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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对于地点和风景的建构是殖民话语强加并维持殖民统治的重要策略，地点和风景描写是殖民再现的手段，在殖民话语中非洲被建构为“黑暗的中心”，其象征意义甚至取代了其真实存在。重新描绘风景并赋予其新的想象空间是后殖民作家的反抗策略之一。阿契贝的《瓦解》描绘了伊博族田园生活美景，颠覆了康拉德及其欧洲文学传统所建构的“黑暗的中心”，促使人们反思景物描写中蕴含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关键词：《瓦解》;风景;“黑暗的中心”;颠覆;重构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英语后殖民重写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7YJA752023）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瓦尔特·米尼奥罗的后殖民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0BWW007）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外语系教授，主要从事后殖民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Title： Subverting “Heart of Darkness”： Reconstruction of the African Landscape in Things Fall Apart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s and landscapes in colonial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impose and maintain the colonial control. The portrayal of places and landscapes is employed as a technique of colonial representation. In colonial discourses， Africa is constructed as “the heart of darkness”， whose symbolic meaning even overshadows its physical existence. Redrawing the landscape and giving it a new space for imagination is a strategy of resistance adopted by post-colonial writers.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depicts the idyllic life of the Igbo people， which deconstructs “the heart of darkness” constructed by Conrad and the European literary tradition of which he is a part and provokes readers into thinking about the racial and colonial ideology reflected in landscape portrayal.
Key words： Things Fall Apart; landscape; “heart of darkness”; subversion; reconstruction
Author： Zhu Feng is Professor at the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nd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E-mail： [email protected]
非洲是 “黑暗的中心”，这一观点在欧洲关于非洲的话语中被建构并不断强化。欧洲人的非洲探险、游记、小说等严重扭曲了非洲形象，这些从外部讲述的故事在文本之间传承，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前殖民地（包括非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传播关于非洲的所谓权威知识，成为世人了解非洲的来源，影响甚至形塑了欧洲人的非洲印象，非洲人内化这些文本观点，为自己的民族和历史感到自卑。阿契贝（Chinua Achebe）指出这些从外部描写非洲的文学非常肤浅，扭曲了非洲和非洲人的形象，他认为需要“从内部来考察”（look at this from the inside）（Achebe， Interview with Achebe 121），讲述非洲的故事，解构欧洲关于非洲的文学传统，尤其是《黑暗的心》对非洲的再现，向世人再现一个不同的非洲，激发非洲同胞的历史和文化自豪感。为此他于1958年发表了小说《瓦解》（Things Fall Apart），塑造了一位性格鲜明的非洲英雄奥贡喀沃，描绘了伊博族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现了被欧洲人斥之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所拥有的灿烂文明。
《瓦解》在讲述非洲人自己的故事时，用大量笔墨描述了伊博族人世代聚居之地乌姆奥菲亚的风景。对地点和风景的重新建构是解构和颠覆殖民话语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瓦解》和以康拉德为代表的西方作家笔下的非洲风景，探讨风景描写中蕴含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一、非洲：欧洲文学传统建构的“黑暗的中心”
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延续了欧洲文学传统对非洲的定型化再现，将非洲描述为黑暗的大陆。小说中充斥着对非洲地点和风景的概约化描写。马洛的航行从大洋沿岸一直深入到了内陆腹地，但是如此广袤的区域在康拉德的笔下一直以“非洲”一词指代，从未出现过特定的具体地名。对地点的概约化描写反映了康拉德对非洲模糊而泛化的印象，非洲笼罩在不可参透的黑暗之中，一片混沌，这里游荡着野蛮的原始人，没有历史、没有文明，需要欧洲的文明之光来照亮。《黑暗的中心》从始至终着力渲染非洲的黑暗。马洛即将前往非洲，可是航行尚未开始，他便感觉此次的目的地迥然不同于此前所去的任何地方，那是一片黑暗的大陆，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作为一名漂泊海上多年的职业水手，马洛已习惯于在接到通知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出发前往世界上任何地方，但此次却有异样的感受，即将启程之际，有一两秒钟的时间，他感觉好像要去的不是一个大陆的中心，而是地球的中心（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7-13）。非洲是馬洛无法理解的陌生而恐怖的世界。 漫长的海岸线“毫无特色”，呈现出一种“单调的阴森”（13），空旷的山水没有形状和特点，无声无息地肃立着，令人毛骨悚然。航行经过的海岸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日日如此，单调乏味的景色深刻影响了马洛的情绪，在“令人悲哀、毫无意义的幻梦状态的折磨下”，马洛感到“脱离了生活的真实”（13）。与这种环境相伴的是死亡的威胁，一种“说不清的压抑感”（14）在他心中愈益沉重，从单调阴郁的非洲海岸深入内陆，千篇一律的海岸线被巨大而又无声无息的丛林所取代，马洛倍感恐惧。非洲于马洛而言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他无法预料等待他的将是什么，荒野如此无法理喻、令人不安。马洛驾驶着他的汽船沿河而上，地图上曾令马洛着迷的那条大河将他带往 “黑暗的中心”。
