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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迁居高雄西子湾
由于博取了蒋介石的逐步谅解，同时也是宋美龄和蒋经国多次以亲情柔意加以劝说的结果，蒋“拟将余迁至较近之处”。1957年“7月21日 今早老刘告搬家事，还得有两个月时间。因修盖房屋，距老头的住舍仅约三百米处。并约严守秘密。”张学良日记中多次提到蒋介石，这是惟一一次使用“老头”的称谓，其余都非常正式，多为“总统”。从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张蒋关系缓和，以至于张学良可以轻松而略带戏谑地称其为“老头”了。
10月15日，“刘并告知，房已修好，只待命令，即行移动。”22日，“老刘返来，告余，总统亲嘱三事：1、可以迁移。2、要拿好的天气。3、路上要小心。老人慈祥，令人欣感。”24日，“早四点半起床，七点零五分由清原动身出发……六点许抵高雄。寓于西子湾的石为开的宅子。房屋宽阔，环境幽美，为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只修理费二十余万。当此时光，我今日的身份，思来反感不安，总统的意愿，余又不应矫情，惟有自奋自勉，期不负人家之深意。”
这处张学良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住处位于高雄西子湾半山腰18号。距其不远、靠海边的西子湾1号就是蒋介石在台南的“驻跸”之所。自1951年至1966年间，每年“陆军官校”校庆，蒋都会亲自南下主持，住在这里。在房中，张学良可以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夫妇出入的身影。因而，在此后张学良致宋美龄的信中，张曾有这样的感慨：“每凭栏下眺，无限感怀，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心情，促良正修精神，与时俱进”。（张学良致宋美龄信）
1958年5月17日，“晨十时许，蒋夫人突临寓所，约谈半小时离去，”期间宋美龄“巡视各房间，送了我好些糖食和鲜花。”此前蒋介石与他的互动，重新燃起了张学良对自由的向往，他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向宋美龄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向她陈述我现在的观感，对于名禄无所希求，但仍愿为人类和国家，在有限的余生，再有所贡献”，“对总统我非常想念，渴望看一看他。”对张学良所语，宋美龄想是早有思想准备，她回应道：“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因完成奉命之作，张学良被迁居于相对繁华的西子湾，他开始“主动请缨”写作。8月2日，张学良“在报上看到周鲸文的谈话”，“十分激动，不能成眠”。3日，他“同老刘商谈”，“打算写一篇东西，想请他向蒋经国处探听探听，高峰的意者”，刘乙光认为，“不必探询，一定赞许的，不过高峰不愿出诸命令而已”。4日早晨6点张学良便起床“开始动笔写公布文字，我想趁高峰来西子湾时，可以提出”。25日，张学良将写好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教训敬告世人》一书托刘乙光转给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学良还写下：“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蒋经国看后“甚为感动”，并呈给蒋介石。同时，鉴于张学良患中心性网膜炎，在高雄治疗近一个月未见成效，他还“嘱余等移至台北医治眼疾”。
9月4日，张学良“早七点由西子湾出发……下午六点许抵台北，寓于上北投（阳明山，中心里）幽雅招待所”。
在台北治病期间，张学良与蒋经国的交情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蒋经国多次专门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病情以示关怀，“并嘱多住些日子，彻底治好，方可回高雄”。期间，适逢中秋、圣诞两节，蒋还专程送来节日礼品，红酒、月饼、香水等物。而张学良向来深谙礼尚往来之道，回赠以蜀刻（明版）的陈寿三国志及女式睡衣一套给蒋经国夫妇。
