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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推开姥姥家的后门，青灰色的城墙，扑面而来，视野被完全遮挡，我渺小无比。掠过层层叠叠的条石和青砖，仰头向上瞭望，天被挤得很窄。头向东甩过去，眼光顺着城墙奔跑，被凸显的延辉门（南城门）和浑圆的瓮城截住，那种苍凉的坚强，便停留在眼中。
城门楼上没有门窗，只剩下斑驳的红门框，南北风畅行无阻，呼啸着冬天的声音。人字形屋脊上，枯黄的茅草，一簇接一簇地扎在瓦缝间，在风中左右摇摆。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宁远古城，那时，兴城还是座小城，城里人仅局限城墙以内，方圆不到两公里。城门之外，称为四关，房屋稀稀落落，居住着非农、菜农和庄稼人。尽管姥姥家紧贴城墙，一墙之隔，却把我们隔成乡下。那时称进城，是实实在在地走进城门以里。
那时，我刚刚脱离童年，成长为初生牛犊的少年，常和歧视我们的城里孩子发生冲突。他们手持红缨枪，在城门洞子里站岗，阻止我们进城，好像我们的脚会把城里踩脏。于是，我们这群乡下孩子扮演起了小八路，以攀爬十米高的城墙为乐，偷袭到城里孩子的背后，里外夹击，一举拿下城门。
许多年后，我已成年，望着高耸的城墙，盯着细小的墙缝，头发忽然直立，后惊无比，一旦掉下，肯定命丧黄泉。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居然无所畏惧。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少年手脚未成，很容易插进墙缝里，更何况城墙还有枪林弹雨留下的孔洞。
姥爷看到我冒险，吓傻了，想喊我下来，却被姥姥堵住了嘴，怕吓到我，出了意外。在此之前，我曾多次爬过城墙，都在两米高时，半途而废，姥姥看到过，未置可否。那一次和伙伴们在一起，心高气盛，我一鼓作气，成功登顶。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傲视城里城外，以王者的风范，指点着城里的鼓楼、牌楼、文庙，还有一幢将军府，然后，从马道上冲杀下去……
我红着脸，拎着缴获的红缨枪，跑回家中，姥爷举着巴掌，以示警戒。姥姥却袒护我，称赞我不愧流有显祖宣皇帝的骨血，是男儿，就该这么干，攻下宁远城。
我不知道显祖宣皇帝是怎么一回事儿，我只知道，姥姥生着大脚片子，喊着大嗓门，经常把姥爷训得一无是处。有老姐妹不经意间叫她声格格，她脆快地答应，像得了奖赏。
等我弄懂谁是显祖宣皇帝，什么叫格格时，姥姥已过世多年，许多疑问也随之埋葬，我只知道，姥姥的死，与格格有关。我曾经追寻至姥姥的出生地，城北八里之外的元台子乡，探寻金氏家族的过去，却没有几人说得出所以然来。也难怪，从割辫子到扫“四旧”，金家一代一代人不是忙于掩饰身份，就是和祖宗决裂，族谱早就失传了。
直至不惑之年，一次偶遇，才使我明白了我四分之一血统里的秘密。在舅舅的引领下，我拜见了一位称作舅姥爷的老先生，老先生叫金仕膺，少小离家，供职于沪，专研文史，耄耋之年，方回老家，成为舅舅家的座上宾，他是姥姥那支金姓中最有出息的人了。我算得上是有幸之人，老人家唯一一次寻根之旅，与我不期而遇。
舅姥爷是姥姥的堂弟，他亲眼目睹了姥姥与姥爷的婚姻，他说，那是一场悲壮的逃婚，爱新觉罗（改汉姓为金）家族与吴姓人家世代为仇，吴三桂反叛后，皇家斩尽吴家成年子嗣，不再允许与吴姓人家通婚。至于姥爷是否与吴三桂有血缘关系，已无从考证，但姥爷姓吴，却是不争的事实，且明清两朝未曾离开宁远城，和生在中后所（绥中）、长在宁远城的吴三桂，撇不开干系。
托辛亥革命的福，姥姥抗争的结果是有了母亲，也让我有了所谓的“皇家血统”。
至于皇家血统的来龙去脉，是舅姥爷娓娓道来的。我坐在舅舅家的热炕头上，听懂了姥姥家族的来龙去脉。舅姥爷说，若不是顺治帝追封他的曾祖父塔克世为宣皇帝，皇家或许与姥姥无缘，姥姥的先祖并非太祖努尔哈赤的子嗣，而是太祖一奶同胞的弟弟，舒尔哈齐。
兄弟俩一块儿十三副铠甲起兵，一块儿统一了女真各部，一块儿西联蒙古、东讨朝鲜，战功不分伯仲。只是对待汉人的态度上，同生共死的兄弟产生了分歧，舒尔哈齐与辽东总兵李成梁结为儿女亲家，不肯相互厮杀，也有依赖汉人，自立为汗，与哥哥分庭抗礼的企图。努尔哈赤对此痛心疾首，好不容易才统一的女真各部，岂容再次分裂，更何况李成梁是他们杀父杀祖的幕后黑手，当初以七大恨誓师反明，岂不是儿戏？既然反了，就要抗争到底，哪怕以卵击石，在所不惜。
哥哥要对弟弟痛下杀手，巩固得之不易的统一。镇压弟弟，就意味着与大明全面开战，那时，努尔哈赤没有意识到，庞大的朱氏王朝已经败絮其内，不可思议地会被一枚卵砸得七零八落。那是万历三十七年（1608年），常年不上朝的皇帝，根本没把族内的火并当回事儿，更没有想到，零散、稀落，只会拿鱼叉和弓箭的女真部落，从此攥成了一个铁拳头，击垮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努尔哈赤开始了断臂行动，捕杀了舒尔哈齐最为倚重的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扎萨克图，并将舒尔哈齐幽禁在黑暗的小屋，只留两个孔洞，一个送饭，一个接出屎尿。
就在两个哥哥血溅弓弦的那一刻，舒尔哈齐的十一福晋，生下了姥姥的祖先——瑙岱，乳名爱新觉罗·四十五（女真人的习俗，孩子出生时，父亲的年龄即为孩子的乳名）。瑙岱先天不幸，出生时父亲狗一样活着，母亲已被废为庶人，无权抚养子嗣，被老罕王努尔哈赤的侧福晋领养。
瑙岱与宁远城的爱与恨，皆缘于十八岁那年正月（1626年），那场影响深远的战事。那时，瑙岱已经成长为老罕王努尔哈赤的贴身待卫，被称为“王的骑士”。老罕王亲率十万大军，发誓拔掉宁远城这个楔子，让榆关之外无汉人。
守卫宁远城的，是名叫袁崇焕的南蛮子，带着两万来人，倚仗坚固的城墙，胜过千箭万矢的红夷大炮，还有土生土长的祖家军，硬是顶住了战无不胜的八旗军。关于于那场战事，各种史籍记录得很详尽了，我不再重复。舅姥爷传达史籍里没有的内容，仍然是瑙岱的故事。
那时，老罕王正恼怒于久攻不克，亲自披挂上阵，众人护卫而上，聚成人群。或许，瑙岱的萨满附体是与生俱来，否则怎会第一声啼哭就要掉了两个哥哥的性命。那一刻，他突然看到火光一闪，天神提醒他老罕王命悬一线，他便猛然驱马，护卫在努尔哈赤的身前。 老罕王刚要怒斥侄儿挡了冲锋的路径，炮声骤然响起。瑙岱的一条胳膊被削断了，双目被崩瞎了，战马颓然倒地，顷刻而亡。本来，红夷大炮对准的是老罕王，正是因为瑙岱的舍身相挡，才使老罕王躲过生死一劫。尽管如此，老罕王依然人仰马翻，受伤不轻，被大家簇拥而退。
攻打宁远城无果而终，这是老罕王无法忍受的，自二十五岁用兵以来，头一次蒙羞，他岂能善罢甘休，即使宁远城不破，也让它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无用之城。蒙古战将武纳格临时受命，杀向大明王朝辽东的后勤供给之地——觉华岛，寸草不留。
失去双目的瑙岱，获得了另一种灵光，萨满之神耀满他的身心，他突然浑身乱颤，牙齿咬得直发响，大声劝阻老罕王，不要妄加杀戮，天神会抽走罕王的阳寿。老罕王根本不向天神乞寿，依然下令，屠岛！
于是，武纳格的蒙古铁骑踏着海冰而去，所到之处，风卷残云，岛上七千军七千民，无一幸免，大火燃烧七天七夜，王朝积累数十年的战略物资，付之一炬。高奏凯歌的袁崇焕，实际上和他的王朝一样，共同维护着一场虚假的胜利，满足着一个王朝的虚荣心。老罕王的那把火，已经烧透了王朝的根基，后来的袁督师，每一次向朝廷催钱要粮，都是在抽走王朝最后的精气神，否则他的士兵怎会在饥寒交迫中一次又一次地哗变？
最初的时候，老罕王视瑙岱的劝阻为诅咒，打了四十几年的仗，早已遍体鳞伤，并没有在乎南蛮子的那一炮，依然率着八旗军讨伐叛逆的蒙古部落。他骂着瑙岱，像你的阿麦（父亲），骨子里偏向汉人。后来，老罕王的伤久治不愈，泡了狗儿汤（温泉）也不见好转，才相信了瞎子骑士的话，封瑙岱为随军大萨满，于当年秋天含笑而去。
他用自己的生命，做成一把钥匙，为子孙开启了另一个王朝的大门——大清。
随军大萨满瑙岱，第二年春天，又一次来到宁远城。他在城外敲手鼓扭腰铃，向天神问卜吉凶，而内心深处，谋略早已成竹在胸了。可惜的是，对手袁崇焕是个战略家，恢复了被大明放弃的锦州城，筑牢了去年受损的宁远城，锦宁两城之间互为犄角。老罕王的继承者皇太极采纳了瑙岱的建议，围城打援，困死锦州，以逸待劳，歼灭宁远增援之敌。可袁崇焕只派出猛将满桂游走于两城之间，待机而战，主力依然守在宁远城，不管锦州打得多么惨，不为所动。
八旗的铁骑，优势在于旷野，既然诱敌不出，只能分兵强攻。皇太极最终没能克制住急于求胜的心态，和父亲一样被袁崇焕激怒，扛着替父报仇的大旗强攻宁远城。双方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炮战，八旗的土炮终究没敌住红夷大炮，皇长子召力免贝勒、皇四子浪荡宁谷贝勒在激战中，双双中炮阵亡。
宁锦之间，近一个月的消耗战，双方均已筋疲力尽。皇太极只好罢兵，返回盛京。一战丧失两子，皇太极并未感到悲伤，女真人以战死疆场为荣，寿终正寝为耻。老罕王之死，也非完全因伤不治，是耻于未能攻克宁远城，忧愤而终。女真人的报仇，不是为了偿还血债，而是为了荣誉，为了雪耻。
归还盛京的路上，大萨满瑙岱领着人群，围着装着两个贝勒骨灰的坛子，载歌载舞，庆祝两个勇士去护卫天神阿布凯恩都里。
虽说此战功败垂成，却是明金之间一场真正意义上斗智斗勇。不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并无伤及汉民与村落，皇太极采纳了汉臣及大萨满瑙岱的建议，不要殃及无辜，锦宁之战的久攻不克，无果而终，皆缘于从前的屠城屠岛屠村，使本来散沙一团的辽东汉人，军民携手同心，背水一战，置生死于度外，死中求生是唯一的希望。
从此，皇太极走上了一条攻心为上的战略。三年之后，崇祯帝中了反间计，磔刑了袁崇焕。再与明军作战，便有些猫戏老鼠的味道了。后金改成大清，单一的女真族改为融合的满族之前，八旗军中，已有大量降服的汉人。辽东地界上，只剩下祖家军这支劲旅不来纳降，皇太极对此耿耿于怀，发誓要收入囊中。
找到祖家军，围而不歼，成为皇太极新的游戏规则。第一次，将祖大寿水泄不通地围困在大凌河城内，围得城内草尽粮绝，牲畜吃光，树皮扒尽，强兵吃弱兵，人吃人，吃得骸骨成山。本来，此时攻城，可一鼓作气。皇太极偏不，反正我不屠城，让你自相残杀，弄得祖大寿黔驴技穷，只得把副总兵何可纲杀掉，出城诈降。皇太极明知其降有诈，却不识破，给祖家军吃饱喝足之后，“放虎归山”，任其逃回锦州。在他内心深处，不可战胜的祖家军，已经是个纸老虎了。第二次将祖大寿围在锦州城内，人骨为柴、人肉为食的那一幕惊人再现，只不过这一次，想诈降也不成了，祖家军早已军心动摇，祖大寿老老实实地做了汉军正黄旗总兵，只是拒绝上战场与汉人厮杀。皇太极用了十五年的耐心，最终收降了辽东祖氏军事集团。
那一年离崇祯帝吊死煤山，只差两年。
瑙岱第三次来到宁远城，是失明之后的十八年，从十八岁起，他整整当了十八年的随军大萨满。十八，是他命中注定的一个坎儿，宁远城仿佛有一道无形的绳索，羁绊住了他前行的步伐。
那是1644年，农历甲申年，和我正在写此文的2016年一样，也是猴年。那一年的纪年，斑驳陆离，呈现出史上少有的奇观，一方国土，四朝天子：大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大清世祖顺治元年，大顺朝永昌元年，大西朝大顺元年。历史给了四个人同样的机会，可胜出的却是年仅七岁的福临。李自成与张献忠是带着火把与刀枪，野蛮与仇恨，入京掠城。朱由检带着一个王朝的无奈和绝望，走向煤山。而福临呢，带着父亲留下的大清律法，还有为大明皇帝复仇的“正义”，堂而皇之地迁都北京。