《黑暗的中心》渲染非洲大陆的黑暗，是为了表明非洲的蛮荒和炎热不仅摧残着白人的肉体，更在精神上毁灭他们。欧洲人在非洲陌生的土地上经受着双重考验：一方面炎热、潮湿的气候令欧洲人倍感不适，热病夺去一些白人的生命，并迫使另外一些人离开，另一方面身处令人无法参透的黑暗之地，欧洲人会感到强烈的疏离甚至绝望。更令欧洲人深感不安的是非洲的气候和环境会导致欧洲人退化，这种观点普遍流行于19世纪的欧洲，非洲笼罩在人类原初时代的黑暗中，在这里残忍的本能和兽性的激情不受任何克制。库尔茨的经历似乎验证了这一理论，他曾经是欧洲教化使命的狂热追随者，“光明的使者”库尔茨深入非洲腹地，肩负起传播文明的使命，却不幸被非洲大陆所吞噬，在 “黑暗的中心”完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退化成了野蛮人。殖民者最大的恐惧就是在殖民地的退化，正是因为这种恐惧一直萦绕在马洛的心头，非洲的风景才令马洛感到窒息，马洛感觉自己也似乎已被黑暗所吞噬。
非洲的黑暗孕育了野蛮的非洲人，并将来此传播“光明之光”的白人吞噬。阿契贝批判康拉德将非洲建构为欧洲的对立面：“非洲之于欧洲正如道林·格林的画像——承担着主人卸下的肉体和道德残障，由此主人可以前行、直立、纯洁无暇。因此正如画像必须被藏起来以确保主人摇摇欲坠的完美，非洲需要规避，否则的话！”（An Image of Africa 348）他颇具讽刺意味地指出库尔茨愚蠢地暴露于丛林蛮荒之中难以抵制的诱惑，因而被黑暗所吞噬。阿契贝认为康拉德对比利时殖民主义的批评受到了其本质主义思想的玷污：欧洲人可能会陷入某种形式的非洲野蛮状态，但是野蛮却是非洲人的本质。
在西方思维中，黑与白是一对二元对立的隐喻概念，黑是邪恶、无知、堕落和残暴的象征，而白则代表着真善、文明、纯洁和美丽，当帝国主义扩张使欧洲与其他大陆相遇时，黑的意义被强化并延伸，等同于“原始”、“粗俗”、“野蛮”，并由此指涉居住在丛林、森林和荒野之中的黑人及其原始和邪恶的特征，而西方国家的文明则如光亮一般映照着非欧洲地区的黑暗，并最终将光明的种子播撒到黑暗的大陆，康拉德在《黑暗的中心》一开始即引入了这一观点。在黄昏时分的泰晤士河上等待潮汐的时候，马洛满怀骄傲地追溯了泰晤士河的辉煌历史，称颂它为“人类的梦想、共和政体的种子、帝国的根源所在”（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5）。他提醒我们：“这里也曾经是地球上的一片黑暗之地”（5）。但是在1900年前，罗马人征服了这里，“从此光明从这条河流发散出去”（5）。曾经黑暗的英国已被文明之光照耀，并将光辉发散到世界各地，成为称霸全球的殖民帝国，而非洲仍然在黑暗的笼罩之中，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康拉德之所以渲染非洲的黑暗，旨在传达这样的信息：黑暗之地是可以被照亮的，正如罗马征服开启了英格兰的文明历史，白人的征服同样可以把光明带给非洲黑暗的大地，开启非洲的历史纪元。盘踞在非洲大陆上的那条大蛇形状的河流就像一千九百年前的泰晤士河，在黑暗中等待着文明的光辉。康拉德认为殖民主义是必要的，他虽然揭露和批判了比利时殖民掠夺的残暴，但是并没有因此否定殖民主义，他所希望的是以好的殖民制度取代坏的殖民制度，英国仁慈的殖民制度就是好殖民制度的范例。
景物描写在传达帝国征服的必要性和征服者的决心上具有重要意义，“康拉德小说中反复使用‘不可参透的’、‘难以了解的’、和‘空白的’等词语，表明他对非洲文化和非洲人的描写是主观的，虽然小说并没有直接展现非洲生活，但是非洲作为小说的背景成为理性的对立面”（Kehinde 37）。正是由于非洲被黑暗笼罩并且使深入黑暗中心的欧洲人感到如此压抑，欧洲的殖民事业才显示出必要性和紧迫性。即便非洲大陆是 “黑暗的中心”，文明的白人在此面临退化的危险，帝国征服的决心依然不可动摇。沿河而上的航行尽管困难重重，经历了丛林的考验、时间的煎熬和精神上的困惑，马洛终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抵达了所有这一切的中心——库尔茨的象牙贸易帝国。库尔茨的伟大冒险、马洛的溯流而上和小说的叙述本身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展现欧洲人在非洲（或关于非洲）的帝国征服和坚强意志”（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23）。康拉德笔下“黑暗的中心”不仅源于康拉德在非洲的亲身经历，更是欧洲文学传统中非洲形象的延续和强化：非洲是罪恶丛生之地，处于混沌的史前时期，人性的黑暗在此暴露无遗。阿契贝指出“众所周知，欧洲游客等关于非洲和非洲人耸人听闻的著作有着漫长的历史，康拉德笔下嚎叫的人群甚至不属于他，而是来源于前代的传承”（Home and Exile 26）。关于非洲的想象发展成为一个传统，如同巨大的仓库储存着耸人听闻的印象，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一再由此为其著作提取“原材料”（26-27）。
二、乌姆奥菲亚：《瓦解》描绘的伊博族田园美景
愤怒于《黑暗的中心》关于非洲大陆和非洲人的描写，阿契贝指责“约瑟夫·康拉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An Image of Africa 343）。之所以批判《黑暗的中心》，是因为它比阿契贝所知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清晰地表明了欧洲的欲望和需要：西方在心理上将非洲作为欧洲的衬托，视之为欧洲遥远而又约略熟悉的对立面，以此彰显欧洲精神上的优雅状态（337）。阿契贝毅然拿起手中的笔，重新描绘非洲的经历。阿契贝的《瓦解》为我们描绘了伊博族人幸福祥和的田园生活图景，明快的色调、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康拉德笔下黑暗的荒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博族农耕社会按照季节的更替和天气的变化耕种、收获、休闲，大地和动植物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和谐共存。大自然不仅赐予伊博族人丰富的果实，而且是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各种动植物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谚语、趣事和成语之中。伊博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下，伊博族人尽享田园牧歌生活的幸福祥和。阿契贝描绘的一幅幅田園牧歌般的图景解构了康拉德及其欧洲传统建构的“黑暗的中心”，他要告诉世人，非洲有着灿烂的文明，非洲人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 “将地理因素放在首要位置”是“反帝国主义想象”的可识别特征（Said， Yeats and Decolonisation 77）。针对《黑暗的中心》对非洲风景的描写，阿契贝在《瓦解》中重新建构了非洲的风景。阿契贝的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地点，伊博族人世代居住的乌姆奥菲亚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景、传统和文化。《瓦解》从不使用“非洲”这个泛指的地理概念，他描写的是居住在乌姆奥菲亚的伊博族人，特定的地点和风景哺育着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伊博族人。
伊博族居住在西非的乌姆奥菲亚，而不是非洲某一处面目不清的黑暗之地。这里的自然环境并非如马洛所感到的那么神秘莫测、令人压抑，这是伊博族人世代定居之地，他们在这里耕种、收获、繁衍子孙后代。伊博族亲近大自然，与自然关系密切。大自然是伊博族人的食物来源，伊博族人的主食是木薯，这种植物从种植到收获，都需要大自然的眷顾和种植者的悉心呵护。伊博族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顺应自然环境，精心照料木薯的成长。木薯的种植是一项复杂的劳动，不仅需要付出体力，更需要掌握技巧。在木薯的种植和生长过程中，伊博人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首先要精心挑选、准备木薯种子。由于木薯对于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伊博族人每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要整天不间断地伺候它，晴天时要保护它的嫩叶不受土地的炙热所烘烤，下大雨的时候还要为它打上土墩，然后再在周围打桩，以免秧苗被雨水冲坏，除草更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对除草时间也有严格要求。在伊博族这个农耕社会中，木薯具有重要意义。“木薯代表着男子汉气概，能够有足够的木薯让家人从一个收获季节吃到下一个收获季节的人确实是伟大的”（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23）。木薯是伊博族人的主要食物，其重要性在小说中多次提及，木薯与男子汉气概之间的联系已不仅仅具有隐喻意义，一个精通木薯种植的男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农夫，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对农业技术的精通超越甚至取代了其他品质，表现了伊博族社会对于农耕技术的重视。