10月17日，张学良终与蒋经国初次相见，“相谈之下，甚为欢畅，我谢他多方的关怀，并道及我很想望一望老先生以慰多年的想念，并说明我之愿望，富贵于我如浮云，惟一想再一践故土耳。”对于张学良“惟一想再一践故土”的要求，蒋经国无能为力，但对他“很想望一望老先生以慰多年的想念”，蒋经国却是竭力从中斡旋，加之宋美龄的鼎力沟通，11月23日，在大溪总统行辕，张学良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蒋介石。
对于此次相见，张学良印象深刻，竟以982字的篇幅在日记中详为记述。张“将到客所，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两人寒暄之后，“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得知张学良看论语及梁氏著述，蒋介石极为赞同，“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张学良也借此之机当面对蒋表明心迹，承认自己“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蒋则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未能仰视”。会见至此结束，张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对我太容忍，使我真不能受用。”
到了1959年3月，张学良眼疾已愈，又配了眼镜和助听器，决定南返。3月17日，“蒋经国来寓所，表示饯别”，“并嘱返高雄可外出游玩，以遣闷”。由此可见，对张学良的管束已逐渐放松。为方便张学良外出游玩，蒋经国还送他一台汽车。21日，“早六点由台北起身南返，约一点许在嘉义午餐，下午四点半抵西子湾寓所。”
在西子湾期间，在宋美龄的劝告之下，张学良开始信奉基督。为了有助于张学良理解基督教义，宋美龄还为其请了董显光相助。1960年2月2日，董显光来到西子湾，张学良与其“订每日饭后相聚，先研读荒漠甘泉及圣经。”3日，董又“托老刘传语，嘱我必读新约马太福音”。4日起，开始研读。10日，“今晨开始祷告，我求上帝坚定我的信心，扫除我的怀疑，我求基督耶稣帮助我来坚定信心。”而且，“因为圣经中译本有不正確处，必须看英文本”，张学良还开始学习英文。此后，张学良夫妇笃信基督，不仅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还写了《毅荻见证集》《大使命》《好消息》《真自由》等证道小册子。
五、移住台北幽雅招待所
1960年“4月6日 老刘谈：蒋副秘书长命余等迁居台北，说明系蒋夫人的意见。仅言多带东西，不能再返高雄。即刻开始整理行装，定八日起程。”从接到通知，到搬家仅仅给了两天的时间。“4月8日 早六点由高雄动身，十二点抵彰化在铁路饭店午餐，下午五点二十分抵北投，仍寓于幽雅招待所。”因决定匆忙，所以张学良只能暂住招待所。 5月30日“蒋夫人突然降临，余等张望出迎，夫人再三询问寓所如何，并至卧室小坐，告知令余至其私人礼拜堂去作礼拜，并令Edith也同董夫人将至另一礼拜堂去作礼拜。”宋美龄此举有着更深层次的用意。6月5日，初到士林官邸做礼拜，“夫人特向余个人握手，引得众人注目”。借助这个平台，宋美龄将已经消失在世人视线中20余年的张学良重新带回到众人面前。
既然决定让张学良在台北定居，长期住招待所显然是不合适的。6月27日这天，“夫人告知令我自己选一块地，自己建房，说明这是我自己的了。大房小房皆可，地点台中，大溪，角板山皆可，余答以愿在阳明山区居住，夫人说阳明山太潮湿，夏不宜冬，可另选他地。余询可否同经国一谈，答可。”第二天，“经国兄来寓所共餐，余询彼有否腹案，答无，只说彼愿同我看一块地并派人打图样建筑之，余再询之有无腹案，答无，余云如无腹案，让我自己来处理吧。”两次询问蒋经国，均未有明确指示，张学良乃决定自己选址。29日，“余决定在天后宫山上购民宅，小为改建居住”。当天下午董显光到来后，与刘乙光“彼二人秘相私语，当我约二人到后山看地，彼二人一反前日之口声，反对在此建房。后老刘责我为什么不听经国陪同看地，由他建告之意见。并说好些反对（与前两日矛盾）之理由，阻予在天后宫后山所看之地，夜中反复自思，此中有异。”对于二人的出尔反尔，张学良心中甚为疑惑，虽有不满却也只能屈从。于是30日，“九点多同Edith老刘到管理局同周局长先到桃源里，又到士林看地，归来到董宅告知董大使，同董谈余静候经国先生之决定。”7月4日“董大使夫妇来寓通知下午二点，经国同周念虞来看后山之地，因彼在机场见着他们，决定了桃源里不好，士林作不到，所以要到后山看看，……经国甚赞成……房子问题余决心一切请经国先生分神。”此次选中的就是北投复兴三路。虽说是让张学良自己择址建房，中间却出现了如此多的波折，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张学良此时获得的所谓自由是多么的苍白。