假如李自成进军北京，崇祯帝不是死要面子，不把守京城当成守江山一般，弃京而走，依赖关外铁骑，仍有机会收复河山。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崇祯帝惶惶不可终日，下令弃守宁远，入卫京师。宁远总兵吴三桂携三万军十万民入关，行前将宁远城付之一炬，“不预资敌”，城内各等军民设施均被焚毁，仅剩空城一座。
太祖、太宗两代帝王殚精竭虑十八载，未曾攻克宁远城。顺治帝福临刚一继位，便福顺双临，不费一兵一卒，宁远城唾手可得。正所谓“宁远失，大明亡”，优柔寡断的朱由检在劫难逃了。 瑙岱随摄政王多尔衮的大军来到宁远城外时，突然浑身剧痛，虽然，他的眼睛无法看到，身子却清晰地感觉到，脚下就是当年替老罕王挡炮的地方。十八年前，宁远城的大炮夺去了他的双目和一条胳膊，皮肉之中，至今深藏着无数的铁砂，伤痛与刺痒一直如影随形，只有和天神交流那一时刻，疼痛才被暂时领走。
宁远城外，剧烈的疼痛令他寸步难行，甚至骑在马上，也会痉挛而落，无法继续做随军的大萨满了。
江山初定，藏传佛教盛行，萨满已走下神坛，普惠民间。瑙岱留下了，不再随大队人马踏着一片石上未干的血迹，跨过九门口，入主中原。陪着他留下的是一批老少妇孺，阵亡勇士的新寡。瑙岱初长成的两个儿子，随旗主入关，去收拾大明破碎的山河。
尽管宁远城内军营民居与衙门尽毁，可文庙尚存，残损的砖瓦与房木，聚集起来，仍可搭就成片的屋舍。瑙岱领着的那群不能上马提刀、下马杀敌的“皇家遗弃”之人，完全可凭胜利者的姿态，大张旗鼓地入住宁远城。可是，他却领着族人向北退却八里，在山坳间搭设简易居所，将大家安顿下来。
尽管城内人影皆无，城外人烟罕见，每天日出，瑙岱们带着包衣、工匠和车马，进入宁远城，搭房建屋，劳作不休。日落时又脚踏余晖，涉河过冈，回到居住之地，耕种渔猎，聊以果腹。
城里的房子，一片片地恢复了，没有眼睛的瑙岱，长了眼睛般，将祖氏家宅、吴三桂的旧宅，修复得几近原貎。院子里的三进回廊，院门口的石狮子，院门前的拴马桩，院门外的影壁墙，修葺一新，几乎找不到火烧的痕迹。还有，南街上被烟熏黑了祖大寿的头道牌坊，祖大乐的二道牌坊，被擦洗得干干净净，随时恭候祖氏兄弟回家。
众人不解，大明江山已收入囊中，天是满人的天，江山是爱新觉罗家的江山，身为皇族，入城为主，理直气壮，没必要为了讨好祖家与吴家，退居城外。再者说，城是祖家外甥吴三桂放火烧的，与旗人无干，没必要替他擦屁股。
瑙岱突然间浑身战栗，神帽上雉鸡翎颤抖起来，神裙上系着的腰铃叮咚作响，一只胳膊舞成了蛇的样子，另一只空袖子云一样飘来飘去。萨满之神又附进了瑙岱的身体里，他边唱边吆喝，天神警告旗人，十万之众降服亿万汉民，不敞开天空般的胸怀，怎能容下芸芸众生，宁锦之地，乃关内外之咽喉，盛京之门户，保龙脉之畅通，必兴宁远之城，仅凭旗人，力所不及，难改蛮荒。
众人恍然大悟，瑙岱以萨满之身留下来，是来疗治关外汉人被战争蹂躏的伤痛之心。他把空无一人的宁远城，当成满汉之间交融，共奉天意的友谊之城。十八年前，王的骑士瑙岱，只是个尽责的护卫，现如今，他的血管里已经流淌起了皇家的血脉，幼帝能否坐得稳江山，也有他瞎子萨满瑙岱的一份职责。
瑙岱几次入关，寻找祖氏家族，坐在炕头上说服他们回迁宁远。几次进京，拜访隐居的祖大寿，劝其回乡省亲祭祖，率宁远乡民重归故里，操持旧业，躬耕纺织，兴盛六畜，繁茂工商。
诚以动人，祖家率先返乡。那些流离失所的宁远乡民，还有逃荒出来的河南、山东的饥民，随着瑙岱的脚步，踏出山海关，来到了旷野千里的关外。
女真遗风，夫丧妻嫁，八旗子弟，多亡于战场。瑙岱又充当起了媒人，将寡妇一一嫁给流浪而来的汉人。那些只会担担子、不会拿刀枪的男人，捡了个大便宜。此后三百年来，宁远城土生土长的姑娘媳妇，说话大声摆气，做事颐指气使，大概与满族女人当家有关。
瑙岱一生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京城接灵。顺治十三年（1656年）他以萨满之身，将病逝的祖大寿灵柩接回宁远，在城西的西河之西安葬下去。此后，残缺之身，再无萨满附体。
又是一个十八年，宁远城又恢复了生机，城内四街，人稠屋密，满汉混居。一条黄土大道，直连北京与盛京，商贾、漕运、驿站各色人等来往络绎不绝，衙门、寺庙、集市人声鼎沸。宁远已成两京之间重要枢纽。
宁远城乡，旗人、汉民早已服饰一致，容貌相同，难分彼此。而瑙岱一族，仍居乡里，四周村落皆为汉民，与人交往尽说汉语。汉人以单字为姓，瑙岱嫌通报姓名麻烦，也不愿听到爱新觉罗氏怎会沦落乡野之中的疑问，干脆取其意，改汉姓为金。乡临村子的人，称其为瞎子金大神。
入主中原之后，爱新觉罗家族，人丁旺盛，忽略了曾有一支遗落在宁远城外，以至于皇家族谱的丁册里，瑙岱居然卒年不详。直至康熙五十二年，才突然追寻起这支遗落的皇族，恐其子孙湮没，给予了红带子，可最终还是湮没了，丁册中记载，七世后，无嗣。
舅爷爷讲到这里，哑然一笑，自嘲道，我金仕膺难道不是瑙岱之后吗？
我不否认舅爷爷的口若悬河可能有虚构的成分，旗人向来有表演的天赋，没有他的天马行空淋漓尽致的表述，我或许无法破译姥姥的那句话，也不会明白显祖宣皇帝和我有什么关系。
二
毕竟，从小到大，我受到的是汉文化的熏陶，姥姥摇一下太平鼓，卷一次旗人的发髻，就会当成封资修，鼓被烧了，头发被剃了一半，胳膊吊在房梁上，推来搡去，让姥姥认罪。 放下来时，揉了小半宿，手指头才过血。姥姥格格的暴烈脾气不改，照骂不止，直至亡于“文革”后期，嘴也没服软。母亲却害怕了，极力掩盖自己的满族身份。我身上满族的印记，是成年后添加上去的。弱冠之年，赶上了民族身份的重新确认，母亲在表中毅然填上了满。因为她得到了奶奶的赞成，奶奶和姥姥一样，也是旗人，会用满汉夹杂的话骂人。奶奶是正蓝旗。
好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没有忘记，我的一半还流着汉人的血，我承认，我是个没有民族立场的“杂种”。现在，我用汉人的眼光看那段历史，看生我养我的宁远城。我的第一份职业，是乡村历史教师，每一次回到城里，望着城门楼与牌楼，都让我浮想联翩，一下子把我扯到三百多年前宁远城明亡清兴的那六十年。
宁远最早称为卫城，始建于宣德三年（1428年），是明王朝在辽东二十五个卫中，设立最晚的卫城，共辖七个千户所。最初设卫，只为保护辽西走廊的畅通，防备兀哈等蒙古部落侵扰与劫掠。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二百年间，明王明依托宁远卫城，打退了兀良哈部近二十次成规模的进攻，保住了王朝通往辽东、节制附属国朝鲜的咽喉，直至建洲女真的崛起。 从消极的层面上看，战争是一种破坏，是生命与财富的凋零，但从积极的角度去思考，不同民族的激烈冲突，同时也带来了民族的大融合。在中国的版图上，辽西走廊的民族成分与文化背景，也是数得上的复杂。修长城的义乌人带来了江南文化，逃荒过来的山东与河南人带来了中原文化，蒙古人的频频入侵，又在这里植下了草原民族的基因，旗人浩浩荡荡地入关，又丢下了一批不愿离开东北的遗老遗少，又种下了渔猎文化的根。朝鲜人入京朝供，宁远州（清初撤卫设州）是重要的驿站，来来往往的不算，光是死在宁远城，埋在城东的高丽坟，就占据了整整一座小山。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我们需要《李朝实录》佐证。日本与清王朝交流，陆路之上，辽西走廊是唯一通道，大批僧侣和文人，通过朝鲜半岛，经辽西走廊，到中原腹地寻访文化。小小的宁远城，名人掌故，奇文秩事，如湍湍流水，贯穿南北，无止无休。所以，有学者称辽西走廊为“诗书走廊”。虽说走廊有过客之嫌，但各种文化，在不经意间，都会丢下自己的种子。所以，宁远，这座因军事而起的小城，又因文化而兴，民族的博弈之后，便是“宁静致远”的文化交融。
直至民国初年，撤州为县，宁远改称兴城。
一座古城，就是一壶老酒，沉淀着永远说不尽也说不清的醇香，那就是文化，并根植到宁远城人的血液里，代代相传。兴城，从建城之日起，便有文庙相随，五百七十年间，文人雅士不断，及至今日，辽海大地，兴城籍的文人墨客、政企高参、文化官员，不胜枚举。
历史的神经很脆弱，碰不得，但历史又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怕碎也得照。
一座名城，自然少不得名人，在中规中矩的大明王朝中，宁远城外来的名人袁崇焕，土生土长的名人祖大寿，算得上是两枚奇葩。这两个另类的狂人，自然会导演出历史上与众不同的曲目。
先说南蛮子袁崇焕吧。这位生于广东东莞古碣镇书生，本与行伍无关，三十五岁（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三年后（天启二年正月）入京觐见述职。此时，王朝依然沉浸在萨尔浒之战失败，开原、铁岭、沈阳、辽阳丧师失地的阴影里。忽闻山海关外重镇广宁失陷，满朝文武惶恐不安。
原本皇帝集权体制的大明王朝，曾经有一段很开放的文官集团在主政，皇上荒唐，大臣勤勉。自从万历皇帝清算了张居正，文官集团便学会了议而不决，看皇帝脸色办事，正所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辽东之事，也难免落入这个怪圈儿，群臣只会责怪巡抚广宁的王化贞，经略广宁的熊廷弼。袁崇焕不是朝堂之上培育出来的文官，心直口快，本该一心一意地说邵武之事，他却南辕北辙，偏说辽东。其实，谁都知道皇帝的心病，王朝的北大门被后金敲开了，没有一举定乾坤的良策，谁也不敢开言，恐怕一语说错，被送到辽东，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之路。只有袁县令例外，胸无成竹的时候，就敢放炮。
述职之后，本该回返。御史侯恂偏偏看好袁崇焕的“胆大妄为”，举荐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主掌疆域图籍、考核。就这样，袁崇焕由文转武，瞬间升迁，个中缘由，史料无载，也不好妄猜。总之，大明王朝末年最耀眼的将星，就这样冉冉升起。
广宁失守，“明帝震惊，廷臣惶恐”“皆以弃之关外，固守榆林（山海关）为策”，王朝上下充满了悲观怯战的情绪。唯独袁崇焕，也不和上司打招呼，迎着溃兵和逃难的辽民，望着“数万人皆野栖露处”，单骑出关。伫立于宁远城外，望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一城便是扼住关内外咽喉的要冲，是榆关之外绝好的战略缓冲地带，一旦失去，榆关再无屏障，突破榆关，“京师的钥匙”便丢了，中原腹地便会完全敞开。
返京后，袁崇焕不忌讳人言可畏，探望因广宁战败而革职的“罪人”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崇焕答，主守而后战。廷弼闻之甚喜，转而叹息，恐怕朝廷又会派王化贞之流去掣肘，使其欲战不成，欲罢不忍。
袁崇焕奋笔疾书，向皇帝夸下海口，“予我军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此话正合皇上的心思，自从抗日援朝战争爆发，历尽艰辛终将日寇逐出朝鲜半岛，然王朝的国力已元气大伤。就连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造反，王朝都没有“根除祸根”的能力。此后，凡辽东之事，总是力不从心，接连败退，皇上也有了退关而守的心态。
正巧袁崇焕敢放出狂言，死马就当活马医了。刚刚被提拔的袁崇焕，旋即晋升为宁前后备佥事、山海监军，实际上，等于把关外全交给了他。也该着袁崇焕命好，上有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帝师孙承宗的鼎力支持，下有始终得不到朝廷重用的地方武装“祖家军”拱手相迎，他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之策，收效甚佳。四年间，招回流散辽民十余万，募兵三四万，屯田五千顷，收复辽东失地二百里，重修锦州、大凌河、松山、杏山城堡，筑高夯实宁远城墙，形成一道宁锦防线。