伊博族人不仅忙于劳作，而且善于享受生活，他们的生活富有节奏。在繁忙的种植和收获季节之间，有一段雨季，这是伊博族人休息的短暂时节，“在这样的时候，乌姆奥菲亚的无数茅屋中，家家户户，孩子们都围坐在妈妈的灶旁讲故事，或者和爸爸一起，在他的茅屋里一边烤火一边烤着玉米吃”（24）。在这农忙的间歇季节，乌姆奥菲亚处处洋溢着安逸祥和的气氛。收获的季节是欢乐的节日，新木薯庆祝会标志着新年的开始，男女老幼都盼望着这个盛大节日的到来，提前为节日精心准备：装饰房屋、打扮自己和孩子、做好丰盛的食物、走亲访友，人人喜气洋洋，处处欢声笑语。当盼望已久的节日终于到来时，亲友共聚一堂，其乐融融，将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
木薯的丰收需要风调雨顺的好天气，雨水对于伊博族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们的许多故事也与此相关，主人公奥贡喀沃的儿子恩沃耶爱听的一个故事就是母亲经常讲述的天与地之间的争吵。天与地争吵，一连七年都没有降雨，庄稼枯萎而死。地派苍鹰向天求情，天心生恻隐，将雨用木薯叶包好交给苍鹰。在归途中，木薯叶子不慎被苍鹰抓破，于是下起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大雨。奥贡喀沃年轻时就经历过类似的大旱和暴雨。那一年，他首次种下的木薯由于天气大旱而颗粒无收，等到雨水终于来临时，他种下了第二批木薯，期待重新开始，可是大雨倾盆而下，日夜不停，木薯收成凄惨，令人绝望，有一个男人把衣服系到树上，吊死了（17）。那一年的干旱和随之而来的暴雨令奥贡喀沃终生难忘。但是即使自然灾害也没有击垮意志坚强的奥贡喀沃，他重新开始，终于获得了丰收，也赢得了族人的尊重。在族人的葬礼上，奥贡喀沃的枪支不幸走火，误杀了一个族人，按照伊博族的律令，他要被流放到母亲的家乡。那一年的雨水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干旱无雨长达两三个月，太阳炙烤着大地，野草和树木都變了颜色，连树林中的小鸟都停止了歌唱。后来雨终于来了，来得突然而猛烈。“大地很快苏醒过来，林中的鸟儿拍打着翅膀到处飞翔，叽叽喳喳欢乐地叫着。空气中弥漫着生命的气息和嫩绿草木的芬芳。当大雨不再落得那么急促，雨点也变小了时，孩子们就去找躲雨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很高兴，神清气爽并且满怀感激”（92）。伊博族人因为雨水的到来而欣喜万分，不仅因为雨水能够带来丰收的喜悦，而且因为随着雨水的到来，万物复苏，希望回归，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感染着伊博族人。
《瓦解》中伊博族社会与自然密切相连，人们辛勤劳作，到处洋溢着一派幸福祥和的气氛。阿契贝描绘的伊博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生活令人难以与康拉德笔下 “黑暗的中心”联系起来。《瓦解》表明非洲同欧洲一样，也有着自己灿烂的文明，是一片散发着文明之光的大陆。“《瓦解》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作品中洋溢的乡愁气息，更得益于阿契贝在思考历史、文化和族群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伦理关怀。‘美好的’往昔给人带来的沉浸式愉悦，以及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给读者带来的巨大痛感，使得作品中的故事具有强大的感染力”（He 108）。这部小说使伊博族的田园生活画面进入了全世界读者的视野，非洲不再是不可参透的“黑暗的中心”。
阿契贝成长于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叉路口，浸润于伊博族文化的传统氛围中，同时在学校接受英式教育，受到两种文化的熏陶，这使他能够较为客观地审视自身的传统文化，并对其他文化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阿契贝的《瓦解》展示了伊伊博族社会的诸多优点：伊博族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部族生活和谐有序，兼顾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整个社会洋溢着欢快的气氛，活力迸发，部族活动的轻松欢乐和司法程序的庄严肃穆交互更替。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伊博族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如宗教和律法的某些规定缺乏弹性，令一些族人感到失败和格格不入;过分强调男子汉气概，蔑视女性气质等，随着殖民入侵，伊博族社会最终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分崩离析。虽然饱含怀念和惋惜之情，“但在对以奥贡喀沃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立场进行否定后，由于自身的局限，阿契贝陷入了宿命论的泥沼，无法找到一条殖民统治之外的路径，同样无法为全球化浪潮下的族群伦理关系重构开出济世良方”（He 108）。即便如此，他谱就的这首挽歌依然激荡于无数读者的心间，令读者为伊博族社会曾经的灿烂和最终的瓦解叹惋不已。 阿契贝在《瓦解》中展现了非洲伊博族人民灿烂的文明，驳斥了非洲没有文明的观点，批判西方文明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伊博族的做法。但他并没有一味褒扬伊博族文明而贬低西方文明。他表明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不同文明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并无优劣之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虽然批判了比利时殖民主义的贪婪和残暴，但是它依然延续了西方话语传统，构建并强化了非洲的黑暗形象。欧洲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将非洲建构为黑暗的大陆，视非洲人为充满兽性、与动物无异的野蛮人，需要由文明的西方人征服或消灭。将非洲确立为自身的对立面后，欧洲便披上文明使者的外衣，冠冕堂皇地深入到非洲大陆进行占领和掠夺。《黑暗的中心》中库尔茨即叫嚣要教化甚至消灭低等种族，而这一切均服务于欧洲列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库尔茨之所以深入非洲腹地，就是为了攫取象牙贸易的巨额利润。殖民活动将掠夺和残暴带到了曾经幸福祥和的非洲大地上，把光明的非洲变成了黑暗的中心，欧洲人掌握的权力话语却将黑暗视为非洲的本质。欧洲的殖民活动、将非洲建构为 “黑暗的中心”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才是真正的黑暗中心。
三、风景中的意识形态
非洲到底意味着什么？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探讨了非洲这一名称的来源和含义：“非洲是罗马人对希腊人称之为‘利比亚’（Libya）之地的命名，本身也许是柏柏尔（Berber）部族名字Aourigha （可能发音为‘阿发利加’）的拉丁化，是意义极不确定的一个换喻：我们出生之地的神秘性。非洲只是一个受制于时间的命名，如同一切专有名词，它标志着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随意联系，是一个误用”（188）。
