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南方周末》写过这么一篇文章：“起薪看学校，1级1000元”——深圳市一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对技术类应届毕业生开出了论校排薪的薪资标准：普通院校5000元，重点院校6000元，211工程院校7000元，985工程院校8000元，清华、北大9000元。
这种按级排薪的方式使得应届生的学历和院校再次被赋予了极高的关注度。正因企业的“看校招人”，许多本科学子踏上了考研路。
这种在就业压力下选择考研这条路真的好吗？读研和不读研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考研这条路该怎么走？《经济》记者走进校园，寻找答案。
相同选择下的不同人生
27岁的陈春龙人生中共作过两次重大选择，其中一次就是选择考研。
2010年，考研报名人数140.6万，录取人数47.2万，考录比例2.8：1。在这个比例下，陈春龙如愿进入了硕士阶段的学习。他就读的是贵州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每天的生活和本科差不多。不同的是去实验室的次数增加了，“宅”在宿舍的时间减少了。
陈春龙考研的原因是，“希望能有更高的平台，到更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去工作”。
考研在当时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研究生招生考试于1978年正式恢复，此后研究生教育有了较快地发展。198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建立了学位制度，从此完整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开始建立，我国走上了正规培养研究生的道路。
陈春龙只是众多因想获得更好就业平台而考研的万千学子中的一个。记者随机选取已研究生毕业和正在考研的学生共200人，通过调查得知，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读研是为了更好的就业”。
在没读研之前，陈春龙认为这种投资是值得的，有前景的。但是在北京5个月的工作经历和待遇，让他无比后悔当初的选择。
他工作的单位是湖北一家药业公司。他被分配在北京担任区域产品经理，主要向别人讲解药品的用法并销售药品。“听起来很‘高大上’，实际上就是高级销售。”陈春龙向《经济》记者吐槽道。
最可悲的是每个月4000元不到的工资，让他倍感郁闷。除此之外，与3年前相比，他肩上还承担了住房和婚姻的压力。“房价在3年间已经飙升了数倍，自己的年龄也在年年增长，这种时间成本与收获真的相差太大。”陈春龙说。
与此相反，同是2014级研究生毕业的何露露却非常满意如今的生活。
2010年，为了追寻自己的“新闻梦”，她决定读研深造，并经过半年的努力，于2011年顺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系。
她认为读研收获很大，并“改变”了她的命运。“如果当初没读研，直接走向工作岗位，可能现在已经被稀释在众多人群中。”
何露露对新闻有无限热爱，并认为记者是个高尚而且有意义的职业，所以她抓紧读研期间的每分每秒来参与实践活动——《新媒体时代》等校园媒体相关的工作，并用大量时间阅读专业书籍。
“研究生阶段1年学到的比本科4年还要多。”何露露说。
3年时光飞逝。2014年7月，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她找到了自己喜欢而且待遇不错的工作——在武汉一家知名网站做记者。
拿着每月2500元的工资，她十分满足。“我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职业规划，而且公司的发展前景很不错。”何露露这样告诉记者。
谈及当年的选择，她表示非常庆幸自己选择了读研。读研之后比本科时的眼界更宽了，对事物的认知也更加系统全面，对专业知识的研究也更深、更精细。
而陈春龙却后悔了，他说：“当初考研实乃无奈之举，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出发点的功利性，使得读研期间的时间被虚度了。”
因为没有具体的目标和方向，每天被导师给的课题和学校既定的课程拖着走，仅仅满足于做好最基本的任务。所以对陈春龙而言，读研仅相当于在学校又多“逃避”了几年。
何露露认为，考研最好要和自己的兴趣结合起来，这样既利于考研者本身，也利于学校选拔适合读研的人才。
她回忆道，在校园媒体《新青年时代》十周年时，她写出了一篇上万字的深度报道。为了了解真实的信息，使得写出来的文章有感染力，她和一名女生自费前往河南癌症村采访3天。回校后她又马不停蹄，通宵达旦地整理素材，困得支撑不下去时，她用疯狂喝水的方式来保持清醒，最终上万字的文章如期见刊。
她并不觉得累。她告诉《经济》记者，在读研期间，新闻业务能力确实提高了不少。
她读研期间，积极加入各种校媒组织，比如进入新青年杂志社、加入《青春湖北》，也曾参加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全国性活动。“这一项项的事情没有谁逼着自己做，都全凭兴趣。”
当然，这些实践活动并没有影响她读研的功课，她依然出色地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研究生成绩年年名列前茅。
所以，考研的出发点不同，所得到的收获也是迥异的。
毒瘤一样的弊病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罗阿有一段话，很适合描述目前教育所面临的窘境：“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众人犯了一桩巨大的缪误，而这个缪误却是大家都参与着的，而且大家都想阻止，但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缪误的行动的影响。”
