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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降，因敌人不打就已经站不住的“病夫”话语下，社会精英将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联系，武术作为强身健体的工具又一次成为追捧的对象。再加上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崛起，女性群体地位的提升，在国家的运作与个人觉醒的双重因素下被作为改造国民身体的又一对象。近代对女性的身体、心理的各种塑造，对接了“强国强种、健康、卫生”等新话语，在“造国民”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武术的参与历程突破了女性的生存空间，由隐匿走向显现，也为武术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武术 近代女性 群体
中图分类号：G853/G8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6）09（c）-0196-02
国于天地，有与立焉。近代社会精英将个人的体格健康与国家发展相联系，因为已经到了敌人不打，就已经站不住的“病夫”状态。武术文化生产的对象是身体，是对身体的武术想象，是武术身体的新想象。女性作为“国民之母”（张之江语），也被纳入国家生产机制，成为强国强种话语下的新实践。
1 新认识：女性的觉醒
女性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女性这一群体一直被认为是沉默的他者，她们所获得的尊重与关注度是远远低于男性的。随着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的开展，女性逐渐走向大众舞台，“男女平等”，这个引进于西方的词汇及其蕴含的理论，给“男尊女卑”观念带来强有力的挑战与冲击。严复将“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后，自由风气非常浓厚，人们的感情趋向奔放，直接影响到了女性的觉醒。社会精英以及觉醒者对“女性”给予肯定地位，摆脱了过去静形式的活动。
梁启超推崇对斯巴达体育训练，曾提及“生及七岁，即使入军队，教以体育……乃至妇人女子，亦与男子同受严峻之训练，虽老妇少女，亦皆有剽悍勇侠之风”。张之江在1932年的“速练国术备纾国难”中指出“任何参战国家，除白发黄口而外，都是男女总动员”。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写道：“谓二十世纪中国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和不可？……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黄葆荷也呼吁到“社会是男女所组合的，妇女解放的呼声，早已普遍世界”，这些都将女子的地位的重要性又提升了一个层面。在日本，健康救国的观念也得到了认同，佐佐木等人认为：“为养成‘完全女子’人格，女子是必须有健康完好的身体，才能伟志女人，自然，健康的女人，是由体育造成的。是身体和心理都完整。健康的母体孕育健康的人，也是与修养有关，民族的自觉，国家的繁荣，都与女子相关”将国家兴盛的“大本”归于母亲，母凭子贵，母强则国强。如何才能成为“完全女子”呢？社会精英将目标瞄准了运动，国术成为打造“完人”的药方。
2 新实践：女性纳入国家机制
2.1 学堂的设立
1907年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以及《女子小学堂》，都表示出了对女子身体健康的重视。这一系列章程的颁布实际上是把原有的民间私立女学（校）， 纳入到了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在秋瑾就义后（1907年），《申报》刊登了《敬告姐妹行》：“我的最亲爱的诸位姐姐妹妹们呀！如今中国不是说道有四万万同胞吗？但是那二万万男子已渐渐进了文明新世界了，知识也长了，见闻也广了，学问也高了，这都是亏了从前书报的功效嘘”说明在1907年以前，女权运动就已经影响了秋瑾等有识之士。秋瑾作为当时女权运动的发起者，还创立了女子体育会所。
《申报》在关于教育问题的报道中还提到了兴办女学：1893年1月，刊登题为“论振兴女学”一文，文中提出振兴女学之必要，其内容如下：推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强调了“女子之才，不亚于男子”，肯定了女子的价值。但上述文章发表10年后，女学仍未兴旺，《申报》于1903年10月，又发表题为“兴女学说”的文章，论调是已将妇女地位定义为较男子尤为重要。在1904年的《女子世界》记载：“省城路得女学堂，因堂中未有体操，特请时敏学堂之体操教习兼教此科，达远街广东女学堂之学生，亦纷纷就学。闻近日入队者已有五十余人云”。
2.2 女子训练班
