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落下一个求助电话，他拿条绳子绑住手机，扎在腰间;下河滩查看田地时，把绳子扎出个环，套在脖子上。这是谢福鑫日常的状态，因为他是第一位将“葡萄之王”——巨峰葡萄引进中国的农技师。近40年来，他每天手机不离身、不关机，农民育种碰上难题就打他手机，一天甚至有几十通。南平农民说：“谢老师的手机是‘110’。”
　　谢福鑫是中国首批科技特派员。1999年，福建省南平市派科技人才辅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等。2002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调研这一措施，在《求是》上刊文，指出这是“对新形势下农村工作机制的创新”。同年10月，科技部在多地开展试点工作，科技特派员制度成为农业生产创新的重要制度。农民的难题解决了，收入也大大提升。以葡萄产业为例，谢福鑫通过引种育种，将闽北葡萄种植规模从100株增加到6万多亩，南平市的建阳区还成为重要的葡萄生产基地，在不少村子，葡萄收入占到村民收入的80%以上。
　　科技特派员的日常是什么样？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发源地南平市。78岁的谢福鑫迎面走来，一瘸一拐。上世纪80年代末，他爬上屋顶给葡萄打药，药液喷进眼睛，他本能一退，脚踩空，跌了下去，摔断了大腿骨。在南平几天，记者造访了谢福鑫家，去了葡萄试验园、种植基地，听他讲述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前世今生”。谢福鑫的经历就是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发展缩影。

“葡萄梦”发芽了

　　谢福鑫领着记者走在河边的水泥路上，指了指对岸——考亭村本是個破败的小山村，如今是“福建葡萄第一村”。他拿出15厘米长的圆管仪器，这是给葡萄测量糖度的测糖仪，“它年纪比你还大！”这小管子背后是一段巨峰葡萄的引进史，惊喜与艰难并存。
　　早年，我在南平农校读中专，毕业后被分配到良种场当技术员，也给农校代课。“文革”期间，没人上课干活，我闲不住，在教学试验田种地，收了几千斤谷子，交给学校作学生的补贴粮。福建的野葡萄又小又酸，有人听说北方的大粒葡萄收成好，想引种。但那是北方干旱地区的植物，和福建气候不合，“葡萄梦”就搁置了。

　　1982年，福建省和日本长崎县缔结友好关系。秋天，省领导率团访问长崎县，吃到那里的巨峰葡萄。巨峰葡萄是亚洲所产的形状最大的葡萄品种，日本育种专家花了几十年培育，叫它“葡萄之王”。长崎县炎热多雨，和福建气候很像，省领导便决定选派两名熟悉农业的人到长崎县学习种葡萄。我在良种场干了很久，被选中了，另一人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毕业生，是学农业的年轻人。我那时快40岁了，只能笨鸟先飞，把日文抄到本子上，走到哪里背到哪里。
　　到了长崎县，农业专家中山忠治负责教我们。我日语还不流利，常比手划脚，或者写下来，汉字和日文形状很像，他看到关键字也能明白。中山老师教我修剪葡萄芽，用套袋套住葡萄防蚊虫，还手把手教我怎么用测糖仪。那是我第一次见这个东西。普通葡萄的糖度只有16度左右，日本超市要求售卖的巨峰葡萄糖度要有17度。到了收摘季，我常拿测糖仪去测，17度了，很激动，赶紧摘下来，跟老师去葡萄拍卖会，看怎么卖葡萄。第二年，我向日本方面提出来，能不能自己出钱买100株巨峰葡萄的苗带回中国？结果对方说不用买，直接送了苗作为两地缔结友好关系一周年的礼物。1984年3月，进修结束，我带着100株苗和老师送我的测糖仪回到南平。
　　回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试种。那时，建阳还是个县，领导派我到县农科所实验基地试种巨峰葡萄。为了尽快确定它们能否适应福建的气候和土壤，我就“逼芽”。葡萄全年只收一季，在夏末秋初，但葡萄树会长两种芽，就是夏芽和冬芽。为了把养分留给冬芽，我就“抹芽”，用剪刀剪除夏芽。冬芽顺利发育，长穗、挂果，第二年真的长出巨峰葡萄了。我一尝，又甜又多汁。试种成功是大事，新华社报道了，长崎县也发来贺信。
　　不过，实验基地要维护设备、雇人种植，得花钱，早年经济条件不好，基地越来越艰难。刚好，时任福建省长胡平来基地查看，见试种成功，很满意。那天，县委书记站在我后面，偷偷拉我的衣服说：“向省长要钱，向省长要钱。”我怎么敢向省长要钱？而且那时地方财政比较困难。但既然书记这样讲，我就和省长说，能不能扩大种植面积？省长问：“你想扩大多少？”我说200亩。“想要多少钱？”我硬着头皮说20万元。那时我月工资才五六十块钱， 20万元放现在相当于几百万了。没想到，省长干脆得很：“好，给你20万，你要把事情办好。”
　　要到钱了，使用却是另一回事。大部分资金先被拿去搞水利、修路，这些基础建设的确重要，但实验基地就没法扩张了。我就想到另一种模式：在城郊的考亭村发动农民种葡萄。地是现成的，对农民来说，也算是自家的，我补钱让他们买苗和搭葡萄架子，技术方面，我来培训，不要钱。县里领导答应了，在考亭村发动农户报名，种多少亩根据他们的意愿，抱着试试心态的种2亩，大胆点的种5亩。渐渐地，农民发现种葡萄不难，考亭村的葡萄种植面积最多时曾达1500亩，95%以上农户都种植葡萄。考亭村也成了省里第一个百亩葡萄示范园。
　　过去农民在家门口种水稻，一亩收1000多斤，一斤收购价是一块三毛五分，一亩能挣1000多块钱。种葡萄的话，如果市场好，扣掉成本一亩最多能有8000块钱收入。当时有个顺口溜：一亩葡萄10亩田。就是说在家种葡萄也能赚大钱。