欧洲与非洲的接触始于中世纪，当时三分之二的黄金来自西非，但是在欧洲的视角下，非洲一直是个谜。15、16世纪时期，葡萄牙水手航行到非洲海岸，在各个口岸进行贸易，此时欧洲并未触及非洲内陆的神秘。此后欧洲投资者在美洲大陆经营棉花和蔗糖种植园，贩卖奴隶成为欧洲与非洲的重要联系。19世纪奴隶贸易被宣布为非法，欧洲人遂开始从事棕榈油、象牙、橡胶等“合法”贸易，并由此深入非洲内陆，继而掀起瓜分非洲的浪潮，非洲如同一块美味的蛋糕，被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争抢、切割（Daniels 18-19）。由于种族主义观念盛行和帝国扩张所需，非洲被欧洲建构为 “黑暗的中心”：原始、野蛮、不可参透，成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西方话语关于非洲的风景叙写发挥了重要作用。米歇尔（ W. J. T. Mitchell） 指出，风景并非纯粹的审美客体，对风景的审视“必然在历史上、政治上、和美学上聚焦于注视的目光投射并刻写在那片土地上的暴力和邪恶。我们知道，至少从特纳——或许弥尔顿——的时代起，这种邪恶目光的暴力就不可分割地与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连接在一起了”（29-30）。①地点、风景并非仅仅作为小说的背景而存在，风景中蕴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含义，对于地点和风景的建构是殖民话语强加并维持殖民统治的重要策略。非洲，正如东方学中的东方一样，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更是一个殖民想象建构，是欧洲的非洲印象的投射。关于这一点，陈永国曾指出：
景观涉及历史记忆和地域空间的发明。历史记忆就是地缘记忆;而地缘记忆取决于地方传统的延续，民俗仪式的保存，以及社区纪念性建筑的建立和维护。它们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而和文字记忆一样具有经过维护编码和价值改造的叙事性，是文化意指和思想交流的象征性表达，是标志帝国势力兴衰的发明性记忆和想象式话语。自然景观和城市景观是建构和再现民族记忆和全球记忆的共同想象空间。（陈永国8）
在帝国背景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地点和风景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成为西方文学中的定型化想象，经由西方话语传统建构并强化的这些象征性地点和风景甚至取代了真实的存在。在《发明、记忆与地点》一文中，赛义德指出，地点、风景与政治密切相关，奥斯维辛、耶路撒冷等地理指称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其风景、建筑和街道等完全笼罩着各种象征性的理想，它们完全掩盖了这些地理指称作为城市和真实地点的存在现实（168）。在《黑暗的中心》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学传统中，非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指称，它象征着 “黑暗的中心”，亟需欧洲殖民者带来文明之光。莱明（George Lamming）曾批判这一象征意义，“康拉德是欧洲之子，他理解其先辈的文化种族主义。非洲在非洲人心目中是人类居住的大陆，在康拉德的意识中却象征着恶魔般的力量，驱使他本人所属的白色种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进行劫掠和破坏”（276）。康拉德具有时代局限性，“康拉德悲剧性的局限在于尽管他一方面清楚认识到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纯粹的主宰和对土地的攫取，他仍然不能由此断定帝国主义必然滅亡，从而使“土著”得以从欧洲统治下获得自由。囿于所处的时代，康拉德不能赋予土著自由，尽管他严厉批判了奴役他们的帝国主义”（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30）。
《瓦解》对非洲风景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不仅颠覆了《黑暗的中心》这样一部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批判了《黑暗的中心》所属的欧洲文学传统对非洲的定型化再现传统，揭示了风景中蕴含的丰富的意识形态含义。世代居住于乌姆奥菲亚的伊博族人曾经拥有田园诗般的生活，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田间耕种的辛苦和收获、农闲时节的安闲与祥和、节日期间的活动与欢乐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明丽的画面，给成千上万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促其深思。
注释【Notes】
①中译文引自W. J. T. 米歇尔，帝国风景，《视觉文化研究读本》，陈永国译、陈永国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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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宫桂
关键词：《瓦解》;风景;“黑暗的中心”;颠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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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朱峰，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外语系教授，主要从事后殖民文学和西方文论研究。
Title： Subverting “Heart of Darkness”： Reconstruction of the African Landscape in Things Fall Apart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laces and landscapes in colonial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strategy to impose and maintain the colonial control. The portrayal of places and landscapes is employed as a technique of colonial representation. In colonial discourses， Africa is constructed as “the heart of darkness”， whose symbolic meaning even overshadows its physical existence. Redrawing the landscape and giving it a new space for imagination is a strategy of resistance adopted by post-colonial writers. Achebe’s Things Fall Apart depicts the idyllic life of the Igbo people， which deconstructs “the heart of darkness” constructed by Conrad and the European literary tradition of which he is a part and provokes readers into thinking about the racial and colonial ideology reflected in landscape portrayal.