六、定居北投“朴园”寓所
尽管经过一些波折，房子终于在1961年落成了。有了选址的教训后，张学良“乖巧”多了。7月13日，“早上经国先生一函，报告房子，随时可以迁入”。19日，蒋经国通过刘乙光告诉张学良，“连日甚忙，日内将邀余谈”，同时，“送来沙发一堂为迁居礼物”。
但7月21日，“民族晚报登载建房地点等事”。这篇突如其来的报道给张学良带来了一些麻烦，第二天，“因报载事，请我勿出门，勿去建地，勿散步。”24日，“午饭适完，游秘书陪同jimmy来，约谈一个钟头，彼告我mad有点忧伤，并道TA关切好意。告诫我慎言，慎行，戒酒。”
此后，8月21日，宋美龄再次对张学良予以迁居前的告诫：“mad爽直的诚告我，不要得意忘形，要谨慎，不要自恃，说我浅浮，不够深沉。并给我解择思考祷告问题，……要利他。戒我不可再犯女色，酗酒和冲动。”从这些告诫中，我们实难想像，在宋美龄的心中，这位挚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以至于要用“浅浮”来定义，并劝诫“不可再犯女色，酗酒和冲动”。但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两人无所不谈的交情之深。
挚友给的是真心诚意的告诫，直接监管张学良的蒋经国谈的则是迁居后的一些实际问题。8月24日，“游秘书来接，十二点到官邸TA寓所，小谈，经国到来，……谈迁居后，我自家事，自己照料，用人公家借用，外间警卫仍由老刘负责……家中伙食由我自理，勤工人员，借用。誓卫仍由刘己光负责。我所要来往的亲朋可以给他开一单子，（电话，电报，通信问题）我未十分明了。未能详问。定二十六日搬家”。
“8月26日 下午三点jimmy来，同车到新宅。”虽然此间经过了一些波折，但在飘泊多年的张学良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还根据四周朴树成林的特点命名该住所为“朴园”。
8月30日，蒋经国就之前张学良未明了的问题，再次明确：“提出迩后通信，电话，自由使用，凡来见之客，无人陪坐，宅中用人由余支配，（但未講雇用事由谁），欲见之人，请我开一名单。余出名单，彼仅去一人，叫我交给老刘。”
此后，张学良一直在此居住，直至迁居美国。在此期间，他虽仍未获得全面的自由，但我们在他的日记中看到的却多是见客访友，外出游玩的记载。孤寂多年的张学良，也终于在花甲之年，迎来了父女相见、儿孙相伴、亲友相左的普通人的恬淡生活。
（作者单位：张氏帅府博物馆）
由于博取了蒋介石的逐步谅解，同时也是宋美龄和蒋经国多次以亲情柔意加以劝说的结果，蒋“拟将余迁至较近之处”。1957年“7月21日 今早老刘告搬家事，还得有两个月时间。因修盖房屋，距老头的住舍仅约三百米处。并约严守秘密。”张学良日记中多次提到蒋介石，这是惟一一次使用“老头”的称谓，其余都非常正式，多为“总统”。从中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张蒋关系缓和，以至于张学良可以轻松而略带戏谑地称其为“老头”了。
10月15日，“刘并告知，房已修好，只待命令，即行移动。”22日，“老刘返来，告余，总统亲嘱三事：1、可以迁移。2、要拿好的天气。3、路上要小心。老人慈祥，令人欣感。”24日，“早四点半起床，七点零五分由清原动身出发……六点许抵高雄。寓于西子湾的石为开的宅子。房屋宽阔，环境幽美，为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只修理费二十余万。当此时光，我今日的身份，思来反感不安，总统的意愿，余又不应矫情，惟有自奋自勉，期不负人家之深意。”
这处张学良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住处位于高雄西子湾半山腰18号。距其不远、靠海边的西子湾1号就是蒋介石在台南的“驻跸”之所。自1951年至1966年间，每年“陆军官校”校庆，蒋都会亲自南下主持，住在这里。在房中，张学良可以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夫妇出入的身影。因而，在此后张学良致宋美龄的信中，张曾有这样的感慨：“每凭栏下眺，无限感怀，景仰之情油然而生，此种心情，促良正修精神，与时俱进”。（张学良致宋美龄信）