然而，大战来临之前，王朝的软弱性又暴露出来，居然诛杀熊廷弼，传首九边。大臣们只求自保，恐怕因失城而获罪，退守榆关的论调甚嚣尘上。此时，高第已经替代孙承宗经略辽东，成为袁崇焕的顶头上司。王朝中又出了一个王化贞，素不知兵，畏敌如虎，命尽撤关外守军，凭榆关天险，保自身平安。
袁崇焕与高第意见相左，针锋相对，“兵不可撤，城不可弃，民不可移，田不可荒”“宁前誓与宁远共存亡”，甚至将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接到宁远，以示其决心。王朝的等级制度森严，一声令下，没有不撤的道理。袁却不把高放在眼里，本来就我行我素地想“一人足守此”，便越级直接写信给首辅叶向高，晓之厉害。还好，叶向高与孙承宗交情甚笃，才没让高第手中的尚方宝剑砍了他的脑袋。
可由此而来，袁崇焕与官僚集团，乃至宦官集团都结下了梁子。
假如，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独留两万人在关外孤城宁远，与后金大战失利，袁崇焕就会彻底地淹没在历史里。可苍天偏偏眷顾他，四年练兵修城，整饬边事，功夫总算没有白搭，借助将士与“祖家军”的勇猛，还有火器的充足，终于守住了孤城。
其实，所谓“宁远大捷”，难免有侥幸的成分。不足两万人，一座孤城，况且努尔哈赤早已探明，拥兵于榆关的高第，根本没有胆子派兵驰援，困也能把袁崇焕困死。是努尔哈赤过于轻敌和急于求成，成全了袁崇焕。若不是被那一炮击中，再无战略头脑的人，也不会撤兵。 王朝太需要一场胜利了，提振一下民心。官僚集团也需要一场胜利，别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甚至，宦官们也需要一场胜利，博得皇上的欢心。
所以，举国欢腾，朝野相庆，皇上下旨，提升宁前道袁崇焕为辽东巡抚。
可是袁巡抚却更加忧心忡忡，他深知后金大军早晚会卷土重来的。借着为老罕王努尔哈赤吊唁之机，派一个与军政毫无瓜葛的特殊人物——李喇嘛，携带着袁崇焕亲书的议和信件，来往于盛京与宁远之间。议和正合皇太极之意，喀尔喀蒙古和朝鲜李氏王朝正在大明与后金之间摇摆，恰好借机清理这两个后患，稳住自己的后院，防备与大明征战中，背后有人捅刀子。
本来，议和就是假的，只有李喇嘛一个人是认真的，不辞辛苦地奔走在盛京与宁远之间。双方你来我往的书信，虽都说和为贵，言语之间却都在攻讦和贬损对方。议和给了袁巡抚的时间，也给了皇太极的时间。李氏王朝在八旗子弟的强攻之下，向后金俯首称臣，同时也安抚住了喀尔喀蒙古。袁巡抚也利用这一年多的议和时间，巩固了锦宁防线。
双方摩拳擦掌，都在准备着一场生死决战。事实上，议和这一年多，新任大汗皇太极以俯视天下的眼光，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再打大明，便无后顾之忧。新任巡抚袁崇焕不过是战术上的胜利，被动地垒牢了家门而已，格局依然是巡抚级别。
然而，即使如此，未经王朝准许的议和，袁巡抚还是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第二次宁远之战，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智者的交锋，皇太极用尽诡计，袁崇焕稳坐钓鱼台，进退自由，尽掌主动，二十四天二十八仗，仗仗打得有板有眼。皇太极调虎离山之计最终落空，只好退兵。这一仗，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袁巡抚满怀欣喜给天启皇帝上疏，“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
又一次举国沸腾。
可是，朝廷封赏，作为宁锦大捷的总指挥，却极为尴尬，排名到第八十六位，“升官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缫丝二表里”。就连一群在皇帝身边鼓噪的宦官，也得到封侯重赏，一夜之间鸡犬升天。
群臣哗然，袁崇焕也不解，得到的答复是“设计太奇，不急援锦州”，宁远将士为此愤愤不平，主帅得不到封赏，自然，浴血奋战的将士，封赏也会为此降低，一时间，心灰意冷。此时，如果袁崇焕选择韬光养晦，也许历史会重新改写。可惜，历史不容假设，袁崇焕犯了书生意气，递上一纸《乞休疏》，称病回归故里，不陪皇上玩了。
在儒学盛行的大明王朝，如此率性，除了海瑞，也就是袁崇焕了。
该着天启皇帝短寿，执政七年，没等留下一男半女，就呜呼了，其五弟朱由检受遗诏即位，便是崇祯皇帝。崇祯帝除阉党，杀魏忠贤，当年十一月重新起用袁崇焕，授右副御史、兵部添注左侍郎事。第二年四月，又授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督师蓟、辽、登、莱、天津防务，实际上将围绕渤海和黄海北部的军事指挥权全交给了袁督师。
袁崇焕踌躇满志了，跪拜叩见皇帝时，有点儿得意忘形，居然拍着胸脯，承诺五年复辽。一言既出，他立刻感觉出话说得太满，过头了，可在皇帝面前覆水难收，只好提些苛刻的条件，如工部、户部四大部门倾其所有，支援复辽。皇帝连想都没想朱笔御批。袁督师又说，“凡有利于边疆之事，皆不利于自身”，言外之意，有什么流言蜚语，都是正常，请皇帝莫信。吝啬的崇祯，出奇大方，只要王朝有，要什么给什么，甚至将尚方宝剑赐予袁督师，代皇上执掌辽东事务，遇事可先斩后奏。
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吗？皇上是你的大后台。袁督师没辙了，他忽略了他是朱家的臣子，不是谈判对手皇太极，可以说说大话，也可以出尔反尔。只能奔赴辽东，呕心沥血地实现“五年复辽”的宏伟承诺。
实际上，袁督师倒是希望崇祯帝退一步，多疑的崇祯，从来没有像信任袁崇焕那样，信任一个人。袁督师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奔赴辽东，处理的第一件事儿是宁远士兵的哗变。王朝立国之初，乞丐皇帝朱元璋脱不掉抠门的毛病，舍不得给官员充足的俸银，一个王朝，一直以低薪著称，莫说普通军士，就是七品县令，薪俸也仅仅是维护全家果腹，家中没有丰饶的土地，无法在官僚集团中游刃有余。当兵吃粮，不给饭吃自然要引起众怒。
幸好祖氏军事集团不靠国家，而是自家奉养，减轻了袁崇焕更多的压力，袁督师借来钱粮，平息了士兵的哗变。
五年复辽，需要一个统一的军事部署，可除了锦宁铁骑，袁督师却没有完整的军事指挥权，需要重新整饬军纪。此时，驻守在皮岛（今朝鲜铁山半岛以南的西朝鲜海湾）的东江总兵毛文龙，对袁崇焕五年复辽计划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吹鼓起来的猪尿脬。毛总兵是绿林起家，一直以来是后金的肘腋之患，深受天启皇帝的器重，加左都督衔，挂将军印，同样持尚方宝剑。
两个尚方宝剑碰在了一起，谁杀了谁都有先斩后奏之权。袁崇焕毕竟是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还是太子太保，官大一级。领着一行人等视察皮岛，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地用尚方宝剑斩杀了毛文龙，抓回了东江军事指挥权。
袁督师又一次授人以柄。
至此，皇太极已经不再把袁崇焕放在眼里了，袁崇焕考虑的是战术，而皇太极考虑的是战略。袁崇焕的眼光只在辽西走廊，以宁远为基地，匡扶辽东。而皇太极是以盛京为基点，征服四面八方。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初二，皇太极率十万大军绕过宁远，取道科尔沁草原，突破了遵化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袁崇焕接到檄报，大吃一惊，五年复辽的承诺，在八旗的铁骑之下，突然间变得一文不值。
尽管关宁铁骑及时赶到北京，一番血战，赵率教全军覆没，力战而死，猛将满桂中箭如麻，祖家军也伤亡惨重，最终保住了京城无虞，然而崇祯帝再也不相信袁崇焕了。就连进城面君的请求也被驳回，想进城，别想走城门，坐着抬筐被士兵们拉上城墙吧。皇太极败走之前，实施反间计，故意让被俘的太监听到他与袁崇焕有密约的消息，随后装作不经意，让太监成功脱逃。
袁崇焕的豪言壮语和我行我素，终于让自己吃到了苦果，直接被崇祯帝投进了大狱，罪名是“擅主议和、通敌胁款、专戮大帅”“欺君罔上，图谋不轨”。皇帝的承诺不再算数，流言蜚语也信了，尚方宝剑也失灵了。皇帝可以宠你，那是需要你时，也可以像狗一样丢弃你，因为你的言行损害了王朝的形象。至此，熊廷弼的悲剧在袁崇焕身上重演，除吏部尚书成基命，袁的下属祖大寿，满朝文武居然没有几个人为袁崇焕求情，就连他的老恩师孙承宗，也三缄其口。 如果说崇祯帝仅仅因为中了反间计，肯定会立刻杀之。在犹犹豫豫中过了八个半月，终于下决心将袁崇焕磔于西市。崇祯帝恐惧大臣不忠，恐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超过了对敌人的恐惧。皇太极知道袁崇焕这个南蛮子难对付，没有战败，却拂袖而走，故意把一个谜团丢给了多疑的崇祯帝。
为了杀袁崇焕，崇祯帝也造足了舆论，市井街巷，路人尽知袁崇焕“召敌”“献地讲和”，朝廷定的罪名是“咐托不效，专悖欺瞒，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斩帅”。
行刑之日，京师万人空巷，袁崇焕被磔时，“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争啖其肉，食时，必骂一声”，袁崇焕“皮肉以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也”。
若不是许多年后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公布当初崇祯帝中反间计的前因后果，这段公案，或许是千古之谜。崇祯帝杀袁崇焕，是为了震慑文官武将，别对皇上别有二心。乾隆帝平反，则是显示宽宏大度，笼络广大汉族精英。各有各的用心，悲哀的只有袁崇焕。
临刑前，袁崇焕做了一首《绝命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也难怪袁崇焕死都不会忘了辽东，为官九载，七年在宁远城。
再说一说宁远城土生土长的人物吧，祖大寿是纯粹的武将世家，他可不像袁崇焕那么“傻”，不图什么功名，也没想登上庙堂之高。祖孙八代为大明朝镇守宁远长达二百一十二年，早已是宁远名门望族。从国家的层面上讲“一座宁远城，半部明清史”（阎崇年语），可从一座城的角度来说，可谓“一座宁远城，半部祖家史”，若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变故，祖大寿会守着宁远，直到终老。
祖大寿生得高大凶悍，孔武有力，自幼习武，素有翼德之勇，不失凤雏之智。天启初年，任广宁巡抚王化贞部中军游击。广宁之战，王化贞与熊廷弼意见不和，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不懂兵的巡抚带着大量的兵马，懂兵的经略仅有五百兵卒守广宁，王朝的这种重文轻武，用文官掣肘武将的模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精明的祖大寿岂能参不透其中的玄机，才不会让自己的“子弟兵”舍身拼命，带着他们逃回宁远。这还不算，他还害怕努尔哈赤追到宁远城，干脆躲到觉华岛上，反正后金没有水军，你能奈我何？
后来，主将熊经略掉了脑袋，传首到九边时，他看着死不瞑目的熊经略，庆幸自己没被朝廷选为主将。
