人手里都捧着一座奖杯。”一个在欧洲长大、在美国已经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职业经理人入木三分地说。
显然，“不断追求完美”不再适合用来描述美国企业的灵魂，而“人人手里都捧着一个奖杯”的企业文化鼓励和培育的是怎样一种精神，打造的又是怎样的灵魂呢？创新，颠覆性的创新，毁灭性的创新才是美国企业的灵魂。这种颠覆和毁灭常常模糊了原有的行业界限，如苹果就是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例子。
在全球百强品牌榜上，美国独揽53个，而且垄断前八名，依次为：可口可乐、苹果、IBM、谷歌、微软、通用电器、麦当劳和英特尔。这里面还称得上传统制造业的只有通用一家。这时候“制造”的界限已经大大模糊，苹果把“制造”转给了富士康，IBM把仅有一点“制造”色彩的个人电脑“鸡肋”丢给了联想，微软、英特尔还有谷歌都被归为高科技行业，至于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人们已经很难把它们与制造联系在一起。当然，从广义上来说，这些公司无一不在“制造”—“用人工使原材料成为可供使用的物品”，只不过今天的制造和人工，更多的时候是指人脑，而原材料则包括了信息这样的无形材料。 颠覆了世界的苹果、微软、谷歌、英特尔和排名69位的Facebook都算得上是年轻的品牌，它们都不约而同地代表着对传统行业的挑战，代表着工业革命后人类历史上又一场伟大的生产力革命。它们同时孕育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绝非偶然，“美国制造”的颠覆性和毁灭性创新精神在全球独领风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由此不难推断，一个国家制造的灵魂和其所处的社会氛围息息相关。
其实“庆贺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功，人人手里都捧着一座奖杯”，只是美国教育文化在企业里的延伸而已。凡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会对美国的教育方式留下深刻的影响—学校均是以鼓励和引导为主，以发掘人的最大潜能为最终目的。当批判思维成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他们桀骜不驯的天性得到释放而不是压抑的时候，这种人类和社会的正能量所产生的摧毁力和创造力足以改变世界和一切游戏规则。
初到美国的欧洲人和亚洲人常常对“庆贺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功，人人手里都捧着一个奖杯”不以为然。从小受悬梁刺股、卧薪尝胆教育并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受到磨练的笔者，就曾经对这样的民族文化嗤之以鼻：“怎么公司里的员工大会好似幼儿园老师哄小朋友似的？”但是，随着观察自己的孩子在美国的成长，耳闻目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在几十年间的崛起，笔者对美国民族文化的颠覆性和毁灭性创新能力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这当然也包括了美国制造业在内所有美国企业的灵魂。
日韩企业的灵魂修炼
亚洲人究竟能不能打造世界级品牌？亚洲企业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企业灵魂？这个问题早先由日本人解答，但是韩国人似有后来者居上之势。日韩企业在世界品牌百强榜上共占了9个席位，分别是：丰田（10）、本田（21）、佳能（30）、索尼（40）、现代（53）、任天堂（Nintendo，56）、 松下（65）、尼桑（73）和起亚（Kia，87）。
日本在战后曾一度被美国讥笑为“只能制造垃圾的国家（意喻产品质量的低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教会日本企业管理的恰恰是三位美国大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约瑟夫·朱兰（Joseph Moses Juran）和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并且，这三位大师在美国本土并没有像他们在日本那样被奉若神明。这种借鉴和学习本身就让日本公司身处赶超的位置。有些赶上了（如汽车），有些超过并垄断了（如家用电器），有些夭折了（如大飞机）。
用一个词概括日本企业的灵魂—认真。它们缺少意大利在追求完美时的浪漫，也没有德国人流在血液里的严谨，更没有美国人无拘无束的创新，但是却以超级的一丝不苟去学习，一洗当年“日本制造”的耻辱。虽然日韩民族和中华民族同为亚洲族裔，但地小物稀的自然条件使得他们有着天生的忧患意识。为了生存，他们愿意学习，而不是锁国闭门。
其实，后生可畏的是韩国，这些年韩国通过借鉴和学习，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创新。韩国游戏业的崛起，尤其是它在韩国以外的成功已经震撼了全世界，虽然尚未在全球百强榜上题名，但是其以差异化独领风骚的磅礴之势较之传统汽车业的血腥厮杀，对中国企业更有启迪意义。“韩国制造”眼下还没有一个鲜明的DNA可以定性，但是韩国民族的忍辱负重和耐心似乎正在打造“韩国制造”的神话，并逐渐形成“韩国制造”的灵魂。