从小学的“择校热”，高考的“名校热”，到本科阶段的“考研热”以及各种辅导班、奥数班的层出不穷，都是上面这句话最好的证明。一方面，大家吐槽这些方式的各种弊端；一方面，自己却想尽办法参与其中。
如毒瘤般的弊病扩散在教育的层层面面，究其本质，“还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扩大职业技术教育范围”，教育部正在积极探索应用技术大学教育教学试点，2014年已把600所普通高校转为职业技术学院。
这是教育培养模式转变的一个好消息，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市场上的供需问题。企业有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许多学生依然会追求高学历。
这种按级排薪的方式使得应届生的学历和院校再次被赋予了极高的关注度。正因企业的“看校招人”，许多本科学子踏上了考研路。
这种在就业压力下选择考研这条路真的好吗？读研和不读研的区别究竟在哪里？考研这条路该怎么走？《经济》记者走进校园，寻找答案。
相同选择下的不同人生
27岁的陈春龙人生中共作过两次重大选择，其中一次就是选择考研。
2010年，考研报名人数140.6万，录取人数47.2万，考录比例2.8：1。在这个比例下，陈春龙如愿进入了硕士阶段的学习。他就读的是贵州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专业，每天的生活和本科差不多。不同的是去实验室的次数增加了，“宅”在宿舍的时间减少了。
陈春龙考研的原因是，“希望能有更高的平台，到更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去工作”。
考研在当时并不是一件新鲜事。研究生招生考试于1978年正式恢复，此后研究生教育有了较快地发展。1980年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建立了学位制度，从此完整的研究生教育体系开始建立，我国走上了正规培养研究生的道路。
陈春龙只是众多因想获得更好就业平台而考研的万千学子中的一个。记者随机选取已研究生毕业和正在考研的学生共200人，通过调查得知，超过一半的人表示“读研是为了更好的就业”。
在没读研之前，陈春龙认为这种投资是值得的，有前景的。但是在北京5个月的工作经历和待遇，让他无比后悔当初的选择。
他工作的单位是湖北一家药业公司。他被分配在北京担任区域产品经理，主要向别人讲解药品的用法并销售药品。“听起来很‘高大上’，实际上就是高级销售。”陈春龙向《经济》记者吐槽道。
最可悲的是每个月4000元不到的工资，让他倍感郁闷。除此之外，与3年前相比，他肩上还承担了住房和婚姻的压力。“房价在3年间已经飙升了数倍，自己的年龄也在年年增长，这种时间成本与收获真的相差太大。”陈春龙说。
与此相反，同是2014级研究生毕业的何露露却非常满意如今的生活。
2010年，为了追寻自己的“新闻梦”，她决定读研深造，并经过半年的努力，于2011年顺利考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系。
她认为读研收获很大，并“改变”了她的命运。“如果当初没读研，直接走向工作岗位，可能现在已经被稀释在众多人群中。”
何露露对新闻有无限热爱，并认为记者是个高尚而且有意义的职业，所以她抓紧读研期间的每分每秒来参与实践活动——《新媒体时代》等校园媒体相关的工作，并用大量时间阅读专业书籍。
“研究生阶段1年学到的比本科4年还要多。”何露露说。
3年时光飞逝。2014年7月，凭借扎实的专业功底、丰富的实践经验，她找到了自己喜欢而且待遇不错的工作——在武汉一家知名网站做记者。
拿着每月2500元的工资，她十分满足。“我已经有了十分清晰的职业规划，而且公司的发展前景很不错。”何露露这样告诉记者。
谈及当年的选择，她表示非常庆幸自己选择了读研。读研之后比本科时的眼界更宽了，对事物的认知也更加系统全面，对专业知识的研究也更深、更精细。
而陈春龙却后悔了，他说：“当初考研实乃无奈之举，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出发点的功利性，使得读研期间的时间被虚度了。”
因为没有具体的目标和方向，每天被导师给的课题和学校既定的课程拖着走，仅仅满足于做好最基本的任务。所以对陈春龙而言，读研仅相当于在学校又多“逃避”了几年。
何露露认为，考研最好要和自己的兴趣结合起来，这样既利于考研者本身，也利于学校选拔适合读研的人才。
她回忆道，在校园媒体《新青年时代》十周年时，她写出了一篇上万字的深度报道。为了了解真实的信息，使得写出来的文章有感染力，她和一名女生自费前往河南癌症村采访3天。回校后她又马不停蹄，通宵达旦地整理素材，困得支撑不下去时，她用疯狂喝水的方式来保持清醒，最终上万字的文章如期见刊。
她并不觉得累。她告诉《经济》记者，在读研期间，新闻业务能力确实提高了不少。
她读研期间，积极加入各种校媒组织，比如进入新青年杂志社、加入《青春湖北》，也曾参加中国青年报举办的全国性活动。“这一项项的事情没有谁逼着自己做，都全凭兴趣。”
当然，这些实践活动并没有影响她读研的功课，她依然出色地完成导师布置的课题，研究生成绩年年名列前茅。
所以，考研的出发点不同，所得到的收获也是迥异的。
毒瘤一样的弊病
法国作家安德烈·莫罗阿有一段话，很适合描述目前教育所面临的窘境：“什么事情都好似由于众人犯了一桩巨大的缪误，而这个缪误却是大家都参与着的，而且大家都想阻止，但实际上终于莫名其妙地受着缪误的行动的影响。”
从小学的“择校热”，高考的“名校热”，到本科阶段的“考研热”以及各种辅导班、奥数班的层出不穷，都是上面这句话最好的证明。一方面，大家吐槽这些方式的各种弊端；一方面，自己却想尽办法参与其中。
如毒瘤般的弊病扩散在教育的层层面面，究其本质，“还是教育制度的问题”，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扩大职业技术教育范围”，教育部正在积极探索应用技术大学教育教学试点，2014年已把600所普通高校转为职业技术学院。
这是教育培养模式转变的一个好消息，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才市场上的供需问题。企业有高学历人才的需求，许多学生依然会追求高学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