祖大寿出色的军事才华是被袁崇焕激发出来的，明末文史学家夏允彝云：“大寿家富而勇，曾犯法，几被戮于承宗，赖崇焕力救，故相得甚欢。”所谓的曾犯法，便是逃到觉华岛之事。毕竟孙承宗为袁崇焕的恩师，这个面子，老师给足了学生，救命之恩，足可以让祖大寿涌泉相报。
雄踞一方的地方势力，难免会局限于自己的利益集团，祖大寿也逃不出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个怪圈儿。但祖大寿并非有勇无谋，两人交好之后，袁崇焕的胆识和谋略与祖大寿的想法和见识不谋而合，两个人文武之间相得益彰，配合得相当默契。不管怎么说，国与家是难以分割的，袁崇焕的到来，让祖大寿的国家利益、集团和个人利益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辆战车上。所以，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祖家军清肃内奸，坚守城墙，浴血厮杀，非常顽强。第二年，宁锦大战，驻守锦州，硬是顶住了皇太极一波又一波的强攻，没让皇太极“诱敌之兵，旷野决战”的计策得逞，反而趁皇太极主攻宁远之际，率精兵四千，尾随而至，与城内互为犄角。皇太极劳师远征，终不能敌，退之。
宁锦之战，袁督师沮丧至极，抱病辞职，祖家军因固守锦州有功，出尽了风头，祖大寿被擢升为前锋总兵官、挂征辽将军印，祖家满门获封官职，兄弟子侄十余人上至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辽西走廊各要塞，守将均为祖家人。
祖大寿是个很实际的人，封赏越多，越是胆战心惊，王朝的惯例，谁被推到前台，谁离上断头台就不远了。更何况，袁崇焕诸多的“逆天之举”，祖大寿均为参与者。好在天启是个短命的皇帝，兄终弟及，崇祯一即位，立刻重新起用袁崇焕，祖家军又有了挡箭牌。
这个挡箭牌在崇祯二年（1629年）确实是为祖家抵挡了一次灭门之灾。试想，若不是皇帝重新起用袁崇焕，由祖家牵头复辽之事，祖家能阻挡住皇太极绕开宁远，取路蒙古，攻击京师吗？毋庸置疑，皇太极的战马，不会听别人吆喝的。
祖大寿随袁崇焕驰援京师，血战后金。闻听主帅被皇上扣留入狱，祖大寿上疏乞求，愿以功名官职赎崇焕。皇帝岂能被臣子要挟，不准。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祖大寿一怒之下，不管皇帝的死活，带着“祖家军”返回辽东，反正“祖家军”也不是他娘的皇帝花钱养的。
倒是袁崇焕，儒家思想浓重地融入血液，奉皇命修书给祖大寿，劝他回来保卫京城。可以想象，自己含冤下狱，还要劝说别人，当时的袁督师，心里该有多么悲摧。
祖大寿见信，号啕大哭，全军亦泪流满面，就差素缟回师了。尽管祖大寿没有背离王朝，继续拿子弟兵的鲜血捍卫皇帝的尊严，可皇帝却不这么想，你们都是我的子民，君叫臣死，臣必死，何况普通将士？皇上心里老大不爽，我皇上下旨不管用，你袁崇焕一封信就给叫回来了，一旦放你出狱，那不是放虎归山吗，还不得和王朝分庭抗礼？
大战过后，祖大寿与皇上不辞而别，率领袁崇焕的旧部——关宁铁骑，马不停蹄赶回宁远锦州防线。皇帝只能叹惜，辽东是他的脸面，不能让皇太极乘虚而入，必须守住，只能眼看着祖大寿独自做强。他深知，离开祖家，就等于失去所剩无几的辽东。不管他信任与不信任祖大寿，都得使用。
此后，祖大寿与崇祯帝之间，若即若离，皇帝三次召他觐见，也故意称病不去，皇帝也无可奈何。虽说祖大寿文韬略显不足，但岳飞的“岳家军”，他不是不晓，天下岂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道理，山是江山，皇帝的专属。何况更有本朝不久前荡平倭寇的“戚家军”，王朝的军队都是国家的，岂能成为你戚继光私人的军队？姑且让张居正这棵大树遮你几天阴凉，最终没有清算你脑袋上的这颗人头，是念在你荡平倭寇有功，顾及王朝的面子。
所以，那几年，祖大寿一直游弋于崇祯帝与皇太极之间，在两个强者之间的夹缝里，寻找到了一个波澜不惊的台风眼。不管在哪打仗，他都坚守一个原则，绝不孤身离开军营，生怕东厂的特务把他抓去，落得和袁督师一样下场。 可皇太极不这么想，抓了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不但不杀，留下来当贵客，送好宅，供美食，对祖大寿虚位以待。收降祖大寿，成了皇太极坚定不移的信念，只要祖家军为我所用，大明必亡。
大凌河城是守卫锦州的前沿，据河而守，多一道天险，可保锦州无虞。祖大寿想到了，皇太极怎能想不到？大凌河城修了不到半个月，城墙雉堞还没修完时，皇太极大军便兵临城下，将大凌河城团团包围。城内仅有一万六千人马，祖大寿被迫关闭城门，仓促应战。城中粮草仅够几天之用，围了不几天城中就断粮了。将士无不惊恐万状，祖大寿作过几次试探性的突围，都被杀回。无奈之下，只好坐困愁城，盼望援兵。十天后，估计粮草已绝，皇太极便开始劝降。祖大寿却在唱高调，不予理睬。皇太极玩了一出猫捉老鼠的游戏，冒充明军增援。饥饿难耐的祖大寿果然上当，率军出城相迎，被杀得损失惨重，再也不敢出城应战。
援兵四次来援，均被击溃。大凌河城被围了三个月，城内的粮食吃完了就杀马吃，马吃没了，就杀人相食。此时，大凌河城可谓不堪一击，双方却一箭不发，只有特使相互往来。祖大寿被逼无奈，杀了宁死不降的副总兵何可纲，大开城门，率众将到皇太极大营，跪拜求降。皇太极以女真人最高贵的礼节抱腰礼相见，双方登坛发誓祭天，结为兄弟，永不为敌。
可是，喂饱了肚子，养足了精神，祖大寿借故带着众人逃回了锦州，立刻组织防御，继续与皇太极叫板。皇太极一笑了之，反正成功地给祖大寿身上泼了脏水，那就成了他手中风筝线，收放自由了。
辽东巡抚丘禾嘉向朝廷参奏祖大寿率队献城投降，崇祯皇帝连下旨问罪的勇气都没有了，反而提升祖大寿为左都督，继续统领辽东军务。还特命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表彰祖氏世代镇辽的功勋。如今挺立在宁远古城里的头道牌坊，便为祖大寿修建的，第二道牌坊是为其堂弟祖大乐建的。
颇具玩味的是，牌坊正中的门楣之上“玊音”二字。玊字有点从王的意思，也是有瑕疵的玉之意，可见崇祯的复杂心态一目了然。他对祖大寿拥兵自重已经既无可奈何，又心有不甘。
祖氏集团对“玊”字岂能不懂，工匠以皇上只是点头允建牌坊，并无金口玉言搪塞之。祖大寿心知肚明，降了能怎样，还不是你皇上逼的，杀良臣，诛良将，贬首辅，自以为是，又朝令夕改，谁在你身边谁不是提心吊胆，反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反就是忠臣了。
及至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农历三月，松锦之战，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松山被俘，被围困了整整一年的锦州粮绝援尽，城中杀人相食的惨状再度重演，祖大寿率部众开城出降。从第一次诈降到第二次真降，皇太极可谓极具耐心，终于将辽东最强悍的“祖家军”收入囊中。此时，皇太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赞许祖大寿为“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
从内心深处，祖大寿决不想降，拥兵自重，不过是求自保而已，若没有袁崇焕被枉杀，他不会被清史稿列为贰臣。他是被皇太极拔了根的浮萍，灵魂已经无处收留。
写到这里，自然想起好友张宏杰的历史大散文《无处收留》，张宏杰写的是生于中后所（绥中）、长于宁远城的吴三桂。祖大寿与最后降清的吴三桂，心灵的归宿何其相像，同样是无处收留。只不过舅舅轻描淡写地给外甥写过一封劝降书，心比身先死，后来没再折腾而已。因为张宏杰的《无处收留》写得极为精彩，对于吴三桂，我多说一句，都显得画蛇添足。
许多年后，乾隆皇帝东巡驻跸宁远，观祖氏石坊后，曾题诗“燧谨寒更烽候朝，鸠工何暇沿逍遥。若非华表留名姓，谁识元戎事两朝”。
时间能销蚀一切，是非功过如过眼烟云，即使有人再争论祖氏集团，也是极为少数的闲人雅士茶余饭后。
无人再识祖大寿。
三
兴城的宁远古城，每一块城砖都积淀着沉甸甸的历史。
民国时期，又有一拨人物从宁远古城中崛起，比如三次出任国民议长的吴景濂，还有他的表弟，直系军阀的三号人物、直隶省长王承斌，奉系中将郜汝廉等等。本来有意拉开架势写下去，因《鸭绿江》“古镇物语”栏目责编告我万余字足矣，我只好戛然而止，对民国年间的宁远城，另写一篇。
不过一些话还是不吐不快，史家对“曹锟贿选”一案，基本上是口诛笔伐，我却不能苟同。曹锟贿选的两位干将，吴王两个表兄弟。吴景濂拉人场，把国民议员留在北京开会，王承斌找钱财，给议员们发三至五千块大洋，做车马费。
历史就是历史，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是过眼云烟，即使没有曹锟，还会有李锟赵锟，在没有民主基础的时代，不产生怪胎，那才是奇怪呢。至于贿选那些乱糟糟的事儿，兴城人不感兴趣，除了众说纷纭的史料和轶闻，也留不下什么，可宁远古城却是这场贿选的最大受益者，王承斌拉来的钱财没花尽，还剩下二十万块现大洋，干脆全送给了家乡，用于修缮宁远城内破损的文庙。
诸位看客进了文庙，沿照壁、棂星门、泮桥、戟门、大成殿、崇圣寺这条中轴线一路走下去，所有的砖雕、脊兽、雕梁画栋，基本上保持着民国年间原有的旧貌。古柏梧桐遮避满院，小桥流水独具风味，即使酷暑难挨，这里也是阴凉舒适，有着自己的小气候。历史会过去的，文化却源远流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庙尚未成为旅游景点之前，这里是县文化馆，在文化馆里培训过的人，有一批人已经是名贯全国的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摄影家。人都说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我想再补充一句，还有历代久居于宁远古城的仁人志士。
当然，仁人志士中，少不了官宦之人，更少不了当代兴城若干个执政者。全国众多的古城均在“文革”中寿终正寝，偏偏留下兴城这座唯一一座明清古城？文化的积淀，使古城的后人们多了一分理智，少了一分狂热。
当然，祖大寿的牌坊曾经在“文革”中也被拆除了，石头堆在城里的东南角几近二十年，可八十年代恢复时，居然一块石头都没少。古城里的人砌墙垒院，宁愿花大价钱从城外搬，也不伸举手之劳，把石坊的石头砌进自己家的院墙。在极贫时代，这也是奇观。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成了一个固有模式，而兴城却背道而驰，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拒绝了所有的污染企业落户。甚至有人拿出数十亿元，要大搞古城开发，兴城人也都拒绝了，宁愿将古城依然保持在原有的陈旧，即使重修，也不要利益驱动，要的就是古城的原汁原味儿。这么一种人文精神，在浮躁的时代，恐怕再难寻找。所以，在兴城，不必担心雾霾，大雾弥漫倒是晨练的好时机，省了用加湿器了。
清净的空气与水，对于大多数城市，已经是侈奢侈品，对于兴城来说，却是无偿的赠予，这样的好去处，谁不向往？从前的“不发展”，反倒为近五年兴城在绿水蓝天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前的城，仅局限于宁远古城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城墙以里才是兴城镇。现在，兴城成为许多人休闲养老的宜居之地，一大批新型移民悄然而至，有些小区居然以外地的地名命名，如龙江花园等。兴城已经成为沿海沿河“T”字形发展的大城，城区面积达到百余平方公里。宁远古城只是这个钉子尖儿上最锐利的一点，这一点，便是兴城文化的象征和精神的火炬。
