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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两会上的明星人物,常有“经典语录”。近日,他又抛出了一个有点“烫”的观点:政府不要再搞最低工资标准了,最低薪水应由市场决定。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出发点无疑就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很难,有一份工作就不错了,政府没有必要再坚持那个“最低工资标准线”,让就业者“挑肥拣瘦”。而坚持最低工资标准线,一些中小企业因为工资难以保证,就只有裁员或不招工。用一句无奈的话来说,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强。
如果政府放弃了最低工资标准,全凭市场“决定”,极有可能造成一些中小企业特别的民营企业将会无休止的压缩员工工资,甚至一些企业会鼓励大学生“零工资就业”,员工们的各种福利更是难以保证。
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是由工人们经过多年努力争取才得到的,也是政府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最基本保证。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给企业留下很大的适应空间,如果企业连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不能保证,这样的企业还靠什么保证效益?靠什么维持生产和经营,这样的企业又怎么能在市场上立足?
“挂号公司”让号贩子“合法化”? 林 琳
目前,一家名为爱康国宾的集团公司与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合作,推出了预约挂号业务。只要购买由其发售的不同金额的预约卡,便可享受相应次数的挂号服务,价钱贵一些的“贵宾卡”还承诺就诊时不用排队。该公司拥有全国最大的就医电子挂号系统,与400多家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网络,可预约主要城市几万名专家门诊号。
人们对此争议颇多。赞成者认为,这种商业化操作模式节约了患者的挂号和就诊时间,有利于破解看病难;反对者则表示。“挂号公司”通过卖挂号卡谋利,实际上是号贩子“合法化”、“集团化”,只能加剧看病难。
需要明确的是,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是一家公立医院,其医疗设施和专家队伍均属于公共资源。而公共资源是全民共享的资源,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公平地享有和使用,没有贫富、贵贱或者社会地位的高低。如今,挂号公司和医院联合起来,是变相挤占和剥夺了“非贵宾”享有公共医疗服务的权利。
长此以往,公共资源就会向少数有钱人“集结”,失去其公共的本质属性,而日益商业化、贵族化。
购物券派发治标不治本 龚 雯
近段时间,成都、杭州、南京等地相继派发购物券、旅游券等消费“红包”,受到居民欢迎,带动了即期消费,也引得其他一些城市眼热心跳,纷纷酝酿发放消费券。
发券是好事,但要把好事办得更好,还得多动脑筋。比如,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不断扩大消费券的受益对象,包括广大中等收入者。
但对消费券的作用不必过于放大,要知道发券可救急,但不治本,千万别把发券当作扩大消费的万灵仙丹。有的地方在促消费中,开始倾向于将“宝”押在消费券上,这种意识要不得。我国消费率偏低,老百姓不敢花钱,根子在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绝大多数人腰包不够鼓;在于医改、教改迟迟不到位,养老、失业等保障不健全,家庭后顾之忧太多,一张消费券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消费心理。扩大消费,关键是算大账,干实事,真正通过增加收入、藏富于民来提升消费能力,真正通过完善社保、减轻压力来释放消费意愿,这比发多少消费券都重要,也更急迫。
结束“猫捉老鼠”的游戏 民 生
对小摊贩给予“人文关怀”是国际惯例。巴黎、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都允许小商小贩生存,俄罗斯的许多地方也鼓励人们从小商贩儿开始走上创业道路。
可我们不少管理者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却频频将小摊贩与“污染市容”、“扰民”等不良现象划上了等号。为了城市的“脸面”,有的地方还采取“围追堵截”、“严防死守”的办法坚决不许农民及小商小贩进城叫卖瓜果蔬菜。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城管和摊贩们在城市中不断上演“猫捉老鼠”的游戏,由此引发的冲突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
“生存权利”是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城市如何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依法给小商小贩们的“饭碗”一点点不“碎”的空间,不仅事关社会和谐、协调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我们的管理智慧。试想一下,政府无需多少投入,就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生计难题,它带给弱势群体的不只是一个就业机会、一条增收新路,还有一份稳定的因素。这样“一石多鸟”的好事,政府应办实、办好。
丁磊养猪的启示 耿 昕