法制社会是企业塑造灵魂的生态环境
品牌是企业精神的最佳体现，也是企业灵魂的自然结果。其实无论是德、意、美还是日、韩，尽管它们在企业灵魂上各具特色，但是民族特色和天赋都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且都有一个具有严明法制的、利于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德国统一前东、西德的天壤之别和今天韩国与朝鲜的鲜明对照，揭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法制社会是一个民族充分发挥其个性和天赋的必要生态环境，反之，必然束缚其发展。
企业是社会环境的“法人”，当然也不例外。而这恰恰是今天中国企业健康成长的裹脚布—一条长布裹住本该自然生长的双脚，让它们变形，让它们失去功能，变化全在微妙和不觉察之中。然而不裹是不行的，社会生态环境使之然，社会期望值使之然，也听说闹死闹活不肯裹脚的，但要真是落得双大脚，却是没有男人要的。今天缠在中国企业身上的裹脚布恰恰是整个社会对法律的漠视和践踏，这样的企业社会生态环境是中国企业在经历了群体崛起后，从优秀到卓越、从本土到国际的致命瓶颈。
早在2007年，吴敬琏就在《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中提出：“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制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五年过去了，权贵资本主义愈战愈勇，而吴敬琏所呼唤的“政治文明下法制的市场经济”却始终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笔者虽然认同吴先生的分析，但并不认为“法制的市场经济”可以靠“呼唤”出来。中国现有的法律虽算不上健全，但至少也已经完全超越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期，法律是基本够用。最大的软肋在于整个社会缺乏对法律的敬畏所导致的对法律至上而下的漠视。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讲话切中时弊：“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可见，中国眼下最缺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对法律的实施，没有实施就没有对法律的敬畏和认同。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数不少企业的成功都或多或少地依靠了对法律的蔑视和漠视。在一个以权寻租的社会，完全去责怪缴租的一方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无论是从企业自身本身的发展还是其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来看，已经到了改掉漠视法律恶习的刻不容缓的时点。
在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一旦跨入国际市场，受到的是价值观和诚信的双重冲击—因为涉嫌财务造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美国遭遇信任危机。2005年前后，中国企业开始赴美上市，但仅2012年一年内， SEC已经取消了发现违法行为的30多家中国企业的证券注册资格，其中很多都是因为做假账。如此大规模地惩罚某一国家的上市公司在华尔街前所未有。 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当30多家企业违法时，受牵连的无疑是“中国制造”的品牌。受美国当局严厉处罚违法中国企业的影响，在美国上市的200多家中国企业股价全面下跌。如果要问华尔街分析师对中国企业的印象，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诚实。但是，“不诚实”完全是企业和企业家的问题吗？虽然古语有云“出淤泥而不染”，但事实是万物出淤泥皆被染，或灰，或黑，生态环境使然。
中国企业的品牌梦好似中国的足球，无论如何拔苗助长，总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好不容易跻身世界500强，突然发现500强其实是500大，大有大的难处，大有大的窘境。即使是已经迈出国界，走在从优秀到卓越道路上的联想、华为也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吴晓波在2007年出版的《激荡三十年》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海尔、联想，已经成长20余年，与它们同时诞生的戴尔、思科，都已成就世界级的声誉，可是我们的公司为什么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五年后的今天，吴晓波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其实，中国的足球和制造在同一个社会生态环境生长，因此也就有着由此而成的同样DNA和同一根软肋：在缺乏对法律敬畏的社会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所有的只能是被扭曲了的灵魂或是根本没有灵魂。
