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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领导这样说过叶青：“你怎么能将公车改革的功劳归到自己头上呢？中国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会推行公车改革。你的呼吁有什么用？”
7月中旬，在一次调研途中，叶青坐在中巴车的引擎盖上，面对整车的各级官员、学者“吵起来了”，焦点是公车改革。
几天前，中央刚公布了新一轮公车改革的方案，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司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处级800元、科级及以下500元。
“我本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看看风景，挺不错的。听到他们聊起公车改革，就加入了进去，没想到同意我的不多。”以至于，“吵”到最后，有点叶青舌战群儒的味道。
或许，这正是他在公车改革上的一个缩影。从1993年担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起，叶青就不坐公车，每月拿一定额度的车贴，被媒体称为“一个人的车改”。
冷暖自知
此次公车改革在全国推开，采访叶青的媒体不少，“当天有50多家，昨天我在回武汉的火车上还接到了十几家媒体的电话”。也早就有媒体称他为“公车改革第一人”。
另一方面，叶青为公车改革“吵的架”不少。
曾在一档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叶青说：“我的妻子、小孩，没坐过一次公车。” 一名女观众就跟叶青争执起来：“不用公车，一定用公款加油。”叶青解释：“只有一个月1200块钱的补助。”女观众干脆为“叶氏车改”盖棺定论：“我不相信！”
最近，叶青面临的“吵架”特别多。
“这次一路调研下来，十之八九的乡镇长、书记都在叫苦，也有当面向我发泄不满的。”叶青称。
一些不满或者不赞同声音甚至出自“80后”公务员之口——“他家离单位那么近当然好了哦，将来我们每天怎么上班？！”
对于这些误解、不满、愤怒甚至骂声，叶青说自己看得越来越透，“前几年媒体说我是另类，是最有个性的官员，我还不太理解，现在已经越来越有感触了。”
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三不主义”——“不拒绝采访，不拒绝讲座，不拒绝约稿”。他办公室进门处的书柜上，放着一张“正在录音采访”的便条。有媒体找他时，他就随手往外一贴。
但似乎说得越多，错得越多。有领导甚至间接地向他说，“你叶青怎么能将公车改革的功劳归到自己头上呢？中国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会推行公车改革。你的呼吁有什么用？”
“我哪里说了功劳是我的，我只是一直在提倡这个事。”叶青称猜测到是哪位领导在“提醒”他，但没有去辩解，只能为此“头痛”。
也有支持他的官员。湖北一名政协委员就向记者明言，“一些人不卖他的账，但他绝不是听不得反对话的人，就凭他台上台下能保持一致，我就支持他”。
“这次调研中，有一两名乡镇长就私下给我说，支持我的观点。”叶青称。
在网络中，他获得的支持更多。目前他的微博粉丝已经达到362万人。
“在公车改革领域，他几乎是在死磕，代价也是明显的。”武汉一名官员告诉记者称，与叶青同时受益于湖北干部人事改革，从大学调到党政机关任职的其他“教授厅官”，大部分都升到正厅了。
54岁的叶青一直将“当多大的官组织上定，做多大的事自己定”奉为自己的为官心得，但他还是告诉记者，“再过两年我工龄就30年了，准备退休了”。
“他这明显是和省里唱反调嘛”
叶青即将退休。当被问及“他为官是否成功时”，即便是支持他的官员，回答都很犹豫、含糊、模棱两可，“这得看你怎么定义成功”。
对于自己能當上厅官，叶青很知足：“如果是处级干部，我提出的那些建议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991年以前，叶青是中南财经大学的一名普通副教授。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民主促进会，强烈的“表达欲”开始释放。
每次只要党派内部有活动，他都是相当积极的那一个。“这个很重要，每次能出色完成，才会给党派领导留下深刻印象，有新的事情才会想到你。”叶青说。
1998年他当选武昌区政协常委后，在北京听了时任总理朱镕基的一场经济形势报告。回到武汉后，他结合报告和自己的思考，在武昌区的干部大会上搞了一次专题讲座。这次讲座让叶青进入了很多当地干部的视野，认为他“水平很高”。
此后的几年，叶青的“政治生涯”开始进入上升通道，2003年官至副厅。当时就有官员对他说，要融入整个集体，不要学究气。这话从最初的提醒慢慢变成了责备。