“科特派”的三件宝

　　考亭村成了“福建葡萄第一村”，谢福鑫的名字也传开了。提起他，大家说：“哦，谢老师啊，单车、干粮、工具包！”谢福鑫骑着自行车下乡，挎着工具包到地里指导，饿了就蹲在路边吃馒头。这是他的三件宝。1998年6月，一场持续11天的大暴雨引发闽北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毁了水利设施，冲垮农田，农民损失惨重。不过，从历史来看，农民却因祸得福……
　　洪水过后，市里做灾后恢复时发现农民要修复农田，急需技术辅导。于是，南平市委市政府成立科技特派员办公室，选出一批技师、专家、教授，让他们保留本职的同时下乡帮农民。一天，我正在葡萄园里，突然接到电话，“市里要搞技术传播，也把你名字报上去好不好？任务是教农民种葡萄。”我说那可以啊，反正我每天吃饱饭也都在做这个事。就这样，我成为首批225名“科特派”之一。

　　有了科技特派员制度，下乡就更名正言顺。哪个村的农民需要我，我不用报告等审批，骑上车就去了，省了很多时间。我很早就知道自己只能搞技术。大概是1993年吧，我是县农委副主任兼农业利用外资办主任，也算半个行政职务。早年，基层比较盛行“陪领导”，领导爱做什么，你就要陪着做什么。我很不适应，那时我50岁了。人家讲，50岁性格就基本定型了，除了搞技术，我不会别的，就跟组织提出来，辞掉行政职务，专门负责技术。后来，领导也同意了，我就安心地当技师。
　　那场洪灾之后，农民想增收的愿望更强烈了。我去了很多原本不种葡萄的村子教大家种葡萄。教农民，最重要的就两件事：让他们听得懂、看得见。比如我想“控产”，就是不让葡萄长太多，农民不接受，说：“这不是害我们减产吗？”我以前在良种场时管过计划生育，就拿这个打比方。我说：“你生10个孩子，养不活那么多的，结果就是几个孩子饿死。你生一两个，好吃的都给他们，多陪他们，孩子才能长得更好。同样的道理，如果任由葡萄猛长，养分分散了，结出来的葡萄就很小很酸。谁愿意买？控制产量，葡萄质量好了，就能卖出好价钱。”
　　这么一说，农民就接受了。紧接着，我得自己种好给他们看。家旁边是块河滩地，我决定造个试验田，种上各个品种的葡萄树。我把一块块石头垒成堤坝，再填土，白天要工作，晚上回家继续造田，直到半夜两三点。一次，有两人路过，可能是要起早占摊位的，远远见我这边支着灯，感到奇怪。我听一人说：“怎么搞的，还有人半夜干活？又不是大跃进。”另一个人讲：“那肯定是神经病吧！”我听了觉得好笑，反正我知道自己没病。最后，我“填”出了块一亩大的试验田。如果农民不相信，我就领他到我家看看，再给他苗，去帮忙种。
　　2003年3月，我到年龄了，本职工作该退休了。组织问我：“老谢你有什么需求？”我说能不能让我继续搞技术，比如当科技特派员。领导说退休后就不能占编制了。我说没关系，就当义工，做编外的“科特派”，就这样又干了15年。
　　这些年，我的三件宝中有一宝用不了了，就是单车。以前去指导，农民想做饭给我吃，但指导一般都在农忙期，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就随身带馒头。我吃得太干，很少喝水，时间久了，膀胱结石，前后做了4次手术。医生交代我千万不能骑车，不然压迫前列腺和膀胱，容易引发癌症。71岁时，组织担心我的身体状况，让我休息。我名义上卸下科技特派员的身份了，但哪里有农民需要我，我就过去，只是骑车换成走路后，会慢一点。