当然，也不排除兴城独特的地理环境，春夏秋三季，吹进来的是海风，冬季吹的是来自千里旷野的北风。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霾，都没有能力侵入。
我有个蒙古族的作家朋友，叫郭雪波，他的妻子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教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在兴城的疗养院住了一个星期，居然痊愈，回去时，又能歌善舞了。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骑着自行车在宁远古城的小街小巷里到处游荡，冥想着每家每户的来龙去脉，在每一座老宅、每一面老墙前发呆，探访着祖氏家族都住在哪儿，吴三桂家住哪儿，吴景濂、王承斌家住哪儿，还有孙承宗、袁崇焕在哪儿办公？还有那些曾在宁远古城叱咤风云的人物，足迹留在古城的哪个角落？还有哪些遗落的故事，没有被人捡起？
过了天命之年，便喜欢安静了，有时翻一翻80年代版的兴城县志，不禁哑然一笑，砖头一般厚的县志，没有我的名字。而在最前面的几张彩页里，延辉街的全景中，有一个小小的身影，穿着灰色制服，骑着自行车，戴着小眼镜的人，却定格在了祖氏石坊下。
那个爱到处游荡的青涩小伙，就是我。只有我自己才能辨认得出来，我就是宁远古城培育出来的一粒小芝麻。
推开姥姥家的后门，青灰色的城墙，扑面而来，视野被完全遮挡，我渺小无比。掠过层层叠叠的条石和青砖，仰头向上瞭望，天被挤得很窄。头向东甩过去，眼光顺着城墙奔跑，被凸显的延辉门（南城门）和浑圆的瓮城截住，那种苍凉的坚强，便停留在眼中。
城门楼上没有门窗，只剩下斑驳的红门框，南北风畅行无阻，呼啸着冬天的声音。人字形屋脊上，枯黄的茅草，一簇接一簇地扎在瓦缝间，在风中左右摇摆。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宁远古城，那时，兴城还是座小城，城里人仅局限城墙以内，方圆不到两公里。城门之外，称为四关，房屋稀稀落落，居住着非农、菜农和庄稼人。尽管姥姥家紧贴城墙，一墙之隔，却把我们隔成乡下。那时称进城，是实实在在地走进城门以里。
那时，我刚刚脱离童年，成长为初生牛犊的少年，常和歧视我们的城里孩子发生冲突。他们手持红缨枪，在城门洞子里站岗，阻止我们进城，好像我们的脚会把城里踩脏。于是，我们这群乡下孩子扮演起了小八路，以攀爬十米高的城墙为乐，偷袭到城里孩子的背后，里外夹击，一举拿下城门。
许多年后，我已成年，望着高耸的城墙，盯着细小的墙缝，头发忽然直立，后惊无比，一旦掉下，肯定命丧黄泉。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居然无所畏惧。有一天，我终于想明白了，少年手脚未成，很容易插进墙缝里，更何况城墙还有枪林弹雨留下的孔洞。
姥爷看到我冒险，吓傻了，想喊我下来，却被姥姥堵住了嘴，怕吓到我，出了意外。在此之前，我曾多次爬过城墙，都在两米高时，半途而废，姥姥看到过，未置可否。那一次和伙伴们在一起，心高气盛，我一鼓作气，成功登顶。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傲视城里城外，以王者的风范，指点着城里的鼓楼、牌楼、文庙，还有一幢将军府，然后，从马道上冲杀下去……
我红着脸，拎着缴获的红缨枪，跑回家中，姥爷举着巴掌，以示警戒。姥姥却袒护我，称赞我不愧流有显祖宣皇帝的骨血，是男儿，就该这么干，攻下宁远城。
我不知道显祖宣皇帝是怎么一回事儿，我只知道，姥姥生着大脚片子，喊着大嗓门，经常把姥爷训得一无是处。有老姐妹不经意间叫她声格格，她脆快地答应，像得了奖赏。
等我弄懂谁是显祖宣皇帝，什么叫格格时，姥姥已过世多年，许多疑问也随之埋葬，我只知道，姥姥的死，与格格有关。我曾经追寻至姥姥的出生地，城北八里之外的元台子乡，探寻金氏家族的过去，却没有几人说得出所以然来。也难怪，从割辫子到扫“四旧”，金家一代一代人不是忙于掩饰身份，就是和祖宗决裂，族谱早就失传了。
直至不惑之年，一次偶遇，才使我明白了我四分之一血统里的秘密。在舅舅的引领下，我拜见了一位称作舅姥爷的老先生，老先生叫金仕膺，少小离家，供职于沪，专研文史，耄耋之年，方回老家，成为舅舅家的座上宾，他是姥姥那支金姓中最有出息的人了。我算得上是有幸之人，老人家唯一一次寻根之旅，与我不期而遇。
舅姥爷是姥姥的堂弟，他亲眼目睹了姥姥与姥爷的婚姻，他说，那是一场悲壮的逃婚，爱新觉罗（改汉姓为金）家族与吴姓人家世代为仇，吴三桂反叛后，皇家斩尽吴家成年子嗣，不再允许与吴姓人家通婚。至于姥爷是否与吴三桂有血缘关系，已无从考证，但姥爷姓吴，却是不争的事实，且明清两朝未曾离开宁远城，和生在中后所（绥中）、长在宁远城的吴三桂，撇不开干系。
托辛亥革命的福，姥姥抗争的结果是有了母亲，也让我有了所谓的“皇家血统”。
至于皇家血统的来龙去脉，是舅姥爷娓娓道来的。我坐在舅舅家的热炕头上，听懂了姥姥家族的来龙去脉。舅姥爷说，若不是顺治帝追封他的曾祖父塔克世为宣皇帝，皇家或许与姥姥无缘，姥姥的先祖并非太祖努尔哈赤的子嗣，而是太祖一奶同胞的弟弟，舒尔哈齐。
兄弟俩一块儿十三副铠甲起兵，一块儿统一了女真各部，一块儿西联蒙古、东讨朝鲜，战功不分伯仲。只是对待汉人的态度上，同生共死的兄弟产生了分歧，舒尔哈齐与辽东总兵李成梁结为儿女亲家，不肯相互厮杀，也有依赖汉人，自立为汗，与哥哥分庭抗礼的企图。努尔哈赤对此痛心疾首，好不容易才统一的女真各部，岂容再次分裂，更何况李成梁是他们杀父杀祖的幕后黑手，当初以七大恨誓师反明，岂不是儿戏？既然反了，就要抗争到底，哪怕以卵击石，在所不惜。
哥哥要对弟弟痛下杀手，巩固得之不易的统一。镇压弟弟，就意味着与大明全面开战，那时，努尔哈赤没有意识到，庞大的朱氏王朝已经败絮其内，不可思议地会被一枚卵砸得七零八落。那是万历三十七年（1608年），常年不上朝的皇帝，根本没把族内的火并当回事儿，更没有想到，零散、稀落，只会拿鱼叉和弓箭的女真部落，从此攥成了一个铁拳头，击垮了一个庞大的王朝。
努尔哈赤开始了断臂行动，捕杀了舒尔哈齐最为倚重的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扎萨克图，并将舒尔哈齐幽禁在黑暗的小屋，只留两个孔洞，一个送饭，一个接出屎尿。
就在两个哥哥血溅弓弦的那一刻，舒尔哈齐的十一福晋，生下了姥姥的祖先——瑙岱，乳名爱新觉罗·四十五（女真人的习俗，孩子出生时，父亲的年龄即为孩子的乳名）。瑙岱先天不幸，出生时父亲狗一样活着，母亲已被废为庶人，无权抚养子嗣，被老罕王努尔哈赤的侧福晋领养。
瑙岱与宁远城的爱与恨，皆缘于十八岁那年正月（1626年），那场影响深远的战事。那时，瑙岱已经成长为老罕王努尔哈赤的贴身待卫，被称为“王的骑士”。老罕王亲率十万大军，发誓拔掉宁远城这个楔子，让榆关之外无汉人。
守卫宁远城的，是名叫袁崇焕的南蛮子，带着两万来人，倚仗坚固的城墙，胜过千箭万矢的红夷大炮，还有土生土长的祖家军，硬是顶住了战无不胜的八旗军。关于于那场战事，各种史籍记录得很详尽了，我不再重复。舅姥爷传达史籍里没有的内容，仍然是瑙岱的故事。
那时，老罕王正恼怒于久攻不克，亲自披挂上阵，众人护卫而上，聚成人群。或许，瑙岱的萨满附体是与生俱来，否则怎会第一声啼哭就要掉了两个哥哥的性命。那一刻，他突然看到火光一闪，天神提醒他老罕王命悬一线，他便猛然驱马，护卫在努尔哈赤的身前。 老罕王刚要怒斥侄儿挡了冲锋的路径，炮声骤然响起。瑙岱的一条胳膊被削断了，双目被崩瞎了，战马颓然倒地，顷刻而亡。本来，红夷大炮对准的是老罕王，正是因为瑙岱的舍身相挡，才使老罕王躲过生死一劫。尽管如此，老罕王依然人仰马翻，受伤不轻，被大家簇拥而退。
攻打宁远城无果而终，这是老罕王无法忍受的，自二十五岁用兵以来，头一次蒙羞，他岂能善罢甘休，即使宁远城不破，也让它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无用之城。蒙古战将武纳格临时受命，杀向大明王朝辽东的后勤供给之地——觉华岛，寸草不留。
失去双目的瑙岱，获得了另一种灵光，萨满之神耀满他的身心，他突然浑身乱颤，牙齿咬得直发响，大声劝阻老罕王，不要妄加杀戮，天神会抽走罕王的阳寿。老罕王根本不向天神乞寿，依然下令，屠岛！
于是，武纳格的蒙古铁骑踏着海冰而去，所到之处，风卷残云，岛上七千军七千民，无一幸免，大火燃烧七天七夜，王朝积累数十年的战略物资，付之一炬。高奏凯歌的袁崇焕，实际上和他的王朝一样，共同维护着一场虚假的胜利，满足着一个王朝的虚荣心。老罕王的那把火，已经烧透了王朝的根基，后来的袁督师，每一次向朝廷催钱要粮，都是在抽走王朝最后的精气神，否则他的士兵怎会在饥寒交迫中一次又一次地哗变？
最初的时候，老罕王视瑙岱的劝阻为诅咒，打了四十几年的仗，早已遍体鳞伤，并没有在乎南蛮子的那一炮，依然率着八旗军讨伐叛逆的蒙古部落。他骂着瑙岱，像你的阿麦（父亲），骨子里偏向汉人。后来，老罕王的伤久治不愈，泡了狗儿汤（温泉）也不见好转，才相信了瞎子骑士的话，封瑙岱为随军大萨满，于当年秋天含笑而去。
他用自己的生命，做成一把钥匙，为子孙开启了另一个王朝的大门——大清。
随军大萨满瑙岱，第二年春天，又一次来到宁远城。他在城外敲手鼓扭腰铃，向天神问卜吉凶，而内心深处，谋略早已成竹在胸了。可惜的是，对手袁崇焕是个战略家，恢复了被大明放弃的锦州城，筑牢了去年受损的宁远城，锦宁两城之间互为犄角。老罕王的继承者皇太极采纳了瑙岱的建议，围城打援，困死锦州，以逸待劳，歼灭宁远增援之敌。可袁崇焕只派出猛将满桂游走于两城之间，待机而战，主力依然守在宁远城，不管锦州打得多么惨，不为所动。
八旗的铁骑，优势在于旷野，既然诱敌不出，只能分兵强攻。皇太极最终没能克制住急于求胜的心态，和父亲一样被袁崇焕激怒，扛着替父报仇的大旗强攻宁远城。双方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炮战，八旗的土炮终究没敌住红夷大炮，皇长子召力免贝勒、皇四子浪荡宁谷贝勒在激战中，双双中炮阵亡。
宁锦之间，近一个月的消耗战，双方均已筋疲力尽。皇太极只好罢兵，返回盛京。一战丧失两子，皇太极并未感到悲伤，女真人以战死疆场为荣，寿终正寝为耻。老罕王之死，也非完全因伤不治，是耻于未能攻克宁远城，忧愤而终。女真人的报仇，不是为了偿还血债，而是为了荣誉，为了雪耻。
归还盛京的路上，大萨满瑙岱领着人群，围着装着两个贝勒骨灰的坛子，载歌载舞，庆祝两个勇士去护卫天神阿布凯恩都里。
虽说此战功败垂成，却是明金之间一场真正意义上斗智斗勇。不过，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并无伤及汉民与村落，皇太极采纳了汉臣及大萨满瑙岱的建议，不要殃及无辜，锦宁之战的久攻不克，无果而终，皆缘于从前的屠城屠岛屠村，使本来散沙一团的辽东汉人，军民携手同心，背水一战，置生死于度外，死中求生是唯一的希望。
从此，皇太极走上了一条攻心为上的战略。三年之后，崇祯帝中了反间计，磔刑了袁崇焕。再与明军作战，便有些猫戏老鼠的味道了。后金改成大清，单一的女真族改为融合的满族之前，八旗军中，已有大量降服的汉人。辽东地界上，只剩下祖家军这支劲旅不来纳降，皇太极对此耿耿于怀，发誓要收入囊中。
找到祖家军，围而不歼，成为皇太极新的游戏规则。第一次，将祖大寿水泄不通地围困在大凌河城内，围得城内草尽粮绝，牲畜吃光，树皮扒尽，强兵吃弱兵，人吃人，吃得骸骨成山。本来，此时攻城，可一鼓作气。皇太极偏不，反正我不屠城，让你自相残杀，弄得祖大寿黔驴技穷，只得把副总兵何可纲杀掉，出城诈降。皇太极明知其降有诈，却不识破，给祖家军吃饱喝足之后，“放虎归山”，任其逃回锦州。在他内心深处，不可战胜的祖家军，已经是个纸老虎了。第二次将祖大寿围在锦州城内，人骨为柴、人肉为食的那一幕惊人再现，只不过这一次，想诈降也不成了，祖家军早已军心动摇，祖大寿老老实实地做了汉军正黄旗总兵，只是拒绝上战场与汉人厮杀。皇太极用了十五年的耐心，最终收降了辽东祖氏军事集团。