1909年精武体育会曾设立了精武女会或女子部开展武术运动。在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各地国术训练馆有设立女子训练班，例如：北京、上海、广东、湖南、四川等。山西某学校从女娃娃抓起来激励爱国斗志“现在你们要寻新的途径，负起最大的责任，改良从前不良的习惯，并将所学的各种知识，发挥到国家社会”。栾秀云是当时著名的女性代表，被誉为青岛第一女剑客，她还在青岛设立了第一所女子武术练习所，她认为“增强女子体力，以习练国术最为相宜，倘若女子练习的风气能迅速的普遍化、大众化，那么女子的体力自会平衡的进展”。还有通过事例说明西洋拳术未必适合我国国民：“山海某女校平日注重技击，得体育界之盛名也，前年某外国女教员，授诸生以一种新式外国运动，不数月诸生感生理上之痛苦，校长知之，询问汝日习拳术，曾患此否，诸生咸言得未曾有，不逾日而女教员亦罹患此病，校长即命停之。”1931年，孙禄堂在镇江武馆开设了女子武术班，招生60人，并让女儿孙剑云任教习。
2.3 各类体育活动的参与
1905—1910年间，《申报》《教育杂志》对沪苏地区学校运动会或校际联合运动会的报道，不时可以看到女校学生的运动项目。1915年，爱国女校在江苏省省立学校的第3届运动会中，表演的新式棍棒，拳术、器械、篮球和场球，曾让人耳目一新。1920年春，上海精武体育会创办人之一的陈公哲之妹陈士超随其哥参加广东精武体育会一周年纪念活动时，向佛山女界详细介绍精武体育会的故事，并亲自上台表演，开佛山风气之先，并协助成立了佛山精武体育会。在1923年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女子联合运动会；1924年在武昌举行的旧中国第3届全国运动会开始有了女子参加的表演项目（武术、排球、篮球、垒球、器械操），这是中国女子正式参与全国性竞技比赛的开端。尔后从1928年第13届华北运动会以及1930年第4届华中运动会，地区性的运动会也开始增设女子表演或比赛项目。1933年与1935年的第5、6届全运会时，女子项目增加了3项，分别是国术、垒球和游泳，处没有足球外，男女竞赛项目一致，女运动员也有了更宽阔的表现空间。1936年，女国术选手在世运舞台的表演国术，在同年，中央国术馆更是选派了6名男选手和3位女选手远赴德国进行国术表演，取得轰动效应。
3 结语
女性纳入国家生产时近代的产物，女性加入国家规划的这一过程也是被动的，传统观念依旧盘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困境是内心急切地渴望归属某一群体，而理想中的群体又难以在现实中“生根”，最终不得不承担孤独的命运。但近代女性成为武术发展的又一推动力，参与到国家大事中，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是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 戴国斌.武术的文化生产[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2] 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
[3] 马廉祯.佛山精武会杂记[ER/OL].（2005-12-09）http：//www.blog.donews.cony omer/archive/2005/12/09/652528.aspx.
关键词：武术 近代女性 群体
中图分类号：G853/G8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813（2016）09（c）-0196-02
国于天地，有与立焉。近代社会精英将个人的体格健康与国家发展相联系，因为已经到了敌人不打，就已经站不住的“病夫”状态。武术文化生产的对象是身体，是对身体的武术想象，是武术身体的新想象。女性作为“国民之母”（张之江语），也被纳入国家生产机制，成为强国强种话语下的新实践。
1 新认识：女性的觉醒
女性问题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女性这一群体一直被认为是沉默的他者，她们所获得的尊重与关注度是远远低于男性的。随着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20年代）的开展，女性逐渐走向大众舞台，“男女平等”，这个引进于西方的词汇及其蕴含的理论，给“男尊女卑”观念带来强有力的挑战与冲击。严复将“自由”的概念引入中国后，自由风气非常浓厚，人们的感情趋向奔放，直接影响到了女性的觉醒。社会精英以及觉醒者对“女性”给予肯定地位，摆脱了过去静形式的活动。