“我骨子里还是农民”

　　采访的第二天，记者跟着谢福鑫去了几个村民的家，比如麻沙镇水南村的刘贵道。去年，他贷款包下60亩地，搭起大棚，一半种葡萄，一半种五六种作物。谢福鑫一到他家，便进棚查看，记者赶紧跟上。这个棚不同于很多用毛竹搭的简易大棚，是用钢管搭建的，抗风能力强，也作为采摘园。刘贵道是返乡农民，谢福鑫记得，他是在去年清明节“回家”的……
　　我认识刘贵道十几年了，他1963年出生，很有头脑，原来当过村主任和支部书记，后来去外面打拼，在长泰一家公司做到了副总。去年，他告诉我：“谢老师啊，我想回来了。”在外打拼不容易，他的生意不太顺利，决定回南平搞农业创新。现在，他在这片大棚种了许多水果，错开采收季，保证天天有活干、月月有收入：1—5月是草莓，5—6月是甜瓜、杨梅，7—9月是葡萄，9—12月是柑橘。他们夫妻有兩个孩子，还有孙子，现在年收入20多万元，赚钱又顾家。
　　这几年，农业要增收，单靠种地是不够的，要有新模式，比如结合三种产业。刘贵道的采摘园里，种葡萄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搞加工，比如制作葡萄醋、葡萄汁、葡萄干。第三产业做观光旅游，吐鲁番的葡萄园是新疆最有名的景点之一，南平的葡萄园也可以搞采摘、农家乐。被摘走的葡萄每斤多卖3块钱，也是一笔收入了。

　　我当了几十年干部，但骨子里还是农民。农民是离不开土地的，因为它能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粮食。
　　过去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我有四个姐姐、两个哥哥。二姐三姐活活饿死了，大姐患了水肿病，就是严重缺乏营养而全身浮肿，后来也死了。大哥下南洋当童工，二哥大我16岁，在村里干农活。母亲怕我死掉，拿根绳子套在我身上，牵着我到各家讨米。农村有个说法，“命越贱，越不容易死”。母亲信这个。她讨了剩粮煮成百家饭，让我吃了攒各家的福气，这样就不会死掉。有次，我脚上长疮，但没钱看病。这是恶性肿瘤病菌，父亲嚼断肠草给他的嘴消毒，然后用嘴把我脚上的疮脓吸出来。父母常说：“宁可黑脸求泥，也不要笑脸求人。”我从小就知道要靠双手养活自己。直到1951年土改，我们家分到田、拿到秧，才吃上米饭，过上正常日子。
　　我想写本回忆录，书名暂定为《怀念贫穷》。“怀念”不是说回到过去。贫穷能激励人奋发，让人知道亲情的可贵，更加珍惜现在的一切。
　　谢福鑫 1943年生于福建南平，高级农技师，中国首批科技特派员，全国科普工作先进个人，2007年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优秀科技特派员，现为南平市农业农村局退休干部，俱丰果蔬专业合作社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