修炼灵魂需要的是一种社会氛围，或是一种社会生态环境，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塑造特定的企业民族特性。把中国企业的没有灵魂完全归咎于企业和企业家本身是一种失误。这就如同在今天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中国肯定出不了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这是因为撇开个人修养和遭遇不谈，虽然社会高度发达，但却失去了创作唐诗的社会生态环境—这里包括纯朴秀丽的自然风光、百姓的参与、朝廷的赏识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等直接和间接的因素，缺一不可。因此，尽管如今的文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博士，但是他们永远只能以研究李白、杜甫谋生。
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陈志武提及：“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最近二十几年的中国都做过‘改革开放’，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很成功？近二十几年中国创造的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神’了？还是西方自1492年至今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国际秩序法律化，以法律为准绳的世界商业生态环境—作者注）之好处的具体体现？这是我们‘饮水思源’时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而尼尔·弗格森则也在他的名著《文明》一书中精辟地指出：“有些人误以为‘民主’是任何国家都能采行的观念，只要举行选举就叫做民主。事实上，民主是一栋建筑的顶石，而建筑物的基础是法制—说得更精确一点，民主是透过代议制立宪政府来保护个人自由的神圣性与保障私有财产权。”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每当我们愈接近和尊重这样一个以法制为核心的游戏规则时，就越能充分发挥民族的潜能和特色。今天的中国人不但勤劳而且富有，中国的企业不但强大而且已经走出了国门。但是，源清流洁，本盛末弘。要跻身世界级品牌行列，要真正地融入世界体制，需要的是一个与之无缝对接的中国企业法制生态环境。
在2012年Interbrand世界品牌排行榜上，中国企业再次名落孙山。与此同时传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一年内因违法行为取消30多家中国企业证券注册资格的消息。两件事并无直接联系，但足以让我们扪心自问，中国企业到底缺了点什么？
细细究来，殊途同归，缺的正是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中华民族潜能的法制生态环境。培育对法律的敬畏，打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养成遵守游戏规则的良好习惯，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在此之前，让我们先了解一下英美发达国家甚至邻国日韩的经验。“师夷长技”，虽然不一定用来“制夷”，但起码可以提升自我。
意大利制造的灵魂
2009年，意大利汽车巨头菲亚特（Fiat）入主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Chrysler）。短短3年多时间，前任主帅李·艾柯卡（Lee Iacocca）让克莱斯勒起死回生的奇迹再度上演。突破金融危机的迷雾，勇战世界汽车大腕，克莱斯勒愈战愈勇，销售额和市场份额比翼齐飞，被业内人士评为“过去两年内在美国表现最佳的汽车公司”。而2009年时，它被认为是“还有最后一个月薪水可拿的即将失业和无家可归的人”。
究竟是怎样的意大利仙丹妙药，使得这家病入膏肓的汽车公司不但起死回生，而且重现历史辉煌？
在庆祝克莱斯勒公司旗下Ram1500卡车赢得“北美年度卡车”殊荣和宣布将要增加工人的好消息时，菲亚特集团首席执行官塞尔吉奥·马奇奥尼（Sergio Marchionne）发表的感言与美国公司首席执行官们在同样场合的发言大相径庭，完全不符合美国的企业文化：“我们要居安思危，营销部的人可以举着奖杯炫耀我们的产品。其他的人该回去搞生产和销售啦！我看到太多的笑脸！”