那一年离崇祯帝吊死煤山，只差两年。
瑙岱第三次来到宁远城，是失明之后的十八年，从十八岁起，他整整当了十八年的随军大萨满。十八，是他命中注定的一个坎儿，宁远城仿佛有一道无形的绳索，羁绊住了他前行的步伐。
那是1644年，农历甲申年，和我正在写此文的2016年一样，也是猴年。那一年的纪年，斑驳陆离，呈现出史上少有的奇观，一方国土，四朝天子：大明思宗崇祯十七年，大清世祖顺治元年，大顺朝永昌元年，大西朝大顺元年。历史给了四个人同样的机会，可胜出的却是年仅七岁的福临。李自成与张献忠是带着火把与刀枪，野蛮与仇恨，入京掠城。朱由检带着一个王朝的无奈和绝望，走向煤山。而福临呢，带着父亲留下的大清律法，还有为大明皇帝复仇的“正义”，堂而皇之地迁都北京。
假如李自成进军北京，崇祯帝不是死要面子，不把守京城当成守江山一般，弃京而走，依赖关外铁骑，仍有机会收复河山。然而，历史不允许假设，崇祯帝惶惶不可终日，下令弃守宁远，入卫京师。宁远总兵吴三桂携三万军十万民入关，行前将宁远城付之一炬，“不预资敌”，城内各等军民设施均被焚毁，仅剩空城一座。
太祖、太宗两代帝王殚精竭虑十八载，未曾攻克宁远城。顺治帝福临刚一继位，便福顺双临，不费一兵一卒，宁远城唾手可得。正所谓“宁远失，大明亡”，优柔寡断的朱由检在劫难逃了。 瑙岱随摄政王多尔衮的大军来到宁远城外时，突然浑身剧痛，虽然，他的眼睛无法看到，身子却清晰地感觉到，脚下就是当年替老罕王挡炮的地方。十八年前，宁远城的大炮夺去了他的双目和一条胳膊，皮肉之中，至今深藏着无数的铁砂，伤痛与刺痒一直如影随形，只有和天神交流那一时刻，疼痛才被暂时领走。
宁远城外，剧烈的疼痛令他寸步难行，甚至骑在马上，也会痉挛而落，无法继续做随军的大萨满了。
江山初定，藏传佛教盛行，萨满已走下神坛，普惠民间。瑙岱留下了，不再随大队人马踏着一片石上未干的血迹，跨过九门口，入主中原。陪着他留下的是一批老少妇孺，阵亡勇士的新寡。瑙岱初长成的两个儿子，随旗主入关，去收拾大明破碎的山河。
尽管宁远城内军营民居与衙门尽毁，可文庙尚存，残损的砖瓦与房木，聚集起来，仍可搭就成片的屋舍。瑙岱领着的那群不能上马提刀、下马杀敌的“皇家遗弃”之人，完全可凭胜利者的姿态，大张旗鼓地入住宁远城。可是，他却领着族人向北退却八里，在山坳间搭设简易居所，将大家安顿下来。
尽管城内人影皆无，城外人烟罕见，每天日出，瑙岱们带着包衣、工匠和车马，进入宁远城，搭房建屋，劳作不休。日落时又脚踏余晖，涉河过冈，回到居住之地，耕种渔猎，聊以果腹。
城里的房子，一片片地恢复了，没有眼睛的瑙岱，长了眼睛般，将祖氏家宅、吴三桂的旧宅，修复得几近原貎。院子里的三进回廊，院门口的石狮子，院门前的拴马桩，院门外的影壁墙，修葺一新，几乎找不到火烧的痕迹。还有，南街上被烟熏黑了祖大寿的头道牌坊，祖大乐的二道牌坊，被擦洗得干干净净，随时恭候祖氏兄弟回家。
众人不解，大明江山已收入囊中，天是满人的天，江山是爱新觉罗家的江山，身为皇族，入城为主，理直气壮，没必要为了讨好祖家与吴家，退居城外。再者说，城是祖家外甥吴三桂放火烧的，与旗人无干，没必要替他擦屁股。
瑙岱突然间浑身战栗，神帽上雉鸡翎颤抖起来，神裙上系着的腰铃叮咚作响，一只胳膊舞成了蛇的样子，另一只空袖子云一样飘来飘去。萨满之神又附进了瑙岱的身体里，他边唱边吆喝，天神警告旗人，十万之众降服亿万汉民，不敞开天空般的胸怀，怎能容下芸芸众生，宁锦之地，乃关内外之咽喉，盛京之门户，保龙脉之畅通，必兴宁远之城，仅凭旗人，力所不及，难改蛮荒。
众人恍然大悟，瑙岱以萨满之身留下来，是来疗治关外汉人被战争蹂躏的伤痛之心。他把空无一人的宁远城，当成满汉之间交融，共奉天意的友谊之城。十八年前，王的骑士瑙岱，只是个尽责的护卫，现如今，他的血管里已经流淌起了皇家的血脉，幼帝能否坐得稳江山，也有他瞎子萨满瑙岱的一份职责。
瑙岱几次入关，寻找祖氏家族，坐在炕头上说服他们回迁宁远。几次进京，拜访隐居的祖大寿，劝其回乡省亲祭祖，率宁远乡民重归故里，操持旧业，躬耕纺织，兴盛六畜，繁茂工商。
诚以动人，祖家率先返乡。那些流离失所的宁远乡民，还有逃荒出来的河南、山东的饥民，随着瑙岱的脚步，踏出山海关，来到了旷野千里的关外。
女真遗风，夫丧妻嫁，八旗子弟，多亡于战场。瑙岱又充当起了媒人，将寡妇一一嫁给流浪而来的汉人。那些只会担担子、不会拿刀枪的男人，捡了个大便宜。此后三百年来，宁远城土生土长的姑娘媳妇，说话大声摆气，做事颐指气使，大概与满族女人当家有关。
瑙岱一生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去京城接灵。顺治十三年（1656年）他以萨满之身，将病逝的祖大寿灵柩接回宁远，在城西的西河之西安葬下去。此后，残缺之身，再无萨满附体。
又是一个十八年，宁远城又恢复了生机，城内四街，人稠屋密，满汉混居。一条黄土大道，直连北京与盛京，商贾、漕运、驿站各色人等来往络绎不绝，衙门、寺庙、集市人声鼎沸。宁远已成两京之间重要枢纽。
宁远城乡，旗人、汉民早已服饰一致，容貌相同，难分彼此。而瑙岱一族，仍居乡里，四周村落皆为汉民，与人交往尽说汉语。汉人以单字为姓，瑙岱嫌通报姓名麻烦，也不愿听到爱新觉罗氏怎会沦落乡野之中的疑问，干脆取其意，改汉姓为金。乡临村子的人，称其为瞎子金大神。
入主中原之后，爱新觉罗家族，人丁旺盛，忽略了曾有一支遗落在宁远城外，以至于皇家族谱的丁册里，瑙岱居然卒年不详。直至康熙五十二年，才突然追寻起这支遗落的皇族，恐其子孙湮没，给予了红带子，可最终还是湮没了，丁册中记载，七世后，无嗣。
舅爷爷讲到这里，哑然一笑，自嘲道，我金仕膺难道不是瑙岱之后吗？
我不否认舅爷爷的口若悬河可能有虚构的成分，旗人向来有表演的天赋，没有他的天马行空淋漓尽致的表述，我或许无法破译姥姥的那句话，也不会明白显祖宣皇帝和我有什么关系。
二
毕竟，从小到大，我受到的是汉文化的熏陶，姥姥摇一下太平鼓，卷一次旗人的发髻，就会当成封资修，鼓被烧了，头发被剃了一半，胳膊吊在房梁上，推来搡去，让姥姥认罪。 放下来时，揉了小半宿，手指头才过血。姥姥格格的暴烈脾气不改，照骂不止，直至亡于“文革”后期，嘴也没服软。母亲却害怕了，极力掩盖自己的满族身份。我身上满族的印记，是成年后添加上去的。弱冠之年，赶上了民族身份的重新确认，母亲在表中毅然填上了满。因为她得到了奶奶的赞成，奶奶和姥姥一样，也是旗人，会用满汉夹杂的话骂人。奶奶是正蓝旗。
好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没有忘记，我的一半还流着汉人的血，我承认，我是个没有民族立场的“杂种”。现在，我用汉人的眼光看那段历史，看生我养我的宁远城。我的第一份职业，是乡村历史教师，每一次回到城里，望着城门楼与牌楼，都让我浮想联翩，一下子把我扯到三百多年前宁远城明亡清兴的那六十年。
宁远最早称为卫城，始建于宣德三年（1428年），是明王朝在辽东二十五个卫中，设立最晚的卫城，共辖七个千户所。最初设卫，只为保护辽西走廊的畅通，防备兀哈等蒙古部落侵扰与劫掠。至万历四十年（1612年）二百年间，明王明依托宁远卫城，打退了兀良哈部近二十次成规模的进攻，保住了王朝通往辽东、节制附属国朝鲜的咽喉，直至建洲女真的崛起。 从消极的层面上看，战争是一种破坏，是生命与财富的凋零，但从积极的角度去思考，不同民族的激烈冲突，同时也带来了民族的大融合。在中国的版图上，辽西走廊的民族成分与文化背景，也是数得上的复杂。修长城的义乌人带来了江南文化，逃荒过来的山东与河南人带来了中原文化，蒙古人的频频入侵，又在这里植下了草原民族的基因，旗人浩浩荡荡地入关，又丢下了一批不愿离开东北的遗老遗少，又种下了渔猎文化的根。朝鲜人入京朝供，宁远州（清初撤卫设州）是重要的驿站，来来往往的不算，光是死在宁远城，埋在城东的高丽坟，就占据了整整一座小山。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我们需要《李朝实录》佐证。日本与清王朝交流，陆路之上，辽西走廊是唯一通道，大批僧侣和文人，通过朝鲜半岛，经辽西走廊，到中原腹地寻访文化。小小的宁远城，名人掌故，奇文秩事，如湍湍流水，贯穿南北，无止无休。所以，有学者称辽西走廊为“诗书走廊”。虽说走廊有过客之嫌，但各种文化，在不经意间，都会丢下自己的种子。所以，宁远，这座因军事而起的小城，又因文化而兴，民族的博弈之后，便是“宁静致远”的文化交融。
直至民国初年，撤州为县，宁远改称兴城。
一座古城，就是一壶老酒，沉淀着永远说不尽也说不清的醇香，那就是文化，并根植到宁远城人的血液里，代代相传。兴城，从建城之日起，便有文庙相随，五百七十年间，文人雅士不断，及至今日，辽海大地，兴城籍的文人墨客、政企高参、文化官员，不胜枚举。
历史的神经很脆弱，碰不得，但历史又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怕碎也得照。
一座名城，自然少不得名人，在中规中矩的大明王朝中，宁远城外来的名人袁崇焕，土生土长的名人祖大寿，算得上是两枚奇葩。这两个另类的狂人，自然会导演出历史上与众不同的曲目。
先说南蛮子袁崇焕吧。这位生于广东东莞古碣镇书生，本与行伍无关，三十五岁（万历四十七年）考中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三年后（天启二年正月）入京觐见述职。此时，王朝依然沉浸在萨尔浒之战失败，开原、铁岭、沈阳、辽阳丧师失地的阴影里。忽闻山海关外重镇广宁失陷，满朝文武惶恐不安。
原本皇帝集权体制的大明王朝，曾经有一段很开放的文官集团在主政，皇上荒唐，大臣勤勉。自从万历皇帝清算了张居正，文官集团便学会了议而不决，看皇帝脸色办事，正所谓“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辽东之事，也难免落入这个怪圈儿，群臣只会责怪巡抚广宁的王化贞，经略广宁的熊廷弼。袁崇焕不是朝堂之上培育出来的文官，心直口快，本该一心一意地说邵武之事，他却南辕北辙，偏说辽东。其实，谁都知道皇帝的心病，王朝的北大门被后金敲开了，没有一举定乾坤的良策，谁也不敢开言，恐怕一语说错，被送到辽东，走上了一条万劫不复之路。只有袁县令例外，胸无成竹的时候，就敢放炮。
述职之后，本该回返。御史侯恂偏偏看好袁崇焕的“胆大妄为”，举荐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主掌疆域图籍、考核。就这样，袁崇焕由文转武，瞬间升迁，个中缘由，史料无载，也不好妄猜。总之，大明王朝末年最耀眼的将星，就这样冉冉升起。
广宁失守，“明帝震惊，廷臣惶恐”“皆以弃之关外，固守榆林（山海关）为策”，王朝上下充满了悲观怯战的情绪。唯独袁崇焕，也不和上司打招呼，迎着溃兵和逃难的辽民，望着“数万人皆野栖露处”，单骑出关。伫立于宁远城外，望其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一城便是扼住关内外咽喉的要冲，是榆关之外绝好的战略缓冲地带，一旦失去，榆关再无屏障，突破榆关，“京师的钥匙”便丢了，中原腹地便会完全敞开。
返京后，袁崇焕不忌讳人言可畏，探望因广宁战败而革职的“罪人”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崇焕答，主守而后战。廷弼闻之甚喜，转而叹息，恐怕朝廷又会派王化贞之流去掣肘，使其欲战不成，欲罢不忍。
袁崇焕奋笔疾书，向皇帝夸下海口，“予我军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此话正合皇上的心思，自从抗日援朝战争爆发，历尽艰辛终将日寇逐出朝鲜半岛，然王朝的国力已元气大伤。就连努尔哈赤十三副铠甲起兵造反，王朝都没有“根除祸根”的能力。此后，凡辽东之事，总是力不从心，接连败退，皇上也有了退关而守的心态。