Key words： Things Fall Apart; landscape; “heart of darkness”; subversion; reconstruction
Author： Zhu Feng is Professor at the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Beijing 100083， China）.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and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E-mail： [email protected]
非洲是 “黑暗的中心”，这一观点在欧洲关于非洲的话语中被建构并不断强化。欧洲人的非洲探险、游记、小说等严重扭曲了非洲形象，这些从外部讲述的故事在文本之间传承，不仅在欧洲而且在前殖民地（包括非洲）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传播关于非洲的所谓权威知识，成为世人了解非洲的来源，影响甚至形塑了欧洲人的非洲印象，非洲人内化这些文本观点，为自己的民族和历史感到自卑。阿契贝（Chinua Achebe）指出这些从外部描写非洲的文学非常肤浅，扭曲了非洲和非洲人的形象，他认为需要“从内部来考察”（look at this from the inside）（Achebe， Interview with Achebe 121），讲述非洲的故事，解构欧洲关于非洲的文学传统，尤其是《黑暗的心》对非洲的再现，向世人再现一个不同的非洲，激发非洲同胞的历史和文化自豪感。为此他于1958年发表了小说《瓦解》（Things Fall Apart），塑造了一位性格鲜明的非洲英雄奥贡喀沃，描绘了伊博族人丰富多彩的生活，展现了被欧洲人斥之为黑暗大陆的非洲所拥有的灿烂文明。
《瓦解》在讲述非洲人自己的故事时，用大量笔墨描述了伊博族人世代聚居之地乌姆奥菲亚的风景。对地点和风景的重新建构是解构和颠覆殖民话语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对比分析《瓦解》和以康拉德为代表的西方作家笔下的非洲风景，探讨风景描写中蕴含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一、非洲：欧洲文学传统建构的“黑暗的中心”
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黑暗的中心》（Heart of Darkness）延续了欧洲文学传统对非洲的定型化再现，将非洲描述为黑暗的大陆。小说中充斥着对非洲地点和风景的概约化描写。马洛的航行从大洋沿岸一直深入到了内陆腹地，但是如此广袤的区域在康拉德的笔下一直以“非洲”一词指代，从未出现过特定的具体地名。对地点的概约化描写反映了康拉德对非洲模糊而泛化的印象，非洲笼罩在不可参透的黑暗之中，一片混沌，这里游荡着野蛮的原始人，没有历史、没有文明，需要欧洲的文明之光来照亮。《黑暗的中心》从始至终着力渲染非洲的黑暗。马洛即将前往非洲，可是航行尚未开始，他便感觉此次的目的地迥然不同于此前所去的任何地方，那是一片黑暗的大陆，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作为一名漂泊海上多年的职业水手，马洛已习惯于在接到通知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出发前往世界上任何地方，但此次却有异样的感受，即将启程之际，有一两秒钟的时间，他感觉好像要去的不是一个大陆的中心，而是地球的中心（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7-13）。非洲是馬洛无法理解的陌生而恐怖的世界。 漫长的海岸线“毫无特色”，呈现出一种“单调的阴森”（13），空旷的山水没有形状和特点，无声无息地肃立着，令人毛骨悚然。航行经过的海岸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日日如此，单调乏味的景色深刻影响了马洛的情绪，在“令人悲哀、毫无意义的幻梦状态的折磨下”，马洛感到“脱离了生活的真实”（13）。与这种环境相伴的是死亡的威胁，一种“说不清的压抑感”（14）在他心中愈益沉重，从单调阴郁的非洲海岸深入内陆，千篇一律的海岸线被巨大而又无声无息的丛林所取代，马洛倍感恐惧。非洲于马洛而言是一片尚未开发的处女地，他无法预料等待他的将是什么，荒野如此无法理喻、令人不安。马洛驾驶着他的汽船沿河而上，地图上曾令马洛着迷的那条大河将他带往 “黑暗的中心”。
《黑暗的中心》渲染非洲大陆的黑暗，是为了表明非洲的蛮荒和炎热不仅摧残着白人的肉体，更在精神上毁灭他们。欧洲人在非洲陌生的土地上经受着双重考验：一方面炎热、潮湿的气候令欧洲人倍感不适，热病夺去一些白人的生命，并迫使另外一些人离开，另一方面身处令人无法参透的黑暗之地，欧洲人会感到强烈的疏离甚至绝望。更令欧洲人深感不安的是非洲的气候和环境会导致欧洲人退化，这种观点普遍流行于19世纪的欧洲，非洲笼罩在人类原初时代的黑暗中，在这里残忍的本能和兽性的激情不受任何克制。库尔茨的经历似乎验证了这一理论，他曾经是欧洲教化使命的狂热追随者，“光明的使者”库尔茨深入非洲腹地，肩负起传播文明的使命，却不幸被非洲大陆所吞噬，在 “黑暗的中心”完全迷失了自己的方向，退化成了野蛮人。殖民者最大的恐惧就是在殖民地的退化，正是因为这种恐惧一直萦绕在马洛的心头，非洲的风景才令马洛感到窒息，马洛感觉自己也似乎已被黑暗所吞噬。
非洲的黑暗孕育了野蛮的非洲人，并将来此传播“光明之光”的白人吞噬。阿契贝批判康拉德将非洲建构为欧洲的对立面：“非洲之于欧洲正如道林·格林的画像——承担着主人卸下的肉体和道德残障，由此主人可以前行、直立、纯洁无暇。因此正如画像必须被藏起来以确保主人摇摇欲坠的完美，非洲需要规避，否则的话！”（An Image of Africa 348）他颇具讽刺意味地指出库尔茨愚蠢地暴露于丛林蛮荒之中难以抵制的诱惑，因而被黑暗所吞噬。阿契贝认为康拉德对比利时殖民主义的批评受到了其本质主义思想的玷污：欧洲人可能会陷入某种形式的非洲野蛮状态，但是野蛮却是非洲人的本质。
