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30日，美国累计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超过3100万例，累计死亡563206人。残酷到如此夸张的数字背后，却仍然有大量美国人认为新冠病毒只是一场谎言。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从政府到民间对于防疫工作的轻视乃至无视，除了资本主义的体制问题，政府官员和资本家宁可罔顾民众健康也不愿舍弃经济利益之外，美国人本身对于公共卫生的知识之贫乏，以及对于政府和机构的不信任，也是导致悲剧雪球越滚越大的主因。不过是什么导致了这样奇怪的社会问题，看完下面两个最近一百多年里大洋彼岸发生的小故事，也许你就能明白了。
　　“伤寒玛丽”
　　玛丽·梅伦1869出生于爱尔兰北部爱尔兰最贫穷的小村子库克斯敦，15岁时随亲戚移居美国。起初她当打扫佣人，但很快便开始了自己的厨师生涯。做菜一绝的她还经常被一些有钱的精英家庭雇佣。但是这些高端人士却不知道，自己正在花高价请了一个魔鬼进家。在1900～1906年期间，玛丽先后在7个地方担任厨师，而她所到之处，都发生了雇主家有人感染风寒的情况，但每次一有人生病，玛丽就辞职离开。
　　伤寒是由伤寒杆菌引起，患者会持续性高热，伴随腹泻、头痛、皮肤玫瑰疹、肠道穿孔等症状。在没有抗生素的年代，伤寒是致命的！当玛丽看着自己所在的雇主一个一个患病，她赶紧逃离这些污秽之地，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才是“万恶之源”。
　　1906年夏天，纽约银行家华伦带着全家去长岛消夏，玛丽又凭借出色的厨艺被雇为厨师。短短一个暑假时间，全家11个人中就有6个人患病！伤寒的传播渠道是“粪-口途径”。华伦专门请来了伤寒病医学专家索柏来调查自己家的情况。索柏经过一番排查，发现7年中玛丽更换过7个工作地点，而每个工作地点都曾暴发过伤寒，累计共有22个病例，其中1例死亡。于是，索柏想得到玛丽的血液、粪便样本，以验证自己的推断，但这却没有想象中容易。
　　在当时的年代，无症状感染者还是一个闻所未闻的概念，玛丽看起来健康壮实、面色红润，根本不像一个病人，并且玛丽认为怀疑她是伤寒传染源是对她的侮辱，甚至断了她的财路;于是在听到索柏的要求时，她直接拿出肉叉暴力相向！最后，当地的卫生官员带着一辆救护车和5名警察找上门才终于把玛丽制服，经过医院化验，玛丽的粪便中确实存在大量的伤寒杆菌，而她也成了美国发现的第一位“无症状伤寒杆菌带菌者”。
　　索柏在后续的调查中发现，玛丽上完厕所后并不会马上洗手，病菌从手上过渡到了食物里。玛丽擅长制作的桃子冰激凌没有高温消毒步骤，这个拿手甜点就成了致命毒药。1906年，整个纽约有3467人感染伤寒，639人死于此病，而玛丽就是这场灾难爆发的主要原因。1907年，罪魁祸首的玛丽被送入了纽约附近北兄弟岛上的传染病院隔离，但她仍坚持认为自己身体健康。
　　1909年她给卫生部门写信陈情：“我一生中从未患过伤寒，而且一直都很健康，为什么我要像麻风病人一样被放逐，被迫只能带一只狗，孤单的独自生活？”1909年6月《纽约美国人报》，刊出一篇有关玛明的长篇报道，文章十分煽情，引起公众一片唏嘘，卫生部门也被指控“侵犯人权”。最终，鉴于玛丽不停地上诉和舆论的同情，给了玛丽两个选择：切除胆囊或是不再做厨师，玛丽选择了后者。在被关了3年后，玛丽以“不再从事厨师职业，并且和卫生部保持密切联系”为条件，换取了自己的自由。
　　1915年，因为纽约市斯隆妇女医院爆发了大规模伤寒疫情，25名护士和病人同时伤寒，索伯再一次被雇傭查找这次伤寒的原因，而他很快就看到了老熟人，改名为“布朗夫人”的厨子玛丽。同年3月，玛丽再次被送到北兄弟岛传染病院隔离。这一次，玛丽再也得不到民众的同情，她自己好像也接受了自己是“超级传播者”的事实，开始变得沉默……在被隔离的23年中，医生对玛丽使用了可以治疗伤寒病的所有药物，但伤寒病菌仍一直顽强地存在于她的体内。最终玛丽于1938年月11日死于肺炎，而非伤寒，享年69岁。然而，验尸后却发现她的胆囊中仍然有许多活体伤寒杆菌，遗骸最终被火化埋葬。