当马奇奥尼提及要把意大利品牌阿尔法·罗密欧（Alfa-Romeo）重新带回美国市场时，他同样直言不讳：“尽管我对美国朋友和同事们无比尊重，但这家伙（阿尔法·罗密欧）必须用意大利的主机，对不对？让我们大家都老老实实地说一声，对不对？”—又是一段冒天下之大不韪、褒意贬美的狂言。然而经历了数度濒临倒闭威胁的美国工人，似乎对这位意大利主人不合文化和时宜的讲话并无反感，汽车工业内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氛好像早已烟消云散，美国民族个性中讲究实际的基因占了上风。
事实上，马奇奥尼颇具霸气和王者风范的狂言中，洋溢着的是意大利制造的灵魂，更确切地说是意大利的民族性格。意大利的民族性格，用最简练地四个字来概括：追求完美。在这种对完美的不断追求中，意大利更是塑造了对追求完美的执著和骄傲，于是才有了在时尚、机械、家具和汽车等众多行业百花齐放的品牌。在2012年的Interbrand品牌百强榜上，意大利占据了三席，Gucci、普拉达（Prada）、法拉利（Ferrari）分别排在第38、84和99位。
德国制造的灵魂
追求完美显然并非意大利人的专属，严谨的德国人俨然是精益求精的高手。改革开放初期，笔者在扬州一家服装厂参观时发现，两个德国工程师居然在一件件检验他们在工厂代工的风衣—100%的抽检率。而笔者当时供职的公司也在此加工风衣，验货标准却只有5%。
不过，切不要把意大利和德国人等同起来，笔者的一位意大利亲戚曾说过：“意大利人在外国人眼中很像德国人。其实德国人喜欢意大利人，但是不尊重他们；而意大利人正相反，他们尊重德国人，但是不喜欢他们。你若不信，就看他们对待对方的产品的态度就好。”当时似懂非懂，可是后来每次到欧洲都会对他的这种说法产生更多认同。
虽然少了一点艺术和浪漫气息，德国制造对完美的追求与意大利人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德国制造”本身就是一个品牌，德国品牌在Interbrand百强榜上强悍地占据了九席：奔驰（11）、宝马（13）、SAP （25）、大众（39）、西门子（51）、奥迪（55）、阿迪达斯（60）、安联（Allianz，62）、保时捷（72）。汽车在德国制造中的比例之高更是显而易见。不管德国人是否尊重意大利人，德国制造与意大利制造在追求完美上如出一辙。
笔者2011年10月在德国度假购物有感，曾在《新财富》发表《漫步柏林话品牌》一文，其中提到BREE皮包、日默瓦旅行箱和菲仕乐炊具等品牌的成功之道。它们虽然无缘跻身世界百强之列，但是那种不甘寂寞、专注追求、精益求精的德国制造精神却和上榜的大腕品牌如出一辙。一个国家的制造业有着其不可磨灭的民族性格。
美国制造的灵魂
“欧洲的管理信念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是，在美国却是庆贺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功，人人手里都捧着一座奖杯。”一个在欧洲长大、在美国已经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职业经理人入木三分地说。
显然，“不断追求完美”不再适合用来描述美国企业的灵魂，而“人人手里都捧着一个奖杯”的企业文化鼓励和培育的是怎样一种精神，打造的又是怎样的灵魂呢？创新，颠覆性的创新，毁灭性的创新才是美国企业的灵魂。这种颠覆和毁灭常常模糊了原有的行业界限，如苹果就是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例子。
在全球百强品牌榜上，美国独揽53个，而且垄断前八名，依次为：可口可乐、苹果、IBM、谷歌、微软、通用电器、麦当劳和英特尔。这里面还称得上传统制造业的只有通用一家。这时候“制造”的界限已经大大模糊，苹果把“制造”转给了富士康，IBM把仅有一点“制造”色彩的个人电脑“鸡肋”丢给了联想，微软、英特尔还有谷歌都被归为高科技行业，至于可口可乐和麦当劳，人们已经很难把它们与制造联系在一起。当然，从广义上来说，这些公司无一不在“制造”—“用人工使原材料成为可供使用的物品”，只不过今天的制造和人工，更多的时候是指人脑，而原材料则包括了信息这样的无形材料。 颠覆了世界的苹果、微软、谷歌、英特尔和排名69位的Facebook都算得上是年轻的品牌，它们都不约而同地代表着对传统行业的挑战，代表着工业革命后人类历史上又一场伟大的生产力革命。它们同时孕育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绝非偶然，“美国制造”的颠覆性和毁灭性创新精神在全球独领风骚，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由此不难推断，一个国家制造的灵魂和其所处的社会氛围息息相关。
其实“庆贺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功，人人手里都捧着一座奖杯”，只是美国教育文化在企业里的延伸而已。凡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人都会对美国的教育方式留下深刻的影响—学校均是以鼓励和引导为主，以发掘人的最大潜能为最终目的。当批判思维成为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当他们桀骜不驯的天性得到释放而不是压抑的时候，这种人类和社会的正能量所产生的摧毁力和创造力足以改变世界和一切游戏规则。