1958年5月17日，“晨十时许，蒋夫人突临寓所，约谈半小时离去，”期间宋美龄“巡视各房间，送了我好些糖食和鲜花。”此前蒋介石与他的互动，重新燃起了张学良对自由的向往，他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向宋美龄提出自己的想法：“我向她陈述我现在的观感，对于名禄无所希求，但仍愿为人类和国家，在有限的余生，再有所贡献”，“对总统我非常想念，渴望看一看他。”对张学良所语，宋美龄想是早有思想准备，她回应道：“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因完成奉命之作，张学良被迁居于相对繁华的西子湾，他开始“主动请缨”写作。8月2日，张学良“在报上看到周鲸文的谈话”，“十分激动，不能成眠”。3日，他“同老刘商谈”，“打算写一篇东西，想请他向蒋经国处探听探听，高峰的意者”，刘乙光认为，“不必探询，一定赞许的，不过高峰不愿出诸命令而已”。4日早晨6点张学良便起床“开始动笔写公布文字，我想趁高峰来西子湾时，可以提出”。25日，张学良将写好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教训敬告世人》一书托刘乙光转给蒋经国。在当天的日记中，张学良还写下：“如此文字允许公布，我则今后为一反共战士矣。”蒋经国看后“甚为感动”，并呈给蒋介石。同时，鉴于张学良患中心性网膜炎，在高雄治疗近一个月未见成效，他还“嘱余等移至台北医治眼疾”。
9月4日，张学良“早七点由西子湾出发……下午六点许抵台北，寓于上北投（阳明山，中心里）幽雅招待所”。
在台北治病期间，张学良与蒋经国的交情有了突飞猛进地发展，蒋经国多次专门召见刘乙光询问张学良的病情以示关怀，“并嘱多住些日子，彻底治好，方可回高雄”。期间，适逢中秋、圣诞两节，蒋还专程送来节日礼品，红酒、月饼、香水等物。而张学良向来深谙礼尚往来之道，回赠以蜀刻（明版）的陈寿三国志及女式睡衣一套给蒋经国夫妇。
10月17日，张学良终与蒋经国初次相见，“相谈之下，甚为欢畅，我谢他多方的关怀，并道及我很想望一望老先生以慰多年的想念，并说明我之愿望，富贵于我如浮云，惟一想再一践故土耳。”对于张学良“惟一想再一践故土”的要求，蒋经国无能为力，但对他“很想望一望老先生以慰多年的想念”，蒋经国却是竭力从中斡旋，加之宋美龄的鼎力沟通，11月23日，在大溪总统行辕，张学良终于见到了阔别多年的蒋介石。
对于此次相见，张学良印象深刻，竟以982字的篇幅在日记中详为记述。张“将到客所，老先生亲自出来，相见之下，不觉得泪从眼出。”两人寒暄之后，“相对小为沉默。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得知张学良看论语及梁氏著述，蒋介石极为赞同，“希望你好好的读些书，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张学良也借此之机当面对蒋表明心迹，承认自己“幼稚愚鲁”，“我不怨恨任何人，只恨我自己无识”。蒋则说：“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我闻之甚为难过，低头未能仰视”。会见至此结束，张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对我太容忍，使我真不能受用。”
到了1959年3月，张学良眼疾已愈，又配了眼镜和助听器，决定南返。3月17日，“蒋经国来寓所，表示饯别”，“并嘱返高雄可外出游玩，以遣闷”。由此可见，对张学良的管束已逐渐放松。为方便张学良外出游玩，蒋经国还送他一台汽车。21日，“早六点由台北起身南返，约一点许在嘉义午餐，下午四点半抵西子湾寓所。”
在西子湾期间，在宋美龄的劝告之下，张学良开始信奉基督。为了有助于张学良理解基督教义，宋美龄还为其请了董显光相助。1960年2月2日，董显光来到西子湾，张学良与其“订每日饭后相聚，先研读荒漠甘泉及圣经。”3日，董又“托老刘传语，嘱我必读新约马太福音”。4日起，开始研读。10日，“今晨开始祷告，我求上帝坚定我的信心，扫除我的怀疑，我求基督耶稣帮助我来坚定信心。”而且，“因为圣经中译本有不正確处，必须看英文本”，张学良还开始学习英文。此后，张学良夫妇笃信基督，不仅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还写了《毅荻见证集》《大使命》《好消息》《真自由》等证道小册子。
五、移住台北幽雅招待所