　　“伤寒玛丽”不仅是传染病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也开后了后续很多年人们关于“隔离和人身自由权”的探讨。此外，关于“伤寒玛丽”后续在美国社会的各种发酵，甚至还引发了对于外来移民的种族歧视。
　　来自疫苗的伤害
　　1976年，美国曾爆发过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猪流感。这场流感至今让很多美国人记忆犹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疫苗带来的二次伤害。
　　1976年2月，美军迪克斯堡训练营内聚集了很多受训的新兵。一位名叫戴维，刘易斯的18岁新兵在雪中完成训练后突感四肢乏力，紧接着便突发肺炎猝死于军营中。年轻新兵的无故暴毙引起了科学家的重视，很快戴维被鉴定出染上了新的猪流感病毒。庆幸的是，在与戴维有过密切接触的其他4名士兵身上，并没有感染病毒。新的猪流感似乎并没有在军营里出现传染现象。
　　但这并不能让相关专家和美国领导层放松警惕。1918年，美国爆发的大流感造成了至少67万美国人的死亡。在疫情肆虐的关头，政府为了降低民众的恐慌，选择隐瞒与掩饰：媒体屏蔽负面信息，宣称流感可防可控，尚未在民众中流传。可正是这种“维稳”的做法，让很多民众在不知情的状态下参加集体活动，加速了病毒传播，最后造成极其惨痛的损失，让无数人谈流感而色变。
　　1976年正值美国建国200周年，一旦爆发大规模流感，与举国同庆的画风必定相违和。这一年恰好也是总统选举年，任何一个政党都希望赶在流感爆发前做点能赢得民意的好事。于此情况下，当时的美国福特政府很快决定要研发应对新型猪流感的疫苗并全国接种，最大限度内预防和遏制流感的蔓延。3月14日，美国正式后动流感紧急状态。
　　然而，到同年7月的时候，很多医学专家就认为当下的流感疫情远没有1918年严重，没有必要实行全民接种。然而花重金研发疫苗的政府不愿意接受医学专家的建议，依旧催促相关医药公司进行疫苗研发。与此同时，当年8月几名美国老兵在费城参加完军团大会后突然出现严重的呼吸道疾病（人们称之为“军团症”），这一事件猛然加剧人们对猪流感的恐惧。
　　福特政府开始更加积极地推进猪流感疫苗研发。可合作的制药公司却很是犹豫：一支成熟的疫苗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试验和临床运用后才能上市，若跳过试验环节，疫苗很可能出现未知的问题。但急于安抚民众恐慌的政府已经没有耐心等下去了，国会最后和制药公司达成协议：一旦疫苗出现问题，会为制药公司免责。
　　就这样，新型流感疫苗在1976年10月1日的时候便匆匆推出了，美国民众开始广泛参与接种。到1976年10月11日，已有近400万人接种了新疫苗。起初这一免疫计划得到了很多民众的认可，福特总统也频频登报备受关注。然而，就在10月11日晚，匹兹堡的3位老人在接种完疫苗后当场死亡。这顿时让民众对疫苗的安全性产生了怀疑。随后的一段时间，陆续有500多名接种疫苗的民众出现神经性抽搐症状，即桂兰-巴尔综合征。这是由于疫苗未经过严格的试验，出现的副作用。
　　最后，1976年美国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猪流感，不少无辜民众却因接种研发不成熟的疫苗而深受其害。福特随后在大选中落败，美国政府还不得不额外再支出1亿美元来应对疫苗接种留下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