在西方思维中，黑与白是一对二元对立的隐喻概念，黑是邪恶、无知、堕落和残暴的象征，而白则代表着真善、文明、纯洁和美丽，当帝国主义扩张使欧洲与其他大陆相遇时，黑的意义被强化并延伸，等同于“原始”、“粗俗”、“野蛮”，并由此指涉居住在丛林、森林和荒野之中的黑人及其原始和邪恶的特征，而西方国家的文明则如光亮一般映照着非欧洲地区的黑暗，并最终将光明的种子播撒到黑暗的大陆，康拉德在《黑暗的中心》一开始即引入了这一观点。在黄昏时分的泰晤士河上等待潮汐的时候，马洛满怀骄傲地追溯了泰晤士河的辉煌历史，称颂它为“人类的梦想、共和政体的种子、帝国的根源所在”（Conrad， Heart of Darkness 5）。他提醒我们：“这里也曾经是地球上的一片黑暗之地”（5）。但是在1900年前，罗马人征服了这里，“从此光明从这条河流发散出去”（5）。曾经黑暗的英国已被文明之光照耀，并将光辉发散到世界各地，成为称霸全球的殖民帝国，而非洲仍然在黑暗的笼罩之中，没有文明也没有历史。康拉德之所以渲染非洲的黑暗，旨在传达这样的信息：黑暗之地是可以被照亮的，正如罗马征服开启了英格兰的文明历史，白人的征服同样可以把光明带给非洲黑暗的大地，开启非洲的历史纪元。盘踞在非洲大陆上的那条大蛇形状的河流就像一千九百年前的泰晤士河，在黑暗中等待着文明的光辉。康拉德认为殖民主义是必要的，他虽然揭露和批判了比利时殖民掠夺的残暴，但是并没有因此否定殖民主义，他所希望的是以好的殖民制度取代坏的殖民制度，英国仁慈的殖民制度就是好殖民制度的范例。
景物描写在传达帝国征服的必要性和征服者的决心上具有重要意义，“康拉德小说中反复使用‘不可参透的’、‘难以了解的’、和‘空白的’等词语，表明他对非洲文化和非洲人的描写是主观的，虽然小说并没有直接展现非洲生活，但是非洲作为小说的背景成为理性的对立面”（Kehinde 37）。正是由于非洲被黑暗笼罩并且使深入黑暗中心的欧洲人感到如此压抑，欧洲的殖民事业才显示出必要性和紧迫性。即便非洲大陆是 “黑暗的中心”，文明的白人在此面临退化的危险，帝国征服的决心依然不可动摇。沿河而上的航行尽管困难重重，经历了丛林的考验、时间的煎熬和精神上的困惑，马洛终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抵达了所有这一切的中心——库尔茨的象牙贸易帝国。库尔茨的伟大冒险、马洛的溯流而上和小说的叙述本身有着一个共同的主题：“展现欧洲人在非洲（或关于非洲）的帝国征服和坚强意志”（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23）。康拉德笔下“黑暗的中心”不仅源于康拉德在非洲的亲身经历，更是欧洲文学传统中非洲形象的延续和强化：非洲是罪恶丛生之地，处于混沌的史前时期，人性的黑暗在此暴露无遗。阿契贝指出“众所周知，欧洲游客等关于非洲和非洲人耸人听闻的著作有着漫长的历史，康拉德笔下嚎叫的人群甚至不属于他，而是来源于前代的传承”（Home and Exile 26）。关于非洲的想象发展成为一个传统，如同巨大的仓库储存着耸人听闻的印象，几个世纪以来作家一再由此为其著作提取“原材料”（26-27）。
二、乌姆奥菲亚：《瓦解》描绘的伊博族田园美景
愤怒于《黑暗的中心》关于非洲大陆和非洲人的描写，阿契贝指责“约瑟夫·康拉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An Image of Africa 343）。之所以批判《黑暗的中心》，是因为它比阿契贝所知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清晰地表明了欧洲的欲望和需要：西方在心理上将非洲作为欧洲的衬托，视之为欧洲遥远而又约略熟悉的对立面，以此彰显欧洲精神上的优雅状态（337）。阿契贝毅然拿起手中的笔，重新描绘非洲的经历。阿契贝的《瓦解》为我们描绘了伊博族人幸福祥和的田园生活图景，明快的色调、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康拉德笔下黑暗的荒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伊博族农耕社会按照季节的更替和天气的变化耕种、收获、休闲，大地和动植物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和谐共存。大自然不仅赐予伊博族人丰富的果实，而且是其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界的风雨雷电、各种动植物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谚语、趣事和成语之中。伊博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下，伊博族人尽享田园牧歌生活的幸福祥和。阿契贝描绘的一幅幅田園牧歌般的图景解构了康拉德及其欧洲传统建构的“黑暗的中心”，他要告诉世人，非洲有着灿烂的文明，非洲人是自己土地上的主人。 “将地理因素放在首要位置”是“反帝国主义想象”的可识别特征（Said， Yeats and Decolonisation 77）。针对《黑暗的中心》对非洲风景的描写，阿契贝在《瓦解》中重新建构了非洲的风景。阿契贝的故事发生在特定的地点，伊博族人世代居住的乌姆奥菲亚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景、传统和文化。《瓦解》从不使用“非洲”这个泛指的地理概念，他描写的是居住在乌姆奥菲亚的伊博族人，特定的地点和风景哺育着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的伊博族人。
伊博族居住在西非的乌姆奥菲亚，而不是非洲某一处面目不清的黑暗之地。这里的自然环境并非如马洛所感到的那么神秘莫测、令人压抑，这是伊博族人世代定居之地，他们在这里耕种、收获、繁衍子孙后代。伊博族亲近大自然，与自然关系密切。大自然是伊博族人的食物来源，伊博族人的主食是木薯，这种植物从种植到收获，都需要大自然的眷顾和种植者的悉心呵护。伊博族人在长期的实践中顺应自然环境，精心照料木薯的成长。木薯的种植是一项复杂的劳动，不仅需要付出体力，更需要掌握技巧。在木薯的种植和生长过程中，伊博人要付出艰辛的劳动，首先要精心挑选、准备木薯种子。由于木薯对于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伊博族人每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要整天不间断地伺候它，晴天时要保护它的嫩叶不受土地的炙热所烘烤，下大雨的时候还要为它打上土墩，然后再在周围打桩，以免秧苗被雨水冲坏，除草更是必不可少的程序，对除草时间也有严格要求。在伊博族这个农耕社会中，木薯具有重要意义。“木薯代表着男子汉气概，能够有足够的木薯让家人从一个收获季节吃到下一个收获季节的人确实是伟大的”（Achebe， Things Fall Apart 23）。木薯是伊博族人的主要食物，其重要性在小说中多次提及，木薯与男子汉气概之间的联系已不仅仅具有隐喻意义，一个精通木薯种植的男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农夫，而且是一个伟大的人。对农业技术的精通超越甚至取代了其他品质，表现了伊博族社会对于农耕技术的重视。