正巧袁崇焕敢放出狂言，死马就当活马医了。刚刚被提拔的袁崇焕，旋即晋升为宁前后备佥事、山海监军，实际上，等于把关外全交给了他。也该着袁崇焕命好，上有大学士、兵部尚书兼帝师孙承宗的鼎力支持，下有始终得不到朝廷重用的地方武装“祖家军”拱手相迎，他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之策，收效甚佳。四年间，招回流散辽民十余万，募兵三四万，屯田五千顷，收复辽东失地二百里，重修锦州、大凌河、松山、杏山城堡，筑高夯实宁远城墙，形成一道宁锦防线。
然而，大战来临之前，王朝的软弱性又暴露出来，居然诛杀熊廷弼，传首九边。大臣们只求自保，恐怕因失城而获罪，退守榆关的论调甚嚣尘上。此时，高第已经替代孙承宗经略辽东，成为袁崇焕的顶头上司。王朝中又出了一个王化贞，素不知兵，畏敌如虎，命尽撤关外守军，凭榆关天险，保自身平安。
袁崇焕与高第意见相左，针锋相对，“兵不可撤，城不可弃，民不可移，田不可荒”“宁前誓与宁远共存亡”，甚至将自己的母亲和妻子接到宁远，以示其决心。王朝的等级制度森严，一声令下，没有不撤的道理。袁却不把高放在眼里，本来就我行我素地想“一人足守此”，便越级直接写信给首辅叶向高，晓之厉害。还好，叶向高与孙承宗交情甚笃，才没让高第手中的尚方宝剑砍了他的脑袋。
可由此而来，袁崇焕与官僚集团，乃至宦官集团都结下了梁子。
假如，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独留两万人在关外孤城宁远，与后金大战失利，袁崇焕就会彻底地淹没在历史里。可苍天偏偏眷顾他，四年练兵修城，整饬边事，功夫总算没有白搭，借助将士与“祖家军”的勇猛，还有火器的充足，终于守住了孤城。
其实，所谓“宁远大捷”，难免有侥幸的成分。不足两万人，一座孤城，况且努尔哈赤早已探明，拥兵于榆关的高第，根本没有胆子派兵驰援，困也能把袁崇焕困死。是努尔哈赤过于轻敌和急于求成，成全了袁崇焕。若不是被那一炮击中，再无战略头脑的人，也不会撤兵。 王朝太需要一场胜利了，提振一下民心。官僚集团也需要一场胜利，别再提心吊胆，如履薄冰。甚至，宦官们也需要一场胜利，博得皇上的欢心。
所以，举国欢腾，朝野相庆，皇上下旨，提升宁前道袁崇焕为辽东巡抚。
可是袁巡抚却更加忧心忡忡，他深知后金大军早晚会卷土重来的。借着为老罕王努尔哈赤吊唁之机，派一个与军政毫无瓜葛的特殊人物——李喇嘛，携带着袁崇焕亲书的议和信件，来往于盛京与宁远之间。议和正合皇太极之意，喀尔喀蒙古和朝鲜李氏王朝正在大明与后金之间摇摆，恰好借机清理这两个后患，稳住自己的后院，防备与大明征战中，背后有人捅刀子。
本来，议和就是假的，只有李喇嘛一个人是认真的，不辞辛苦地奔走在盛京与宁远之间。双方你来我往的书信，虽都说和为贵，言语之间却都在攻讦和贬损对方。议和给了袁巡抚的时间，也给了皇太极的时间。李氏王朝在八旗子弟的强攻之下，向后金俯首称臣，同时也安抚住了喀尔喀蒙古。袁巡抚也利用这一年多的议和时间，巩固了锦宁防线。
双方摩拳擦掌，都在准备着一场生死决战。事实上，议和这一年多，新任大汗皇太极以俯视天下的眼光，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成果，再打大明，便无后顾之忧。新任巡抚袁崇焕不过是战术上的胜利，被动地垒牢了家门而已，格局依然是巡抚级别。
然而，即使如此，未经王朝准许的议和，袁巡抚还是为自己埋下了杀身之祸。
第二次宁远之战，是一次实实在在的智者的交锋，皇太极用尽诡计，袁崇焕稳坐钓鱼台，进退自由，尽掌主动，二十四天二十八仗，仗仗打得有板有眼。皇太极调虎离山之计最终落空，只好退兵。这一仗，是真正意义上的胜利，袁巡抚满怀欣喜给天启皇帝上疏，“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之凶狠剽悍。”
又一次举国沸腾。
可是，朝廷封赏，作为宁锦大捷的总指挥，却极为尴尬，排名到第八十六位，“升官一级，赏银三十两，大红缫丝二表里”。就连一群在皇帝身边鼓噪的宦官，也得到封侯重赏，一夜之间鸡犬升天。
群臣哗然，袁崇焕也不解，得到的答复是“设计太奇，不急援锦州”，宁远将士为此愤愤不平，主帅得不到封赏，自然，浴血奋战的将士，封赏也会为此降低，一时间，心灰意冷。此时，如果袁崇焕选择韬光养晦，也许历史会重新改写。可惜，历史不容假设，袁崇焕犯了书生意气，递上一纸《乞休疏》，称病回归故里，不陪皇上玩了。
在儒学盛行的大明王朝，如此率性，除了海瑞，也就是袁崇焕了。
该着天启皇帝短寿，执政七年，没等留下一男半女，就呜呼了，其五弟朱由检受遗诏即位，便是崇祯皇帝。崇祯帝除阉党，杀魏忠贤，当年十一月重新起用袁崇焕，授右副御史、兵部添注左侍郎事。第二年四月，又授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督师蓟、辽、登、莱、天津防务，实际上将围绕渤海和黄海北部的军事指挥权全交给了袁督师。
袁崇焕踌躇满志了，跪拜叩见皇帝时，有点儿得意忘形，居然拍着胸脯，承诺五年复辽。一言既出，他立刻感觉出话说得太满，过头了，可在皇帝面前覆水难收，只好提些苛刻的条件，如工部、户部四大部门倾其所有，支援复辽。皇帝连想都没想朱笔御批。袁督师又说，“凡有利于边疆之事，皆不利于自身”，言外之意，有什么流言蜚语，都是正常，请皇帝莫信。吝啬的崇祯，出奇大方，只要王朝有，要什么给什么，甚至将尚方宝剑赐予袁督师，代皇上执掌辽东事务，遇事可先斩后奏。
你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吗？皇上是你的大后台。袁督师没辙了，他忽略了他是朱家的臣子，不是谈判对手皇太极，可以说说大话，也可以出尔反尔。只能奔赴辽东，呕心沥血地实现“五年复辽”的宏伟承诺。
实际上，袁督师倒是希望崇祯帝退一步，多疑的崇祯，从来没有像信任袁崇焕那样，信任一个人。袁督师把自己逼上了绝路。
奔赴辽东，处理的第一件事儿是宁远士兵的哗变。王朝立国之初，乞丐皇帝朱元璋脱不掉抠门的毛病，舍不得给官员充足的俸银，一个王朝，一直以低薪著称，莫说普通军士，就是七品县令，薪俸也仅仅是维护全家果腹，家中没有丰饶的土地，无法在官僚集团中游刃有余。当兵吃粮，不给饭吃自然要引起众怒。
幸好祖氏军事集团不靠国家，而是自家奉养，减轻了袁崇焕更多的压力，袁督师借来钱粮，平息了士兵的哗变。
五年复辽，需要一个统一的军事部署，可除了锦宁铁骑，袁督师却没有完整的军事指挥权，需要重新整饬军纪。此时，驻守在皮岛（今朝鲜铁山半岛以南的西朝鲜海湾）的东江总兵毛文龙，对袁崇焕五年复辽计划嗤之以鼻，认为不过是吹鼓起来的猪尿脬。毛总兵是绿林起家，一直以来是后金的肘腋之患，深受天启皇帝的器重，加左都督衔，挂将军印，同样持尚方宝剑。
两个尚方宝剑碰在了一起，谁杀了谁都有先斩后奏之权。袁崇焕毕竟是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还是太子太保，官大一级。领着一行人等视察皮岛，先下手为强，出其不意地用尚方宝剑斩杀了毛文龙，抓回了东江军事指挥权。
袁督师又一次授人以柄。
至此，皇太极已经不再把袁崇焕放在眼里了，袁崇焕考虑的是战术，而皇太极考虑的是战略。袁崇焕的眼光只在辽西走廊，以宁远为基地，匡扶辽东。而皇太极是以盛京为基点，征服四面八方。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初二，皇太极率十万大军绕过宁远，取道科尔沁草原，突破了遵化的长城防线，直袭北京。袁崇焕接到檄报，大吃一惊，五年复辽的承诺，在八旗的铁骑之下，突然间变得一文不值。
尽管关宁铁骑及时赶到北京，一番血战，赵率教全军覆没，力战而死，猛将满桂中箭如麻，祖家军也伤亡惨重，最终保住了京城无虞，然而崇祯帝再也不相信袁崇焕了。就连进城面君的请求也被驳回，想进城，别想走城门，坐着抬筐被士兵们拉上城墙吧。皇太极败走之前，实施反间计，故意让被俘的太监听到他与袁崇焕有密约的消息，随后装作不经意，让太监成功脱逃。
袁崇焕的豪言壮语和我行我素，终于让自己吃到了苦果，直接被崇祯帝投进了大狱，罪名是“擅主议和、通敌胁款、专戮大帅”“欺君罔上，图谋不轨”。皇帝的承诺不再算数，流言蜚语也信了，尚方宝剑也失灵了。皇帝可以宠你，那是需要你时，也可以像狗一样丢弃你，因为你的言行损害了王朝的形象。至此，熊廷弼的悲剧在袁崇焕身上重演，除吏部尚书成基命，袁的下属祖大寿，满朝文武居然没有几个人为袁崇焕求情，就连他的老恩师孙承宗，也三缄其口。 如果说崇祯帝仅仅因为中了反间计，肯定会立刻杀之。在犹犹豫豫中过了八个半月，终于下决心将袁崇焕磔于西市。崇祯帝恐惧大臣不忠，恐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超过了对敌人的恐惧。皇太极知道袁崇焕这个南蛮子难对付，没有战败，却拂袖而走，故意把一个谜团丢给了多疑的崇祯帝。
为了杀袁崇焕，崇祯帝也造足了舆论，市井街巷，路人尽知袁崇焕“召敌”“献地讲和”，朝廷定的罪名是“咐托不效，专悖欺瞒，以市米则资盗，以谋疑斩帅”。
行刑之日，京师万人空巷，袁崇焕被磔时，“百姓将银一钱，买肉一块，争啖其肉，食时，必骂一声”，袁崇焕“皮肉以尽，心肺之间，叫声不绝，半日而止，所谓活剐也”。
若不是许多年后乾隆皇帝为袁崇焕“平反”，公布当初崇祯帝中反间计的前因后果，这段公案，或许是千古之谜。崇祯帝杀袁崇焕，是为了震慑文官武将，别对皇上别有二心。乾隆帝平反，则是显示宽宏大度，笼络广大汉族精英。各有各的用心，悲哀的只有袁崇焕。
临刑前，袁崇焕做了一首《绝命诗》：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也难怪袁崇焕死都不会忘了辽东，为官九载，七年在宁远城。
再说一说宁远城土生土长的人物吧，祖大寿是纯粹的武将世家，他可不像袁崇焕那么“傻”，不图什么功名，也没想登上庙堂之高。祖孙八代为大明朝镇守宁远长达二百一十二年，早已是宁远名门望族。从国家的层面上讲“一座宁远城，半部明清史”（阎崇年语），可从一座城的角度来说，可谓“一座宁远城，半部祖家史”，若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么多变故，祖大寿会守着宁远，直到终老。
祖大寿生得高大凶悍，孔武有力，自幼习武，素有翼德之勇，不失凤雏之智。天启初年，任广宁巡抚王化贞部中军游击。广宁之战，王化贞与熊廷弼意见不和，被努尔哈赤各个击破。不懂兵的巡抚带着大量的兵马，懂兵的经略仅有五百兵卒守广宁，王朝的这种重文轻武，用文官掣肘武将的模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精明的祖大寿岂能参不透其中的玄机，才不会让自己的“子弟兵”舍身拼命，带着他们逃回宁远。这还不算，他还害怕努尔哈赤追到宁远城，干脆躲到觉华岛上，反正后金没有水军，你能奈我何？
后来，主将熊经略掉了脑袋，传首到九边时，他看着死不瞑目的熊经略，庆幸自己没被朝廷选为主将。
祖大寿出色的军事才华是被袁崇焕激发出来的，明末文史学家夏允彝云：“大寿家富而勇，曾犯法，几被戮于承宗，赖崇焕力救，故相得甚欢。”所谓的曾犯法，便是逃到觉华岛之事。毕竟孙承宗为袁崇焕的恩师，这个面子，老师给足了学生，救命之恩，足可以让祖大寿涌泉相报。
雄踞一方的地方势力，难免会局限于自己的利益集团，祖大寿也逃不出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这个怪圈儿。但祖大寿并非有勇无谋，两人交好之后，袁崇焕的胆识和谋略与祖大寿的想法和见识不谋而合，两个人文武之间相得益彰，配合得相当默契。不管怎么说，国与家是难以分割的，袁崇焕的到来，让祖大寿的国家利益、集团和个人利益紧紧地捆绑到了一辆战车上。所以，天启六年的宁远之战，祖家军清肃内奸，坚守城墙，浴血厮杀，非常顽强。第二年，宁锦大战，驻守锦州，硬是顶住了皇太极一波又一波的强攻，没让皇太极“诱敌之兵，旷野决战”的计策得逞，反而趁皇太极主攻宁远之际，率精兵四千，尾随而至，与城内互为犄角。皇太极劳师远征，终不能敌，退之。