“不能说叶青完全不懂官场那一套。”上述观察人士称，“除了公车之外，这么多年，你听说过他与哪位领导打架、公开闹矛盾吗？他接受媒体采访，更多谈的也是观点，也很少谈官场中的事情，很少谈一些细节。”
“与那些东西相比，他更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喜欢与媒体打交道。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他的观点，关注他说了什么，不关注他这个人。”
从政以来，叶青提出了众多意见建议，但都被公车改革的影响掩盖了。比如，他很早就提出了湖北宜昌和襄阳两市的市委书记应当由省委常委兼任，现在也确实如此。
湖北目前的发展战略是“两圈两带”，但叶青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湖北应该以“三圈三带”为发展战略。“这明显是和省里唱反调嘛。”一名处级干部称。
但“如果你将叶青看做官场斗士，那就大错特错了”。一名湖北官场观察人士告诉记者称，“他是一个将建言献策当做理想的人，没有落入体制的俗套，看起来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自我践行的方法。”
“至少他是一个善意的官员。不管提多少意见，他都是从善意的角度出发的。”上述人士称。
对话叶青：“公车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廉政瞭望：公车改革方案公布以后，很多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比较有意见，您怎么看待他们的反应呢？
叶青：一个县里的官员，如果不是县委书记、县长，在这次车改中确实比较麻烦。这次公布的车改方案只能保证主要负责人。这个主要负责人包不包括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还很难说。另外，县委常委们怎么办，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所以最近我到下面去调研，与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也感觉到他们想法比较复杂。
廉政瞭望：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
叶青：北京的车改最容易。一方面，北京的公共交通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北京除了部长、副部长有车，很多司长都没车，而且也比较习惯了。所以说，北京的车改还是比较好推动的。
车改的难处主要在基层，在经济比较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公车补贴还要高，所以执行上还会有困难，如何做还需要继续关注。
廉政瞭望：既然基层车改这么难，会不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呢？
叶青：不能说不会有。但现在重要的是把官员与公车之间的联系斩断，在制度上进行隔离，没有固定的车、没有固定的司机。以前一些县委书记、县长都是3部车，大号车、小号车、越野车，通过这次改革，我想他们不敢像过去那么嚣张，司机老实一点，官员老实一点。这就是进步，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一个县里面，绝对可以通过民营的租车公司，来满足县委书记、县长的用车需求。比如，县委书记完全可以没有车，但是租车公司可以全天候地满足他的公务出行需求，需要用车时，打电话叫车，跟租车公司每个月清算一次。
廉政瞭望：会不会出现一些公司不惜成本来保障书记、县长的用车，甚至公车私用？这可能会让一些公车领域的问题更隐蔽。
叶青：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
……
这确实会出现。有些公司就确定一辆车给书记、县长用，从来就不租给别人。这里面有中国的国情，没有办法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地走。现在的车改方案至少能不让他们不再专车、专司机，这已经是达到目的了，不要指望很高。
廉政瞭望：总得要有制度或者办法，来保证过渡性车辆服务中心不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车队吧。
叶青：这里肯定要有一套监督制度，纪委可以在里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廉政瞭望：此次车改最大的争议是车补按照级别来发放，并且几乎是“一刀切”，规定了上限。对此，你怎么看？