初到美国的欧洲人和亚洲人常常对“庆贺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功，人人手里都捧着一个奖杯”不以为然。从小受悬梁刺股、卧薪尝胆教育并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受到磨练的笔者，就曾经对这样的民族文化嗤之以鼻：“怎么公司里的员工大会好似幼儿园老师哄小朋友似的？”但是，随着观察自己的孩子在美国的成长，耳闻目睹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公司在几十年间的崛起，笔者对美国民族文化的颠覆性和毁灭性创新能力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这当然也包括了美国制造业在内所有美国企业的灵魂。
日韩企业的灵魂修炼
亚洲人究竟能不能打造世界级品牌？亚洲企业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企业灵魂？这个问题早先由日本人解答，但是韩国人似有后来者居上之势。日韩企业在世界品牌百强榜上共占了9个席位，分别是：丰田（10）、本田（21）、佳能（30）、索尼（40）、现代（53）、任天堂（Nintendo，56）、 松下（65）、尼桑（73）和起亚（Kia，87）。
日本在战后曾一度被美国讥笑为“只能制造垃圾的国家（意喻产品质量的低劣）”。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教会日本企业管理的恰恰是三位美国大师：威廉·爱德华兹·戴明（William Edwards Deming）、约瑟夫·朱兰（Joseph Moses Juran）和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并且，这三位大师在美国本土并没有像他们在日本那样被奉若神明。这种借鉴和学习本身就让日本公司身处赶超的位置。有些赶上了（如汽车），有些超过并垄断了（如家用电器），有些夭折了（如大飞机）。
用一个词概括日本企业的灵魂—认真。它们缺少意大利在追求完美时的浪漫，也没有德国人流在血液里的严谨，更没有美国人无拘无束的创新，但是却以超级的一丝不苟去学习，一洗当年“日本制造”的耻辱。虽然日韩民族和中华民族同为亚洲族裔，但地小物稀的自然条件使得他们有着天生的忧患意识。为了生存，他们愿意学习，而不是锁国闭门。
其实，后生可畏的是韩国，这些年韩国通过借鉴和学习，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创新。韩国游戏业的崛起，尤其是它在韩国以外的成功已经震撼了全世界，虽然尚未在全球百强榜上题名，但是其以差异化独领风骚的磅礴之势较之传统汽车业的血腥厮杀，对中国企业更有启迪意义。“韩国制造”眼下还没有一个鲜明的DNA可以定性，但是韩国民族的忍辱负重和耐心似乎正在打造“韩国制造”的神话，并逐渐形成“韩国制造”的灵魂。
法制社会是企业塑造灵魂的生态环境
品牌是企业精神的最佳体现，也是企业灵魂的自然结果。其实无论是德、意、美还是日、韩，尽管它们在企业灵魂上各具特色，但是民族特色和天赋都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且都有一个具有严明法制的、利于企业发展的生态环境。德国统一前东、西德的天壤之别和今天韩国与朝鲜的鲜明对照，揭示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法制社会是一个民族充分发挥其个性和天赋的必要生态环境，反之，必然束缚其发展。
企业是社会环境的“法人”，当然也不例外。而这恰恰是今天中国企业健康成长的裹脚布—一条长布裹住本该自然生长的双脚，让它们变形，让它们失去功能，变化全在微妙和不觉察之中。然而不裹是不行的，社会生态环境使之然，社会期望值使之然，也听说闹死闹活不肯裹脚的，但要真是落得双大脚，却是没有男人要的。今天缠在中国企业身上的裹脚布恰恰是整个社会对法律的漠视和践踏，这样的企业社会生态环境是中国企业在经历了群体崛起后，从优秀到卓越、从本土到国际的致命瓶颈。
早在2007年，吴敬琏就在《呼唤法制的市场经济》中提出：“改革的两种前途严峻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一条是政治文明下法制的市场经济道路，一条是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后者的来势咄咄逼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潮流对于我们民族前途和未来的威胁。”五年过去了，权贵资本主义愈战愈勇，而吴敬琏所呼唤的“政治文明下法制的市场经济”却始终是千呼万唤不出来。