搞互联网与养猪,看似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实则不然,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迎合社会的需要。当年创办网易的一举成功,可以说是丁磊及时发现和迎合社会对网络交流的需要,果断地抓庄了商机。今天,丁磊提出的养猪计划,同样与当前国人对食品安全的渴求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如今,虽然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生活质量却没有同步跟上,特别是在“大头娃娃”、“三鹿奶品”事件发生之后,国人愈来愈重视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对在食品中滥加添加剂的行为深恶痛绝。
丁磊亲自操办生猪养殖场,可将只吃绿色饲料的生猪市场推向安全、繁荣,是优势行业向弱势行业输血,是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平衡的时代需要和必然趋势。
同时,丁磊养猪也是对人们就业观的震撼。在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许多大学生都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实不然。从当年北大才子卖猪肉的成功,到今天丁磊本人从IT精英到猪倌的蜕变,事实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有每个人依据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特长,及时合理的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才能真正地融入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的双赢。
高尔夫球场潜藏腐败 真 如
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高尔夫也属一项奢侈的“绅士的运动”,开展此项运动的人非富则贵。所以,一般人只能对这个运动投以注目礼。从目前中国的现实国情看,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公务员每月平均工资也不过四、五千元左右,年收入大概也就区区六万元。而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动辑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会员每年还要缴纳不菲的年费和场地费。一个公务员想要成为会员,一年的工资恐怕连买张会员卡都不够。但是,在号称“三高”(高雅、高贵、高价)的各地高尔夫球场上却频现公务员的身影,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道理非常简单,并非高薪的公务员成为高尔夫球场重要客户群体,要么是这些公务员在利用公款挥霍,要么是有人在替他们埋单,潇洒的挥杆暗藏着腐化堕落、权钱交易、官商勾结。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腐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却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更没有引起相关部门和反腐机关的警惕和重视。
他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出发点无疑就是,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学生和农民工就业很难,有一份工作就不错了,政府没有必要再坚持那个“最低工资标准线”,让就业者“挑肥拣瘦”。而坚持最低工资标准线,一些中小企业因为工资难以保证,就只有裁员或不招工。用一句无奈的话来说,有工作总比没有工作强。
如果政府放弃了最低工资标准,全凭市场“决定”,极有可能造成一些中小企业特别的民营企业将会无休止的压缩员工工资,甚至一些企业会鼓励大学生“零工资就业”,员工们的各种福利更是难以保证。
国家最低工资标准是由工人们经过多年努力争取才得到的,也是政府维护工人合法权益的最基本保证。国家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已经给企业留下很大的适应空间,如果企业连员工的最低工资标准都不能保证,这样的企业还靠什么保证效益?靠什么维持生产和经营,这样的企业又怎么能在市场上立足?
“挂号公司”让号贩子“合法化”? 林 琳
目前,一家名为爱康国宾的集团公司与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合作,推出了预约挂号业务。只要购买由其发售的不同金额的预约卡,便可享受相应次数的挂号服务,价钱贵一些的“贵宾卡”还承诺就诊时不用排队。该公司拥有全国最大的就医电子挂号系统,与400多家医疗机构建立了合作网络,可预约主要城市几万名专家门诊号。
人们对此争议颇多。赞成者认为,这种商业化操作模式节约了患者的挂号和就诊时间,有利于破解看病难;反对者则表示。“挂号公司”通过卖挂号卡谋利,实际上是号贩子“合法化”、“集团化”,只能加剧看病难。
需要明确的是,天津儿童病专科医院是一家公立医院,其医疗设施和专家队伍均属于公共资源。而公共资源是全民共享的资源,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资源,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公平地享有和使用,没有贫富、贵贱或者社会地位的高低。如今,挂号公司和医院联合起来,是变相挤占和剥夺了“非贵宾”享有公共医疗服务的权利。
长此以往,公共资源就会向少数有钱人“集结”,失去其公共的本质属性,而日益商业化、贵族化。
购物券派发治标不治本 龚 雯