叶青：中央没有规定下限，而且不要求上下对应。这样各省作为的空间就比较大了。
“一刀切”确实对有些公务比较忙的部门不公平，而公务比较少、基本上是坐办公室的部门，如果按照中央规定的发，车补确实就都拿到口袋去了。我建议各省在做具体方案的時候，将工作做细一些，按照公务量对各部门进行分类，每类发的车补各不一样，甚至可以出现公务忙的部门科级干部的车补，比公务不忙的部门处级干部的车补高。
温州原来做的车改，车补过高我反对，但是他们将所有部门分为三块，每块又分为三类，各类的车补都是不一样的。这么做是最科学的，能消除不公平感，不能说所有处长都拿一个钱。
廉政瞭望：一些公务员认为，公车没了会出现当做的事情不做，当出的差不出。
叶青：不要把车补等同于出差报销。这次方案中就规定了，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要与差旅费保障范围搞好衔接，对边远地区和交通不便地区，要做好远距离公务出行的差旅费保障。当然，这些条文怎么落实，还得各地具体研究。
7月中旬，在一次调研途中，叶青坐在中巴车的引擎盖上，面对整车的各级官员、学者“吵起来了”，焦点是公车改革。
几天前，中央刚公布了新一轮公车改革的方案，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取消一般公务用车，适度发放公务交通补贴——司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处级800元、科级及以下500元。
“我本来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看看风景，挺不错的。听到他们聊起公车改革，就加入了进去，没想到同意我的不多。”以至于，“吵”到最后，有点叶青舌战群儒的味道。
或许，这正是他在公车改革上的一个缩影。从1993年担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起，叶青就不坐公车，每月拿一定额度的车贴，被媒体称为“一个人的车改”。
冷暖自知
此次公车改革在全国推开，采访叶青的媒体不少，“当天有50多家，昨天我在回武汉的火车上还接到了十几家媒体的电话”。也早就有媒体称他为“公车改革第一人”。
另一方面，叶青为公车改革“吵的架”不少。
曾在一档电视节目录制现场，叶青说：“我的妻子、小孩，没坐过一次公车。” 一名女观众就跟叶青争执起来：“不用公车，一定用公款加油。”叶青解释：“只有一个月1200块钱的补助。”女观众干脆为“叶氏车改”盖棺定论：“我不相信！”
最近，叶青面临的“吵架”特别多。
“这次一路调研下来，十之八九的乡镇长、书记都在叫苦，也有当面向我发泄不满的。”叶青称。
一些不满或者不赞同声音甚至出自“80后”公务员之口——“他家离单位那么近当然好了哦，将来我们每天怎么上班？！”
对于这些误解、不满、愤怒甚至骂声，叶青说自己看得越来越透，“前几年媒体说我是另类，是最有个性的官员，我还不太理解，现在已经越来越有感触了。”
他仍然坚持自己的“三不主义”——“不拒绝采访，不拒绝讲座，不拒绝约稿”。他办公室进门处的书柜上，放着一张“正在录音采访”的便条。有媒体找他时，他就随手往外一贴。
但似乎说得越多，错得越多。有领导甚至间接地向他说，“你叶青怎么能将公车改革的功劳归到自己头上呢？中国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自然会推行公车改革。你的呼吁有什么用？”
“我哪里说了功劳是我的，我只是一直在提倡这个事。”叶青称猜测到是哪位领导在“提醒”他，但没有去辩解，只能为此“头痛”。
也有支持他的官员。湖北一名政协委员就向记者明言，“一些人不卖他的账，但他绝不是听不得反对话的人，就凭他台上台下能保持一致，我就支持他”。
“这次调研中，有一两名乡镇长就私下给我说，支持我的观点。”叶青称。
在网络中，他获得的支持更多。目前他的微博粉丝已经达到362万人。
“在公车改革领域，他几乎是在死磕，代价也是明显的。”武汉一名官员告诉记者称，与叶青同时受益于湖北干部人事改革，从大学调到党政机关任职的其他“教授厅官”，大部分都升到正厅了。
54岁的叶青一直将“当多大的官组织上定，做多大的事自己定”奉为自己的为官心得，但他还是告诉记者，“再过两年我工龄就30年了，准备退休了”。
“他这明显是和省里唱反调嘛”
叶青即将退休。当被问及“他为官是否成功时”，即便是支持他的官员，回答都很犹豫、含糊、模棱两可，“这得看你怎么定义成功”。
对于自己能當上厅官，叶青很知足：“如果是处级干部，我提出的那些建议就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1991年以前，叶青是中南财经大学的一名普通副教授。就在这一年，他加入了民主促进会，强烈的“表达欲”开始释放。
每次只要党派内部有活动，他都是相当积极的那一个。“这个很重要，每次能出色完成，才会给党派领导留下深刻印象，有新的事情才会想到你。”叶青说。