笔者虽然认同吴先生的分析，但并不认为“法制的市场经济”可以靠“呼唤”出来。中国现有的法律虽算不上健全，但至少也已经完全超越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期，法律是基本够用。最大的软肋在于整个社会缺乏对法律的敬畏所导致的对法律至上而下的漠视。在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有一段讲话切中时弊：“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宪法实施工作，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可见，中国眼下最缺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对法律的实施，没有实施就没有对法律的敬畏和认同。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数不少企业的成功都或多或少地依靠了对法律的蔑视和漠视。在一个以权寻租的社会，完全去责怪缴租的一方显然是不合理的。然而，无论是从企业自身本身的发展还是其国际化的必由之路来看，已经到了改掉漠视法律恶习的刻不容缓的时点。
在这样的社会生态环境成长起来的中国企业，一旦跨入国际市场，受到的是价值观和诚信的双重冲击—因为涉嫌财务造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在美国遭遇信任危机。2005年前后，中国企业开始赴美上市，但仅2012年一年内， SEC已经取消了发现违法行为的30多家中国企业的证券注册资格，其中很多都是因为做假账。如此大规模地惩罚某一国家的上市公司在华尔街前所未有。 俗话说：“一粒老鼠屎坏一锅汤”，当30多家企业违法时，受牵连的无疑是“中国制造”的品牌。受美国当局严厉处罚违法中国企业的影响，在美国上市的200多家中国企业股价全面下跌。如果要问华尔街分析师对中国企业的印象，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不诚实。但是，“不诚实”完全是企业和企业家的问题吗？虽然古语有云“出淤泥而不染”，但事实是万物出淤泥皆被染，或灰，或黑，生态环境使然。
中国企业的品牌梦好似中国的足球，无论如何拔苗助长，总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好不容易跻身世界500强，突然发现500强其实是500大，大有大的难处，大有大的窘境。即使是已经迈出国界，走在从优秀到卓越道路上的联想、华为也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吴晓波在2007年出版的《激荡三十年》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海尔、联想，已经成长20余年，与它们同时诞生的戴尔、思科，都已成就世界级的声誉，可是我们的公司为什么没有达到那样的高度？”五年后的今天，吴晓波的问题依然没有答案。其实，中国的足球和制造在同一个社会生态环境生长，因此也就有着由此而成的同样DNA和同一根软肋：在缺乏对法律敬畏的社会生态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企业，所有的只能是被扭曲了的灵魂或是根本没有灵魂。
修炼灵魂需要的是一种社会氛围，或是一种社会生态环境，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塑造特定的企业民族特性。把中国企业的没有灵魂完全归咎于企业和企业家本身是一种失误。这就如同在今天的社会生态环境中，中国肯定出不了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这是因为撇开个人修养和遭遇不谈，虽然社会高度发达，但却失去了创作唐诗的社会生态环境—这里包括纯朴秀丽的自然风光、百姓的参与、朝廷的赏识和无忧无虑的生活等直接和间接的因素，缺一不可。因此，尽管如今的文学院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博士，但是他们永远只能以研究李白、杜甫谋生。
在《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一书中，陈志武提及：“回过头来看，晚清、民国和最近二十几年的中国都做过‘改革开放’，同样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一次到目前为止还很成功？近二十几年中国创造的一个接一个的‘奇迹’到底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真的‘神’了？还是西方自1492年至今所建立的全球化体系（国际秩序法律化，以法律为准绳的世界商业生态环境—作者注）之好处的具体体现？这是我们‘饮水思源’时应该冷静思考的问题。”
而尼尔·弗格森则也在他的名著《文明》一书中精辟地指出：“有些人误以为‘民主’是任何国家都能采行的观念，只要举行选举就叫做民主。事实上，民主是一栋建筑的顶石，而建筑物的基础是法制—说得更精确一点，民主是透过代议制立宪政府来保护个人自由的神圣性与保障私有财产权。”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每当我们愈接近和尊重这样一个以法制为核心的游戏规则时，就越能充分发挥民族的潜能和特色。今天的中国人不但勤劳而且富有，中国的企业不但强大而且已经走出了国门。但是，源清流洁，本盛末弘。要跻身世界级品牌行列，要真正地融入世界体制，需要的是一个与之无缝对接的中国企业法制生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