近段时间,成都、杭州、南京等地相继派发购物券、旅游券等消费“红包”,受到居民欢迎,带动了即期消费,也引得其他一些城市眼热心跳,纷纷酝酿发放消费券。
发券是好事,但要把好事办得更好,还得多动脑筋。比如,在财力允许的前提下不断扩大消费券的受益对象,包括广大中等收入者。
但对消费券的作用不必过于放大,要知道发券可救急,但不治本,千万别把发券当作扩大消费的万灵仙丹。有的地方在促消费中,开始倾向于将“宝”押在消费券上,这种意识要不得。我国消费率偏低,老百姓不敢花钱,根子在于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绝大多数人腰包不够鼓;在于医改、教改迟迟不到位,养老、失业等保障不健全,家庭后顾之忧太多,一张消费券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消费心理。扩大消费,关键是算大账,干实事,真正通过增加收入、藏富于民来提升消费能力,真正通过完善社保、减轻压力来释放消费意愿,这比发多少消费券都重要,也更急迫。
结束“猫捉老鼠”的游戏 民 生
对小摊贩给予“人文关怀”是国际惯例。巴黎、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都允许小商小贩生存,俄罗斯的许多地方也鼓励人们从小商贩儿开始走上创业道路。
可我们不少管理者在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却频频将小摊贩与“污染市容”、“扰民”等不良现象划上了等号。为了城市的“脸面”,有的地方还采取“围追堵截”、“严防死守”的办法坚决不许农民及小商小贩进城叫卖瓜果蔬菜。在这样一种“大气候”下,城管和摊贩们在城市中不断上演“猫捉老鼠”的游戏,由此引发的冲突甚至暴力事件也时有发生……
“生存权利”是人的一项重要权利,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城市管理的重要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城市如何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依法给小商小贩们的“饭碗”一点点不“碎”的空间,不仅事关社会和谐、协调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我们的管理智慧。试想一下,政府无需多少投入,就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就业生计难题,它带给弱势群体的不只是一个就业机会、一条增收新路,还有一份稳定的因素。这样“一石多鸟”的好事,政府应办实、办好。
丁磊养猪的启示 耿 昕
搞互联网与养猪,看似一个是阳春白雪,一个是下里巴人,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实则不然,两者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迎合社会的需要。当年创办网易的一举成功,可以说是丁磊及时发现和迎合社会对网络交流的需要,果断地抓庄了商机。今天,丁磊提出的养猪计划,同样与当前国人对食品安全的渴求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如今,虽然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生活质量却没有同步跟上,特别是在“大头娃娃”、“三鹿奶品”事件发生之后,国人愈来愈重视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对在食品中滥加添加剂的行为深恶痛绝。
丁磊亲自操办生猪养殖场,可将只吃绿色饲料的生猪市场推向安全、繁荣,是优势行业向弱势行业输血,是保证国民经济发展平衡的时代需要和必然趋势。
同时,丁磊养猪也是对人们就业观的震撼。在当今严峻的就业形势下,许多大学生都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其实不然。从当年北大才子卖猪肉的成功,到今天丁磊本人从IT精英到猪倌的蜕变,事实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只有每个人依据社会的需要和个人特长,及时合理的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才能真正地融入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的双赢。
高尔夫球场潜藏腐败 真 如
即使在经济发达的欧美国家,高尔夫也属一项奢侈的“绅士的运动”,开展此项运动的人非富则贵。所以,一般人只能对这个运动投以注目礼。从目前中国的现实国情看,即使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东南部沿海地区,公务员每月平均工资也不过四、五千元左右,年收入大概也就区区六万元。而一张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卡动辑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会员每年还要缴纳不菲的年费和场地费。一个公务员想要成为会员,一年的工资恐怕连买张会员卡都不够。但是,在号称“三高”(高雅、高贵、高价)的各地高尔夫球场上却频现公务员的身影,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道理非常简单,并非高薪的公务员成为高尔夫球场重要客户群体,要么是这些公务员在利用公款挥霍,要么是有人在替他们埋单,潇洒的挥杆暗藏着腐化堕落、权钱交易、官商勾结。
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腐败”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却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更没有引起相关部门和反腐机关的警惕和重视。