1998年他当选武昌区政协常委后，在北京听了时任总理朱镕基的一场经济形势报告。回到武汉后，他结合报告和自己的思考，在武昌区的干部大会上搞了一次专题讲座。这次讲座让叶青进入了很多当地干部的视野，认为他“水平很高”。
此后的几年，叶青的“政治生涯”开始进入上升通道，2003年官至副厅。当时就有官员对他说，要融入整个集体，不要学究气。这话从最初的提醒慢慢变成了责备。
“不能说叶青完全不懂官场那一套。”上述观察人士称，“除了公车之外，这么多年，你听说过他与哪位领导打架、公开闹矛盾吗？他接受媒体采访，更多谈的也是观点，也很少谈官场中的事情，很少谈一些细节。”
“与那些东西相比，他更希望发出自己的声音，喜欢与媒体打交道。大家更多的是关注他的观点，关注他说了什么，不关注他这个人。”
从政以来，叶青提出了众多意见建议，但都被公车改革的影响掩盖了。比如，他很早就提出了湖北宜昌和襄阳两市的市委书记应当由省委常委兼任，现在也确实如此。
湖北目前的发展战略是“两圈两带”，但叶青一直在各种场合呼吁湖北应该以“三圈三带”为发展战略。“这明显是和省里唱反调嘛。”一名处级干部称。
但“如果你将叶青看做官场斗士，那就大错特错了”。一名湖北官场观察人士告诉记者称，“他是一个将建言献策当做理想的人，没有落入体制的俗套，看起来有自己的一套想法和自我践行的方法。”
“至少他是一个善意的官员。不管提多少意见，他都是从善意的角度出发的。”上述人士称。
对话叶青：“公车改革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廉政瞭望：公车改革方案公布以后，很多官员尤其是基层官员比较有意见，您怎么看待他们的反应呢？
叶青：一个县里的官员，如果不是县委书记、县长，在这次车改中确实比较麻烦。这次公布的车改方案只能保证主要负责人。这个主要负责人包不包括人大主任、政协主席还很难说。另外，县委常委们怎么办，也没有明确的说法。 所以最近我到下面去调研，与一些地方官员交流，也感觉到他们想法比较复杂。
廉政瞭望：但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
叶青：北京的车改最容易。一方面，北京的公共交通比较发达；另一方面，北京除了部长、副部长有车，很多司长都没车，而且也比较习惯了。所以说，北京的车改还是比较好推动的。
车改的难处主要在基层，在经济比较困难的地方。这些地方的公车补贴还要高，所以执行上还会有困难，如何做还需要继续关注。
廉政瞭望：既然基层车改这么难，会不会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呢？
叶青：不能说不会有。但现在重要的是把官员与公车之间的联系斩断，在制度上进行隔离，没有固定的车、没有固定的司机。以前一些县委书记、县长都是3部车，大号车、小号车、越野车，通过这次改革，我想他们不敢像过去那么嚣张，司机老实一点，官员老实一点。这就是进步，不可能一步到位的。
一个县里面，绝对可以通过民营的租车公司，来满足县委书记、县长的用车需求。比如，县委书记完全可以没有车，但是租车公司可以全天候地满足他的公务出行需求，需要用车时，打电话叫车，跟租车公司每个月清算一次。
廉政瞭望：会不会出现一些公司不惜成本来保障书记、县长的用车，甚至公车私用？这可能会让一些公车领域的问题更隐蔽。
叶青：那你告诉我，还有什么办法？
……
这确实会出现。有些公司就确定一辆车给书记、县长用，从来就不租给别人。这里面有中国的国情，没有办法一步到位，只能一步一步地走。现在的车改方案至少能不让他们不再专车、专司机，这已经是达到目的了，不要指望很高。
廉政瞭望：总得要有制度或者办法，来保证过渡性车辆服务中心不变成另一种形式的车队吧。
叶青：这里肯定要有一套监督制度，纪委可以在里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廉政瞭望：此次车改最大的争议是车补按照级别来发放，并且几乎是“一刀切”，规定了上限。对此，你怎么看？
叶青：中央没有规定下限，而且不要求上下对应。这样各省作为的空间就比较大了。
“一刀切”确实对有些公务比较忙的部门不公平，而公务比较少、基本上是坐办公室的部门，如果按照中央规定的发，车补确实就都拿到口袋去了。我建议各省在做具体方案的時候，将工作做细一些，按照公务量对各部门进行分类，每类发的车补各不一样，甚至可以出现公务忙的部门科级干部的车补，比公务不忙的部门处级干部的车补高。
温州原来做的车改，车补过高我反对，但是他们将所有部门分为三块，每块又分为三类，各类的车补都是不一样的。这么做是最科学的，能消除不公平感，不能说所有处长都拿一个钱。
廉政瞭望：一些公务员认为，公车没了会出现当做的事情不做，当出的差不出。
叶青：不要把车补等同于出差报销。这次方案中就规定了，公务交通补贴保障范围要与差旅费保障范围搞好衔接，对边远地区和交通不便地区，要做好远距离公务出行的差旅费保障。当然，这些条文怎么落实，还得各地具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