伊博族人不仅忙于劳作，而且善于享受生活，他们的生活富有节奏。在繁忙的种植和收获季节之间，有一段雨季，这是伊博族人休息的短暂时节，“在这样的时候，乌姆奥菲亚的无数茅屋中，家家户户，孩子们都围坐在妈妈的灶旁讲故事，或者和爸爸一起，在他的茅屋里一边烤火一边烤着玉米吃”（24）。在这农忙的间歇季节，乌姆奥菲亚处处洋溢着安逸祥和的气氛。收获的季节是欢乐的节日，新木薯庆祝会标志着新年的开始，男女老幼都盼望着这个盛大节日的到来，提前为节日精心准备：装饰房屋、打扮自己和孩子、做好丰盛的食物、走亲访友，人人喜气洋洋，处处欢声笑语。当盼望已久的节日终于到来时，亲友共聚一堂，其乐融融，将欢乐的气氛推向高潮。
木薯的丰收需要风调雨顺的好天气，雨水对于伊博族人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们的许多故事也与此相关，主人公奥贡喀沃的儿子恩沃耶爱听的一个故事就是母亲经常讲述的天与地之间的争吵。天与地争吵，一连七年都没有降雨，庄稼枯萎而死。地派苍鹰向天求情，天心生恻隐，将雨用木薯叶包好交给苍鹰。在归途中，木薯叶子不慎被苍鹰抓破，于是下起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大雨。奥贡喀沃年轻时就经历过类似的大旱和暴雨。那一年，他首次种下的木薯由于天气大旱而颗粒无收，等到雨水终于来临时，他种下了第二批木薯，期待重新开始，可是大雨倾盆而下，日夜不停，木薯收成凄惨，令人绝望，有一个男人把衣服系到树上，吊死了（17）。那一年的干旱和随之而来的暴雨令奥贡喀沃终生难忘。但是即使自然灾害也没有击垮意志坚强的奥贡喀沃，他重新开始，终于获得了丰收，也赢得了族人的尊重。在族人的葬礼上，奥贡喀沃的枪支不幸走火，误杀了一个族人，按照伊博族的律令，他要被流放到母亲的家乡。那一年的雨水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干旱无雨长达两三个月，太阳炙烤着大地，野草和树木都變了颜色，连树林中的小鸟都停止了歌唱。后来雨终于来了，来得突然而猛烈。“大地很快苏醒过来，林中的鸟儿拍打着翅膀到处飞翔，叽叽喳喳欢乐地叫着。空气中弥漫着生命的气息和嫩绿草木的芬芳。当大雨不再落得那么急促，雨点也变小了时，孩子们就去找躲雨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很高兴，神清气爽并且满怀感激”（92）。伊博族人因为雨水的到来而欣喜万分，不仅因为雨水能够带来丰收的喜悦，而且因为随着雨水的到来，万物复苏，希望回归，生机勃勃的大自然感染着伊博族人。
《瓦解》中伊博族社会与自然密切相连，人们辛勤劳作，到处洋溢着一派幸福祥和的气氛。阿契贝描绘的伊博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幸福生活令人难以与康拉德笔下 “黑暗的中心”联系起来。《瓦解》表明非洲同欧洲一样，也有着自己灿烂的文明，是一片散发着文明之光的大陆。“《瓦解》的成功不仅得益于作品中洋溢的乡愁气息，更得益于阿契贝在思考历史、文化和族群关系时表现出来的伦理关怀。‘美好的’往昔给人带来的沉浸式愉悦，以及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给读者带来的巨大痛感，使得作品中的故事具有强大的感染力”（He 108）。这部小说使伊博族的田园生活画面进入了全世界读者的视野，非洲不再是不可参透的“黑暗的中心”。
阿契贝成长于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叉路口，浸润于伊博族文化的传统氛围中，同时在学校接受英式教育，受到两种文化的熏陶，这使他能够较为客观地审视自身的传统文化，并对其他文化持有开放包容的态度。阿契贝的《瓦解》展示了伊伊博族社会的诸多优点：伊博族社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部族生活和谐有序，兼顾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整个社会洋溢着欢快的气氛，活力迸发，部族活动的轻松欢乐和司法程序的庄严肃穆交互更替。但他也清楚地看到伊博族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如宗教和律法的某些规定缺乏弹性，令一些族人感到失败和格格不入;过分强调男子汉气概，蔑视女性气质等，随着殖民入侵，伊博族社会最终在内外双重压力下分崩离析。虽然饱含怀念和惋惜之情，“但在对以奥贡喀沃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立场进行否定后，由于自身的局限，阿契贝陷入了宿命论的泥沼，无法找到一条殖民统治之外的路径，同样无法为全球化浪潮下的族群伦理关系重构开出济世良方”（He 108）。即便如此，他谱就的这首挽歌依然激荡于无数读者的心间，令读者为伊博族社会曾经的灿烂和最终的瓦解叹惋不已。 阿契贝在《瓦解》中展现了非洲伊博族人民灿烂的文明，驳斥了非洲没有文明的观点，批判西方文明将其价值观强加于伊博族的做法。但他并没有一味褒扬伊博族文明而贬低西方文明。他表明每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优缺点，不同文明之间显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并无优劣之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虽然批判了比利时殖民主义的贪婪和残暴，但是它依然延续了西方话语传统，构建并强化了非洲的黑暗形象。欧洲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将非洲建构为黑暗的大陆，视非洲人为充满兽性、与动物无异的野蛮人，需要由文明的西方人征服或消灭。将非洲确立为自身的对立面后，欧洲便披上文明使者的外衣，冠冕堂皇地深入到非洲大陆进行占领和掠夺。《黑暗的中心》中库尔茨即叫嚣要教化甚至消灭低等种族，而这一切均服务于欧洲列强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库尔茨之所以深入非洲腹地，就是为了攫取象牙贸易的巨额利润。殖民活动将掠夺和残暴带到了曾经幸福祥和的非洲大地上，把光明的非洲变成了黑暗的中心，欧洲人掌握的权力话语却将黑暗视为非洲的本质。欧洲的殖民活动、将非洲建构为 “黑暗的中心”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才是真正的黑暗中心。