宁锦之战，袁督师沮丧至极，抱病辞职，祖家军因固守锦州有功，出尽了风头，祖大寿被擢升为前锋总兵官、挂征辽将军印，祖家满门获封官职，兄弟子侄十余人上至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辽西走廊各要塞，守将均为祖家人。
祖大寿是个很实际的人，封赏越多，越是胆战心惊，王朝的惯例，谁被推到前台，谁离上断头台就不远了。更何况，袁崇焕诸多的“逆天之举”，祖大寿均为参与者。好在天启是个短命的皇帝，兄终弟及，崇祯一即位，立刻重新起用袁崇焕，祖家军又有了挡箭牌。
这个挡箭牌在崇祯二年（1629年）确实是为祖家抵挡了一次灭门之灾。试想，若不是皇帝重新起用袁崇焕，由祖家牵头复辽之事，祖家能阻挡住皇太极绕开宁远，取路蒙古，攻击京师吗？毋庸置疑，皇太极的战马，不会听别人吆喝的。
祖大寿随袁崇焕驰援京师，血战后金。闻听主帅被皇上扣留入狱，祖大寿上疏乞求，愿以功名官职赎崇焕。皇帝岂能被臣子要挟，不准。既然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祖大寿一怒之下，不管皇帝的死活，带着“祖家军”返回辽东，反正“祖家军”也不是他娘的皇帝花钱养的。
倒是袁崇焕，儒家思想浓重地融入血液，奉皇命修书给祖大寿，劝他回来保卫京城。可以想象，自己含冤下狱，还要劝说别人，当时的袁督师，心里该有多么悲摧。
祖大寿见信，号啕大哭，全军亦泪流满面，就差素缟回师了。尽管祖大寿没有背离王朝，继续拿子弟兵的鲜血捍卫皇帝的尊严，可皇帝却不这么想，你们都是我的子民，君叫臣死，臣必死，何况普通将士？皇上心里老大不爽，我皇上下旨不管用，你袁崇焕一封信就给叫回来了，一旦放你出狱，那不是放虎归山吗，还不得和王朝分庭抗礼？
大战过后，祖大寿与皇上不辞而别，率领袁崇焕的旧部——关宁铁骑，马不停蹄赶回宁远锦州防线。皇帝只能叹惜，辽东是他的脸面，不能让皇太极乘虚而入，必须守住，只能眼看着祖大寿独自做强。他深知，离开祖家，就等于失去所剩无几的辽东。不管他信任与不信任祖大寿，都得使用。
此后，祖大寿与崇祯帝之间，若即若离，皇帝三次召他觐见，也故意称病不去，皇帝也无可奈何。虽说祖大寿文韬略显不足，但岳飞的“岳家军”，他不是不晓，天下岂有“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道理，山是江山，皇帝的专属。何况更有本朝不久前荡平倭寇的“戚家军”，王朝的军队都是国家的，岂能成为你戚继光私人的军队？姑且让张居正这棵大树遮你几天阴凉，最终没有清算你脑袋上的这颗人头，是念在你荡平倭寇有功，顾及王朝的面子。
所以，那几年，祖大寿一直游弋于崇祯帝与皇太极之间，在两个强者之间的夹缝里，寻找到了一个波澜不惊的台风眼。不管在哪打仗，他都坚守一个原则，绝不孤身离开军营，生怕东厂的特务把他抓去，落得和袁督师一样下场。 可皇太极不这么想，抓了祖大寿的儿子祖可法等人，不但不杀，留下来当贵客，送好宅，供美食，对祖大寿虚位以待。收降祖大寿，成了皇太极坚定不移的信念，只要祖家军为我所用，大明必亡。
大凌河城是守卫锦州的前沿，据河而守，多一道天险，可保锦州无虞。祖大寿想到了，皇太极怎能想不到？大凌河城修了不到半个月，城墙雉堞还没修完时，皇太极大军便兵临城下，将大凌河城团团包围。城内仅有一万六千人马，祖大寿被迫关闭城门，仓促应战。城中粮草仅够几天之用，围了不几天城中就断粮了。将士无不惊恐万状，祖大寿作过几次试探性的突围，都被杀回。无奈之下，只好坐困愁城，盼望援兵。十天后，估计粮草已绝，皇太极便开始劝降。祖大寿却在唱高调，不予理睬。皇太极玩了一出猫捉老鼠的游戏，冒充明军增援。饥饿难耐的祖大寿果然上当，率军出城相迎，被杀得损失惨重，再也不敢出城应战。
援兵四次来援，均被击溃。大凌河城被围了三个月，城内的粮食吃完了就杀马吃，马吃没了，就杀人相食。此时，大凌河城可谓不堪一击，双方却一箭不发，只有特使相互往来。祖大寿被逼无奈，杀了宁死不降的副总兵何可纲，大开城门，率众将到皇太极大营，跪拜求降。皇太极以女真人最高贵的礼节抱腰礼相见，双方登坛发誓祭天，结为兄弟，永不为敌。
可是，喂饱了肚子，养足了精神，祖大寿借故带着众人逃回了锦州，立刻组织防御，继续与皇太极叫板。皇太极一笑了之，反正成功地给祖大寿身上泼了脏水，那就成了他手中风筝线，收放自由了。
辽东巡抚丘禾嘉向朝廷参奏祖大寿率队献城投降，崇祯皇帝连下旨问罪的勇气都没有了，反而提升祖大寿为左都督，继续统领辽东军务。还特命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表彰祖氏世代镇辽的功勋。如今挺立在宁远古城里的头道牌坊，便为祖大寿修建的，第二道牌坊是为其堂弟祖大乐建的。
颇具玩味的是，牌坊正中的门楣之上“玊音”二字。玊字有点从王的意思，也是有瑕疵的玉之意，可见崇祯的复杂心态一目了然。他对祖大寿拥兵自重已经既无可奈何，又心有不甘。
祖氏集团对“玊”字岂能不懂，工匠以皇上只是点头允建牌坊，并无金口玉言搪塞之。祖大寿心知肚明，降了能怎样，还不是你皇上逼的，杀良臣，诛良将，贬首辅，自以为是，又朝令夕改，谁在你身边谁不是提心吊胆，反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不反就是忠臣了。
及至明崇祯十五年（1642年）农历三月，松锦之战，兵部尚书、蓟辽总督洪承畴松山被俘，被围困了整整一年的锦州粮绝援尽，城中杀人相食的惨状再度重演，祖大寿率部众开城出降。从第一次诈降到第二次真降，皇太极可谓极具耐心，终于将辽东最强悍的“祖家军”收入囊中。此时，皇太极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赞许祖大寿为“能久守者，读书明理之效”。
从内心深处，祖大寿决不想降，拥兵自重，不过是求自保而已，若没有袁崇焕被枉杀，他不会被清史稿列为贰臣。他是被皇太极拔了根的浮萍，灵魂已经无处收留。
写到这里，自然想起好友张宏杰的历史大散文《无处收留》，张宏杰写的是生于中后所（绥中）、长于宁远城的吴三桂。祖大寿与最后降清的吴三桂，心灵的归宿何其相像，同样是无处收留。只不过舅舅轻描淡写地给外甥写过一封劝降书，心比身先死，后来没再折腾而已。因为张宏杰的《无处收留》写得极为精彩，对于吴三桂，我多说一句，都显得画蛇添足。
许多年后，乾隆皇帝东巡驻跸宁远，观祖氏石坊后，曾题诗“燧谨寒更烽候朝，鸠工何暇沿逍遥。若非华表留名姓，谁识元戎事两朝”。
时间能销蚀一切，是非功过如过眼烟云，即使有人再争论祖氏集团，也是极为少数的闲人雅士茶余饭后。
无人再识祖大寿。
三
兴城的宁远古城，每一块城砖都积淀着沉甸甸的历史。
民国时期，又有一拨人物从宁远古城中崛起，比如三次出任国民议长的吴景濂，还有他的表弟，直系军阀的三号人物、直隶省长王承斌，奉系中将郜汝廉等等。本来有意拉开架势写下去，因《鸭绿江》“古镇物语”栏目责编告我万余字足矣，我只好戛然而止，对民国年间的宁远城，另写一篇。
不过一些话还是不吐不快，史家对“曹锟贿选”一案，基本上是口诛笔伐，我却不能苟同。曹锟贿选的两位干将，吴王两个表兄弟。吴景濂拉人场，把国民议员留在北京开会，王承斌找钱财，给议员们发三至五千块大洋，做车马费。
历史就是历史，有些事情过去了，就是过眼云烟，即使没有曹锟，还会有李锟赵锟，在没有民主基础的时代，不产生怪胎，那才是奇怪呢。至于贿选那些乱糟糟的事儿，兴城人不感兴趣，除了众说纷纭的史料和轶闻，也留不下什么，可宁远古城却是这场贿选的最大受益者，王承斌拉来的钱财没花尽，还剩下二十万块现大洋，干脆全送给了家乡，用于修缮宁远城内破损的文庙。
诸位看客进了文庙，沿照壁、棂星门、泮桥、戟门、大成殿、崇圣寺这条中轴线一路走下去，所有的砖雕、脊兽、雕梁画栋，基本上保持着民国年间原有的旧貌。古柏梧桐遮避满院，小桥流水独具风味，即使酷暑难挨，这里也是阴凉舒适，有着自己的小气候。历史会过去的，文化却源远流长。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庙尚未成为旅游景点之前，这里是县文化馆，在文化馆里培训过的人，有一批人已经是名贯全国的作家、画家、音乐家、书法家、摄影家。人都说是沾了孔夫子的光，我想再补充一句，还有历代久居于宁远古城的仁人志士。
当然，仁人志士中，少不了官宦之人，更少不了当代兴城若干个执政者。全国众多的古城均在“文革”中寿终正寝，偏偏留下兴城这座唯一一座明清古城？文化的积淀，使古城的后人们多了一分理智，少了一分狂热。
当然，祖大寿的牌坊曾经在“文革”中也被拆除了，石头堆在城里的东南角几近二十年，可八十年代恢复时，居然一块石头都没少。古城里的人砌墙垒院，宁愿花大价钱从城外搬，也不伸举手之劳，把石坊的石头砌进自己家的院墙。在极贫时代，这也是奇观。
改革开放三十年，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成了一个固有模式，而兴城却背道而驰，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拒绝了所有的污染企业落户。甚至有人拿出数十亿元，要大搞古城开发，兴城人也都拒绝了，宁愿将古城依然保持在原有的陈旧，即使重修，也不要利益驱动，要的就是古城的原汁原味儿。这么一种人文精神，在浮躁的时代，恐怕再难寻找。所以，在兴城，不必担心雾霾，大雾弥漫倒是晨练的好时机，省了用加湿器了。
清净的空气与水，对于大多数城市，已经是侈奢侈品，对于兴城来说，却是无偿的赠予，这样的好去处，谁不向往？从前的“不发展”，反倒为近五年兴城在绿水蓝天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从前的城，仅局限于宁远古城一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城墙以里才是兴城镇。现在，兴城成为许多人休闲养老的宜居之地，一大批新型移民悄然而至，有些小区居然以外地的地名命名，如龙江花园等。兴城已经成为沿海沿河“T”字形发展的大城，城区面积达到百余平方公里。宁远古城只是这个钉子尖儿上最锐利的一点，这一点，便是兴城文化的象征和精神的火炬。
当然，也不排除兴城独特的地理环境，春夏秋三季，吹进来的是海风，冬季吹的是来自千里旷野的北风。华北平原与松辽平原的霾，都没有能力侵入。
我有个蒙古族的作家朋友，叫郭雪波，他的妻子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教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综合症，在兴城的疗养院住了一个星期，居然痊愈，回去时，又能歌善舞了。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骑着自行车在宁远古城的小街小巷里到处游荡，冥想着每家每户的来龙去脉，在每一座老宅、每一面老墙前发呆，探访着祖氏家族都住在哪儿，吴三桂家住哪儿，吴景濂、王承斌家住哪儿，还有孙承宗、袁崇焕在哪儿办公？还有那些曾在宁远古城叱咤风云的人物，足迹留在古城的哪个角落？还有哪些遗落的故事，没有被人捡起？
过了天命之年，便喜欢安静了，有时翻一翻80年代版的兴城县志，不禁哑然一笑，砖头一般厚的县志，没有我的名字。而在最前面的几张彩页里，延辉街的全景中，有一个小小的身影，穿着灰色制服，骑着自行车，戴着小眼镜的人，却定格在了祖氏石坊下。
那个爱到处游荡的青涩小伙，就是我。只有我自己才能辨认得出来，我就是宁远古城培育出来的一粒小芝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