1960年“4月6日 老刘谈：蒋副秘书长命余等迁居台北，说明系蒋夫人的意见。仅言多带东西，不能再返高雄。即刻开始整理行装，定八日起程。”从接到通知，到搬家仅仅给了两天的时间。“4月8日 早六点由高雄动身，十二点抵彰化在铁路饭店午餐，下午五点二十分抵北投，仍寓于幽雅招待所。”因决定匆忙，所以张学良只能暂住招待所。 5月30日“蒋夫人突然降临，余等张望出迎，夫人再三询问寓所如何，并至卧室小坐，告知令余至其私人礼拜堂去作礼拜，并令Edith也同董夫人将至另一礼拜堂去作礼拜。”宋美龄此举有着更深层次的用意。6月5日，初到士林官邸做礼拜，“夫人特向余个人握手，引得众人注目”。借助这个平台，宋美龄将已经消失在世人视线中20余年的张学良重新带回到众人面前。
既然决定让张学良在台北定居，长期住招待所显然是不合适的。6月27日这天，“夫人告知令我自己选一块地，自己建房，说明这是我自己的了。大房小房皆可，地点台中，大溪，角板山皆可，余答以愿在阳明山区居住，夫人说阳明山太潮湿，夏不宜冬，可另选他地。余询可否同经国一谈，答可。”第二天，“经国兄来寓所共餐，余询彼有否腹案，答无，只说彼愿同我看一块地并派人打图样建筑之，余再询之有无腹案，答无，余云如无腹案，让我自己来处理吧。”两次询问蒋经国，均未有明确指示，张学良乃决定自己选址。29日，“余决定在天后宫山上购民宅，小为改建居住”。当天下午董显光到来后，与刘乙光“彼二人秘相私语，当我约二人到后山看地，彼二人一反前日之口声，反对在此建房。后老刘责我为什么不听经国陪同看地，由他建告之意见。并说好些反对（与前两日矛盾）之理由，阻予在天后宫后山所看之地，夜中反复自思，此中有异。”对于二人的出尔反尔，张学良心中甚为疑惑，虽有不满却也只能屈从。于是30日，“九点多同Edith老刘到管理局同周局长先到桃源里，又到士林看地，归来到董宅告知董大使，同董谈余静候经国先生之决定。”7月4日“董大使夫妇来寓通知下午二点，经国同周念虞来看后山之地，因彼在机场见着他们，决定了桃源里不好，士林作不到，所以要到后山看看，……经国甚赞成……房子问题余决心一切请经国先生分神。”此次选中的就是北投复兴三路。虽说是让张学良自己择址建房，中间却出现了如此多的波折，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出张学良此时获得的所谓自由是多么的苍白。
六、定居北投“朴园”寓所
尽管经过一些波折，房子终于在1961年落成了。有了选址的教训后，张学良“乖巧”多了。7月13日，“早上经国先生一函，报告房子，随时可以迁入”。19日，蒋经国通过刘乙光告诉张学良，“连日甚忙，日内将邀余谈”，同时，“送来沙发一堂为迁居礼物”。
但7月21日，“民族晚报登载建房地点等事”。这篇突如其来的报道给张学良带来了一些麻烦，第二天，“因报载事，请我勿出门，勿去建地，勿散步。”24日，“午饭适完，游秘书陪同jimmy来，约谈一个钟头，彼告我mad有点忧伤，并道TA关切好意。告诫我慎言，慎行，戒酒。”
此后，8月21日，宋美龄再次对张学良予以迁居前的告诫：“mad爽直的诚告我，不要得意忘形，要谨慎，不要自恃，说我浅浮，不够深沉。并给我解择思考祷告问题，……要利他。戒我不可再犯女色，酗酒和冲动。”从这些告诫中，我们实难想像，在宋美龄的心中，这位挚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以至于要用“浅浮”来定义，并劝诫“不可再犯女色，酗酒和冲动”。但同时，也让我们体会到两人无所不谈的交情之深。
挚友给的是真心诚意的告诫，直接监管张学良的蒋经国谈的则是迁居后的一些实际问题。8月24日，“游秘书来接，十二点到官邸TA寓所，小谈，经国到来，……谈迁居后，我自家事，自己照料，用人公家借用，外间警卫仍由老刘负责……家中伙食由我自理，勤工人员，借用。誓卫仍由刘己光负责。我所要来往的亲朋可以给他开一单子，（电话，电报，通信问题）我未十分明了。未能详问。定二十六日搬家”。
“8月26日 下午三点jimmy来，同车到新宅。”虽然此间经过了一些波折，但在飘泊多年的张学良终于有了自己的家，他还根据四周朴树成林的特点命名该住所为“朴园”。
8月30日，蒋经国就之前张学良未明了的问题，再次明确：“提出迩后通信，电话，自由使用，凡来见之客，无人陪坐，宅中用人由余支配，（但未講雇用事由谁），欲见之人，请我开一名单。余出名单，彼仅去一人，叫我交给老刘。”
此后，张学良一直在此居住，直至迁居美国。在此期间，他虽仍未获得全面的自由，但我们在他的日记中看到的却多是见客访友，外出游玩的记载。孤寂多年的张学良，也终于在花甲之年，迎来了父女相见、儿孙相伴、亲友相左的普通人的恬淡生活。
（作者单位：张氏帅府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