三、风景中的意识形态
非洲到底意味着什么？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探讨了非洲这一名称的来源和含义：“非洲是罗马人对希腊人称之为‘利比亚’（Libya）之地的命名，本身也许是柏柏尔（Berber）部族名字Aourigha （可能发音为‘阿发利加’）的拉丁化，是意义极不确定的一个换喻：我们出生之地的神秘性。非洲只是一个受制于时间的命名，如同一切专有名词，它标志着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随意联系，是一个误用”（188）。
欧洲与非洲的接触始于中世纪，当时三分之二的黄金来自西非，但是在欧洲的视角下，非洲一直是个谜。15、16世纪时期，葡萄牙水手航行到非洲海岸，在各个口岸进行贸易，此时欧洲并未触及非洲内陆的神秘。此后欧洲投资者在美洲大陆经营棉花和蔗糖种植园，贩卖奴隶成为欧洲与非洲的重要联系。19世纪奴隶贸易被宣布为非法，欧洲人遂开始从事棕榈油、象牙、橡胶等“合法”贸易，并由此深入非洲内陆，继而掀起瓜分非洲的浪潮，非洲如同一块美味的蛋糕，被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争抢、切割（Daniels 18-19）。由于种族主义观念盛行和帝国扩张所需，非洲被欧洲建构为 “黑暗的中心”：原始、野蛮、不可参透，成为西方文明的对立面。在这一建构过程中，西方话语关于非洲的风景叙写发挥了重要作用。米歇尔（ W. J. T. Mitchell） 指出，风景并非纯粹的审美客体，对风景的审视“必然在历史上、政治上、和美学上聚焦于注视的目光投射并刻写在那片土地上的暴力和邪恶。我们知道，至少从特纳——或许弥尔顿——的时代起，这种邪恶目光的暴力就不可分割地与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连接在一起了”（29-30）。①地点、风景并非仅仅作为小说的背景而存在，风景中蕴含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含义，对于地点和风景的建构是殖民话语强加并维持殖民统治的重要策略。非洲，正如东方学中的东方一样，不仅是一个客观的存在，更是一个殖民想象建构，是欧洲的非洲印象的投射。关于这一点，陈永国曾指出：
景观涉及历史记忆和地域空间的发明。历史记忆就是地缘记忆;而地缘记忆取决于地方传统的延续，民俗仪式的保存，以及社区纪念性建筑的建立和维护。它们不是单纯的物质存在，而和文字记忆一样具有经过维护编码和价值改造的叙事性，是文化意指和思想交流的象征性表达，是标志帝国势力兴衰的发明性记忆和想象式话语。自然景观和城市景观是建构和再现民族记忆和全球记忆的共同想象空间。（陈永国8）
在帝国背景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地点和风景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成为西方文学中的定型化想象，经由西方话语传统建构并强化的这些象征性地点和风景甚至取代了真实的存在。在《发明、记忆与地点》一文中，赛义德指出，地点、风景与政治密切相关，奥斯维辛、耶路撒冷等地理指称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其风景、建筑和街道等完全笼罩着各种象征性的理想，它们完全掩盖了这些地理指称作为城市和真实地点的存在现实（168）。在《黑暗的中心》及其所代表的西方文学传统中，非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地理指称，它象征着 “黑暗的中心”，亟需欧洲殖民者带来文明之光。莱明（George Lamming）曾批判这一象征意义，“康拉德是欧洲之子，他理解其先辈的文化种族主义。非洲在非洲人心目中是人类居住的大陆，在康拉德的意识中却象征着恶魔般的力量，驱使他本人所属的白色种族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进行劫掠和破坏”（276）。康拉德具有时代局限性，“康拉德悲剧性的局限在于尽管他一方面清楚认识到帝国主义本质上是纯粹的主宰和对土地的攫取，他仍然不能由此断定帝国主义必然滅亡，从而使“土著”得以从欧洲统治下获得自由。囿于所处的时代，康拉德不能赋予土著自由，尽管他严厉批判了奴役他们的帝国主义”（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30）。
《瓦解》对非洲风景的重构具有重要意义，不仅颠覆了《黑暗的中心》这样一部文学作品，更重要的是批判了《黑暗的中心》所属的欧洲文学传统对非洲的定型化再现传统，揭示了风景中蕴含的丰富的意识形态含义。世代居住于乌姆奥菲亚的伊博族人曾经拥有田园诗般的生活，他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田间耕种的辛苦和收获、农闲时节的安闲与祥和、节日期间的活动与欢乐构成了一幅幅色彩明丽的画面，给成千上万的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促其深思。
注释【Notes】
①中译文引自W. J. T. 米歇尔，帝国风景，《视觉文化研究读本》，陈永国译、陈永国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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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宫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