梁启超推崇对斯巴达体育训练，曾提及“生及七岁，即使入军队，教以体育……乃至妇人女子，亦与男子同受严峻之训练，虽老妇少女，亦皆有剽悍勇侠之风”。张之江在1932年的“速练国术备纾国难”中指出“任何参战国家，除白发黄口而外，都是男女总动员”。金一在《女子世界》的发刊词中写道：“谓二十世纪中国之世界，女子之世界，亦和不可？……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黄葆荷也呼吁到“社会是男女所组合的，妇女解放的呼声，早已普遍世界”，这些都将女子的地位的重要性又提升了一个层面。在日本，健康救国的观念也得到了认同，佐佐木等人认为：“为养成‘完全女子’人格，女子是必须有健康完好的身体，才能伟志女人，自然，健康的女人，是由体育造成的。是身体和心理都完整。健康的母体孕育健康的人，也是与修养有关，民族的自觉，国家的繁荣，都与女子相关”将国家兴盛的“大本”归于母亲，母凭子贵，母强则国强。如何才能成为“完全女子”呢？社会精英将目标瞄准了运动，国术成为打造“完人”的药方。
2 新实践：女性纳入国家机制
2.1 学堂的设立
1907年颁布的《女子师范学堂》以及《女子小学堂》，都表示出了对女子身体健康的重视。这一系列章程的颁布实际上是把原有的民间私立女学（校）， 纳入到了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在秋瑾就义后（1907年），《申报》刊登了《敬告姐妹行》：“我的最亲爱的诸位姐姐妹妹们呀！如今中国不是说道有四万万同胞吗？但是那二万万男子已渐渐进了文明新世界了，知识也长了，见闻也广了，学问也高了，这都是亏了从前书报的功效嘘”说明在1907年以前，女权运动就已经影响了秋瑾等有识之士。秋瑾作为当时女权运动的发起者，还创立了女子体育会所。
《申报》在关于教育问题的报道中还提到了兴办女学：1893年1月，刊登题为“论振兴女学”一文，文中提出振兴女学之必要，其内容如下：推翻了“女子无才便是德”，强调了“女子之才，不亚于男子”，肯定了女子的价值。但上述文章发表10年后，女学仍未兴旺，《申报》于1903年10月，又发表题为“兴女学说”的文章，论调是已将妇女地位定义为较男子尤为重要。在1904年的《女子世界》记载：“省城路得女学堂，因堂中未有体操，特请时敏学堂之体操教习兼教此科，达远街广东女学堂之学生，亦纷纷就学。闻近日入队者已有五十余人云”。
2.2 女子训练班
1909年精武体育会曾设立了精武女会或女子部开展武术运动。在中央国术馆成立后，各地国术训练馆有设立女子训练班，例如：北京、上海、广东、湖南、四川等。山西某学校从女娃娃抓起来激励爱国斗志“现在你们要寻新的途径，负起最大的责任，改良从前不良的习惯，并将所学的各种知识，发挥到国家社会”。栾秀云是当时著名的女性代表，被誉为青岛第一女剑客，她还在青岛设立了第一所女子武术练习所，她认为“增强女子体力，以习练国术最为相宜，倘若女子练习的风气能迅速的普遍化、大众化，那么女子的体力自会平衡的进展”。还有通过事例说明西洋拳术未必适合我国国民：“山海某女校平日注重技击，得体育界之盛名也，前年某外国女教员，授诸生以一种新式外国运动，不数月诸生感生理上之痛苦，校长知之，询问汝日习拳术，曾患此否，诸生咸言得未曾有，不逾日而女教员亦罹患此病，校长即命停之。”1931年，孙禄堂在镇江武馆开设了女子武术班，招生60人，并让女儿孙剑云任教习。
2.3 各类体育活动的参与
1905—1910年间，《申报》《教育杂志》对沪苏地区学校运动会或校际联合运动会的报道，不时可以看到女校学生的运动项目。1915年，爱国女校在江苏省省立学校的第3届运动会中，表演的新式棍棒，拳术、器械、篮球和场球，曾让人耳目一新。1920年春，上海精武体育会创办人之一的陈公哲之妹陈士超随其哥参加广东精武体育会一周年纪念活动时，向佛山女界详细介绍精武体育会的故事，并亲自上台表演，开佛山风气之先，并协助成立了佛山精武体育会。在1923年北京举办了第一次女子联合运动会；1924年在武昌举行的旧中国第3届全国运动会开始有了女子参加的表演项目（武术、排球、篮球、垒球、器械操），这是中国女子正式参与全国性竞技比赛的开端。尔后从1928年第13届华北运动会以及1930年第4届华中运动会，地区性的运动会也开始增设女子表演或比赛项目。1933年与1935年的第5、6届全运会时，女子项目增加了3项，分别是国术、垒球和游泳，处没有足球外，男女竞赛项目一致，女运动员也有了更宽阔的表现空间。1936年，女国术选手在世运舞台的表演国术，在同年，中央国术馆更是选派了6名男选手和3位女选手远赴德国进行国术表演，取得轰动效应。
3 结语
女性纳入国家生产时近代的产物，女性加入国家规划的这一过程也是被动的，传统观念依旧盘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其困境是内心急切地渴望归属某一群体，而理想中的群体又难以在现实中“生根”，最终不得不承担孤独的命运。但近代女性成为武术发展的又一推动力，参与到国家大事中，为国家所做的贡献是值得肯定。
参考文献
[1] 戴国斌.武术的文化生产[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5.
[2] 游鉴明.超越性别身体：近代华东地区的女子体育（1895—1937）[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
[3] 马廉祯.佛山精武会杂记[ER/OL].（2005-12-09）http：//www.blog.donews.cony omer/archive/2005/12/09/652528.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